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
［黑色笔记现在放弃了它起先划分为“来源”和“钱”两个部分的意图。它的纸页上贴着剪报，用糨糊粘贴并记有日期，年份是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这些新闻每一条都与发生在非洲各地的暴力、死亡、骚乱、仇恨有关。笔记中只有一条是安娜手写的，落款时间是一九五六年九月：］
昨夜我做了一个梦，说是要拍摄一部有关马雪比旅店的那群人的电视剧。已经有了一个剧本，是别人写的。导演一直向我保证：“你看了剧本一定会满意，简直像你自己写的一样。”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始终没能读到那个剧本。我去看了电视剧的排演。那场景就在马雪比旅店外面铁路旁的花紫树下。我高兴地看到，导演将场景的气氛处理得很不错。随即我发现那“场景”原来就是实景：他居然将整个剧组拉到了中部非洲，在花紫树下实地拍摄，那儿甚至有这样的细节：白色垃圾堆中散发出酒一般的气味，灼热的阳光下到处可嗅到花紫树的气息。我看见摄影机装置在车上，车子开了过来。摄影机对准并横扫过那组等着表演的人群，这使我想起了机枪。表演开始了，我马上感到不自在起来。我终于明白了，导演对镜头、时机的选择，正改变着这个“故事”。拍成的影片上出现的情景将和我所记得的大相径庭。我无权利让导演和摄影师停下来。因此我站在一边，看着剧组的表演（其中有安娜，我自己，但不是我所记得的那个人）。他们说着我已记不起来的台词，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我心中充满焦虑。在这一切完成后，剧组人员开始化整为零，三三两两地进马雪比旅店的酒吧喝上几杯，而摄影师们（现在我看出他们都是黑人，所有的技师都是黑人）则将摄影机推移并拆卸开（因为它们也都是机关枪）。这时我对导演说：“你为什么改动了我的故事？”他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觉得他是有意改动，认为我的故事没什么精彩之处。但他看起来很委屈，也很吃惊。他说：“但是，安娜，你看到那些人在那儿，是不是？你看见我见到的一切吗？他们说那样的话，对不对？我只拍摄了那儿的实际情况。”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我认识到他是对的，而我所“记得的”也许并不真实。我有点心烦意乱，因此他说：“来喝上一杯吧，安娜。你不是看到了么，我们拍了什么这无所谓，只要我们拍了点东西就行。”
我将合上这本笔记了。要是苏格大娘要我为这个梦“定名”，我会说这是关于绝育症的。除此之外，自从我做了这个梦，我再也记不起玛丽罗斯是怎样转动她的眼睛的，或保罗是怎样哈哈大笑的。一切都记不起来了。
［有两条黑线划过纸页，标志着笔记的结束。］
［和黑色笔记一样，红色笔记也全是剪报，时间是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都是有关欧洲、苏联、中国和美国的事件。像同期有关非洲的剪报一样，这些内容大多是有关暴力的。凡是出现“自由”一词，安娜都用红色铅笔在下面划了线。在剪报终止的地方，她已经将划出的红线数目相加，“自由”一词总共出现六百七十九处。这段时期中她自己手写的记载只有下面的一条：］
昨天杰米来看我。他随一个教师代表团出访苏联，刚刚回来。他对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哈里·马修斯，原是位教师，辞了工作去西班牙作战。负了伤，因断了一条腿而住院十个月。在这段时间他反复思考了西班牙战争——共产党的卑鄙行径，等等，进而读了大量东西，并对斯大林产生了怀疑。接踵而来的是通常的党内批斗，被开除出党，于是他便加入了托洛茨基派。又和他们发生争论，离开了他们。由于腿瘸了，不能再打仗，他便学着去教迟钝弱智的孩子。“对于哈里来说，不用说，世上没有什么笨孩子，只有不幸的孩子。”在整个战争期间哈里住在国王十字街口附近一间极简陋的小屋里。他多次表现出英雄主义的壮举，例如从受到轰炸并正在燃烧的楼房里救人等等。“他在那一带成了个传奇人物，当然，一到人们开始寻找那位救出某位儿童或某位老人的瘸腿英雄的时候，就到处找不到哈里了，因为，不用说，要是他凭这些事博取荣誉，他会瞧不起自己的。”战争结束时杰米从缅甸回来，去探望他的老朋友哈里，但他们争吵起来了。“我是个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员，而他，哈里，却是个卑鄙的托派分子，因此我们话不投机，吵了起来，闹个不欢而散，就此分手。但我心里倒是挺喜欢他的。”哈里过着双重生活。他的外部可见的生活完全是一种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他不仅在某个学校中教那些弱智孩子，并获得很大成功，而且他还邀请附近街区（一个穷困地区）的孩子每晚到他家中上课。他教他们文学，指导他们阅读，为他们作考试辅导。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每天执教十八个小时。“不用说，他把睡眠看做是浪费时间，他训练自己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他就一直住在这简陋小屋，直到某位飞行员的遗孀爱上了他，要他去她的公寓住。在那儿他有两个房间。她有三个子女。哈里待她很和善友好，但若说她的生活现在一心一意是为他奉献，那么他的生活则完全奉献给孩子们，包括学校里的和邻近街区的。这便是他的外部生活。与此同时，他在努力学习俄语，还收集有关苏联的书刊、小册子、剪报等等。他在研究苏联，为自己构建起一幅苏联真实历史的画面，或更确切地说，是一幅自一九年起俄国共产党的真实历史图景。
大约在一九五年，杰米的一位朋友拜访了哈里，把他的情况告诉了杰米：“他总是穿一种丛林茄克衫，或是士兵的紧身上装，脚上一双凉鞋，留着军人的发型。他从来不笑。墙上有一幅列宁的画像——那当然是不用说的，还有一幅小一些的托洛茨基像。而那位遗孀则恭恭敬敬地在后面忙活。街上来的孩子们在他家进进出出，而哈里则在谈论苏联。那时他已能流利地说俄语，并通晓党内历史上从很早时候起的每次小型斗争和阴谋，更不用说那些血腥大屠杀了。而他干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安娜，你是绝对想不到的。”“我当然想得到。”我说，“他是在为那一天作准备。”“当然。这可真是破天荒第一回。这可怜的疯子早已设想好了——相信那一天终会到来，俄国的同志们会在同一时刻突然明白过来。他们会说：‘我们迷路了，我们没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的前景不太明朗。但在那边，英国伦敦的圣潘克拉斯区，有我们的哈里同志，他对一切都非常清楚。我们将邀请他来，听取他的意见。’时间过去了。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但从哈里的观点看来，却是越来越好了。每次从苏联传来什么新的丑闻，哈里都会为之振奋。成沓的报纸在哈里的房间里已经堆到了天花板，并已漫溢到那位遗孀的房间里。他说起俄语来已像个俄国人一样了。斯大林死了——哈里点点头，心里想：这下用不了多久了。然后是苏共二十大：干得好，但这还不够。后来哈里在大街上遇到了杰米。因为过去是政治上的敌人，他们起先紧皱眉头，态度僵硬，但随即又互相点头并有了笑容。于是哈里带杰米去了那遗孀的公寓。他们一起喝茶。杰米说：“有一个代表团要到苏联去，我正在组团，你想去吗？”哈里一下子变得容光焕发。“你想像一下吧，安娜，我坐在那儿，像个傻瓜一样，一边想着：哦，这可怜的托派分子，毕竟还是个好人，他对我们的丰饶之母(1)还是很有感情的。他一直在想：我盼望的日子来到了。他一再问我是谁推荐了他，显然这对他来说很重要，因此我没有说破，告诉他这主意只是我自己刚刚想到的。我根本没有想到他居然相信是“共产党自身”不远千里从莫斯科召唤他去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反正不管怎么样，尽量长话短说吧，我们一行三十位英国教师，就一起动身去了莫斯科。可怜的哈里是其中最快活的，他那件士兵的紧身上装的每个口袋里，都塞满了各种文件和材料。我们到了莫斯科，他完全是一副热诚期待的神态。他对我们很友好，而我们都宽容地将此归因于以下事实：他其实很瞧不起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些无足轻重之辈，但他决心不显露任何鄙夷之色。再说，我们大多数人以前都是斯大林分子。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日子以来，当遇见那些托派分子时，不少前斯大林分子都会有点儿负疚感。不管怎么样，代表团去工厂、学校、文化宫和大学，继续着一路簇拥鲜花的访问，更不用说那些演说和宴会了。而哈里就在其中，穿着紧身上装瘸着腿，一副坚毅的革命者的姿态，活脱脱是列宁精神的化身，只有那些愚蠢的俄国人没看出这一点。他们当然也喜欢他的极端严肃，但他们不止一次询问为什么哈里穿这么怪异的衣服，甚至，据我回忆，他们还问到他是否私下有什么伤心事。同时，我们昔日的友谊也恢复了，晚上我们就往往在房间里聊天。我注意到他越来越困惑地盯着我看，而且开始激动不安起来，但我仍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哦，就在我们访问的最后一个晚上，根据日程安排我们该去出席宴会，和一些教师团体共进晚餐，但哈里不想去。他说他身体不舒服。我赴宴回来后便去看望他，他在房间里，坐在靠窗的椅子上，那条瘸腿就伸出在前面。他站起来迎接我，显得兴高采烈的，随即他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我看得出来，这对他是个不小的打击。于是他反复盘问我，并弄清了他之所以获邀参加代表团，仅仅是那天在街上相遇时我偶尔想起的主意。话一出口，我就想狠狠揍自己一顿了。我发誓，安娜，在我恍然大悟的那一刻，我真希望自己能编出什么‘赫鲁晓夫亲自’邀请他之类的故事。他反复地说：‘杰米，你必须对我说真话，是你邀我加入代表团，这只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问了一遍又一遍。这真是令人讨厌。噢，就在这时候，俄方的译员走了进来，她是来看看我们当晚的事是否都已准备妥帖，并来道别的，因为第二天一早她将不再为我们送行。她是个约摸二十或二十二岁的姑娘，有一双灰色眼睛，留着金黄的长辫，长得非常漂亮。我敢说代表团的每个人都爱着她。她几乎要累垮了，因为整整二个星期陪伴照顾三十位英国教师参观博物馆啊学校啊什么的，可不是件轻松的事。然而哈里却突然觉得机会来了。他拉过一把椅子，便说道：“奥尔加同志，请坐。”那口气叫人没法回绝。我知道他接着会干些什么了，因为他正从身上口袋中掏出一份份文件资料，并一一放在桌子上。我想阻止他，可他只是朝着门点点头。哈里朝门点头，就是示意我出去。于是，我只好回到自己房间，坐下来抽起烟，慢慢等着。那时差不多已是凌晨一点钟光景了。我们得在六点钟起床，以便七点钟坐车去机场。六点钟的时候奥尔加走了进来，她因困乏不堪而脸色苍白，并确确实实显得十分困惑不解。是的，这个词最贴切了：困惑不解。她对我说，“我来是想告诉你，我觉得你该关注一下你的朋友哈里，我觉得他不大对劲，他兴奋过度了。”噢，我于是对奥尔加说了哈里加入国际纵队去西班牙作战的经历，他的英雄事迹，我还额外编造了两三件这样的事，奥尔加听后说：“是的，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个很好的人。”她随之几乎要打出呵欠来了，于是赶紧告辞去休息，因为第二天她又得接待来自苏格兰的一个热爱和平牧师代表团。随即哈里进来了。他像鬼一样面容憔悴，精神沮丧，仿佛他生命的整个支柱都倒塌了。他对我说了一切情况，我则不断催促他快些，因为我们马上得动身去机场，自从昨天晚上以来我们都还没有更衣……”
哈里显然将身边的资料、剪报等都摊在桌子上，并从《火星报》(2)时代开始，讲述起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奥尔加坐在他对面，竭力忍住呵欠，富有魅力地微笑着，保持着对于外宾应有的礼貌。她曾问他是不是历史学家，但他回答：“不，同志，我像你一样，只不过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对她讲起了那些充满密谋、智斗和英雄行为的岁月，没有遗漏任何东西。大约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她说：“同志，能不能原谅我出去一下？”她出去了，哈里坐在那儿想，她是去叫警察了，他们很快会来逮捕他，并把他流放去西伯利亚。当杰米问他若就此永远消失在西伯利亚，他会有何感受时，哈里回答说：“为了眼下这样的时刻，那也是值得的。”因为那时候他肯定已经忘记了他是在对译员奥尔加说话，一位漂亮的二十岁的金发姑娘，她父亲在战争中牺牲了，她独自照料着寡母，并正打算第二年春天和《真理报》的一位记者结婚。那时候他觉得是在对着历史侃侃而谈。他心醉神迷而又软弱无力地等待着警察来把他抓走。谁知奥尔加回来时，却带来两杯从饭店里订来的热茶。“那旅馆里的服务糟得没法说，安娜，因此可以想像他坐在那儿等着被捕，已经等上好一会儿了。”奥尔加坐了下来，把他的茶推给他，并且说：“请继续说吧，很抱歉打断了你的话。”不久之后她便睡着了。哈里刚刚讲到斯大林策划了对住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的暗杀。显然，哈里坐在那里，一句话刚说一半便停住了，他望着奥尔加，她油亮的辫子从那弯垂的肩膀上滑下来，她的头也歪倒在一边。他只好将所有的文件都收拾起来，并把它们放好了。然后他非常轻柔地唤醒了她，并因为让她感到厌倦而向她道歉。她为自己的失礼而羞惭不已，不过她解释说，尽管她喜欢译员这项工作，接待一个又一个代表团确实很辛苦，“况且，我母亲体弱多病，晚上我回到家还得干家务。”她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向你保证，等我们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将斯大林时期强加的种种歪曲作了必要修正，并重写了党史，我一定认真的读读党史。”显然，奥尔加因自己失礼而非常局促不安，这倒使哈里很感过意不去。他们又互相宽慰了好几分钟。然后奥尔加告辞，并去见杰米，说了那番他的朋友兴奋过度的话。
我问起杰米后来发生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们得赶紧更衣，收拾行装，后来便坐飞机回来了。一路上哈里默不作声，满脸的不快，但别的倒没有什么。他特别向我道谢，因为我让他加入代表团：他说这确实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经历。上星期我去看过他。他最终和那位遗孀结了婚。她已怀孕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能说明点儿什么。”
［在这儿两条黑线划过纸页，标志着红色笔记结束。］
［黄色笔记继续：］
一、一则短篇故事：
一个女人，渴盼着爱，遇上一位比她年轻得多的男人，所谓年轻，或许不仅指年龄，更多是指感情体验；或者说指他的感情体验的深度。关于这位男人的禀性，她不断地欺骗自己；而对于他，这仅仅是又一次逢场作戏而已。
二、一则短篇故事：
一位男子用成熟的话语，即感情成熟者的话语，赢得了一位女子。她渐渐领悟到，这些话语出自他头脑中某种观念，而和他的感情毫不相干。事实上，他的感情还只停留在十来岁的少年阶段。然而，知道这一点后，她仍不由自主受到感动，并为男子的话语所倾倒。
三、一则短篇故事：
最近从一篇书评中读到：“又一桩不幸的风流韵事——女人，甚至那些最优秀的，往往会爱上与她们很不般配的男人。”这篇书评当然是男人写的。而事实是，“好女人”爱上“很不般配的男人”，要么是因为这些男人已经决定了她们的姓氏，或是因为她们具有一种模糊不清、有生俱来的素质，无法为“好的”或“优秀的”男人所接受。通常所谓的好男人已经不复存在，没有再现的可能了。这故事讲的是我的朋友安妮在中部非洲的经历：一个“好女人”嫁了个“好男人”。他是个公务员，为人可靠，做事负责，私下里还喜欢写些蹩脚的诗句；而她偏偏爱上一位酗酒成性又贪女色的矿工。那矿工没加入工会，其他人也一样，包括经理、职员和矿主自己。他总是从一个小矿转到另一个小矿，都是些朝不保夕的、眼看不是发点小财便是破产的小矿。当某个小矿亏损或卖给大公司了，他就离开那儿。有一天晚上，我正好和他们两个在一起。他刚从坐落在三百英里外的荒野的某小矿赶回来。她守在那儿，胖胖的，脸红红的，昔日的标致少女如今已成胖大嫂了。他打量了她一番后说：“安妮，你生来就该是个海盗婆。”我记得我们都哈哈大笑，因为这实在荒唐可笑：在城市近郊的小屋里说起海盗，海盗与那位好丈夫以及安妮又会有什么关系呢？这位好妻子，因为与这位浪荡矿工的——与其说偏重肉欲倒不如说更重想像——风流韵事而感到了愧疚。然而我记得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是那么快活地瞧着他。好多年后，他因酗酒而死。在多年未通音讯后，我收到了安妮的来信：“你还记得某某吗？他死了。你是理解我的——我的人生已失去意义了。”这个故事，如果发生在英国境内，会是：一位住在近郊的好妻子，爱上一位毫无希望的出入咖啡馆的流浪汉，此人声称他将从事创作，也许有朝一日他会写点儿什么。但关键不在这里。这故事若是从那位极其体面且有责任感的丈夫的角度来写，便实在无法理解那个流浪汉何以具有如此的吸引力。
四、一则短篇故事：
一位健康的女性，爱上一个男人。她发现自己患病了，那是她从未有过的病症。她渐而明白了，不是她在生病，而是那男人患了病，她不是从他的言行中，而是从他的病如何传染给她这一点上，弄清楚了这种病的性质。
五、一则短篇故事：
一个女人不由自主陷入了情网。她感到幸福。然而，在半夜里，她醒过来了。那个男人惊跳起来，仿佛处于危险之中似的。他说着：不，不，不。然后，又清醒了，控制住自己。他慢慢地躺下，什么话也没说。她想问：你在对什么说“不”？因为她心中充满了恐惧。但她没有问。她又沉沉入睡，并在睡梦中哭了。她醒了过来，见他仍醒着。她急切不安地问，那是你的心在跳吗？他阴沉沉地说，不，那是你的心在跳。
六、一则短篇故事：
一个男人和一位女士，正两情相悦。她是出于爱的饥渴，他却只图有个宿处。一天下午，他小心翼翼地说：“我得出去看看——”但在她听着那番冗长的具体解释时，她知道这不过是借口，因此心中十分失望。她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他却突然高声大笑起来，寻衅似的说：“你真够开放的。”她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开放？我可不会守住你不放，别让我成为那种美国女人。”他很晚才回来，上了她的床，她刚醒来，便凑近他。她感觉他的两臂审慎而有节制地围着她。她知道他并不想做爱。尽管他在她胯下频频摇动（这幼稚的动作令她很生气），但他的阳具软绵绵的。她没好声气地说：“我太困，想睡了。”他停下不动了。她感到不好受，怕伤了他的心。猛然间她觉得他的阳具勃起了。她很感惊愕：就因为她拒绝，他竟非要做爱不可了。但因为她确实爱他，因而便凑了过去。云雨过后，她知道，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完成了一件事。她凭直觉，尖刻地说（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竟会说出这样的话）：“你刚才是在和别人做爱。”他立即说：“你怎么知道？”随即，就好像他没有说过“你怎么知道”似的，他说：“我可不是和别人做爱。这只是你的想像。”后来，因为她始终不吭声，显得紧张痛苦而可怜，他赌气地说：“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关系。你得明白，我不把它当一回事。”这最后一句话使她觉得自己受了贬抑，如遭毁灭的打击，仿佛她已不再是个女人了。
七、一则短篇故事：
一个四处流浪的男人偶然来到一位他所喜爱并需要的女人家中。他是情场老手，见识过许多渴求爱的女人，通常他约束着自己。但这次他诉说的话，他显露的感情却若即若离，因为他一时需要她的柔情。他与她做爱，但对他来说，这番颠鸾倒凤与他以前经历过的上百次寻欢作乐没什么不同。他意识到他原只求有个暂时的安身之处，现在却受了羁绊，落入他最怕的处境：一个女人对他说，我爱你。他赶紧与她一刀两断。以朋友的身份分手，并庄重地说了再见。他一去不回。在日记中写道：离开伦敦。安娜颇多责备。她恨我。算了，这事让它去罢。几个月之后，日记中记载的另一条，既可以读做：安娜结婚了，很好。或者读作：安娜自杀了。可惜，一个好女人。
八、一则短篇故事：
一位女艺术家——画家，作家，究竟是什么无所谓——独身生活着。但她的全部生命都是为着一个不在她身边的男人，她一直在等着他。比如说，她的公寓很大，她的心中老是晃动着那个将进入她生活的男人的身影。于是不再画画或写作，然而在她的心目中她仍是“艺术家”。最后有一名男子进入了她的生活，那人也是个什么家，只是还没有真正成为艺术家。她作为“艺术家”的个性影响着他，他从中汲取营养，模仿创作，仿佛她是向他提供能源的电动机。最后他渐渐成熟，成了真正的艺术家，而她灵魂中的那个艺术家却已死去。一旦她的艺术生命已经枯竭，他便离她而去，他需要具有艺术家素养的女人，为的是从事创作。
九、一则短篇故事：
一位美国的“前赤色分子”来到伦敦。他没有钱，没有朋友，他的名字上了影视界的黑名单。伦敦的美国侨民，或毋宁说，伦敦的美国“前赤色分子”侨民，都知道他就是那个最早批评共产党内的斯大林主义的人，而他们要过三四年后才敢作那样的批评。他去找他们请求帮助，他觉得既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们会忘了以前的仇隙。但他们对他的态度，依然如当年他们是本分的党员或党的同情者时一样：他依然是一名变节者，尽管他们的态度早已改变，尽管他们现在还因为自己未能早一些脱党而常常捶胸顿足地后悔不已。一种谣言开始在他们之中传播，某个以前曾固执地拒绝批评，现在却歇斯底里地捶胸顿足的党员，散布谣言说这位新来的美国人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这些侨民们宁肯相信这条谣言，拒绝给予他任何友谊和帮助。在排斥这位同胞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是地大谈什么俄国的秘密警察，反美调查委员会的所作所为以及一些前赤色分子中的告密者等等。这位新来的美国人自杀了。他们随即坐在一起回忆过去的政治事件，从中寻找厌恶他的理由，以求摆脱内心的愧疚。
十、
一个男人和一位女士，由于某种精神状态，丧失了时间感。显然，用电影可以绝妙地表现这种事。而我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写这个题材，因此想它也没有什么用。但我仍不由自主地构思着。某个人丧失了“现实感”。正因为这样，他却拥有了比“正常的”人们更深切的现实感。今天戴夫随意地说了一句：“你的那个人，迈克尔，他抛弃了你，但你不该让自己受这事的影响。要是你就因为那些愚蠢得不要你的人而弄得自己心灰意懒，你还算个什么人呀？”他说这话好像迈克尔现在还在拒绝我，而不是许多年前的事。当然他是在说他自己。一时间他也成了迈克尔。我的现实感晃动起来，支离破碎了。但有些很清楚的东西依然存在，没有改变，那是某种启示，尽管很难说清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评论属于蓝色笔记，不属于这一本。）
十一、一则短篇故事：
两个人在一起，相互间不论是什么关系——母子、父女、情人，那都无所谓。其中一个极为神经质。这神经官能症患者将他的或她的病症传给另一位，那一位取而代之，结果患者痊愈了，而健康者反而病了。我记得苏格大娘给我讲过某个病人的故事，一位年轻人来找她治病，他断定自己患有严重的精神病症，可她检查不出他有什么病。她请他把自己的父亲带来。全家人一个又一个，先后五个人来到她的诊察室。她发现他们全都正常。后来那位母亲来了。她外表看来“正常”，实际上有很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但她将病症遗传给家人，尤其是她的小儿子，以此维持自己的平衡。最后苏格大娘为那位母亲治疗，尽管把她请来费了很大的周折。那位最先来的年轻人，很快感到身上的压力消除了。我记得她说过：是的，经常是这样，那位全家或整个团体中最“正常”的成员，才是真正的患者，但只是因为他们具有较强的性格，他们倒挺过来了。而性格软弱的，则传承了他们的病症。（这类评论属于蓝色笔记，我必须把它们分开。）
十二、一则短篇故事：
有一位丈夫，对妻子不忠实，这倒并不是他爱上了别的女人，而只是为了保持自己对于婚姻关系的独立性。有一次他和别的女人睡过觉后回家，尽管一心想谨慎保密，却“意外地”因某事而泄露了秘密。尽管他自己未意识到，这“意外的事”——香水，口红，或忘了洗去做爱后的味儿等等，正是他为什么会泄密。他想对妻子说：“我不再属于你。”
十三、一部中篇小说：可称之为《摆脱了女人的男人》
一个约五十岁的男人，单身汉，或许结过婚，不久妻子死了，或是离了。若是个美国人，那他是离异了，但若是英国人，那他是把妻子藏在什么地方了，他甚至会和她住在一起，合住一座房子，但没有真正的感情关系。到五十岁时，他已有过数十次的风流韵事，其中三四次算是比较认真的。在这认真的几次中，女方都希望与他结婚，她们留恋不舍，虽未正式成婚，却都曾与他像夫妻一样生活过。但到了眼看非要娶她们不可的紧要关头，他就将她们甩掉了。到了五十岁的年龄，他身子淘空了，很为自己的性能力忧虑，却仍有着五六个异性朋友，她们都是他以前的情妇，现在都已嫁人。他与六个家庭的女主人有染，却在这些家庭中被视为老朋友。他像个孩子似的依赖女人，变得越来越迷茫无知，不会办事，于是常常打电话给随便哪个女人，请她们帮他干事。外表看来他衣冠楚楚，谈吐诙谐，明智机灵，给比他年轻的女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两个星期都不能忘怀。他与女孩子和相当年轻的女人惹些短时间的风流事，随即便回到年纪大些的女人那儿，她们会像保姆那样体贴他。
十四、一部中篇小说：
一个男人和一位女士，已经结婚或维持了长期的关系，私下里在看对方的日记，在日记中（两人都觉得这是面子攸关的大事），他们对对方的看法都写得极为坦率。两人都知道对方在读他/她所写的东西，但有一阵子他们还是写得比较客观。然后，他们开始渐渐写些虚假的东西，起先是无意识的，后来则有意为之，以便影响对方。到了一定时候，每人都写起了两本日记，一本是自己看的，小心锁起来，第二本则是给对方读的。后来其中一人说漏了嘴，或是说错了，另一个便指责他/她偷看了秘藏的日记。随之爆发了一场剧烈的争吵，从此两人便分道扬镳，再不来往。这并不是因为原先那本日记——“我们都知道对方在读那些日记，那没关系，但你怎么能那么不诚实，来偷看我私下的日记！”
十五、一则短篇故事：
一个美国男人与一位英国女士。她根据自己的全部理解和感情，一心想着自己被对方占有和消受。而他根据自己的全部理解和感情，一心想着自己为对方消受。他把自己看做是供她寻欢作乐所需的工具。感情上出现了僵局。于是他们探讨这个问题，这场围绕对性的感情和理解的探讨，最后成了对两个不同社会的比较。
十六、一则短篇故事：
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两人在性方面因精于此道而颇感自得。他们很少遇上经验同样丰富的人。但忽然两人都因厌恶对方而感到苦恼，而细加审察的话（要不是善于自我审察，他们就算不了什么），这种厌恶竟变成了对他们自己的厌恶。他们找到了各自的镜子，仔细看了看，扮了个鬼脸后便互相分手了。当再次相遇时，他们互相有一种扭曲的确认，在这基础上两人成了好朋友，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扭曲的颇具讽刺性的关系变成了爱。然而，由于最初那段经历，他们最终没有感情，爱情也夭折了。
十七、一部中篇小说：
一对浪子荡女相遇在一起。他们的苟合呈现以下颇具讽刺的模式。他先勾引她，她经验老到，故显矜持审慎，却渐显情意。而待她情深意浓，愿委身于他时，他却斩断情丝，对她不再眷恋。她感到受了伤害，好不难受，便投向另一男人的怀抱。但在她另就之际，那位浪子又发现她十分迷人，富有魅力了。但鉴于他是在得知她和别人同床共枕了后激起热情的，她便对他冷若冰霜，因为他的激动不是因为她，而是因为她委身了别人。但后来她回心转意了。就在她对他的情意又趋浓烈之时，他却再次冷淡下来，转而勾搭了另一女人，她则投向另一男人，如此反反复复，折腾不已。
十八、一则短篇故事：
和契诃夫的《心肝宝贝》同主题。但这里的女主角并不是改变自己以适应一个又一个不同的男人。她改变自己，只不过是对一个心理和感情反复无常的男人作出反应。于是在一天之中她表现出六七种不同的个性，或与那男人相对立，或与那男人相谐和。
十九、写作的浪漫派：
一伙人兴致勃勃地外出度周末之夜，他们是想入非非的一伙，真诚的朋友，巴迪、戴夫和迈克。天正下雪。很冷。纽约，这座城市中的城市正处在冰天雪地中。对我们来说冷是千真万确的。巴迪，这个傻大汉，独自站在一旁，呆呆地望着，搔着自己的裤裆。这位空想家巴迪，乌黑的眼睛忧郁地注视着什么。他常常会在我们面前手淫，显出无意识的清纯，那是一种稀奇古怪的清纯。此刻他站在那儿，灰暗的弯垂的肩膀上已积了一些白色的雪片。戴夫上前抱住并摔倒了他，戴夫和巴迪一齐倒在没有危险的雪地上，巴迪喘着气。戴夫的拳头捶击着巴迪的肚子，啊，真是好朋友之间真诚的友爱，这才是真正的周末之夜，在曼哈顿寒冷的摩天大楼脚下一起玩乐，这才是高尚忠诚的好朋友之间的真正的友爱。巴迪冻得迷迷糊糊了。“我喜欢这家伙。”戴夫说，这时巴迪四肢摊开躺在地上，已不再感觉到我们的存在，也不复知道这城市的苦恼哀伤。而我，迈克，一个独行者，才十八岁，却常常感到孤独；我心事重重地站在一边，看着我的两个好伙伴戴夫和巴迪。巴迪苏醒过来。唾液斑驳了他死人般的嘴唇，他的气息透入了唾沫般白色的雪堆。他坐了起来，喘着粗气，看到戴夫两臂抱着膝盖，那双纽约人特有的忧郁的眼睛中满含着爱，正凝视着他。他那汗毛浓密的左拳伸到下巴边，一拳击出去，戴夫仰天倒了下去，倒在冰冷彻骨的雪地上。巴迪大笑，巴迪坐着哈哈大笑，等着对方回击。这家伙可真像个疯子。“你想干什么，巴迪？”我说，独行者迈克还是喜爱他真正的朋友的。“哈哈哈，你没见到他脸上的表情吗？”他说，并抓着胯部气喘吁吁地打了个滚。“你没看见吗？”戴夫喘着气，恢复了活力，他呻吟着翻个身，坐了起来。然后戴夫和巴迪便打了起来。真正的交手，快活地笑着，大笑着，直到两人都倒在雪地里。而我，迈克，说话飞快的迈克，站在一边，觉得既快活又伤感。“嗨，我喜欢这混蛋。”戴夫一边喘着气说着，一边出拳往巴迪的上腹部打去。巴迪忙用手臂挡开，叫着：“天哪，我真喜欢他。”但我听到了冰冷的人行道上传来了音乐般美妙的高跟鞋的声音，便赶紧说：“嗨，伙计们！”我们站着恭候。她来了，罗茜，从她租的昏暗卧室，踩着橐橐声妙如音乐的高跟鞋走过来。“嗨，伙计们。”罗茜说，甜甜地微笑着。我们站着观看。我们此时都有些遗憾，看着身材丰满骄傲得意的罗茜，带着女人的忸怩作态走过人行道，还抖动她圆滚滚的屁股，那阵阵抖动往我们心中传递来希望的讯息。随即巴迪，我们的伙伴巴迪，离我们而去，他迟迟疑疑的，愁苦的眼光对望着我们落魄失神的眼睛：“我爱她，伙计们。”他撇下了两个朋友，两手握拳的戴夫和说话飞快的迈克。我们伫立着，看我们的朋友巴迪，命中注定似的，朝我们点点头，便跟着罗茜走了，他单纯的心合着她美妙的高跟鞋声的节奏跳动着。神奇的时光之翼拍打着我们的心，雪花飞旋，漫天皆白，时光将卷着我们大家，尾随我们的罗茜们，直至生命的终点，直到木板房里举行葬礼。看到我们的巴迪向前走去，走进无法追忆的命定的雪花之舞中，看雪花在他衣领上添上干巴巴的诗行，那感觉真是既悲哀又美丽。我们那一刻所怀有的对他的爱，是至高无上，难以限量的，也是真诚而严肃的。我们满脸悲伤，全然忘了时间。我们怀着对他的爱，转身离去。只剩我们两个好朋友了，风吹动我们少年人的外衣，拍打着我们洁净的双腿。那时候，戴夫和我——迈克，十分沮丧，因为悲剧的征兆之鸟已经碰触我们珍珠般的灵魂，他——戴夫，我——迈克，那时候对待生活都有些愚蠢。戴夫慢慢搔着他的胯部，像猫头鹰那般搔抓着，这位纯朴的戴夫。“天哪，迈克，”他说，“有朝一日，你该为我们大家写一写这些。”他结结巴巴地说，激动得话都不甚清楚，而不是说话飞快，“你会写的，嗨，伙计，是不是？写在这白雪遍地的曼哈顿人行道上，写我们的精神如何沦落，资本主义金钱的地狱恶犬如何紧盯在我们脚跟后面？”“哎呀，戴夫，我爱你。”当时我这样说着，我的男孩子的心灵里充盈着爱。我于是给了他一拳，直对着他的下颌骨，一边结结巴巴诉说着对这世界的爱，对我的朋友们的爱，对所有的名叫戴夫、迈克和巴迪的人们的爱。他一下子跌倒了，随即我，迈克，抱起他摇着：宝贝，我爱你，这就是蛮荒丛林般的都市里的友谊，年轻人的友谊。多么纯洁真诚。寒风不停地刮着，将命运注定的雪花，卷到我们充满爱的纯洁的肩头。
如果我的写作又回到拙劣的模仿中，那么该是搁笔的时候了。
［这儿有两条黑线，标志着黄色笔记结束。］
［蓝色笔记继续，但无日期：］
有人听说楼上的房间空着，便给我打电话询问此事。我一直说我不想出租房子，但我手头正缺钱。两个经商的女孩来看过房子，她们是从阿尔佛那儿听说我有一个空房间的。但她们一来我就意识到了我不愿租给女孩子。简纳特和我，再加两个女孩，一套公寓里尽是女的，我不愿那样。后来有几个男人来过，其中有两位一来便制造这样的气氛：只有你和我住在这套公寓里。因此我立时便打发他们走了。另有三个遭了难，无家可归，正需要人照顾，我明白若让他们住进来，不出一个星期我便会不由自主地照料他们。因此我决定房间不出租了。我打算找个工作，换一套小一些的公寓，随便怎样的都行。与此同时简纳特一直在提出各种问题：真遗憾阿尔佛不得不离开，我希望我们会再找到像他那么好的人等等。然后她突然说，她想住到寄宿学校去，白天与她一起上学的一个朋友已经住进了寄宿学校。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想有伙伴一起玩。我顿时觉得很伤心，拒绝了她的要求，但随即又为此而恼恨自己。我对她说我会好好考虑的——考虑一下钱这个实际问题。但我真正想考虑的却是简纳特的性格，怎么做对她更有利。我经常想，假如她不是我的女儿（我不是指血缘关系，而是指她是我抚养大的），她会成为可以想像的最循规蹈矩的女孩子。而她就是那样的人，尽管表面上有点标新立异。虽则住在摩莉家中受到影响，虽则我和迈克尔的漫长罗曼史及后来的离异对她十分不利，虽则她是这场人所共知的“破裂婚姻”的产物，但在我眼中，她仍是个迷人的恪守传统的聪明的小女孩，她的本性注定了她的生活将一帆风顺。我几乎要写下：“但愿如此。”为什么？对于那些从未涉足蛮荒地带、未亲身尝试过的人来说，我可没有时间奉陪这种试验，但若是自己的孩子，一想到可能会发生些什么，我可受不了。当她以现在这种任性可爱的神情说“我要去寄宿学校”，想如同大人一样振翅飞翔的时候，她所说的话的真正含义是：“我想做个普通的正常的孩子。”她是在说“我想摆脱这种复杂的气氛”。我想这是因为她必定意识到我越来越消沉。确实，和她在一起时，我竭力在排斥那个百无聊赖又提心吊胆的安娜。但她一定感觉到那个安娜的存在。当然，我为什么不愿她去寄宿学校，原因便在于她能促成正常的我。和她在一起我就不得不显得单纯、负责而又温柔亲切，因此，正是她将我牢牢固定在正常的心理和感情位置上。但一旦她去了学校……
今天她又问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去寄宿学校？我想和玛丽（那是她的朋友）一起去。”
我对她说我们得离开这套大公寓，换一套小点的，我得找个工作，但不是立即便搬。有家电影公司第三次购买了《战争边缘》的改编权，但这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也不希望有什么结果。要是我相信影片会拍成，我也不会同意卖出改编权了。这笔收入可以维持一段日子的简朴生活，甚至可包括简纳特上寄宿学校的费用。
我一直在了解一些教育思想比较进步的学校。
对简纳特说起这些学校，她说：“我只想进一所普通的寄宿学校。”我说：“传统的英国女子寄宿学校都不普通，它们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她说：“我的意思你很清楚。再说，玛丽也要上寄宿学校了。”
简纳特再过几天就要离家了。今天摩莉打电话来，说城里有个美国人想找间房子。我说我不想出租房子。她说：“但你独自住着那么一大套公寓。而且你又不必与他见面。”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她说：“哎呀，我觉得这可真有点厌恶社交了。出了什么事啦，安娜？”这句出了什么事啦打动了我。这确实是厌恶社交的表现，而我并不在乎。她说：“发发慈悲吧，他是个美国的左翼人士，没有钱，又上了黑名单，而你住那么一大套公寓，房间都空着。”我说：“要是他是个在欧洲游荡的美国人，他可能在写美国的史诗性小说，他可能在接受心理分析治疗，他可能有过那种痛苦的美国式婚姻，而我将不得不听他倾诉他的倒霉事——我指的是他的种种问题。”但摩莉一点也没有笑，她说：“如果你不注意，你会变得像那些退党的人一样。昨天我遇到汤姆，他在匈牙利退党了。在许多人心目中，他一向是个非官方的模范人物。可现在他已完全变了。我听说他把自己家的出租房的租金提高了一倍，他不再当教师，而在一家广告代理公司里供职了。我打电话问他，对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究竟是怎么想的，他竟回答说：‘我早就被看做是一名吸血鬼了。’因此你最好注意一点，安娜。”
既然这样，我说那个美国人可以来，只要我不必见他。摩莉听后说：“他人不错，我见过，很粗鲁莽撞，又固执己见，不过他们都是这样。”我说：“我认为他们倒不是粗鲁莽撞，那是过去对他们的成见。现在的美国人既冷静又明哲保身，他们用酒杯或冰块将整个世界与自己隔开。”“嗬，既然你这样说，就算是这样吧。”摩莉说，“我现在太忙，没时间和你多谈。”
事后我回想自己说过的话，觉得很有意思，因为直到说出了口，我才知道自己有这样的想法。但那是确实的。是的。他们是有点粗鲁莽撞吵吵嚷嚷，但更多表现得愉快而友好，那确实就是他们的特点，愉快而友好。而掩在那种激烈情绪下面的，是对于卷入是非冲突的畏惧。我一直坐在那儿回想自己所认识的美国人。至今已经有不少了。我想起与F——纳尔逊的一位朋友——共同度过的那个周末。一开始我便甚感宽慰，心想：谢天谢地，总算遇上个正常的人。随即我领悟到，此人很有心计，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擅长床上功夫”，是个自觉的、积极的、尽职的“男人”，但毫无激情，干什么都极有分寸。对于“美国家中”的拙妻，他说话总带一种屈尊俯就的恩赐态度（其实他是怕她的——但他怕的倒不是她，而是因她而引发的社会责任）。对这种不须承担义务的春风一度式的艳遇，他也是小心翼翼的，表现出恰如其分的热情——一切都经精确计算，如此这般的关系，便投入如此这般的感情。是的，那便是他们的德性，毫厘不爽，精明冷淡。当然，感情是一种陷阱，它会向社会揭你的老底，那正是人们对于感情十分克制的原因。
我回想起当初去见苏格大娘时的精神状态。我说，我失去感情了，除了简纳特，这满世界的人我一个也不感兴趣。至今已有七年了吧——好像是。离开她的时候我说：你教会我哭诉，又分文不收，真是太感谢了，你让我找回了感情，这感情太痛苦了。
去向巫医求教找回感情，我原来是这么的守旧。因为现在想起来，我发现所有的人都在竭力地想泯灭感情。冷漠，冷漠，冷漠，正是这个词。正是这面旗帜，先从美国揭起，现在席卷了我们。我想起年轻人的种种政治团体，社会团体，这些团体伦敦到处都是，而汤姆的朋友们，那些新的社会主义者——就有着这样共同的德行：精确衡量的感情，无处不在的冷漠。
这样一个感情有限的可怕的世界！我以前居然没看清这一点，真是多么不可思议。
为了保护自己免遭痛苦，为了防止这种本能的向冷漠无情的退缩，对苏格大娘——记得我曾愤怒地说：“要是我对你说氢弹扔下来了，毁灭了半个欧洲，你会咂着舌头，啧啧骇异，然后，如果我哭泣哀叹起来，你会皱起眉头，做出手势责备我，并要求我回想或体味我正一心拒斥的感情。什么感情？嗨，那当然是欢乐。想想吧，我的孩子，你会这样说，或这样暗示，想想毁灭所具有的种种创造性！想想封闭在原子之中的创造力！请多想想在那百万年的熔岩之上，第一次迎着阳光渐渐伸展开的草叶！”当然，她在微笑。笑容随即收敛，她变得冷若冰霜，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超越了医生病人关系的时刻。她说：“我亲爱的安娜，毕竟这可能吗——为了使自己保持神志正常，我们将不得不依赖那些百万年一遇的草叶？”
但不仅仅是那种无处不在的恐怖，那种能意识到的恐惧，把人们吓呆了。远远不止这些。人们知道他们处于一个已死或垂死的社会之中。他们拒绝感情，因为每一种感情的尽头便是财产、金钱和权力。他们工作却又鄙视自己的工作，于是使自己变得冷漠了。他们相爱，却又知道这是三心二意的爱，扭曲的爱，于是他们使自己变得冷漠了。
为了让爱情、同情和温情存在下去，即便为了那些虚假的卑下的感情，或为那个只在一厢情愿的想象中出现的观念或影子，也有必要朦胧地体会这些感情……即使我们所体会到的只是痛苦，我们也必须体会一番，因为我们得承认除此之外便只剩死亡了。这比起工于心计，精于测算，不承担义务，因畏惧后果就拒绝付出感情的行为要好得多了……这时我听到简纳特上楼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