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放映员现在沉默了，我冲着他喊了一声：够了。他没有回答，于是我伸出手去关上了放映机。我依然在沉睡中，匆匆浏览了写在一张纸上的文字，这是关于勇气的，但并不是我以前所理解的那种勇气。这是存于每个人心灵深处的那种小小的伴随着痛苦的勇气，因为生活的深处存在着不公正和残忍。为什么我只关注那些英勇的或美丽的或明智的人物？其原因便在于我不会接受那种不公正和残忍，进而也不会接受那份大于一切的小小忍耐力。

我看着自己写下的这些文字，颇不以为然，便带上它去见苏格大娘。我对她说：“我们再来谈谈那片草叶。在氢弹爆炸，地壳熔化之后一千年，那片草叶会顶开许多生锈的钢片铁屑而冒出地面。但草叶中的意志力就和那种小小的伴随着痛苦的忍耐力一样，是不是？（在梦中我一脸嘲讽的微笑，提防着任何的陷阱。）”

“此后呢？”她说。

“但问题的关键是，甚至现在，我都并不认为我会对那讨厌的草叶表示多少崇高的敬意。”

听了这话她微微一笑。她挺直身子，稳稳地坐在椅子里，因我说得慢吞吞，因我老是漏说关键之处而相当恼火。是的，她看起来像个很不耐烦的主妇，刚把某件东西放错了地方，或按事先安排正打算出门。

随后，在傍晚时分我醒来了，屋里又冷又黑，我的心情十分抑郁。我整个儿是一个雪白的女人的胸脯，上面密密插满男人射来的无情的箭。我急切地需要索尔，我真想骂他，把他大骂一番。当然他随即会说：啊，可怜的安娜，真是抱歉。然后我们便会做爱。

一个短篇，或一部中篇，颇带喜剧色彩和讽刺意味：一位女士，因对自己向来屈从于男人而深感失望，便决心让自己获得自由。她毅然择定了两个情人，隔夜轮流和他们睡觉——自由的时刻便在于她可以对自己说她对这两个人同等地喜欢。那两个男人本能地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其中一位十分妒嫉，十分真心地爱上了她。另一位变得冷淡而谨慎。不管她曾如何下定决心，她仍不由自主地爱上了那位爱她的男人，而对那位谨慎的男人态度冷淡起来。然而，尽管她很绝望，因为她仍和以前一样“不自由”，她还是向两个男人宣布，她现在变得彻底解放了，她最终实现了与两个男人同获充分的性和情感愉悦的理想。那位冷淡而谨慎的男人感兴趣地听着这番话，并就妇女解放作了番不偏不倚的明智的评论。而那位她实际上爱着的男人，却大为吃惊，深受伤害，便离她而去，留下她与那位并不爱她而她也根本不爱的男人，作着明智的心理的交谈。

这个故事的立意迷住了我，我开始思考应该如何写。例如，要是我用爱拉来代替我，故事会有什么变化？我已有一段时间没想到爱拉了，我想，这段时间里她一定会有所变化，比如，她会变得更善于自我防范。我见到她的发型改变了——她又会在脑后束起头发，看起来显得庄重，她会身穿不同的衣装。我看着爱拉在我的房间进进出出，我开始想像她和索尔待在一起会怎么样——比我理智得多，比如，她的态度会冷静得多。一会儿之后我意识到我在重复以前做过的事，创造一位“第三者”——一位总的说来比我强的女人。因为我能肯定地指出在哪点上爱拉违背了现实，什么样的举动根据她的性格实际上不可能作出，某种极为宽厚的个性她不可能具备。但我并不讨厌我正在创造的这个新的人物。我在想，在我们的想像中和我们并排走着的这些非凡的宽厚的人物很可能会存在，原因便在于我们需要他们，我们才想像得出他们。随即我开始发笑，因为我所想像的与我的实际状况相距实在太远，更不用说爱拉的状况了。

我听到索尔的脚步声响上楼来，便很想知道谁会走进门来，虽然他看起来十分疲倦气色不好，但我一见到他，便知道今天恶魔不会光临，也许永远不会来搅扰了，因为我同时知道了他要说些什么。

他坐在我的床沿说：“这真是古怪，你竟然一直在笑。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一直在想着你。”

我看见他如何紧紧抓住可以那些拯救自己的观念和话语，走过一条条街，走出一团混乱的想像世界。我说：“哦，你在想些什么？”——一边等着他卖弄口才。

“你为什么发笑？”

“因为你在一座疯狂的城市里奔来奔去，制订着用以拯救我俩的一套套道德准则，就像是圣诞爆竹中放出来的箴言一样。”

他冷冰冰地说：“真遗憾，你居然这样了解我，我本以为我的自我控制和杰出才智会让你吃惊。是的，我想那恰恰就是圣诞爆竹中放出来的箴言。”

“好吧，说出来听听。”

“首先，你笑得还不够，安娜。我刚才一直在想，女孩子们爱笑，年纪大的女人爱笑，而你这样年纪的女人不大笑，你们都太忙了，生活的担子太沉重了。”

“事实上我刚才就在大笑——我在笑自由女性。”我说起那个短篇的情节，他坐在那儿倾听，怪模怪样地微笑。然后他说：“那不是我说的意思，我指的是真正的笑。”

“我会把它列入日程表。”

“不，别那样说。听着，安娜，要是我们不相信我们列入日程表的事情会实现，那我们就没有希望了。只有那些我们严肃地列入日程表的事，才会拯救我们。”

“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行动计划吗？”

“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美丽的难以实施的行动计划。”

“行。接下去是什么？”

“第二，你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你得重新开始写作。”

“很显然，要是我能写，我是会写的。”

“不，安娜，那还不够。为什么你不把刚才说给我听的故事写出来呢？不，我不要听你通常对我说的那些空话废话——告诉我，只用一个简单的句子，为什么不。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它称为圣诞爆竹箴言，但我在外面散步时我在想：你是否可以在头脑中把它简化，将它浓缩，那么你就能将它好好看看，并很快完成它。”

我开始笑起来，但是他却说：“别笑，安娜，除非你行动起来，否则你真要崩溃了。”

“那好吧。但我还没法写那个短篇或别的什么东西，因为我一坐下来动手写，就会有人走进房间，从我肩膀上面看，打断我的写作。”

“谁？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可能是个中国农民，或者卡斯特罗的一名游击队员，或者在民族解放阵线里战斗的阿尔及利亚人，或者是麦斯隆先生。他们站在这房间里，他们会说，你为什么不为我们干点儿什么，却坐在这儿涂写东西浪费时间呢？”

“你很清楚他们谁也不会说这样的话。”

“是的。但你很清楚我的意思是什么。我知道你很清楚。这是我们大家的祸因。”

“是的，我很清楚。但是安娜，我非要你动手写作不可。拿一支笔一张纸来。”

我在桌上放了一张白纸，拿起铅笔，等着。

“要是你失败了也没有关系，为什么你要这样傲慢？开始吧。”

因为慌乱，我脑中变得一片空白，我放下了铅笔。我见他正盯着我，恳求我，逼迫我——我又拿起了铅笔。

“那我就给你第一个句子。‘有两个女人，’安娜，写下来，‘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公寓里。’”

“两个女人单独待在伦敦的一套公寓里——你要我用这个句子，来开始一部长篇小说吗？”

“为什么要那样说呢？写下来，安娜。”

我写下了这一句。

“你应该写出这部书。你应该写下去，你会完成的。”

我说：“为什么我的写作对你来说这么重要？”

“啊，”他以一种绝望的自嘲口吻说，“问得好。哦，这是因为：只要你能写，那么我也能。”

“要不要我给你的小说也写出第一句？”

“说出来听听。”

“在阿尔及利亚一道干燥的山坡上，有位士兵看着月光在他的枪上闪烁。”

他微笑起来。“我会写出它的。你不可能。”

“那就把它写出来吧。”

“有个条件，你得把那本新笔记本给我。”

“为什么？”

“我需要。就这原因。”

“好的。”

“我将不得不离开这儿。安娜，你知道吗？”

“知道。”

“那就为我做顿饭吧。我从未想到我会对一个女人说，为我做饭吧。我把这一点看做是走向他们所谓的成熟的小小一步。”

我做了饭，饭后我们上床睡了。今天早上我先醒来，他还在睡，他的脸容消瘦，气色不好。我觉得，他竟然要走，这是不可能的，我不能让他走，他的状况不允许他走。

他醒了，我竭力控制自己以防说出这样的话：“你不能走。我得照顾你。只要你说你会留下来，我什么都愿意做。”

我知道他在和自己的软弱斗争着。我在想：要是这几个星期之前，他并没有在睡眠中无意识地将双臂围住我的脖颈，那情况又会变得怎样？于是，我盼着他能再用双臂围着我的脖颈。我躺着，竭力控制自己不去接触他，他也同样在控制自己，以免投我所好。我想这真是多么不同寻常：一个温柔善意的、表示同情的举动，会成为难以容忍的背弃。我因想得太多而疲乏，以致头脑中一团漆黑了，再也无法思想，而一种怜悯的沉痛控制了我，使我不由自主抱住了他，尽管我知道这是一种背弃。他立即紧紧地靠着我，真正的紧贴也只那么一瞬之间。随即，很快地，我的背弃也影响了他，因为他像个孩子似的喃喃说着：“我是好孩子。”这和他曾经对自己母亲悄悄说过的话不同，因为这样的话不可能是他的，它们是从文学作品中来的。他幼稚可笑地喃喃说着这话，拙劣地模仿着。但又不十分的拙劣可笑。然而当我低头看他时，我首先见到的是，他机敏的怨恨的脸上显出与他的话相吻合的虚假的伤感，随后是一副痛苦的鬼脸。随后，见我低头看时神色惊恐，他灰色的眼睛便眯紧了，显出纯粹的敌意的指责。我们互相对视着，为我们共同的惭愧和耻辱而无可奈何。后来他脸上的表情放松了。有好几秒钟他昏昏似睡，头脑中一团漆黑了，就像我弯身抱住他之前所体验到的那样。随即他从睡眠中惊起，十分紧张好斗，一下挣脱出我的怀抱，警觉而干练地环顾屋内，搜索敌人，然后他站了起来。这一切行动都发生在片刻之间，一个紧接一个，反应很快。

他说：“我们谁也不能再那样作践自己。”

我说：“是的。”

“好吧，那么戏演完了。”

“圆满完成，都结束了。”我说。

他上楼去，收拾行装，将他有限的东西装入拎包和提箱。

他很快下楼来，倚在我的大房间的门框上。他便是索尔·格林。我看着索尔·格林，这个几个星期前走进我的公寓的男人。他穿着那套挺合身的新衣，那是他买的，与他瘦长的身材正相配。他是个个头略小，身材匀称的男人。虽然肩膀太宽，过于瘦削的脸上颧骨突出，但这是一副粗壮结实肌肉强健的身板，一旦他摆脱疾病恢复健康，便会重新成为肩膀宽阔而强壮的男人。我能看到站在这位一头柔软金发，黄脸上一副病容，个头略小偏瘦的男人旁边，是一位强壮有力，皮肉褐色的男子汉，后者就像个影子，好像会把作为实体的前者吸纳其中一样。同时他看起来手足无措，像是矮了半截，两脚轻软，很谨慎小心。他站立着，大拇指插进皮带，其余手指下垂（但现在这像是对于浪荡子站立姿势的一种颇具骑士风度的模仿），这让人很感刺激，又颇具嘲讽意味。他的灰色眼睛神色冷峻而警觉，但相当友好。我感觉与他很亲近，仿佛他就是我的弟弟。仿佛，作为弟弟，我们再怎么分别，相隔无论多么遥远，都算不得什么了，我们永远会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他说：“给我在笔记本子上把第一句写下来。”

“你要我给你写下来？”

“是的，写下来。”

“为什么？”

“因为你是这个团体的一员。”

“我没有那感觉，我讨厌团体。”

“那你好好考虑一下。我们的人散布在全世界，虽然互相不知姓名，但我们仍相互依赖。而且我们始终相互依赖。我们同属一个团体，我们从来就不曾屈服，还将继续战斗，我们便是这样的人。我对你说，安娜，有时候我拿起一本书，我会说：行，你已经先写出来了，是不是？你是好样的。好，那么我就不用写了。”

“好吧，我就为你写下那第一句。”

“好极了，写吧，我会回来取那个笔记本，说一声再见，然后上路。”

“你将上哪儿去？”

“这你很清楚，我并不知道。”

“总有一天你得知道。”

“好吧，好吧，但我还不够成熟，你忘记了？”

“也许你最好回美国去。”

“为什么不呢？不管在哪儿，爱总是一样的。”

我笑了。于是，在他下楼的时候，我取出那本漂亮的新笔记本，在上面写下了：“在阿尔及利亚一处干燥的山坡上，一位士兵望着月光在他的枪上闪烁。”

［安娜的手迹就到这儿为止，金色笔记以索尔·格林的手迹继续着，这是一部关于某位阿尔及利亚士兵的中篇小说。这位士兵原是个农民，他意识到自己对生活的看法与别人指望他应当有的不一样。谁指望他？那是个看不见的它们，可以是上帝，或者国家，或者法律，或者命令。他被法国人俘获，受尽拷打，终于逃出来，再次参加民族解放阵线，并发现自己在上级的命令下，也在严刑拷打法国俘虏。他知道对这件他实际上不愿做的事，他应该有自己的看法。有天深夜他和一名他曾拷打过的法国俘虏讨论自己的这种心境。这名法国俘虏是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哲学系的学生。这位年轻人（两人在监狱里密谈）抱怨他是羁押在一所智力的牢房里了。他发现，这已经好几年了，他每有什么观点，或感情，都可以立即予以归类：一类标着“马克思”，另一类标着“弗洛伊德”。他抱怨说，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像弹子一样无不流入预定的“狭槽”之中。那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士兵觉得这很有意思，他说他根本没那种发现，让他为难的只是——当然，这并没有真正令他为难，只是他觉得应该如此——他所想到，感觉到的一切，均与指望于他的不同。那位年轻的阿尔及利亚士兵说，他很羡慕那个法国人——确切地说，他觉得自己应该羡慕他。然而那法国学生却说他从心底里羡慕那阿尔及利亚人，他但愿只要有一次，在他一生中只要一次，他能感受或想到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自发的，不受指点的，不是弗洛伊德或马克思爷爷授意他的。两个年轻人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响，超出了理智的限度，特别是那位法国学生，不顾他的处境，居然叫了起来。指挥官走进来，发现这阿尔及利亚人与他本该监视的俘虏像兄弟一样在谈话。这阿尔及利亚士兵说：“长官，我已执行了给我的命令，我拷打过这个人。你没有对我说我不能和他交谈。”指挥官认定他的这位部下有间谍嫌疑，也许在他上次被俘期间已为敌人所收买。他命令将此士兵枪决。第二天早上，就在那道山坡上，那阿尔及利亚士兵和法国学生，脸上沐着初升的太阳，并排着一起被枪决了。

［这部中篇后来出版了，并颇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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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