一
1927年的五月已经到了下旬了。汉口的天气虽是一天一天地热起来,汉口的市面却是一天一天地冷下去。
自从一月初旬武汉政府接连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四月初旬又发生了武汉民众和日本水兵冲突的事变以后,帝国主义者威胁的挑衅一天紧似一天。武昌和汉口中间的江面时常陈列着四五十只外国炮舰。大炮的仰角高到法定以上,随时随刻都可以把武汉全市歼灭。
武汉三镇的工厂和银行等大产业,早已是闭了门的。五月初旬第一次北伐军向河南进发了以后,长江下游实行了经济封锁,四川的军阀又乘机东下,鄂西的一部分驻兵也受着敌人收买便起了叛变,五月十八日几乎闹到兵临武昌城下的乱子。变兵在两三日内虽很迅速地被扫荡了,但武汉全市不免大受动摇,小的米店钱庄便都弄得来不敢开门了。
行上关门的商店愈多,便愈为各色的标语开辟出广大的领地。各级党部,各级政治工作机关,各种民众团体,甚至各级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都在竞争着张贴标语。这种举动有一大半是出于卑劣的心事,就如商店之发招帖一样,在广告着自己的存在。在风头顺利的时候虽然感觉得刺眼一点,倒还没有什么,但在风头一倒了,便不免要发生出相反的作用来。
——“巩固革命的根据地!”
——“严守革命纪律!”
——“保护革命军人的家属财产!”
——“避免帝国主义者的武装挑衅!”
这样的标语重重叠叠贴得满街满巷。但除把反面的秘密自行泄漏了之外,究竟有什么的效果呢?革命的根据地假使没有动摇,哪有叫人巩固的必要?革命的纪律假使没有弛缓,哪有叫人严守的必要?革命军不是说不怕死不爱钱的吗?但是他们的生命财产却须要特别的保护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不是常在高叫的吗?但在炮舰的威胁之下便只好兢兢业业的缩头缩尾了!
愈是要人镇静,却愈令人惊惶;要人镇静的标语愈多,使人惊惶的程度便愈见加甚。——特别是那标语所用的纸张,在前所用的洋纸报纸和各种的有色纸渐渐使用尽了,一般的市民用来打冥赙的白纸便渐渐地显出面来。在菲薄的白纸上用清淡的墨水潦草地写些故为镇静的口号,张贴在四处,怎么也好象自己在撞自己的葬钟,自己在纪念自己的丧事。这使已经冷落了的街市愈见惨淡了下去。
但街市尽管冷落,“国民政府驻汉办事处”所在地的C街却是繁华绝顶的。C街上除国民政府的办事处以外还有“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参谋处”、“军事委员会财政处”。这儿特别是革命领袖们云集的地方。革命领袖的特殊的商标是坐汽车,所以这儿也就特别是汽车辐凑的地方了。在狭窄的街面上两边纵列着两排的汽车每每把交通阻塞着,要使过路的人力车、马车都不能不另绕圈子。这些汽车虽然不免时常阻碍交通,但对于市民也还有相当的镇静的作用;因为汽车还多,市民便知道“领袖”们还没有逃走,大概武汉三镇的安宁是还可以暂时保持下去的。
在五月下旬的一天午后,汉口全市已经上了电灯了。从C街的军事委员会里面走出了一位青年将官来。
将官是中等身材。愁蹙的面孔上,戴着一副黑框的路克式的大圆眼镜。看他的面貌并不象一个军人,但他穿的是一身浅栗色的帆布军服。军帽是软顶的一种,仿效着苏联的赤卫军式,把帽顶的大部分垂在脑后。军服上没挂皮带,也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徽章,下边的马裤上也没套皮裹腿。脚上穿的是一双浅绿色的帆布胶皮鞋。手里不仅没有拿皮鞭,甚至连皮筐都是没有抱的。
这服装的随便却是表示着他的官阶的优越。
革命军还雌伏在岭南的时候,所有高级的将官和政治工作人员照例是忠实的“三皮”主义者,便是手拿皮鞭,肩披皮带,脚裹皮裹腿,几乎是成为了革命军人的象征。这在初期本来是富有刺激性的一种服装。装束的本身比从前沿用清朝末年所采用的,长统大袖的北洋军服,蹒跚的裤脚,手里拿着指挥刀,脚上穿着长统靴的,是已经矫捷轻灵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了。更加以革命军的将校们大都是三十上下的人物,这和装束的精神更能够表里相称。服装本来是制造人物的,何况人物又本来年轻,一般革命的将官当然会成为民众的艳羡之的,特别是一般女众的艳羡之的了。
凡事都逃不掉有盛必衰的公例,三皮主义之盛即是报告了它的衰。衰候的具体的表现是在一般高级的军事长官和政治工作指导者身上,他们在非严装的时候都不约而同的把一些皮制品脱掉了。
这个脱皮运动的开始刚好就在四五月的时候。一般的推测以为武汉政府的要人多是文人,所以文装便渐渐当道;又有的以为天气是渐渐炎热起来了的原故;更其次稍微滑稽点的便以为是便于改装逃走。这些或者怕都是促进了脱皮运动的动力吧,但是主要的原因却还是在三皮主义本身的被人厌弃与高级长官的优越感。
从军事委员会走出的那位青年将官也正是脱了皮的人。果然,当他步到门廊的时候,在门口站立着的四位武装的门卫蛮大的喊了一声:
——“敬礼!”
取了立正的姿势,很敏捷地把上着木壳的驳壳枪一齐向他举起。将官把右手举上右鬓,微微把头向左右摇动了一下,把手放下来,便步下了街沿。在他的背后只听门卫又喊了一声:
——“礼毕!”
把短枪放下,把脚休息着了。
门口有一架红色的汽车早在那儿鼓动着等待,两位马弁把车门打开,把将官迎接上了车去。
车夫掉头问道:
——“主任,往哪里去?”
——“回去。”
将官不很愉快地答应了一声。两位马弁立在车厢两边的踏板上就象一双角,红色的怪物咆哮了几声向西首跑动起来。
四五分钟过后,汽车停止在黄肢路的“第二特别区管理局”的后门前面。
将官下了车,受了门卫的两位士兵的敬礼,步过水门汀的后庭,走上楼去。
楼的正中是一个大厅,中间放着一张大餐桌,敷着碧绿的绒毯。屋顶正中的一架莲花式的七星电灯,辉煌地灿烂着,前后的两个圆形的屋顶电风扇好象是在焦躁,因为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扇出凉风。桌上还摆着三四个茶碗,显然是有客来过,刚才退去的样子。
应着将官的脚步声,从大厅前面西南角上的一道房门里走出一个勤务兵来,那小兵立在房门旁边向将官敬礼。
——“有什么人来过吗?”将官问。
——“不是,是下边局长的客。”
将官走进房里去了。
那是一间临街的房间。有床,有沙发,有写字台,有书柜,是书斋而兼寝室的地方。房间并不甚大,除掉安放了这些家具之外,已经没有剩下多么大的空隙了。临街的一面有两堵弧顶的高大的玻璃窗,写字台就在两窗之间和壁面成丁字形地安放着。台上堆放着很多的文件。对面的壁炉龛上放着两瓶三星牌的白兰地,有一瓶是已经喝了一半的。
将官一走进门来,把军服脱了,投在门次的沙发上。他走到书案旁边,把那玻璃写字板上堆积着的新来的文件,站着便检阅起来,那些文件的封面上大抵千篇一律地写着:
军委会政治部
马代主任杰民 钧启
这马杰民,不用说就是那将官的名字了。
他立着看了一些电报、通告、会议纪录、工作报告,大概都是武昌那边处理了再送过来的,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东西,他又把它堆在一边去了。
他转身走到壁炉旁边,从“曼塔壁饰”①上取了一瓶白兰地下来。嘭的一声把酒瓶打开,斟在一个很大的搪磁茶盅里面,坐着就当成咖啡一样喝。
①曼塔,英语Mantel的音译,即壁炉。曼塔壁饰,指壁炉上突出的台座。
他一面喝着,一面又看了些私信,但一封二封都是求事的信。他看了便陆续向桌旁的纸篓里投,在心里不断地叫着:
“哼,向我求事,连我自己都还要向人求事啦!”
自从清党②以后,由各处逃来的在本地方站不住脚的“不安分的”青年们,以为这革命的新都一定是理想的王国,一定很紧张的是有工作待人来做。因而外边的清党运动愈加紧,逃来武汉的失业分子便愈加多,求事的信也就一天一天地愈是有增无已。
②作者原注:蒋介后背叛北伐革命后,借“清党”的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屠杀。
“我们大家都走错了路,走到废字篓里来了!”
武汉的势力范围本来已经缩小;所谓革命伟人又大多是身兼数职,有的一部的事务就由一家人包办,有的又因为兼顾不来,便把应设的重要机关都停顿下去了。就因为这样的关系,哪有那许多官职来够许多的人去“革命”呢?
一封一封的信来,当初都还能够耐着性子回复,但到近来却是愈来愈多,愈多愈没有办法了。在没有办法之中却找出了一条绝妙的办法,便是投进字篓。
他一面喝着酒,一面看着信,看了又接连的向字篓里投。但他最后打开了一封信是用普通的白色的洋信笺写的,在头上没有顶着“遗嘱”①。这信笺已经使他受着新鲜的感触了。信的开头写的是“杰民弟——”在那旁边还有一笔小注:“因你叫我是姐姐,所以我也就叫你弟弟了。”字是他所从不曾看见过的女子笔迹,他诧异了一下。他再先看信尾的署名是“你的姐姐金佩秋伏枕书”。这“金佩秋”三个字就象银幕上的剧名一样,在他那已经有几分醉意的眼前,接连地放映出了几场有声的电影。
①作者原注:指信笺上端印的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当时形成了风气,公私信笺都把《总理遗嘱》印在上端。
五月一号的劳动节,武汉三镇的民众举行联合大会,会场在汉口北郊外的华商跑马场。
工人、农人、学生、士兵、小商人……到会的一共有十万以上的群众。
一片汪洋浩荡澎湃轩昂的人头大海!红旗大海!手摇旗大海!
高呼口号的声音,《国际歌》的声音,《少年先锋歌》的声音,《国民革命歌》的声音,一切音乐队的,大锣的,大鼓的,拍掌的,各种各样的声音,融会成一片的怒涛!十余万群众在同一的举动之下举手,脱帽,摇旗,绝叫。
鲜红的一个宇宙,鲜红的一个人海!
坚牢的宏敞的正面的讲演台上高悬着世界革命的导师们的遗像,无产者运动死难烈士们的遗像。武汉的重要分子大部聚集在这儿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代表也大都聚集在这儿了。印度的代表、日本的代表、法国的代表。英国的代表、俄国的代表……。各种各样的如火如荼的热辩,各种各样的如火如荼的狂呼,把十几万人的工农大众的心血沸腾到了一百二十度以上。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打倒一切资本帝国主义!”
——“工农群众大联合万岁!”
——“世界革命万岁!”
台上叫了一声,台下万雷齐发的回应一声,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打成了一片,把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打成了一片。
杰民也是站在讲演台上的一个人。
在一位英国代表汤姆老人的演说特别使群众起了一番激越之后,他偶尔瞥见了站在他近旁的市党部的宣传部长严少荪。少有旁边还站着一位秀丽的女士。
那女士是他所不认识的。身子很纤小,穿着一件草色的湖绸的旗袍,套着玄青的华丝葛的长坎肩;脚上也是一双绿色帆布的胶皮鞋子。小巧的头上分梳着短发;脸色有些苍白,有些兴奋,从那一双敏活的明眸里泄漏出一片伶俐的精锐。
仅仅如象电光一样的一瞥,使杰民联想到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画家Caravaggio①的一张名画上来。那是一位青年骑士和一位女相士的半身像。骑士戴着一顶插着鸵鸟毛的广沿帽,额上微微露出一些鬈发,左手叉在带着佩剑的腰上,把微微矜待着的抿着嘴的面孔偏着,把右手伸给旁边立着的一位女相士。那骑士面孔的表情,那全体的姿势,就象是把那位秀丽的女士铸出了的一个模型。
①卡拉瓦乔(M.M.da.Caravaggio,约1573-1610),意大利画家。作者把他的名字译作“克拉凡左”。
——“这agitation①的力量真是厉害!”少荪在向着他赞美汤姆。
①作者原注:激动。
汤姆的演说,极其简短,一句就是一个口号。他的声音非常宏亮,他的姿势非常热烈,虽是不懂英文的听众,看见他那样的精神,不待翻译者的翻译,早已经便受了感动。特别是在落尾高呼口号的时候,汤姆在裤包里面搜出了一张红色的大手巾来,拿在手里,当成手摇旗一样,不断地摇动,不断地高呼。一面叫,一面跳,足足叫了三二十遍,使全场化成了一个高度的熔矿炉。全场的人都在叫,都在跳。待到第二位的演员开口时,隔了好几分钟才象暴风刚过的海潮一样,渐渐镇静下去。
——“他做了四五十年的工人运动,毕竟不同。”
这汤姆是英国的一位矿工,他从十几岁做童工起,现在已经是七十多岁了。但他那如象纯银一样的白发,如象赤铜一般的面孔,和那坚实精干的短而横的身躯,就好象具体地表现出了未来的健康的社会。
——“群众心理,他很会操纵,就给雕塑家手里的粘土一样。”杰民又接着说。
在杰民和少荪赞赏着汤姆的时候,那位女士向少荪耳语了一下,少荪便回头向杰民介绍:
——“这是金佩秋同志,市党部的妇女部长。”
佩秋把左手撑着腰际,把右手伸给杰民,微微地侧着面孔抿着嘴唇和他握手。
——“啊,你真是Caravaggio的年轻的骑士!”
杰民握着她的手,心里在这样叫。
三天后的五月四号,夜里,已经十点多钟了。
杰民在后城马路参加了一个集会回来,路过后花街口,他忽然想起了住在那背街里面的一位女同志,万超华,他便在道去看她。
三楼三底的房子,主人住在楼上。在楼梯上走着,早听见楼上有一群愉快的女性的笑语声拥着汤姆的声音。上了楼,果然看见那位白发童颜的汤姆老人杂在一群女性里面正在要告辞的神气,另外有一两位男同志在当翻译。那老汤姆照着他欧洲式的表示亲爱的仪节,要和女同志们拥抱,接吻,把大家都骇得逃跑起来,就好象一群燕子看见了一只老鹰。
——“Oriental,too oriental!”①
①作者原注:“东方式的,太东方式的!”
汤姆的礼节没有人敢接受,他微微表示着些轻淡的失望,这样说了几声,走了。汤姆走后,一群惊散了的燕子也跟着散了,只剩着两位女主人和一位来客的金佩秋。佩秋还穿着五一节的那一套装束,她和杰民虽然才见第二次面,但就好象是十年以上的旧友了。
——“杰民,”她招呼着,“你从实地招来,你今晚是来会哪一位女主人的?”
——“我只认得超华,这另一位女同志,我倒还要请你们替我介绍一下。”
——“好的,我替你介绍,这是冯德贞同志。但我们更要考问你,你是怎么认得超华的?”
——“最好让超华告诉你们罢。”
——“不行,不行,我们要来分审。德贞,你把超华拉到你房里去考问她,我来考问杰民。
肥胖的近视眼的德贞,她的脚是缠过的,那人为的畸形愈见把她漫画化了。但她却很真挚,她快活他说:“超华是早告诉过我的,且让我们马大主任说罢,青他们的话,相符不相符。”
——“好的,杰民,现在就该你招了。”
——“你们这些女同志真是too oriental,我说了是会使你们失望的。”
——“不行,不行,你不要逃避!”佩秋和德贞争着说。
——“好的,我对你们说罢。去年十二月你们武汉的党部和民众团体,组织过一个‘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超华是你们妇女协会的代表。她们到南昌来的时候,我们开过欢迎会欢迎她们。因此我认识了超华。”
——“还有呢?”审判官的佩秋问着。
——“还有就是她把住址告诉了我,我现在回到武汉来了,今晚上第一次来访问她。”
——“就只这么一点吗?”
——“还有便只好做小说了。”
——“德贞,”佩秋又回问德贞,“她告诉你的是不是这样?”
——“大致不差。”
——“好啦,你看,”超华得着胜利地叫着,“你怕我们这些老太婆还会有你和少荪的那样罗曼史吗?”
——“嗳哟,你别倚老卖老,”佩秋不服输地回答超华,“你和徐同志的关系是怎样?杜白水同志不是又要找你去做女秘书吗?”
——“你造谣生事,造谣生事!”
——“我倒不会造谣呢,杰民,”佩秋又回过头向着杰民:“我要警告你,买主是已经定了的,你不得乱动手。”
——“多谢你的警告,但象我这样有了妻室儿女的人,买主就没有定,也是不中用的。”
——“老实说你的家眷是还放在广东的吗?”佩秋问。
——“是的,说不定怕已经到了上海,好久没有得到消息了。”
——“该没有什么危险罢?”
——“危险或者不会有,因为我的老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啦。”
——“啊哈!日本帝国主义者!”大家都笑着反应了一声。
——“你的帝国主义者要是到了我们武汉来,我们天天要拉她到群众大会去演讲,岂不很妙吗?”
——“妙是妙,但她恐怕不见得肯讲演,她也是too oriental的。”
——“其实我们从前还不是一样,”佩秋说,“我想空气是可以转换人的,你的夫人到了这儿一定会跟着我们转换。”
——“转换也只是程度问题啦,刚才汤姆老人不是说你们太‘莪令答儿’①吗?”
①作者原注:Oriental(东方式的)的译音。
——“真的是,”佩秋回答着。
——“你们为什么不和他接吻呢?他那样六八十岁的老同志,你们就做他的孙女都是可以的啦。”
——“正所谓东方头脑呢,”佩秋说,“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习惯。”
——“他今晚怎的一个人到了这儿呢?”
——“因为他时常在说想领略一下东方的风味。……”
——“那他今晚不该失望了,东方的风味领略得十足。”
——“我们便叫这两位女军阀来请他。”
——“怎的,女军阀?”
——“你不知道吗?超华是陆军次长的太太啦,她的已经死了的丈夫在北京政府做过陆军次长。德贞的黄大哥,现在在第六军当团长啦。”
——“没想出才是这么出众的两位大人物。”杰民微笑着说。
——“大人物!哎哟,要你才是大人物!哪个还有你大!”德贞和超华抢着说。
——“只有她们这儿还多少有点布置,所以我们便请她们作东。”佩秋仍继续着自己的话。“你莫看见我们武汉的女同志们住的地方呢,哪里还有什么东方的家庭风味。我们超华同志不愧是做过次长太太的人,她的烹调很拿手,杰民,你可以叫她请你吃一次啦,我们好来做陪客。”
——“叫她请我?可惜我不是国际代表。”
——“哎呀,”超华叫着,“你说那样的话。象你们做大主任的人,一天忙到晚,我们是怕牺牲了你的宝贵的时间。”
——“不请好了,真会说客气话。”
——“我是不作假的,你真的有空闲的时间吗?”
——“我回来才不久,我们的大主任董幸寅凡事是一手包办的。他要往河南去了之后,我才能代理他的职务。所以我这一向可说是无事忙,……”
——“你真的有时间,那我明晚便请你,好不呢?”
——“再好也没,我定要来领略我们次长太太的东方风味。”
——“你要说什么次长太太,那我就不请。”
——“好的,得罪了,我们顶顶革命的万超华同志,东方的乐沙·鲁克森堡。”
——“杰民,”佩秋叫着,“我们超华同志真正是很好的同志咧,你不要奚落她的。超华,不用说我要来做陪客的了。”
——“那么,”德贞含着笑说,“少荪免不得也要请的。”
——“那是不用说的啦,”超华说,“谁还把他们两个分得开呢?”
——“白水也当得请啦,”德贞又说。
——“自然咯,”这一次是佩秋说的,“谁还把他们俩分得开啦!”
——“我的话不用你来替我说,”超华说着,“杰民,你知道么,我们金佩秋同志今晚为什么在这儿呆着?她是在等她的少有的啦,你停一下便可以看见,少荪会来。她在她少荪旁边,真要叫你肉麻。你看她靠在他的肩头上,长一声‘阿哥’,短一声‘阿哥’……”
——“你这个女军阀,总是想图谋报复,”佩秋插断她。“我叫少荪‘阿哥’,有什么好肉麻呢?因为我就觉得他真就象我的‘阿哥’一样。”她在“真”字上说得特别用力。
——“莫争闹了罢。”德贞排解着说,“还是请我们马主任谈些正经事情啦。”
——“是的,我早就想要问你的,”佩秋向着杰民说,“你在南昌已经发表了那篇拥护党权的文章,为什么还跑到上海去?我们真替你担心了好久。”
在这儿杰民说他怎样在三月中旬由南昌到安庆,下旬又由安庆回南昌,在南湖边上朱德家里草就了那篇文章,本来便打算回武汉的,走到九江之后,接到董幸寅的电报,诘责他为什么还不到上海,他又才改船跑到上海。接着又说,到上海时已经是四月三号,上海底局面已经完全变了,他是主张武汉政府先东下而后北伐的,和上海的同志们接了头之后,第二天他便乘长江轮船折回武汉;但不料船到南京便停顿着了,因为当时北军反攻又夺回了浦口,南北两军的大炮正在隔江轰击,船在长江中心停了五天,直到四月十四号才到了武汉。
他把这些话扼要地谈着,又说:他在《中央日报》的副刊上曾有一篇《脱离以后》登载出来,所记的便是这一段的事体了。
三位女同志都听得很热心,尤其是佩秋,她象连气息都是凝着的一样,一直听完了他的说话才深呼吸了一次。
——“唉……”她说,“你真使我们担了不少的心呢。你那篇文章一从南昌带回了武汉之后,是同时在《中央日报》、《民国日报》、《革命军日报》上发表的,把武汉三镇真是轰动了,党权运动就全靠了你那篇文章来做了结穴的。在那篇文章发表之后,就有人说你回了武汉,我们民众团体都在准备着替你开欢迎会。但是你并不见回来。后来有人说在汉口市上亲眼看见你坐在汽车里面,你回来了的消息又喧传了一下,但不久又阴消了。后来第三军的顾问由九江回来,才知道你已经到了上海,听了这个消息真是使人愁了不少,连那位俄顾问都受了非难,大家怪他为什么没有阻挡着你。后来又有人说你在上海死了,你真是惹了好多人替你流了眼泪呢。”
他们谈了好一会,已经快要到一点钟了,当着杰民正在告辞着要走的时候,楼梯上有着人的脚步声和谈话声。那谈话的声音是宏亮的长沙调,口里就好象含着一个汤团在说的一样,一听便可以知道那是白水。
——“喂,他来了!”佩秋把下颐向上翘动,向着超华调皮地说。
——“唉,他来了!”超华却把头向下点着,回答她。
她们所说的“他”是代表着两个人的,一个自然是白水,一个是在白水后面跟着上来的少荪。白水是军委会的秘书长,少荪在兼任着他下面的机要科。
——“老大哥,恭喜你得到了一位女秘书啦!”杰民迎头招呼着白水。
——“An-xa-xa-xa-xa……”包着汤团的哄笑爆发着。“马大主任你在这儿吊儿郎当。”
——“我已经替你下了警告啦。”佩秋抢着说。
——“哎哟!”超华叫着,“赶快去叫你阿哥好了!”
——“你怕我不好叫,”佩秋反攻着,一车身跑去吊着了那默默无言的就象始终是愤慨着的少荪的肩膊。“阿哥,阿哥!超华同志明晚要请杰民同志吃饭,要请我们作陪。白水同志也要请的。我看白水同志是成功了,不过徐同志也快要回来了,怕要成为二等边啦。”
——“An-xa-xa-xa-xa……二等边!”
——“老大哥,”杰民对着白水说:“她们刚才在说,我还不相信,我看你这时分陪着少荪来,少荪自然是来接佩秋的,你来不是很有意思吗?”
——“An-xa-xa-xa-xa……连你大主任都认起真来了。”白水笑着,一面搔着他的斑白的头发:“我是把汽车来尽义务的啦,帮忙少荪把我们的‘花’送回去的。”
——“什么花啦,杜老头子!”佩秋抗议起来了。“我不高兴这种把女性当成玩弄物的名词!”
超华和德贞在这时也同声响应了起来。
——“那么,”白水说,“我以后就称你们为‘果’吧。好让我今天吃一簇葡萄,明天吃一条香蕉,你们看好不好呢?”
——“老头子的野心真不小啦,”杰民说着,在白水的笑声中又促着大家分手,于是乎主客六人便一窝蜂地簇拥下了楼去。
三
接着是五五的晚上,杰民到超华家里时已经是十点过钟,正中的客堂里面仍然是昨晚上的三位女同志。
——“嗳呀呀,好容易等到了!”两位女主人争着说。
——“你怎么到得这么迟?”佩秋说。
——“对不住。”杰民嗄声地道着歉。“今天是五五,是马克思的生日,单是讲演我都讲演了十次。你们听,我的声音都成了破锣一样了。明天政治部的人要出发上前线,晚上在黄陂路开了部务会议,直到现在才抽出了空来,少荪和白水都还没来吗?”
——“哪里,”佩秋回答着,“他们七点半的时候来过的了,等了你一阵不见来,他们又有别的事情走了。”
——“怕他们不会来了吧?”
——“哪不会来!”德贞反驳着说,“至少少荪是定要来的。我们的佩秋同志和少荪两个人啦,一个不同坐,一个就不吃饭;一个不在家,一个就不睡觉。你还伯他不会来!”
——“你不要听她们的宣传。她的方大哥假如是在家,你怕她还有在这儿说话的时候?”
——“嗳哟,你要来俏皮我们这些老太婆!我们的孩子都已经五六岁了。”
——“嗳哟,你要在我面前卖老,我的孩子假如是在,也是会有五六岁的!”
——“怎么?”杰民很惊讶地问着,“你的孩子有五六岁?”——这句话的确是很使他吃了一惊的。因为他眼前的小巧的佩秋看来怕不过二十岁的光景,又听说她是今年正月才和少荪结合了的,怎么便有五六岁的孩子呢?
——“你很惊讶罢?”佩秋笑着说。“你昨晚把你的故事对我们讲了,今晚我要向你讲我的故事。”
——“那再好也没有。”
女主人的超华刚好替大家把茶斟好了。佩秋先端着茶喝了,她说:“我说的话你替我笔记下来吧。”
——“好的,我就替你当书记,”杰民说着便从军服的上衣包里抽出了一支红色的头号大的派克笔来,又从下衣包里搜出了一本抄本。“好的,你说吧。”
——“我呢,是湖南长沙的人。我的父亲是一位旧式的官僚,以前当过汉口铁路局的总理。我在很小的时候便订了婚,我的未婚夫名字叫邓佐周,他也是一位旧官僚的公子,不过他的父亲是早已过了世的。
——“我在满十六岁的一年夏天从长沙的周南女学校毕了业,邓家便提出婚期来,我们家里便允许了。我在那年的冬天便出了阁。我一过门去,才知道那比我只长得两岁的佐周,才是在吃鸦片烟的人,并且又还爱嫖,爱赌。我初过门的时候,他都还和我亲热,但不上两个月,他便把我厌弃了,在家里过夜的时候真是少。我那时候完全是一位东方式的女子,我所晓得的,是女子的生命应该讲三从四德。所以他虽然是厌弃我,想出种种方法来虐待我,但我总是尽我的心去体贴他,希望他有一天会回心转意。
——“但那人真是一位无情无义的男子,他自己明目张胆地做着些不好的事情,他偏忍得下心,诬在我和我娘家的书僮有秘密的关系。因为我娘家有一次打发那书僮给我送了一些东西来,我不该亲手去接受了。他听见人讲起便拿这点来做诬枉我的根据。我没法只得写信回去告诉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才知道我在受着虐待,便亲自来把我带回娘家去,和邓家决裂了。那时我结婚以后还不上四个月,但我却已经怀了孕了。在秋天,结婚之后的八个月上,产了一个月份个足的女儿,可恨那邓家的人更乘着这个机会在外边说这女儿不是邓家的种子。我的父亲起初也很怀疑我,自己弄得来也百口莫辩,惹得一家人都是闷气。那女儿生下地来没几天,也就死了。我自己在精神上肉体上受着种种严重的打击,我很伤心,时时想自寻短路,不久也就吐起了血来。
——“我的父亲不久做了汉口铁路局的总理,他很可怜我便把我带到了汉口,放在他自己的身边教我读了些诗词和佛经。我在那样的生活中过混了四年,一直到去年的八九月间,革命军打到了我们武汉的时候。
——“我的父亲是跟着吴佩孚向河南逃走了的,家里就丢下我和母亲两个人。我在那时候,说也奇怪,却才得到了意外的解放。我到那时才知道在家庭之外还有社会,在个人之外还有民众。许多英勇的青年,为要改造社会,为要解放民众,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从事革命,自己怎的才藏在深闺里,在眼泪里过日子?自己对于自己的生活感觉得很惭愧起来,以前的生活就好象一刻都不能够再支持下去了。我那时候听说革命军里面是有很多女同志在做工作的,都是剪了发的人,我有一天便一剪子把自己的头发剪了,惹得我的母亲为我哭了几天。我也没有管她,便跑出来参加了妇女协会,后来我便入了市党部。我担任了汉口《民国日报》的妇女栏的编辑。
——“是的,我记起来啦,杰民,”佩秋仍然在继续着说,说到这儿她回头问着杰民,“《民国日报》的总编辑,起初不是定的是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