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谁，看这本笔记
都将受到诅咒，
这是我的愿望。
索尔·格林，他的笔记。（！！！）
公寓里很暗，很暗，似乎黑暗便是寒冷的形体。我走遍公寓，将各处的灯都打开，黑暗撤到了窗外，这寒冷的形体千方百计想挤进屋里来。但当我将大房间的灯开亮后，我明白这想法错了，灯光与寒冷毫无关系，因此我放黑暗进来，而由那两只煤油取暖器和煤气暖炉的火光控制它。我躺了下来，想着这小小的地球，一半陷于寒冷和黑暗，正在无边的黑暗的太空中转动。我上床不久，索尔进来，在我身边躺下了。“这是一间很不寻常的房间。”他说，“它就像是个世界。”他伸在我脖颈下的手臂很温暖有力，我们便做爱了。他睡着了，当他醒来时身上暖乎乎的，不再是让我害怕的全身冰凉。随即他说：“好了，现在我也许能够工作了。”这种利己主义表现得如此直截了当，和我在需要某样东西时的表现一个样，我不禁笑了起来。他也笑了，我们笑个不停，嘻嘻哈哈地在床上打滚，后来又滚到了地上。随后他从地上跳起来，模仿刻板的英国口音说：“这可不行，这样可完全不行。”一边仍然笑着出去了。
魔鬼离开了公寓。我这样想着，赤裸着身子坐在床上，靠三个取暖器的热温暖着。那些魔鬼。畏惧、恐怖和焦虑似乎并不在我心里，不在索尔心里，而是外来的某些力量觑准时机来来去去。我自欺欺人地这样想着，因为我需要那种纯粹幸福的时刻——我，安娜，赤身裸体地坐在床上，我的双乳挤压在赤裸的双臂间，周身散发着性和汗的气味。我似乎觉得全身幸福的热能足以驱散世上的一切恐惧。这时楼上又响起了脚步声，在我头顶上移动，来来回回转着，就像是军队在行进。我的胃收紧了，看着自己的幸福感在消失。我一下子陷入一种新的状态，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状态。我感到很讨厌自己的肉体，这种感觉以前从未有过，我甚至对自己说：哈罗，这可是新的感觉，这是我曾经读到过的。我想到纳尔逊曾对我说起，有时候他看着妻子的肉体，很厌恶那种女性特征，他厌恶它，就因为那些腋窝的毛和胯部的阴毛。他说，有时候他觉得妻子就像某种蜘蛛，在毛茸茸的贪婪的嘴巴周围便是攫取一切的手和足。我坐在床上，看着自己瘦瘦白白的双腿和瘦瘦白白的双臂，又看看自己的乳房。湿漉漉又黏乎乎的中心似乎很令人厌恶。在我看着自己的双乳时，我所能想到的只是，在它们充盈乳汁时会显得怎么样，我想那不会令人愉悦，反会使人厌憎。这种对自己的肉体陌生感使我的头脑一阵眩晕，仿佛漂浮在水中，我拼命想抓住什么东西，并终于以这种想法稳住了自己，即刚才我所体验到的，根本就不是我的思想。我平生第一次那么富于想像力地体验到的是同性恋者的感情。我第一次理解了对同性恋作品的厌恶感。我意识到该有多少同性恋的感受在到处随意传扬，在那些决不承认自己为同性恋的人们中传扬。
楼上的脚步声停了。我无法动弹，被自己的厌恶感紧紧夹住了。随即我想到索尔会下楼来，说一些和我所想的事密切相关的东西。这个念头十分清楚，于是我一心坐等着，在一种陈腐的自我厌恶的沉闷气氛中，等着听这种厌恶以他和我的声音大声说出来时会怎么样。他下来了，站在门道里，说：“天哪，安娜，你光着身子坐在那儿干什么呀？”我的声音超然而冷静：“索尔，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已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住在不同房间里，我们也相互影响着对方的情绪？”房间里太暗，看不清他的脸色，然而他警觉地站在门口的身体的形状，却显出欲飞的态势，想飞离这位赤裸着坐在床上的令人厌恶的安娜。他以男孩的放浪的声音说：“穿上衣服。”我说：“你有没有听见我的话？”因为他没有听进去。他说：“安娜，我告诉你，别那样子坐着。”我说：“你想想这到底是什么，它害得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得不体验一切？我们受它的制约，成了形形色色不同的人或物。”他听到这话后，说：“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说：“我也不想知道，我只是身不由己。你认为生活在以前时代的人会因为他们不曾干过的事而受尽折磨吗？或仅仅我们才这样？”他神情郁郁地说：“夫人，我可不知道，我也不在乎，我只但愿从中解脱。”然后他显得友好而不带厌恶地说：“安娜，你知不知道天冷得要命？再不穿上衣服你会得病的。我要出去了。”他走了。听着他走下楼梯，我的自憎自厌情绪也随之而去。我坐在床上，愉快地欣赏着自己的身体。甚至大腿内侧皮肤上一条细小的皱纹，衰老的最初迹象，也让我感到愉悦。我在想，是的，理应如此，我的生活如此幸福，我不会在乎年龄渐长的。但尽管我这样说，那份自信却又渐渐消逝了。我又陷入了厌恶的心境。我赤身裸体站在大房间中央，让三只暖炉的热气烤着我的身子。我知道，这是一种启示——人们一向知道这一点，但以前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一切明智都基于这一点：能以光滑的脚底感受地毯的柔软，这应当是一种快乐，皮肤能感受热的烘烤，是快乐，能够挺立并知道皮肉下的骨骼可以自如伸展，是快乐。要是这一点丧失了，那么生的信念也就丧失了。但所有这些我都感受不到。地毯的质地在我感觉中简直可恶，毫无弹性：而我的身体则像是某种单薄、尖细又粗劣的蔬菜，某种从未见过太阳的植物。我触摸了一下头发，它们便枯死了。我感到脚下的地板凸了出来，四面墙壁变得稀松了。我知道自己正陷落到更糟的境地，比过去更远离理智了。我知道我必须赶紧回到床上。我无法行走，于是我趴下，靠着手和膝爬过去，上床躺下，并用毯子盖住了身子。但我毫无防卫。躺在床上我想起了那个能随意做梦、控制时间、自由来去的安娜，她正在家中，处于睡眠的梦幻状态。但我不是那个安娜。天花板上的光斑成了巨大的警觉的眼睛，那是正在盯着我的野兽的眼睛。那是一只老虎，蹲伏在天花板上，而我是个儿童，并且知道房间里有老虎，尽管我的大脑告诉我没有什么老虎。在那垛三扇窗的墙壁外面，寒风呼啸着扑向玻璃窗，使它们发出阵阵战栗。冬天的光亮透过窗帘映进来。它们不是窗帘，而是野兽吃剩的散着恶臭的烂肉残块。我感到自己是在一只笼子里，那野兽随时都可扑进来。那些腐肉的臭味，老虎的臭气，让我感到恶心，感到害怕。就在我的胃翻滚不停的时候，我总算睡着了。
据我所知，这是以前在病中才有的那种睡眠：身体非常轻，仿佛躺在水中，而真正的睡眠则在我身下那深不可测的地方。因此自始至终我都意识到躺在床上，意识到在睡眠，而且思维出奇的清醒。然而这又和以前的梦境不同。在那个梦中，我站在一旁看着安娜沉睡，观察别人弯下腰想进入她的躯体。我是自己，却又知道我想些什么，梦到些什么，因此除了躺着酣睡的安娜之外还有一个人，而这个人是谁我却不知道。这是个能防止安娜崩溃解体的人。
就在我躺在这层睡眠之水的表面，开始十分缓慢地没入水中之时，这个人说：“安娜，你在背叛你所信仰的一切，你陷入了主观主义，陷入了自我，只顾自己的需要了。”但一心想没入幽暗水中的安娜不愿回答。那位受到冷落的人又说：“你一向认为自己是个女强人，然而那个男人比你勇敢千倍——他不得不为此奋斗了好多年，而你不过坚持了几周，就准备完全屈服。”但睡眠中的安娜刚好已沉没在水面之下，她在水中荡漾，正要继续往幽黑的深水中下沉。那位发出忠告和责备的人说：“奋斗。奋斗。奋斗。”我躺在水下晃荡，他的声音静得听不到。随即我意识到身下的深水区充满危险，那儿尽是怪物、鳄鱼和我几乎想像不出的野兽，它们都极狡猾极凶残。然而正是这种危险吸引着我下潜，我正需要这样的危险。随即，在这极其喧闹的水中，我听到那声音在说：“奋斗。奋斗。”我看到这水原来一点也不深，只不过是一只污秽的大笼子底部一层浅浅的臭水而已。在我上面，笼子的顶上，蹲伏着一只老虎。那个声音说：“安娜，你知道怎样飞翔。飞吧。”因此我像个喝醉了的女人一样，先在浅浅的污水中曲膝跪着慢慢爬起，再站起来，并用脚踩动污浊的空气竭力想往上飞。这太难了，我几乎要晕倒；空气又太稀薄，难以将我托举起来。但我仍记得以前是如何飞的，于是，费了极大的努力，靠着拼命地往下踩，我终于飞升起来，并抓住了笼顶的铁栅。铁栅之上便匍匐着那只老虎。老虎恶臭的气息几乎令我窒息。但我还是从铁栅之间穿过，站在了老虎身边。它躺着没动，对我眨动绿色的眼睛。在我上方还有屋顶，我必须双脚往下用力蹬，才能升起来穿过去。于是我又奋力踩蹬，并缓缓升了起来，而屋顶却消失了。老虎悠闲地躺在那小小的不起什么作用的笼子顶上，眨巴着眼睛，它的一只前爪伸出来碰到了我的脚。我知道我不用怕那只老虎。它是头美丽的色彩斑斓的动物，全身舒展着躺在温和的月光中。我对老虎说：“那是你的笼子。”它没有动弹，只是打个哈欠，露出了整排雪白的牙齿。这时候只听得人声鼎沸，向着老虎而来。它要被抓起来关入笼内了。我说：“跑吧，快一点。”老虎起来了，它站着急速地甩动尾巴，昂起头东张西望，此刻它显得有些害怕了。它听到了人们的喧嚷和杂沓的脚步。在一阵盲目的恐怖中，它挥动爪子，划破了我的前臂。我看到我的手臂上鲜血直流。老虎从笼顶上一跃而下，落在人行道上，并沿着房屋前的栅栏跑进了阴影中。我心中充满悲伤，哭了起来，因为我知道人群会抓住老虎，把它关进笼子。随即我发觉我的手臂不疼了，早已愈合了。我怀着哀怜之情抽泣着说：那老虎是索尔，我希望它不要被抓住，我愿它满世界自由自在地奔走。随后这个梦，或这场睡眠，变得轻飘飘的，差不多醒了，然而又未醒。我对自己说：我一定得写一部关于安娜、索尔和那只老虎的剧本。我在心中继续构思这个剧本，酝酿着，就像个孩子在地板上到处搬动砖块——而这个孩子是受到禁止，不准这样玩的，因为她知道这是一种遁词，创造安娜、索尔和老虎的典型是一种借以逃避思考的借口。安娜和索尔会干些什么说些什么，其模式将呈现种种痛苦，剧本的“故事”将由痛苦定型，而这便是一种遁词。同时，有了我心中的那部分，我就开始控制自己的睡眠了，我知道，那一部分正是拯救我免于崩溃却又受到冷落的那个人。这位支配者坚持我必须搁置有关老虎的那个剧本，必须停止玩那些砖块。他说我应该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生活中经历的场景，而不是做我一向所做的事，虚构人生的故事，以图不必去直面人生。这种回顾本身有种非凡的性质，犹如牧童计数羊群，或是排演剧本，那便是亲自核实以求确证和放心。这种做法和我小时候每夜做噩梦的情况差不多：每天晚上入睡之前，我会躺着回想白天发生的每件蕴含恐怖意味的事，那些事可能会成为噩梦的一部分。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可怕且没完没了地“命名”那些吓人的事，像是在入睡前由清醒的头脑做一番预防噩梦的消毒。但是现在，在沉睡中，这不是要通过命名它们来使过去的事变得无害，而是要查实它们依然存储于记忆中。然而我明白，一旦查实了它们依然存储在记忆中，我就得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命名”它们了，而这就是那位支配者硬要我回顾往事的原因。我首先重访了马雪比车站旁那些花紫树下的人群，那是个月光中溢满葡萄酒香的美妙夜晚，白沙地上撒着婆娑暗淡的树影。但那种怀旧时伴有的严重的虚妄感却从中产生了，这画面显得毫无情感，像是部快动作影片。然而我不得不瞧着乔治·豪斯娄在繁星满天之夜，从停于闪亮的铁轨旁的黑色卡车上，俯下他宽阔的肩膀，那么恐怖、贪婪地盯着我和玛丽罗斯；或者听维利在我耳边不成调地哼着布莱希特的歌剧，还得看保罗殷勤而不无嘲讽地微微朝我们鞠躬，然后微笑着走向附近尽是滚动的花岗岩卵石的那排客房。我们都跟着他，沿着沙路走去。他立定了等我们，朝我们微笑，脸上是一种冷冷的得意，但他并不在看我们——在炎热的阳光下闲散地向他走近的一群人，而是越过我们，望着马雪比旅店。我们也一个接一个地停住脚步，转过身来望着。旅店的房子看来像是爆炸后生成的烟云，由白色花瓣或羽翼旋舞而成的云团，那其实是无数白色蝴蝶围着那幢房屋停落。看起来那就像在无垠的湿热的蓝天下，一朵白花在缓缓开放。随即一种受到威胁的感觉在我们心头升起，我们明白受到那景象的愚弄性了，我们受骗了。我们见到的是氢弹的爆炸，一朵白花在蓝天里开放，那层层飞腾、翻卷、呈旋涡状的云彩，是那么完美，我们竟看得无法挪动脚步，尽管我们都知道受着它的威胁。那死亡之形，美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默默地站着观望，直到这静默渐渐为一种、吱吱嘎嘎的摩擦声和虫子交尾声搅扰。低头一看，我们发现四周满地都是蚱蜢，它们密密麻麻挤在一起，看起来足有几英寸厚。那位正在播放影片的看不见的放映员，这时突然吧嗒一声关了机器，似乎在说：“这就够了，你们知道那东西依然存在。”他立即又开始放映那部影片的一个新的片段。影片放得很慢，因为有些技术故障，有几次他（那位看不见的放映员）把胶片倒回去，以便重新放过。问题在于影片不清楚，拍得也很糟。影片中有两个人物，似乎在明争暗斗，默默作着意志的较量。两个角色是同一人，却又是分开的。一个是保罗·唐纳，出身于工人家庭，后来成了医生。他爱冷峻尖刻地嘲讽，并借以在斗争中立于不败，然而这种品性也渐渐磨灭了他心中的理想。另一个是迈克尔，一位来自欧洲的难民。最后当这两个角色合二为一时，便创造出一位新人。我能看到这一时刻，它仿佛是个人形，已经塑造出来，以容纳迈克尔，或保罗·唐纳其人。那人形却膨胀变大了，就像某位雕塑家在他的材料内部创作，以自己的肩或腿来撑大材料，以改变他的雕塑作品的形状，而那材料便是保罗，便是迈克尔。这位新人体形比原先魁伟，带有雕像的英雄气质，但最重要的是，我能感受到他的过人的力量。这时他开口说话，我能听到那真嗓子的微弱声音，但它立即被那新的强有力的嗓音吞没或吸收了：“但是，我亲爱的安娜，我们可不是我们自己所认为的失败者。我们终身奋斗，以便使人们比我们稍稍聪明一点，从而可以领会伟人们一向明白的真理。他们一向明白，已经足足一万年了，他们明白将一个人幽闭囚禁起来，会使他变为疯子或动物。他们一向明白一个害怕警察或地主的人便是奴隶。他们一向明白担惊受怕的人会变得狠心。他们一向明白暴力会孳生暴力。而我们也明白。但全世界的广大民众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们的工作便是告诉他们这些。因为不能去烦扰伟人们，他们的想像已在关注如何向金星殖民，他们脑海中已经在构思满世界都是自由高尚的人的未来社会。同时，深深陷于恐惧之中的人们，已经落后于他们一万年。不能去烦扰伟人们。他们是对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我们这些推大圆石的人。他们知道我们会继续推石上山，在一座巍巍高山的低坡上往上推动一块巨石，而他们早已自由自在地站立于高山之巅。我们这一辈子，你和我，我们将竭尽全力，耗尽才智，将这块巨石往上推进一寸。他们依仗我们，而他们总是对的。这便是我们毕竟并非毫无用处的原因。”这声音渐渐消失，而电影已经换片了。此刻的片子是在随意敷衍，一个个场景很快出现，又随即闪过，我知道对往昔作如此短暂的“探访”原是要提醒我，我还得挖掘这些题材。保罗·唐纳与爱拉，迈克尔与安娜，朱丽娅与爱拉，摩莉与安娜，苏格大娘，汤姆，理查，韦斯特医生——这些人出现的时间很短，因速度太快而形象扭曲，又很快消失，随即影片突然停下，确切地说，是伴随着一阵刺耳的杂乱噪音，停止运转了。在紧接着的静寂中，那位放映员说（他的嗓音让我一惊，因为是种新的声音，很有教养很有见识，带点嘲弄口吻，却又清楚明白）：“是什么使得你认为你对此所作的强调便是正确的？”正确这个词带有一种应声附和，拙劣模仿的意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行话“正确”的嘲讽。用得恰到好处的时候，比如作为学校教师的用语。而我刚听到“正确”这个词时，心上便袭来一股憎恶感，我已非常熟悉这种感觉——这是对于深受紧张高压的憎恶，对于不顾客观可能只想突破极限的憎恶。因此我一听到这句“是什么使得你认为你对此所作的强调便是正确的？”便感到十分厌恶。正因如此，在那位放映员开始把影片再放一遍，确切地说，是放几部片子的时候，我能够在他们出现在银幕上的瞬间，便辨认出并“命名”他们。那是有关马雪比，有关保罗和爱拉，有关迈克尔和安娜，有关爱拉和朱丽娅，以及有关安娜和摩莉的影片。我看出它们都是合乎传统的影片，拍得还算不错，似乎是在某家制片厂里拍摄的，随后我见到了字幕，这正是我最为反感的：这些影片都是我导演的。放映员继续很快地放着影片，然后停在片尾的字幕上，我能听到他就“导演：安娜·沃尔夫”这个几字发出的嘲笑声。然后他又放映另几幕场景，每一个场面都显得虚假，不真实，无聊乏味。我对着放映员大喊起来：“它们不是我的作品，我没有参与导演。”听到这话，自信的放映员停下机器，显得很不耐烦，等着我来证明是他错了。这一下情况可就严重了，因为我的生活早就陷入一团糟，而偏偏此刻却面临这样一副收拾乱局再建秩序的重担。光阴早已流逝，我的记忆也不复存在，我难以区分哪些是我虚构出来的，哪些又是我所获知的，而且我知道我所虚构的都是假的。这真是一片混乱，一场乱糟糟的舞会，就像在湿润的沙地浅湖上方，在暑热的闪光中无数白蝴蝶的纷飞乱舞一样。那位放映员仍在等我回答，一副冷嘲热讽的样子。我一下子悟到了他正在想些什么。他在想：这些材料已经过我的整理，以适应我的见解，这也正是一切尽皆虚假的原因。突然间他大声说：“那时候朱恩·布斯比会怎样看？我打赌你写不好朱恩·布斯比。”一听这话我的思路便转入完全陌生的题目，我开始写起朱恩·布斯比的故事。我无法停住奔涌而来的文思，在我以那种最枯燥乏味忸怩作态的妇女杂志的风格写作的时候，我沮丧得眼泪都涌出来了。但令人惊惧的是那种平庸乏味不过是将我自己的风格稍作改变而引起的，只不过在这儿或那儿变换个词：“朱恩，一位仅仅十六岁的少女，躺在阳台的睡椅(1)上，透过那黄金雨般的纷纷落叶看着马路，她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当她的母亲进屋，在她身后说：朱恩，来帮我准备旅店的饭食——朱恩没有动弹。她的母亲稍等了片刻，便一声不响地走出了房间。朱恩相信她的母亲也知道要发生什么事。她想：亲爱的妈妈，你知道我的感觉。然后事情便发生了。一辆卡车开到了旅店前的油泵旁边。他从卡车里出来。朱恩不紧不慢地叹息一声，站了起来。然后就像受到一种外力的驱策，她离开屋子，沿着母亲刚才走过的路，往旅店走去。那位站在油泵旁的年轻人似乎意识到她在走近。他转过身来。他们目光相遇……”我听见放映员在笑。他显得很快乐，因为我无法阻止这些文字涌现，他那是施虐狂式的快乐。“我对你说过，”他说，并早已扬起手重新开始放电影，“我说过你写不好。”我醒来了，屋子里又闷又暗，只三个地方有炉火亮着。刚才的梦使我非常疲倦。但我立即意识到自己醒了，因为索尔在公寓里。我听不到任何响声，但能感觉到他的存在。我甚至确切地知道他在哪儿：正站在楼梯平台靠近门的地方。我能看见他：紧张而迟疑，用手扯着唇上的胡髭，在犹豫是不是进来。我叫道：“索尔，我醒了。”他进来了，喜洋洋而又假惺惺地说：“嗨，我还以为你仍睡着呢。”我知道梦中的放映员是谁了。我说：“你知道吗，你成了某种内在的良心或评判者。我刚刚梦见你那个样子。”他冷静而狡猾地盯了我一会，说：“要是我成了你的良心，那么这不过是个笑话而已，你应当是我的良心才对。”我说：“索尔，我们待对方都很不好。”他几乎要说出：“或许我待你不好，但你待我很好”——因为他脸上现出那种有意识的怪异而又傲慢的神色，那神色作为面具正与这些话相配。我抢在他前面说：“你非得改变这一点不可。我应当这么做，但我不够坚强。我认为你比我坚强得多。我过去的看法却正好相反。”
我看到他脸上先后现出恼怒、厌恶和怀疑之色。他眯着眼斜睨着我。我知道这一次他会努力摆脱那个恨我的人，那人恨我，因为我从他那儿取走了某样东西。我也知道当索尔处于“自我”本性的时候，他会考虑我说的话，而且因为具有责任感，实际上，他会去做我所要求的事情。
这时候他开口了，语气愠怒而阴沉：“那么，你是要把我一脚踢开了。”
我说：“那不是我说的话。”——这是对那位负责可靠的人说的。
他说：“我没有听你任意摆布，所以你要把我一脚踢开。”
我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便已猛地坐起对他尖叫起来：“看在上帝分上，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他本能地往后躲开了。我知道对他来说一个女人的歇斯底里尖叫意味着他将挨打了。我想我们两人竟会住在一起，而且还会如此亲密得不分彼此，这真是多么古怪，因为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打过人。他甚至避到了床的尽头坐着，随时准备奔出去，以躲避女人的尖叫和攻击。我不再尖叫，而是哭喊着：“你难道没看出来，我们一直在绕着，在绕一个怪圈吗？”他的脸色阴沉，情绪抵触，我知道他会反对离开此地。我转过身去，拼命压下胃中的恶心感，说：“不管怎么样，简纳特回来时，你得离开这儿。”
我事先根本没想到自己会说这样的话，或者说想到这件事。我躺着思忖。当然这话已经说出口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他问，很感兴趣，并无敌意。
“要是我的孩子是儿子，你可以留下来。你们可以互相认同。至少可以待一段时间，直到你找到别的去处。但既然我的是女儿，你就得离开，因为你会把我们看做两个女人，两个敌对者。”他缓缓点了点头。我说：“这真是古怪，我一向为厄运、天数、命中注定等等感觉所苦恼，但侥幸的是我有个女儿而不是儿子。这纯粹是运气。因此你得离开，这是没办法的事。而我的生活，也将因此而完全改变。”我抓住运气这个说法，便感到自在多了，不那么受约束了。我说：“这真是奇怪，有了个孩子，女人便感到她们步入了某种必然的命运。然而，这件我们感到最最必然的事情的核心，却又纯粹靠运气。”他斜着眼睛看着我，目光颇多温情而无敌意。我说：“不管怎么说，除了机缘，世界上任何人都不能改变我有个女儿而不是儿子这一事实。试想一下，索尔，假如我有个儿子，我们就会有你们美国人所谓的关系。长期的关系。这发展下去，就会有种种可能了，谁知道呢？”
他平静地问：“安娜，我真的给你添了这么大的麻烦吗？”
我说话的时候不折不扣全然是他那种愠怒阴沉的口气——是向他学的，而此时此刻，可以说，他却不用这种口气说话了，因为这时候他既温和又幽默：“我没耗费时间去看精神病医生，不知道什么人对我有好处，我只是自己照顾自己。”
“别提什么精神病医生吧。”他说，一边伸出手搁在我的肩头。他微笑着，关爱着我。那个时刻他真是一心一意的，是个好人。然而我却已经透过他的脸，看到某种邪恶的力量，正在回到他的眼中。他正在与自我搏斗。我看出那搏斗正与我在睡梦中拒绝外来人物想进入我的躯体的情况类似。他这一番搏斗如此激烈，以致他闭目凝坐时，额上汗都出来了。我拉过他的手，他便紧紧攥住我的手，说：“好，安娜，好。好。别担心。相信我。”我们坐在床上，紧紧握着对方的手。他擦去了额上的汗，然后亲吻我，说：“放几段爵士乐吧。”
我放了一些早期阿姆斯特朗的唱片。我坐在地板上。这大房间是一个世界，有着炉火的闪光，也有着阴影。索尔躺在床上，听着爵士乐曲，脸上是真诚的心满意足的神情。
就在那个时刻，我无法“回想起”病恹恹的安娜。我知道她就近在眼前，正等着出来，只要某个按钮一揿就行——但仅仅如此而已。我们沉默了很久。我不知道，当我们开口的时候，会是哪两个人在交谈。我在想，要是发生在这房间里的无数次谈话，那些交谈、口角、争辩和恶心，都有录音的话，那录音听起来就会像世上不同地区的一百个不同的人在说话、叫喊和提问一样。
我坐着，很想知道当我开始说话时，是个什么人叫出声来，于是说：“我一直在想……”我俩无论谁开口说“我一直在想”，这话便成了玩笑。他笑着说：“那么你是一直在想着。”
“要是一个人会遭到不属于他一伙的另一人的侵扰，为什么人们就不会——我指的是人民大众——遭到异己者的侵扰呢？”
他躺在床上，合着爵士乐节奏拍着自己的嘴唇，像在弹拨一把想像中的吉他。他没作回答，只做了个鬼脸，那意思是说：我正在听呢。
“问题的关键是，同志……”我停下了，听自己如何以一种讽刺挖苦的怀旧口吻说这个词，现在我们都是这样说的。我想这与那位放映员嘲弄的语气最接近了——是不信任和破坏的表现。
索尔搁下了他想像中的吉他，说：“哦，同志，如果你是说广大群众受了外来情感的影响，那么同志，我很高兴，你不顾一切仍坚持着你的社会主义原则。”
他语带讥讽地用“同志”、“群众”这些词，而这时他的声音又变得痛苦了：“因此，同志，我们必须做的事，便是作好安排，向广大群众——他们就像许多空空的容器一样——灌输美好、有用、纯洁、善意而又和平的情感，正像我们这样。”他说的绝不是讥刺，不完全是放映员的口气，但也差不多。
我说：“这便是我所说的那类事，那种嘲弄，但你是很少这样做的。”
“由于我从一个百分之百的革命者裂变出来，我发现我已裂变得一无是处，都惹自己讨厌了。这是因为我从未睁着眼生活，以使自己变得成熟起来。我这一生是这样度过的——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随时准备着听从某人一声召唤：‘拿起武器’，或者是‘办好那个集体农庄’，或者是‘组织起那条纠察线’。我一直相信不到三十岁我就会牺牲。”
“所有的年轻人都相信他们不到三十岁就会牺牲。他们受不了岁月的摧残。但我又算得老几，可以评说他们的不是？”
“我可不是所有的人，我是索尔·格林。难怪我不得不离开美国。离开的人中没一个像我这样说话的。他们的遭遇——我过去一度知道不少。我们都曾是世界的改造者。现在我若驾车走遍全国，去看望昔日的老朋友，他们都已结婚成家或发迹了，他们会喝个酩酊大醉，私下开怀畅谈，因为美国人的价值观都发臭了。”
我哈哈大笑，因为他那么阴郁地说到成家。他抬头看看我为什么笑，接着说：“噢，是的，是的，我说的是真的。我会走进一位老朋友漂亮的新公寓，我会说：‘嗨，你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你可知道这简直糟透了，你可知道你是在毁灭自己？’而他就会回答：‘那我的老婆孩子怎么办？’我会说：‘我所听说的是真的吗——你成了告密者，告发了你的老朋友？’而他就会很快再呷一口酒，说：‘不过，索尔，我有着老婆孩子要养活啊。’天哪，是的。因此我挺讨厌老婆和孩子，我讨厌她们也是正当的。是的，好，笑吧，还有什么比我这种理想主义更可笑呢——这真是太老式了，太天真了！有一件事你是再也不能对任何人说的，这似乎就是：你心底里清楚，你不该这样生活。那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不，你是没法说，你是个令人讨厌的书呆子……说了又有什么用，人们早就没有心肝了。今年早些时候我本该到古巴去，投奔卡斯特罗，然后英勇献身。”
“显然没必要，既然你没去。”
“必要性会有的，尽管刚才你一直在颂扬机缘。”
“要是你真的想献身，周围有的是革命，你都可以去成为烈士。”
“我并不适合去过那种安排好的生活。你知道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吗，安娜？我愿付任何代价回到当年那个时代，那时我属于聚在街角的理想主义少年团伙，相信我们能够改变一切。那是我一生中惟一感到幸福的时候。是的，行啦，我知道你要说些什么。”
于是我就不说了。他抬起头看着我，说：“但是，这很清楚，我要你把话说出来。”
于是我说：“美国男人都喜欢回忆并向往他们年轻时那种成群结伙的生活。那时他们还没有家室之累和事业成功的压力。我每遇到一位美国人，总会等待他真正容光焕发的时刻——那便是他谈起自己小时候的伙伴的时候。”
“谢谢，”他郁郁不乐地说，“那样就把我有过的最强烈的感情都封存起来并将它清除了。”
“这便是我们的毛病所在了。我们最强烈的感情都一一封存起来。由于某种原因，它们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脱节了。我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和一个男人相爱，就这么回事。这方面我倒是真有才能的。”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和他的一样阴郁沉闷，于是我起床走向电话机。
“你要干什么？”
我拨了摩莉的号码，对他说：“我给摩莉打电话。她会问：你那位美国人好吗？我会说：我和他正风流着哪。风流——就用这个词。我确实一向喜欢这个词，那么微妙而又温雅！哦，她就会说：这可不是你一生中所做的最明智的事吧？我就会说不，那样一来会将这件事也封存起来的。我想听她说说这件事。”我站着听那头摩莉房间里的电话铃响，“嘿，现在已差不多五年了——当时我爱上一个人，他也爱我。当然那时候我非常天真。就这么回事。那都封存起来了。嘿，后来有个时期我就尽找那些会伤我感情的人。我需要这样。就这么回事。那都封存起来了。”电话铃仍响着，“有段时期我成了共产党员。总的说来，这是个错误。尽管如此，毕竟是有意义的经历，那样的经历一个人决不会嫌多的。就这么回事。那都封存起来了。”摩莉家中没有人接电话，我就放下了话筒，“那么得另找时间让她说说这件事了，”我说。
“但这不是真的，”他说。
“可能不是真的。但我想听听，反正都一样。”
一阵短暂的沉默。“我接下去该怎么办呢，安娜？”
我说，一边倾听自己会说什么，以发现我在想什么：“你该努力去突破现在的状况。你会成为一个非常文雅智慧善良的人，人们会来向你求教，在他们需要得到告诫时，你就说——他们在一种美好的事业中变得疯狂了。”
“天哪，安娜！”
“听你说话的口气好像我侮辱了你！”
“又是老朋友那副老成持重的样子！算了，我可不想再受那种人的气。”
“嗬，但想必成熟就是一切，不是吗？”
“不，它不是一切！”
“但是我可怜的索尔，这样说对你毫无用处，因为你正走向成熟。看看所有那些我们知道的非凡人物吧，他们的年龄约在五十或六十岁。嗯，他们当中只有一些……非凡的，成熟的，智慧的人物。真正的人，这个词语的含义就是：平和安详。他们是怎样达到那种境界的？嗬，我们很清楚，是不是？他们之中每一个该死的家伙都有一段情感罪恶史，啊，那些五十开外的智慧而安详的男士或妇人，在他们走向成熟的路上，不知横卧着多少惨不忍睹的血淋淋的尸体！你不会轻而易举地变得智慧、成熟，等等，除非你三十年里都是个疯狂的食人生番。”
“我就是正在变成一个食人生番。”他虽然在笑，却显得有些郁郁不乐。
“啊不，你不会的。我老远就能认出那些到了中午就能成为安详成熟的智者。三十岁时他们就到处疯狂争斗，煽风点火，挑衅反抗，纵欲淫荡。而现在我能看出：你，索尔·格林，虽然强壮却孤独地住在某个地方的一套没有暖气设备的公寓里，挣钱只够糊口，只能不时审慎地小口抿点儿上等的苏格兰威士忌。是的，我能看出：你的身材体形将再次变得匀称丰满，你将成为那种强壮魁梧结实的中年人，像头笨拙的棕熊，你原先金发的平头，两鬓会渐成花白。你或许会戴起眼镜。你会变得沉默寡言，到那时或许这已经很自然。我甚至可见到你留着修剪整齐的金黄又略为灰白的胡须。他们会说：认识索尔·格林吗？现在他可是个堂堂男子了！多么坚强！多么镇静！多么安详！请注意，横卧一路的那些尸体，不时会有一具发出低微的哀怜的叫声——还记得我吗？”
“那些尸体，我愿提请你注意：曾经都是我的支持者，要是你不理解这一点，你就什么也不理解。”
“嗬，我理解这一点，但这只能让人感到更抑郁沮丧，因为那些牺牲者都极其情愿地献出他们的血肉之躯。”
“抑郁沮丧！我对人民是一片赤诚，安娜。我唤醒他们，振奋他们，推动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胡说。那些极其情愿成为牺牲者的人，就是那些自愿放弃做食人生番的人，他们不够凶狠，不够残忍，无法踏上通往成熟的金色大道，成为对非凡的智慧不屑一顾的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放弃了奢望。他们实际上是在说：我已放弃，但我很乐意为你贡献出我的血肉之躯。”
“嘎吱嘎吱地嚼啊，嚼啊，嚼啊。”他说，他的脸皱得紧紧的，以致他金色的睫毛和眉毛紧紧贴在了一起。他露出牙齿，一副怒气冲冲的狞笑。
“嘎吱嘎吱地嚼啊，嚼啊，嚼啊。”我说。
“你，我想，不会也是食人生番吧？”
“哦确实是的。但我已经给了别人大量的帮助和安慰。不，我不想成为圣徒，我只会成为一名推大圆石的人。”
“那是什么？”
“有一座黑暗的高山，那便是人类的愚昧。一群人正在推一块大圆石上山。当他们刚往上推了几尺，却爆发了战争，或是荒唐的革命，石头便滚落下来——不是滚到底，总能停在比原先高几寸的地方。于是那群人用肩膀顶住石头，又开始往上推。与此同时，个别伟人站在山顶上。有时候他们往下俯瞰，点点头说：好，推石头的人仍在尽责。但同时我们也在思考人的生存空间的本质，当世上不再有仇恨、恐惧和谋杀，人们都很高尚的时候，这世界会是个什么模样。”
“哼。我想成为一个站在山顶上的伟人。”
“我们两个运气都不好，我们都是推大圆石的。”
突然间他跳下了床，就像黑色的钢丝弹簧，吧嗒一声弹开了，又像突然打开了开关似的，眼中满是怒气。他站在那里说：“啊不，你不会的，啊不，我才不想去……我才不……我，我，我。”我想，哎呀，他又回到老样子了，不是吗。我去了厨房，拿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又回来躺在地板上，喝着威士忌，他则在滔滔不绝地诉说。我躺在地上，看着天花板上映出的金色光斑，听着外面大雨一阵阵不规则的啪嗒声，感到紧张痛楚之手又攥紧了我的胃。我又成了病恹恹的安娜。我，我，我，我，像机枪在均匀地扫射。我似听非听，仿佛那是我起草的讲稿而旁人在演讲。是的，那就是我，那是每一个人，那个我。我。我。我是。我将去。我不会是。我将。我要。我。他像头野兽，一头会说话的野兽，满屋子转着说个不停。他的举动剧烈而充满力量，有种强硬的力量在喷吐出我，索尔，索尔，我，我要。他淡绿的眼睛呆滞了，并不在观看，他的嘴像只汤匙，或一把铁锹，或一挺机枪，在发射喷吐出炽热的放肆的话语，字字都像子弹一般。“我不会被你摧毁。没人能摧毁我。我不会受禁闭，被关押，遭驯服，不会乖乖听话，让你这里保持安静，做你所吩咐的事我不会的……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不会买你的账。”我能感受到他的黑色力量在狠狠敲打我的每条神经，我感到胃部肌肉在剧烈搅动，背部肌肉则像电线般绷紧。我手握威士忌酒瓶躺卧着，不断地呷一点，感觉醉意正在漫向全身，我听着，听着……我意识到自己已躺了好久。也许是几个小时了，而索尔还在屋里大步走动，大声喊叫。有一两次我也说了些什么，往他滔滔不绝的话中插进几句打断了他，这就像一部机器暂停下来，因为它曾由技工调整校准，当有外来声音时会稍作停顿。它机械地自作核查，而那嘴巴，或金属枪口早已摆好架势，即将喷射出一连串的我我我我我我。我曾经站起来，但他视而不见，因为他没有把我看做必须大声喝斥以压服的敌人。我放上了阿姆斯特朗的歌曲唱片，部分是为自己，以便紧紧抓着这欢快的音乐作为安慰。我说：“听，索尔，听。”他微微蹙额，皱起双眉，呆板地问：“嗯？什么？”然后又是我，我，我，我，我，我，我将把你的道德你的爱你的习惯都揭示出来，我，我，我，我。因此我取下了阿姆斯特朗的歌曲唱片，而放上了他的音乐，那是冷静而理智的音乐，那是拒绝疯狂和激情的人爱听的超脱的音乐。一时间他停止叫喊，坐下来了，仿佛他的大腿肌肉被砍伤了似的。他坐着，头耷拉在胸前，双眼紧闭，倾听着汉密尔顿那轻柔而急促的鼓声，那鼓声就如同他刚才的话语一样在房间里回荡，于是他恢复了自己的声音说：“天哪，我们失去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啊，我们到底怎样才能恢复，我们怎样才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啊！”然后，就像这一切全未发生过，我看到他大腿的肌肉抽紧了，他跳了起来。既然他除了自己的话，即我，我，我之外别的都不听，我便关上了唱机，再次躺下来，听着他的话语扫射到墙壁上又满屋反弹，我我我，十分赤裸裸的自我中心。我非常恶心，又很难过，便全身紧缩成痛苦的一团，子弹在四周横扫纷飞。一时间我眼前一片昏黑，闪现出那个我熟知的梦境，是真正的熟知：战争迫在眉睫，我奔跑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两边是原本白色却已污秽不堪的楼房，整座城市一片寂静，挤满了默默无声的人群，都在等待着什么。就在附近，那小小的丑陋的死神载体爆炸了，很轻柔地，轻柔地，它炸开来，侵入那正在等候的一片寂静，散布死亡，粉碎建筑，摧毁生命物质，肢解血肉结构。我拼命尖叫，却毫无声息，没有一个人听到。和我一样，所有在静静的楼房里的人们也都在拼命尖叫，却没有一个人听到。当我从眼前的昏黑中走出，索尔已站在墙前，背靠着墙，他大腿和脊背的肌肉紧贴着墙壁，眼睛盯住我。他看见了我。他又恢复了常态，这是足足几个小时之后的第一次平静。他的脸色苍白，毫无血色。他的眼睛极力睁着，显得阴郁且充满恐怖，因为看到我躺在地上痛苦得缩成一团。他开口说话了，是他自己的声音：“安娜，看在上帝分上，别那个样子。”但稍迟疑片刻后，那个疯子又回来了，这次不仅仅是我我我我，还说什么反对女人，女人是狱卒，是良心，是社会的声音，而他正引导一股纯洁的仇恨的洪流来反对我，就因为我是个女人。此刻威士忌却使我虚弱，使我迟钝了，我感到内心的感情软弱宽厚且迷糊迟钝，完全是位被抛弃的女人。呜呜呜，你不爱我，你不爱我，男人再也不爱女人了。呜呜呜，我纤细粉红的食指尖指着自己被冷落的雪白而耸着粉红乳尖的胸脯，开始为女人而哭，并洒下懦弱、濡湿、颇含威士忌成分的泪水。就在我落泪之时，我见他的阴茎将牛仔裤顶得耸了起来，而我也感到阴部湿了，于是我很可笑地想，啊，那么现在他会爱我了，他会来爱可怜的遭遗弃的安娜了，爱她的受了伤害的雪白的胸脯了。随即他以中学生纨绔子弟般的放荡声音说：“安娜，你喝醉了，快从地上起来。”我说：“不。”依然呜呜哭着，尽情表现自己的娇弱。于是他把我拖起来，显得放肆淫荡，急不可耐，并一下子插了进去。那东西很坚挺，就像个男生第一次做爱，干得很快，充满了羞愧感和激情。于是我开口了，因为没得到满足：“好了，别再孩子气了。”用的是他的话语。而他仍以放荡的口吻说：“安娜，你醉了，睡一会儿清醒一下吧。”于是他给我盖上毯子，并吻了吻我，然后踮起脚走了出去，像个负疚的男生却很为他的第一个女人而骄傲。而在我看来，我见到的是索尔·格林，这位敏感而羞愧的美国好男孩，刚刚睡过他的第一个女人。于是，我躺在床上，笑了起来，不停地笑着。后来我睡着了，醒来时仍然在笑。我不知道做了什么梦，但醒来时心里一阵轻松愉快，这时我才发现他就睡在我的身边。
他身上冷冷的，于是我把他抱在怀里，感到很是幸福。因为我是那么幸福，我知道在睡着时我一定轻松欢快地飞翔过，这意味着我不会始终是那个病恹恹的安娜。但他醒来时却仍因那几个小时的我我我我而精疲力竭，他的脸色蜡黄，显得很痛苦。我们起床后，都感到相当困倦。在那间明亮的彩色装饰的大厨房里，我们默默地喝咖啡，读报，没力气多说话。他说：“我得去工作。”但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去的，于是我们回到床上，疲倦得动不了。我甚至盼着昨晚那个强悍凶狠的索尔回来，这么困乏不堪可真是太可怕了。不久他说：“我不能躺在这里。”我说：“是的。”但我们都没有动弹。后来他起了床，或者说是慢慢地爬起来了。我就想：他将如何使自己离开这儿呢，他必须精力充沛才能做到这一点。尽管我为此感到胃又收紧了，我却很感兴趣想看看结果。他颇带点挑战意味地说：“我要出去散步。”我说：“好的。”他偷偷地瞧我一眼，上楼去换了外衣，又进屋来，说：“为什么你不阻止我？”我说：“因为我不想这么做。”他说：“要是你知道我上哪儿去，你就会阻止我。”我说，一边听着自己的声音变冷漠了：“喏，我知道你是到一个女人那儿去。”他说：“算了吧，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不是？”
“是的，但这无关紧要。”
他原先站在门口，这时犹犹豫豫地走了进来。他脸上的神情表明他还关心着什么事。
我想起德·席尔瓦的话：“我想瞧瞧会发生些什么事。”
索尔就想瞧瞧会发生些什么事。我也是这样。我心中感到一份恶意的，却确实愉快的好奇，比任何东西都更强烈的好奇——仿佛他，索尔，和我，是两个行动诡秘莫测的人，两股叫不出名字，缺乏个性的力量。这就像屋子里关着两个极其恶毒的人，如果其中一个突然死去或熬不住痛苦而尖叫，另一个就会说：“哼，这下活该，对吧？”
“这无关紧要，”他郁郁不乐地说，但那种阴郁却是试探性的，硬装出来的，或者就是再难令人信服的如故伎重演。“你说这无关紧要，但你却像个密探似的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说，声音轻松而欢快，还伴随了轻轻一笑，像是阵逐渐低微的喘息（我曾听到处于极度紧张中的女人这般笑过，我只是模仿一下而已）：“我成了密探，这是被你逼的。”他默默无言地站着，看起来仿佛在倾听，仿佛他接下去要说的话是从录音回放中反馈给他的：“我不会被世上任何哪个女人拴住的，过去从来不曾，今后也绝不会。”
那句“过去从来不曾，今后也绝不会”是急匆匆说出来的，就像唱片快速播放一样。
我说，用的是同样十分刻毒意在伤人的语气：“要是你说的拴住，指的是你的女人掌握你的一举一动，那么你现在已经被拴住了。”
我听到自己发出一阵轻微而得意的笑声。
“那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他恶毒地说。
“那是我所知道的事实。”
这场对话差不多说到尽头了，这时我们颇感兴味地互相瞧着，我说：“好啦，这样的话我们再也不要说了。”他也颇有兴致地说：“但愿不要再说。”说完他便出门而去，走得那么急匆匆，显然是受了刚才对话所激起的活力的驱策。
我站在那儿想着，我可以上楼去看看他的日记，以便获知真相。但我知道我不会这么做，我再也不想去看他的日记了。这一切都结束了。但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我去厨房想喝点咖啡，却给自己稍稍倒了点威士忌。我四下看了看厨房，非常明亮，非常干净。随即我感到一阵眩晕。色彩太鲜艳了，仿佛有些灼热。我意识到这通常让我感到愉悦的厨房的种种缺陷——亮晶晶的白色瓷漆中的一道裂隙，横档上的灰尘，油漆已开始褪色。一种低劣污秽的感觉顿时袭遍全身。厨房得重新粉刷一遍了，但这公寓年代已久，在这日渐破损的房屋中，连墙壁也在衰朽，无论如何粉刷都改变不了这一切。我关上了厨房里的电灯，回到卧室，但很快它便显得与厨房一样糟糕。红色窗帘有一种不详而俗丽的反光，白墙也显得十分暗淡。我发现自己盯着那些墙壁、窗帘和门，在房间里一圈一圈转个不停，还受到构成房屋的那些物质材料的拒斥，而屋里的色彩也以它们的热烈和虚幻使我眩晕。看着这房间，就像看着某个我很熟悉的人的脸，因为我熟悉那脸上的气质或是紧张的表情。比如说在我自己或索尔的脸上，我知道在我这张小小的清秀安详的脸后面隐藏着什么，知道在索尔那张单纯而白皙的宽脸膛——无可否认，他的脸看起来气色不好——后面隐藏着什么，谁又会去猜测，要是没有经历过这些，在他脑中迸发并闪过的种种可能？或者，当我乘坐火车时，从某位女士脸上那绷紧的眉头或痛苦的表情中，看出后面所隐藏的凌乱不堪的世界，我会为人们在压力下凝聚控制自己的能力而感到惊奇。我的大房间，和厨房一样，并没有成为可以把我包容其中的舒适的外壳，却成为从一百个不同的点向我的注意力发起持续攻击的战场，仿佛一百个仇敌正等着我的注意力转移，它们便可从背后悄悄挨近并袭击我。一只需要擦亮的门把手，白色油漆上一层灰尘，红色窗帘上因褪色而形成的一条黄斑，藏着我的旧笔记本的桌子——这些东西夹裹着剧烈摇晃的恶心的热浪袭击我，试图吞噬我。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到床上去，而我又一次必须趴下来从地板上爬过去。我上床躺下来。在入睡之前，我意识到那位放映员已经在等我了。
我也知悉他将对我说些什么。知悉便是某种“启示”。在过去几个星期的疯狂和丧失时间感的状态中，我一次又一次有过这种“知悉”的时刻，不过这种知悉根本无法用文字表达。然而这种时刻能给人如此深的印象，犹如梦中一闪而过的启示，醒来依然记得，以致我在那些时刻学到的东西将伴随我的一生，成为我体验人生的指针。文字。文字。我操作文字，希望某些组合，即使是难得一遇的组合，能表达我想说的话。或许用音乐来表达会好一些？然而音乐会像个敌手一样攻击我的内耳，那不是我的领域。事实是，真正的经历是无法描述的。我无奈地想，一系列星号，像一部老式的小说，或许更管用。或者用某种符号，也许一个圆圈，或一个方块。无论什么都可以，但文字不行。亲自到过那儿的人，到过文字、图案、秩序都消失了的地方的人，会明白我的意思，其他的人都不会明白。而一旦到过那儿，就会产生一种可怕的讽刺，可怕的蔑视。这不是个和它斗争，或和它断绝关系的问题，不是个对还是错的问题，而是只知道它就在那儿，永远存在。这是个得带点儿谦恭，恕我直言，向它鞠躬的问题，犹如向一位古代的对手鞠躬：行，我知道你在那儿，但我们总得维持常规，是不是？或许你之所以能够存在，其条件恰恰在于我们维持了常规，创造了模式——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因此，我所能说的便是，在入睡之前我已“知道”我为什么必须睡眠，那位放映员会说些什么，以及我必须学些什么。因为我已经知道，因此那个梦本身就颇有点放马后炮的味道，或者说为了加强印象而对某些早已学会的东西进行归纳。
梦一开始，那位放映员便以索尔的声音，很实际地说：“现在我们只是再把它们放一遍。”我有点局促不安，因为我担心会看到以前已看过的那些影片——那些华而不实的影片。然而这一次，尽管它们是同样的影片，却有了另一种特点，在梦中我把它命名为“现实主义特色”。它们有着早期俄国或德国影片的那种粗糙、简陋、过于突兀的特点。影片补上的部分放得较慢，以致成了长长的片段，从中我看见并了解到在生活中没有时间去注意的一些细节。当我看到那些他要我掌握的关键之处时，放映员便不断地说：“就是这儿，夫人，就是这儿。”由于他的指点，我看得格外仔细。我发现一切我曾特别关注过的事，或是按我的生活方式曾特别注重的事，现在全如过眼云烟很快消逝，而且变得无足轻重。譬如，花紫树下的那群人，或是和保罗一起卧在草地的爱拉，或是写小说的爱拉，或是在飞机上想一死了之的爱拉，或是保罗用枪打下的鸽子——所有这些都没有了，都被同化了，被真正重要的内容取代了。我看了很长时间，注意到了每个举动，布斯比太太怎样站在马雪比旅店的厨房里，她肥大的臀部在紧身褡束缚之下突出得像块搁板，她的腋下一片黑乎乎的尽是汗渍，她的脸因筋疲力尽而发红。当时她正在把动物或家禽的不同骨头上的肉切下来，一边听着薄墙外年轻人刻毒的话和更伤人的笑声。我听到维利就在我耳边哼唱，那不合调的极其孤独的哼唱，或看到他久久地伤心地注视我和保罗调情，这些镜头一遍又一遍以慢动作重放，以便我能永记不忘。我见到布斯比先生，这位站在酒吧柜台背后的大胖子，看着他的女儿和她的男友，我见到他妒嫉却并无敌意地凝视那位青年，然后移开了目光，伸手取过一只空杯，并斟上了酒。我见到莱蒂莫尔先生在酒吧里喝酒，他的目光小心地回避着布斯比先生，耳朵却在仔细听他那位漂亮的红发老婆的笑声。我见他一次又一次弯下腰，虽然醉得都坐不稳了，还去抚摩那条红毛狗，轻轻地抚摩着，抚摩着。“看懂了吗？”放映员说，又继续放另一幕。我见到保罗·唐纳在凌晨时刻回家，因为偷过情而轻快活泼，精力充沛，见他遇上了妻子的目光，当时他妻子系着印花围裙，恰好站在他的面前，她那目光既含恳求又显窘迫，而孩子们正在吃早饭，饭后要上学去。他皱起眉头转身上楼，从橱里架子上取下一件干净的衬衣。“看懂了吗？”放映员说。随后影片放映得很快，像梦一般急速转动，映出一张张我在马路上见到过又忘记了的面孔，映出一只手臂的缓慢移动，映出一双眼睛的眨动。这一切都在表示同一个意思——影片现在已超出了我的经历，超出了爱拉的经历，超出了笔记本的内容，因为产生了融合，所见到的不再是个别的场景、人物、脸庞、活动和眼光，它们都糅合在一起了。影片的画面动作又变得极其缓慢了，那是一系列的特写：一位农民弯腰伸手往地里播下种子，或一块岩石屹立着微微闪烁，而流水在慢慢地消蚀它，或月光下有一人伫立在干燥的山坡上，永远屹立不动，手中紧握着枪。或一个女人醒着躺在黑暗中，正在说：不，我不想自杀，我决不，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