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纳特今天上学了。校服是可买可不买的，而她买来穿上了。我的孩子要穿校服，真令人觉得奇怪。我还想不出在自己的一生中，曾有过什么时候穿起校服而感到舒舒服服的。这真是矛盾：在我是个党员的时候，我的服务对象恰好相反，是不穿制服的。简纳特的校服是一种难看的灰绿色短上衣加了件黄褐色外套，那是为简纳特这样十二岁的小姑娘裁制的，做得再难看不过了。另外还有一顶惹人生厌的暗绿色圆帽。帽子和短上衣的绿色配在一起更是糟糕，然而她却快活得很。这种校服是校长选定的，我曾去拜访过她——那是个令人钦佩的英国老太太，颇具学者风度，表情庄重严肃，又富有才智。我应该能想像到，在不到二十岁时，作为女人的她便已死去，或许是她扼杀了自己的女性特征。我忽然想：如果我把简纳特交到她手里，岂不是为简纳特提供了一个父亲的角色？说来真怪，我曾确实相信简纳特会反对她，比如说，拒绝穿那套难看的校服，但简纳特什么也不反对。
简纳特一穿上校服，她作为女孩子的特征，那种任性撒娇，宠惯了的孩子的迷人神情——一年之前她身上这些特征还犹如件漂亮的衣裙一样——便无影无踪了。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在一大群这样的女孩子中，她是个穿件令人憎厌的校服的聪明可爱的小女孩，她少女的胸脯深藏着，一切魅力全消失了，她的举止只求实际。看着她成了那个样子，我真感到痛心。过去她可是个皮肤浅黑，眼睛黑亮，活泼苗条的女孩啊，并且因正在发育而充满活力，因本能地感知自己的能力而相当敏捷。但同时我也注意到我产生了一种真正令人痛苦的想法：我可怜的孩子，假如你得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长大，这个社会里充满了阿尔佛和罗尼式的人物，充满了像称量食品那样精心测算感情投入的担惊受怕的男人，那么，你最好还是学校长斯特里特女士的样。我在这样想，因为那个可爱的女孩已经不见了，好像某样无比珍贵却又易受伤害的东西获救了，不会再受伤害了。这里存在着某种针对男人的洋洋自得的恶意：好吧，你不尊重我们吗？那么，在你们再次失礼的时候，我们就要拯救自己了。我本该为这份恶意和怨恨而感到惭愧的，但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相反却感到痛快。
那位美国人格林先生今天要住进来，因此我收拾好了他的房间。可他打来电话，说他受到邀请，要到乡下去一天，问能不能改为明天来。还频频小心地致歉。我很懊恼，因为已作了安排，这一来不得不改变。后来摩莉来电话说，她的朋友简告诉她，是简在这一天带格林先生去“游览索霍区”了。我很生气。摩莉随即说：“汤姆见到过格林先生，但不喜欢他，汤姆说他没参加工会组织，那倒是对他有利的信号，你不这样认为吗？汤姆从不称许任何没有加入工会的人。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他是个不寻常的社会主义者，还有他的朋友，他们都和值得尊敬的小资产阶级一样——只要遇上与自己稍有联系的什么人，便开始将那件道德外衣撇在一边了。当然，汤姆那位糟透的妻子比什么人都坏，她抱怨说格林先生只不过是个流浪汉，因为他没有固定的工作。这话你能反驳吗？那女孩若是作为外省的商妇倒是很般配的，丈夫可以利用她略显自由的倾向来吓唬他保守党的朋友们。可她是我的媳妇。她正在写一部有关宪章派的大书，还每周留出两镑作为防老的储备金。不管怎么说，要是汤姆和那小丫头不喜欢格林先生，这就意味着你或许会喜欢的，因此有德并不总是有报的。”听了这番话我笑了起来，随即我又想：既然我会笑，我的心情不可能如我原来想像的那么坏。苏格大娘有一次对我说，她花了足足六个月时间让一位忧郁消沉的病人再露笑容。但毫无疑问的是，简纳特离了家，留我一个人在偌大一套公寓里，这让我更郁郁寡欢了。我百无聊赖，无所事事，一直想着苏格大娘，但以一种新的方式想她，好像想着她便能拯救我似的。把我从什么之中救出来呢？我不想让自己获救。因为简纳特的离去使我想起了别的事情——即时间，当一个人没有压力的时候时间该怎样度过。自从简纳特出生以来，我就没有一刻轻松过。有一个孩子意味着得常常留意时钟，得时时记着在某个时候必须做某件事。一个安娜在简纳特出生时死去，而现在又起死回生了。这天下午，我就坐在地板上，望着天空渐渐暗下来，我是这空间里的一位居民，根据空间的光线，人们可以说这是黄昏，而不是说，再过整整一个钟头，我就得烧菜。这时我突然回复到我久已忘却的一种精神状态，那是我小时候的事，那时夜里我常常会坐在床上，玩着我所谓的“游戏”。首先我想像我正位于其中的这间屋子，一件件东西想过去，“叫出”每一件东西——床、椅子、窗帘，直到整个屋子都印入脑中。然后出去，想像出整幢住房，然后再出去，慢慢勾勒出整条大街，随后升起在空中，俯瞰伦敦，看着这庞大的四下蔓延的伦敦，而与此同时，脑中仍印着这屋子、这住房、这大街，随后设想着英格兰，在大不列颠中英格兰的形状，之后是相对于欧洲大陆的英伦三岛，之后，我慢慢地想像出整个世界，一块又一块大陆，一片又一片大洋，（“游戏”的关键在于，在想像出这片广阔无垠的同时，脑中时刻还记着这微乎其微的屋子、住房、大街），直至我升入太空，回望地球，天空中一颗由太阳照亮的星球，在我下方旋转着。随后，在想像达到这种高度之际——四周是星星，小小地球在脚下飞旋——我会同时努力想像出一滴充满了生命的水珠，或是一片绿叶。有时候我能达到我所希冀的目的，即同时认知广阔无垠和微乎其微的两个世界。或者我会集中注意力于一种生物，池塘中一尾色彩斑斓的小鱼，一朵鲜花，一只飞蛾，并努力想像，“叫出”那种鲜花、飞蛾和小鱼，渐渐想像在它四周的森林，或海洋，或晚风习习，想像风吹得我双翅倾斜和天空。随即，突然地，从微乎其微进入无垠太空。
在我是个孩子的时候，这样的想象是轻而易举的。现在我似乎觉得，由于这种“游戏”，多年来我一定生活在一种兴奋的状态中。但现在要作这样的想像可不容易了。今天下午我只想像了一会儿便已精疲力竭。但我确实成功地看到了，只不过几秒钟，地球在我下方旋转，阳光在亚洲腹地越来越灿烂，而美洲则陷入一片黑暗。
索尔·格林来看房间并带来他的行装。我直接带他到楼上的房间去，他只看了一眼便说，“不错，不错。”他说得那么随便，我问他是否不久后又想搬走。他很快瞥了我一眼——我知道那是他的特点——并开始谨慎地大作解释。那口气与他为下乡游览而致歉时一样，这使我想起了那件事，便说：“我相信那天你是与简·邦德去游览索霍区了。”他显得很吃惊，很生气——气得非同小可，像是干坏事被当场逮住一样，他的脸色也变了，变得警惕又谨慎。他又开始为计划改变等等作冗长的解释，而那解释更是不同寻常，因为很明显那全不合事实。我一下子感到很厌烦，便说我只问租房间的事，因为我想搬到另一套公寓去，如果他打算长住，那他应当另找房子。他说这儿不错，这儿不错。看来他并没在听我说话，也根本没有好好看一下房间。但他跟我出来时，却把他的包留在里面。随后我作为房东说了一番话，关于住在这儿“没什么限制”，算是开个玩笑，但他没有明白过来。于是我只得明确地说，如果他带女孩子来住，我并不介意。他的大笑让我吃了一惊——笑得那么响亮，唐突，出乎意外。他说他感到很高兴，因为我把他看做具有七情六欲的正常的年轻人。在提及男子轻妄的话题时，这是人们熟知的美国人的作风，美国式的自然反应，因此我没把已到嘴边的有关以前房客的玩笑话说出来。总的说来，我觉得一切都很不和谐，很不协调，因此我便自顾下楼去厨房了，要是他愿意就任他自己跟着。我煮了咖啡，他出去时顺路来到厨房，我便给他倒了一杯。他犹豫了一下。他在仔细观察我。我这一生中可从来没有受到如此蛮横而性感的打量。这可丝毫没有幽默，也不友好，简直如牧场主在审视牲畜。他的打量极其直率。我因此说了一句：“希望我能通过。”而他又是一阵唐突的出人意外的大笑，同时说，“不错，不错”——换句话说，他要么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目测我的三围，要么是假正经而不肯承认这一点。因此我再也不提这个话头，我们便喝起咖啡来。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浑身不自在，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问题出在他的态度。而他的外表也有让人不安的地方，就好像一个人看着他，本能地希望发现什么，结果却什么也没发现。他白肤金发，头发留得很短，像一把金色闪亮的刷子。他身材并不高，虽然我一直以为他个儿高，后来再次核实才发现并非如此。原来那是因为他穿的衣服太大，宽松地垂着。人们会以为他是那种白肤金发，相当粗壮，肩膀宽宽的美国人，长着四方脸和淡绿浅灰色眼睛。我一直看着他，此刻意识到，我原指望这个人是那种样子，看到的却只是一个与预想不同，并不壮实的男人，他的衣服只是从宽肩膀上松松垂着而已。这时我的目光遇上了他的，他在盯着我看。他的眼睛是灰绿色的，神情冷冷的，始终很警觉。这是他最显著的特点，他无时无刻不保持着高度警觉。我出于同病相怜之感问了他一两个有关“来自美国的社会主义者”的问题，但我没再问下去，因为他对我的问题避而不答。为了找点儿话说，我问他为什么穿这么大号的衣服，他显得很吃惊，似乎他因我注意到这点而大为惊奇，随即他答话含含糊糊起来，说他体重减了很多，原先比现在要重几十磅。我问他是否生过病，他又有些不快，从他的态度看来，这似乎给他造成了压力或者我是在刺探他的隐私似的。好一阵子我们默默无言地坐着。既然看来任何话题都会惹他反感，我只盼着他能早点离去。后来我提起摩莉，而他还一直没说起过她。我感到很惊奇，他似乎一下子变了样，某种才智一下子激发起来了，我不知道还可用什么词来表达：他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他说起她，关于她的性格和处境说得特别准确，这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我深感除了迈克尔之外，我还从未遇到过一个人，能够如此迅速洞察一个女人的心灵。我突然想到他是在某个层次上给她“定位”，要是她自己听到的话，这种层次会让她感到高兴的……
［从这里开始，在这日记或记事中，安娜在某些地方作了星号，并将星号编了序。］
……这让我感到奇怪，也很妒忌，于是我提起自己的一些事（★Ⅰ），他也就势谈论我。然而他却是在告诫我。这就像在接受一个不带偏见的迂夫子的训诫一样，讲的是独居女人面临的危险、困境和代价等等。我一时想到——这让我产生了最为离奇古怪的错位和怀疑的感觉——这居然是同一个人，十分钟之前他还是那么冷峻，几乎带点敌意而又性感的打量我，然而此刻他所说的一切却丝毫没有那种性质，也没有那种半掩半露的好奇，没有那种人们所习惯的对于一夜情的期待。相反，我不记得有哪个男人曾如此率真、坦诚而友好地讨论我——以及像我一样的女人——所过的这种生活。在他说到某一点时我笑了起来，因为他给我“定位”在一个相当高的层次（★Ⅱ），却又把我当成小女孩来教诲，而不是看做比他大好几岁的女人。他好像根本没听到我的笑声似的，好像根本不在乎这样笑是否冒犯他，他没有等我止住笑，或问我为什么笑，只是继续不停地说，好像他忘了我的存在，这一切都让我觉得非常奇怪。我有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对索尔来说我简直就像不再存在似的。我很高兴马上结束这次谈话，我不得不这么做，因为当时我正在等着影片公司来人洽谈购买《战争边缘》的改编权的事。那人来的时候我决定不卖小说的改编权。我认为，他们确实想将小说拍成电影，但就因为现在我第一次感到手头拮据，就轻易地让步，那这么多年的坚持又何苦呢？因此我对他说我不卖。他以为我已将改编权卖给了别人，他无法相信会有这样的作者，面对如此高的价钱，居然仍不愿卖。他十分荒唐地一再出高价，而我却一再拒绝，这简直就是场闹剧，我开始笑起来——这令我想起刚才我笑出声而索尔充耳不闻的时刻：他不明白我为什么发笑，并一直看着我，就像我——正在发笑的实实在在的安娜——对他来说并不存在一样。当他离去时，我们双方都感到很不痛快。不管怎么样，我掉头便去找索尔。刚才我对他说我正在等人的时候，他显得那么仓促，让我很不好受，好像我是把他扔出去似的——确实是这样，就好像我把他扔出去，而不是仅仅说我在等一位客人来谈公事。但他随即控制了自己匆促的举动，对我点了点头，非常冷静，一声不吭地径直下楼去了。他走出后我觉得很不是味，整个事情一点也不和谐协调，于是我认定让他住进我的公寓是犯了个大错。电影公司的人走后，我立即去找他，并告诉他不卖小说改编权的事，我尽量为自己辩解，因为这样的做法一向被人看做十分愚蠢，而我也习惯了，可他却理所当然地认为我是正确的。他说他之所以最后辞去在好莱坞的工作，原因便在于：在那里已经没有人相信一个作家宁可拒绝金钱也不愿让别人把自己的作品拍成拙劣的电影。他说话与那些在好莱坞工作过的人一样——带着某种可怕的、难以置信的绝望，真难以相信如此堕落的事居然实际存在着。他随即说了几句颇令我吃惊的话：“我们不得不经常表明自己的立场。是的，有时候我们立场错了，但关键是我们非得表明立场不可。有一点我比你强……”（他说“有一点我比你强”这句话时，口气阴沉沉的使我很不舒服，好像我们是在进行什么比赛或战斗似的，）“……那就是，为了迫使我屈服而加在我身上的压力，比这个国家给你的压力要直接和明显得多。”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想听他再解释一下，因此我问：“向什么屈服？”“要是你不知道，我可不能告诉你。”“哦，但我完全明白。”“我想你是明白的。我希望你明白是怎么回事。”随即，他又以那种阴沉沉的口气说，“请相信我，这就是在那个地狱般可怕的地方，我所了解到的情况——那些在某些地方未作好表明立场准备的人，有时候在一些不利的问题上没能坚持自己的立场，他们便屈服了，变节了。别问向什么屈服。要是很容易确切地说出那是什么，我们就用不着时不时在一些不利的问题上坚持自己的立场了。我们就不用担心自己太幼稚太愚蠢了，那是我们谁都不用害怕的事……”他又开始给我上起课来。我喜欢他这样告诫我。我爱听他讲话。但在他这样讲话的时候，他又不再意识到我的存在了——我可以肯定他已忘了我在场——我看着他，这样很安全，因为他已忘了我的存在，看见他的姿势，背窗站着，就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年轻美国人的一幅漫画——性感的男子汉，浑身肌肉，勃起时强劲有力。他懒洋洋地站着，两手的大拇指插在腰带里，其余手指松弛着，然而，可以说他的精神全集中在生殖器上——每次在电影中看到那副姿势，我总觉得有趣，因为它伴随着一张年轻而少不更事，稚气未脱的美国人的脸——一张充满孩子气的让人毫无戒备的脸，以及男子汉的姿势。索尔站着给我上课，大谈那些只得顺从的社会压力的时候，他站立的姿势就是那么性感。那虽是无意识的，却是对准了我的，而且那么粗鄙，不加掩饰，我渐渐有点生气了。他同时使用着两种不同的语言说话，但随即我注意到他看起来与以前不一样了。刚才我一直注意观察他，心里很不自在，很希望他能有另外一副装扮，我不喜欢看见瘦骨伶仃的他穿一身宽松晃荡的衣服。而现在他穿了一套合身的衣装，看上去焕然一新了。我意识到他一定上街买了套新衣。他穿了一条崭新匀称、合身可体的牛仔裤，和一件紧身的深蓝色羊毛套衫。穿着这么一套新衣装，他看上去瘦细精干了，却依然不顺眼，因为他的肩膀显得太宽，而髋关节的骨头又太突出了。我一下子脱口而出，问他是不是就因为那天上午我说了那句话，他便去买了这套新衣服。他皱了皱眉头，稍停片刻后，生硬地回答，他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乡巴佬——一丝一毫也不行。我心中又不安起来，便说：“以前有没有人对你说过，你的衣服太宽松而显得晃荡？”他一言不发，好像我没问过这话，他的双眼也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我说：“要是没有人说起，那么，你从镜子中也一定看得出来。”他生硬无礼地哈哈笑着说：“女士，我讨厌照镜子已有好些日子了，过去我总认为自己长得很帅呢。”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更强化了那种性感而又懒洋洋的姿势。我可以想像出他过去的英俊样子，那时他全身骨架上肌肉丰满，肩膀宽阔，肌肉结实，肤色白皙，神采奕奕，一双冷静的灰色的眼睛，精明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然而这套新的合身的衣装，却加强了他外表的不协调，他看起来很不顺眼，我觉得他看起来气色不好，他的面容有种不健康的苍白。但他仍懒懒地站着，并不看着我，却将性感的挑逗对着我。我想这真是古怪，就是这同一个人，对于女人有着如此真切的洞察力，在他所说的话里有着如此单纯的温情。我几乎想说这样的话来回敬他：你究竟是何用意，一面对我说着那种成年人的话语，一面又站在那儿，像个大胆的牛仔，屁股后面插满了看不见的手枪？他与我之间还隔得挺远，他又开始说话，告诫起我来。但我说我累了，便离开他去睡了。
今天一整天都在玩“游戏”。迟至下午才达到所期待的那种轻松自如的领悟状态。看来要是我能实施某种自我约束，而不是无的放矢地阅读思考，我就能克服自己的消沉情绪。糟糕的是简纳特不在身边，我不必早上起床，我的生活也就没有了外在的形式。必须让生活有个内在形式。要是“创作”不成，我将找一份工作。无论如何，为了经济的缘故，我必须工作。（发现自己还未到山穷水尽、每分钱都得省吃俭用的地步，我真是太讨厌出去干活了。）我将找一份福利工作——我擅长干这类工作。今天公寓里很安静，没见到索尔·格林的影子。后来摩莉打电话来——说起简·邦德因为格林先生而栽了大跟斗。她补充说，她觉得任何与格林先生有染的女人都会丧失理智，（是一种警告？）（★Ⅲ）“那是个与你春风一度之后，你便必定不会与他再有电话联系的男人。要是我们仍然是那种女人，就是说，和男人逢场作戏，一夜恩爱……啊，算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今天早上醒来时，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脖子紧张而僵硬，感到自己的呼吸不顺畅——不得不迫使自己深呼吸。更糟的是，我的肚子，更确切地说，是横膈膜以下的部位疼痛。疼得好像那里的肌肉都拧在一起形成肿块了。我心里充满了某种盲目的忧惧。正是这种感觉使我最后排除了自我诊断的消化不良，脖颈着凉等等可能。我给摩莉挂电话，问她有没有临床诊断学之类的书，如果有的话，能不能给我念一段有关焦虑症的描述。用这样的办法我发现自己患了焦虑症——我对她说这与我在某部小说中读到的对这种病的描述正相吻合。随后我坐下来，想找出自己患焦虑症的原因——我并不为钱担忧，在我的一生中手头缺钱之类事从来不曾烦恼过我。我也不怕穷困，不管怎么说，只要下决心，总能挣点儿钱的。我也不担心简纳特。我找不出任何值得焦虑的原因。将我的症状“定名”为焦虑症，暂时减轻了症状，但今晚（★Ⅳ）情况却很糟。真是奇怪。
今天电话很早便响起来——是简·邦德打来的，找索尔·格林。敲打他的门，没有反应。以前有过好几次他根本不在屋里，整夜都不回来。我正想去回话，说他不在，一时又想到这不大妥当，要是她真是因他而“栽了大跟斗”的话。我又去敲门，并往屋里张望。他在里面。我很吃惊，他竟那样睡着：在毯子下面身子几乎弯成一团。叫他，没有反应。走上前去，将手搭在他肩上，没有反应。突然间我十分恐慌——他一动也不动，刹那间我以为他已死了，因为当时屋里寂静到了极点。他的那张脸，像纸一样苍白，白得像上等的皱纸。我想让他翻过身来，一触到他的身体，感到一阵冰凉——可以感到一阵冰凉直透我的掌心。我害怕极了。甚至现在，我都能在掌心感受到他裹在睡衣里的肉体所透出的冰凉。这时候他醒了——突然间醒过来。他双臂同时伸起搂住我的脖颈，像个受惊的孩子，他坐了起来，双腿已经伸出在床沿。他看来受了惊吓。我说：“看在老天爷面上，是简·邦德打电话给你。”他注视我——足足过了半分钟才渐渐理解了我的话，我又说了一遍。于是他跌跌撞撞地走到电话机前。他说：“是的，是的，不”——说得非常生硬。我走过他身边下楼去。这件事让我感到心烦意乱。我能感到手心冰冷彻骨。他那手臂搂住我的脖子所传达的意思，和他苏醒时所说的任何话都不一样。我叫他下楼来喝咖啡。叫了好几次，他下来了，却默然无语，脸色苍白，十分警觉。我把咖啡递给他，对他说：“你睡得很沉。”他说：“什么？是的。”随即他就咖啡说了句话，没说完便又沉默了。我说的话他并没有听进去。同时，他的眼神专注、谨慎，却又显得心不在焉。我觉得他并没有看到我。他坐着搅动咖啡。不久他开始说起话来。我可以肯定他是在信口漫谈，可能涉及任何话题。他在谈如何抚养一个小女孩。对此他很熟悉，很内行。他滔滔不绝地谈着——我也说了一些，但他不知道我插过话。他谈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走神了，我敷衍地听着，只听见他的话中反复出现“我”这个字。我，我，我，我，我——我开始觉得这个字就像机关枪中对准我射来的子弹一样。一时间我想像他的嘴，那么快地翕动着，正是一把什么枪。我插了嘴，他没有听到，我又打断他的话，说：“关于孩子的事你懂得真不少，你结过婚吗？”他吃了一惊，稍稍张开嘴盯住我看。然后是一阵年轻人的响亮而突然的笑声：“结过婚？你在开谁的玩笑？”这让我很生气，显然，这是对我的一种警告。这个男人，就婚姻问题警告着我——一个女人。此人像完全变了个人似的，和刚才那个执拗地滔滔大谈的男人全然不一样，刚才他执拗地慢慢说着内行话（但每秒钟都会射出一个“我”字），谈着如何把一个小女孩培养成“一位真正的女人”；此人和那个在第一天见面时就用目光刺探我的身躯的男人也全然不一样了。我感到自己的胃部收紧了，于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焦虑是由索尔·格林引起的。我将咖啡杯推到一边，对他说，到了我洗澡的时候了。我忘了他当时是怎么反应的，那就像某个人说自己有别的事要做，而将他一脚踢开似的。他再次匆匆地站起身，像是有人命令他这么做一样。这时候我说：“索尔，看在上帝面上，放松点吧。”他出于本能，很想溜之大吉，但随即控制住了自己。在他作自我控制的那一瞬间，看得出来他全身肌肉都在竭力抗争。随即他很机敏地一笑，对我说：“你说得对，我想我还不是世上最放松的人。”我这时仍穿着晨衣，到浴室去得从他面前经过。当我走过时，他本能地摆出那副“正人君子姿态”，大拇指卡在皮带里，其余手指往下插着，可他两眼满含嘲讽盯着我，活像个浪荡子。我说：“很抱歉，我可穿戴得不像回到后房去的玛琳·黛德丽(3)那样。”又是年轻人似的放肆地高声大笑。我不再搭理他，径自去洗澡了。躺在浴缸里，我因种种忧惧而全身收紧，却又冷漠超然地注视着这种“焦虑症”的症状。这就像一位受尽某种我所不知的症状折磨的陌生人，紧紧抓住了我的身体一样。随后我将浴室收拾干净，在自己房间的地毯上坐下来，并试着做“游戏”。可我失败了。于是我想到，我是不是爱上索尔·格林了。记得起初我拼命嘲笑这想法，渐而细加考察，终而承认了这一点：不仅承认——还为之辩解，像是在争取我应得的权益似的。索尔整天没出去，待在楼上。简·邦德打来过两次电话，有一次我正在厨房里，因此听得到他的声音。他在对她说，话说得既婉转又仔细：他没法去她那儿吃晚饭了，因为……随即编造了一大通关于去里士满旅行的理由。我去摩莉家晚餐。我们俩谁也没有提起索尔和我的关系，由此我知道自己已爱上索尔了，男女间的忠诚超过了友谊，这本身就已说明一切。摩莉对我大谈特谈索尔在伦敦如何博取女人的欢心，无疑她是在警告我，但这些话也表现了某种占有欲。就我来说，她每提及一个他留有深刻印象的女人，一种平静的，暗暗得意的决心便增长一份，而这种感觉是和那位浪荡子的大拇指插入皮带的姿态，那种冷冷的嘲讽的凝视相联系的，却和那位为我“定位”的男人毫无干系。我回到家的时候，他正在楼梯上，可能是有意等在那儿的。我邀请他喝咖啡。他就我的幸运——拥有朋友，生活安定——说了一句表示羡慕的话，那是因摩莉请我吃晚饭而引发的感慨。我说我们没有邀请他，因为他说他有约会。他立即问：“你怎么知道的？”“我听到你在电话中对简这样说。”他很有点吃惊，颇不放心地瞪着我——那意思再清楚不过了：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我很生气，就说：“要是你想作私下电话交谈，就把电话机捧进房间关上门好了。”“我会那样做的。”他冷冷地说。又一阵不和谐不愉快，这种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应付。我开始问起他在美国的生活，不管他怎么回避，我一再追问。当时机合适时我说：“知道吗，你从不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这是怎么回事？”稍停片刻后他回答说，他对欧洲人的做法还不大习惯，在美国决不会有人来问你过去是不是共产党员。
我说这真是令人遗憾，既然不远万里来到欧洲，却还要像在美国那样作自我防范。他说我的话不错，但对他来说要调整过来却不容易，于是我们开始议论政治。他是那种常见的集苦恨哀伤于一身，并决心保持某种平衡的人，其实我们也都是这样。当天晚上我上床睡觉时，心里想，爱上这样的男人可就太傻了。我躺在床上思索着“爱上”这个词，仿佛那是某种我可以避免的疾病的名称。
每次我煮咖啡或泡茶的时候，他总是出现在我眼前，他非常局促，拘谨地点点头，一边走上楼去。这种时候他显得很孤独，一副遗世独立形影相吊的样子。我可以感受到那份孤独，就像一份冷寂包围了他。我一本正经地邀请他，他也就一本正经地接受了。今天晚上他坐在桌子对面，这样对我说：“我在美国有位朋友，在我动身来英国之前曾对我说，他已厌倦了各种风流韵事，已经厌透了引逗撩拨之类调情的勾当，那实在太枯燥乏味，毫无意义了。”我大笑着说：“既然你的朋友读过那么多书，他应该知道，经历了太多的风流韵事后，情况就是这样。”他很快说：“你怎么知道他读书很多？”又是熟悉的很尴尬的时刻：首先，因为这很清楚，他是在说自己，起先我还以为他是在调侃。其次，因为他猝然恢复了常态，变得谨慎而多疑，就像此前打电话一事上的龃龉一样。但最糟的是他没问：“你怎么知道我读书很多，”而是问“怎么知道他读书很多”，然而，事情明明白白说的是他自己。甚至，在以告诫的目光迅疾注视我一下之后，他目光旁移，仿佛在盯着别人，盯着那个他似的。但现在我不是凭借这些对话，不是凭借这样的注视，而是根据我的胃部突然收紧产生焦虑而察觉到的。首先我感到了那种病态的焦虑，那种紧张，随后我又很快听到我们说过的某些话，或仔细考虑某件事，我意识到存在着某种不和谐，某种惊愕，就像什么东西上出现了裂缝，别的东西透过裂缝渗进来了。而这别的东西又是恐怖的，对我怀有敌意的。
在谈过那位读书很多的朋友之后，我就没再说什么。我在想，他那孤傲冷漠，长于分析的才智和那些笨拙的时刻（我用笨拙这个词以掩盖此中令我惊恐的东西）之间的反差，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因此，确确实实，在那短暂的片刻我陷入了沉默。而在这样的令我担心的时刻过后，我总不免产生怜悯之情，因为我想起那个孤独的孩子，在酣睡中曾经用双手抱住我的脖颈。
后来他又谈起了那个“朋友”，就好像此前并没有提起过似的。我感觉他已忘了刚才曾说起过——仅仅在半个小时之前。我说：“你的这位朋友”——（他又一次目光离开我们两人，而盯着屋子中央，盯着“那个朋友”）——“他决心不再受挑逗做苟合之事，或者这仅仅是又一次自我考验的小小冲动？”
我听到自己说话时对“挑逗”“苟合”等词作了强调，明白了为什么我的话听起来颇带刺激。我说：“每次谈起性或爱你便说：他受挑逗，我受挑逗，或他们受挑逗（男人们）。”他立即哈哈大笑起来，但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因此我说：“总是被动的。”他立即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听你这么说，我感觉特别不舒服——毫无疑问，是我受到挑逗，她受到挑逗，她们（女性）受到挑逗，肯定是你们，作为男人，不是受到，而是主动去挑逗女人。”
他慢悠悠地说，“夫人，您肯定知道怎样迫使我感到自己像个乡巴佬。”这是在模仿美国的一句俚语：你肯定知道怎样让我感到像个乡巴佬。
他闪烁的目光中不无敌意，而我的心中则充满了敌意。几天来的感受这时都爆发了。我说：“那天你说起如何和你的美国朋友一起奋斗，说起如何贬斥女性——你把自己说成是个纯洁的清教徒，竭力为至圣大德的索尔辩护，而今你又大谈受挑逗，你从来不说一位女人，你总是说骚货、娼妇、娘们、甜姐、小妞，你大谈什么屁股、奶子，每次你提到女人，我听来要么像是商店橱窗里陈列的人像，要么是一堆被肢解的女人的胸啦，大腿啦，屁股啦什么的。”
当然，我很愤怒，但又感到荒唐，这让我更生气，因此我说：“我猜你会把这称之为古板守旧，但要是真有男人说起话来满嘴下流不堪的脏话而能对性保持健康的态度，那就让我不得好死！怪不得这些讨厌的美国佬的性生活里总是麻烦不断。”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冷冷地说：“我还是平生第一次被指责为反对妇女。或许知道这一点会令你感兴趣，并且据我所知，在这一点上，我是绝无仅有的美国男人——我从不指责美国女人的任何性犯罪，你是否以为我并不知道男人常为着女人的缺陷而指责她们？”
唔，这话当然使我的态度软了下来，火气也消了。我们议论起政治。说到这个话题我们就所见略同了。这就像又回到了党内，但我们所说的是，作一名党员便意味着坚持高标准并为某个目标奋斗。他因为“过早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随后又因是赤色分子而在好莱坞被列入了黑名单。这已是我们这时代再典型不过的故事了，而他和别人之间的不同便在于，他绝不因此而心灰意懒，满怀怨恨。
我终于能够和他开开玩笑，他的笑声也不再带防范意味了。他穿一条新牛仔裤，一件蓝色的新羊毛套衫和一双运动鞋。我对他说，穿这么一身美国离经叛道者的特别服装，他应当感到羞愧。他却说他还不够成熟，而没资格加入那个不必穿制服的极少数人的行列。
我已经深深爱上这个人而不能自拔了。
上面最后一句是我三天前写的。我是在扳指推算之后，才意识到已整整三天过去了。我陷于恋爱之中，时光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前天夜里我们谈得很晚，渐渐地两人的内心都紧张起来。我真想笑出声来，因为这始终很可笑，可以说两个人在捅破窗户纸之前，都在装模作样。那时候我感到不愿离开，因为我确实在恋爱，我敢说我们两人谁都可能会打破这局面并且道一声晚安。但最后他走近来伸出双臂抱住了我，并且说：“我们俩都很孤独，让我们对彼此好一点吧。”我听出他的话中有一丝愠怒，但我决定不予计较（★Ⅴ）。我已忘了和一个真正的男人做爱是怎么回事。我已忘了躺在自己所爱的男人的怀里是怎样的感觉。我已忘了两情相悦是怎样的滋味，因此上楼时每跨一步心就会猛跳，我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感到热烘烘的，那种温热就是人生的全部欢乐。
那已是一个星期之前的事。对此我没有别的想说，只感到幸福。（★Ⅵ）我是那么幸福，那么幸福。我发现自己坐在卧室内，望着投射在地板上的阳光。经过几个小时专注于“游戏”后，我处于这样的状态——一种平静而愉快的痴迷，和万物融为一体，觉得瓶中的一朵花就是一个人，肌肉的缓慢伸缩就是推动宇宙运行的能量。（★Ⅶ）索尔显得悠闲而轻松，他不再是那个紧张又多疑地走进我的公寓的男人，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而我的忧惧担心也不复存在，一度耿耿于怀的那块心病也从此消失了。
我读着上面这一节文字，仿佛所写的是别人似的。我写下这段文字后的那个晚上，索尔没有进我的房间睡觉。他不作任何解释，根本就没有进来。他只朝我点点头，态度冷淡而生硬，便径自上楼去了。我无法入眠，思绪万千。我想：当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相爱并做爱，她心中便像诞生了一个生命，那是对于激情和性爱作出反应的生命，它遵循自己的规律和逻辑而成长。索尔悄悄地顾自上楼去睡，使我心中的那个小生命受到冷落，因此我看见它在颤抖，而后又蜷曲成一团，并开始萎缩。第二天早上，我们一起喝咖啡时，我隔着桌子望着他（他脸色格外苍白，显得很紧张），我便明白了，要是我问他，为什么昨夜你不进我的房间，为什么不作解释，他一定会皱紧眉头，平添许多的怨恨。
那天晚些时候，他来到我的房间，并和我做爱。那不是真正的做爱，而是他事先想好了这么做。我心中的小生命，那个恋爱中的女人，并没有受感化，它拒绝虚情假意。
昨天晚上他说：“我必须去看看……”随之是长长的复杂的解释。我说：“那当然。”但他仍喋喋不休地解释，我就变得厌烦起来。当然，我明白那是怎么回事，但我不想知道，尽管那些情况我早已写在黄色日记中了。他随即说了，口气很有些愠怒和恶意：“你对于性很宽容放任，是不是？”这话他昨天也说过，我把它记在黄色笔记中了。我突然大声回答：“不。”他脸上现出一副茫然的表情。我想起自己见识过这样的表情，以前看到过，而且很不愿再见到。宽容放任这样的字眼对我来说很陌生，那其实和我毫不相干。那天晚上他很晚才上我的床，我知道他刚和别的女人睡过觉。我就说：“你刚和别的女人睡过觉，是不是？”他态度一下子很生硬，愠怒地说：“没有。”我默然无语，于是他又说，“但这算不了什么，是不是？”令人感到怪异的是，那个捍卫自己的自由而说“没有”的男人，和那个为了辩解而说“这算不了什么”的男人，是两个人，我无法把他们统一起来。我沉默着，感到全身又被一阵忧惧紧张攫住了。然后出现了第三个男人，热情亲切地说：“现在睡觉吧。”
我顺从了这第三个态度友好的男人，睡觉了。但我心里感到另有两个安娜，和这顺从的孩子不同——一个安娜，陷于恋爱却受到了冷落，正寒冷凄惨地缩在我心中某个角落里；而一个好奇、超然、又爱讥讽的安娜，则在冷眼旁观并不时叹息：“唉，唉！”
我睡得很少，频频做噩梦。不断浮现的梦都与我和那个邪恶的矮老头有关。在梦中我甚至还朝他点点头表示认识他——噢，你来了，我知道总有一天你会出现的！他那粗大的勃起的阴茎穿透衣服突出在外，它威胁着我，使我的处境很危险，因为我知道这矮老头恨我，总想伤害我。我一时惊醒了，竭力想镇静下来。索尔躺在我身边，不过是死气沉沉的又笨拙又阴冷的一堆肉。他仰卧着，即便在酣睡中，也是一副防卫的姿势。在熹微的晨光中，我看到他脸上也是一副防卫的神色。我觉察到一股浓烈的酸臭味。我想这不可能是索尔的气味，因为他非常讲究清洁。随即我发现这酸臭味是从他的脖颈散发出来的，我明白这是恐惧造成的气味。他怀有恐惧。睡着的时候他也担惊受怕，他开始抽泣，像个惶恐不安的孩子。我知道他病了（尽管在那感觉幸福的一个星期里，我不愿想到这一点），心中便充满了爱和同情。我开始轻轻的按摩他的肩膀和脖颈，以便让他暖和些。天快亮时他身上很冷，这股寒冷是伴随着他因恐惧而生的气味，从他体内透出来的。在把他按摩得暖和一些后，我又睡着了。在睡梦中我立即成了那个矮老头，那矮老头变成了我，但我也成了那个老太婆，因此我变得没有性别了。我同时又满怀恶意，一心只想破坏。在我醒来时，索尔在我怀抱中又变冷了，沉甸甸、冷冰冰的一团。我不得不先让自己从噩梦的恐怖中缓过劲来，然后再去温暖他。我对自己说：刚才我是那个邪恶的矮老头，那个满怀恶意的老太婆，或者两者合而为一，那么此刻我将成为什么？这时候亮光映进了屋内，灰蒙蒙的光线下，我能够看清索尔了。他脸上的皮肉色泽蜡黄，在高耸的颧骨下显得松弛；倘若他身体健康，像他这样肌肉强健，肩宽体壮的白种人，脸上应当是有暖感的暗褐色。突然间他醒了，脱离了梦境，似乎还心有余悸。他坐起来，显出防卫的神色，四下寻觅敌人。随即看见了我，他微笑起来：我可以看出倘若身体健康的话，索尔·格林那张宽宽的褐色的脸盘上会绽开怎样的笑容。但他的笑是蜡黄的、惊慌的。他出于恐惧和我做爱。他怕的是孤独。这不是那位恋爱中的女人——我心中那本能的小生命会加以拒绝的虚假的爱，这是出于恐惧的爱，是担惊受怕的安娜作出的响应。我们同是担惊受怕的人，在恐惧中做爱。但我的头脑始终保持警觉，因为充满了恐惧。
之后足足一个星期他没有接近我，又不作任何解释，什么也没有。他成了个陌生人，进门后只点点头，便径直上楼去。足足一个星期我看着心中那位陷入恋爱的女人在萎缩，在气恼，在妒嫉。那是我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可怕的充满恶意的妒嫉。我走上楼去见索尔，并对他说：“这算是个什么样的男人啊，一连那么多天和女人做爱，还时时表现出其乐融融的样子，随之却躲开了，突然连一句客套的托辞也没有？”一阵很响的放肆的大笑，随后他说：“你是问什么样的男人吗？这倒很值得一问。”我说：“我想你在写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吧，年轻的男主角在寻求自我。”“对极了，”他说，“但我不打算让他说起话来是一副旧世界的凡夫俗子的腔调，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这些凡夫俗子对于他们的自我从来就没有丝毫的怀疑。”他态度生硬，充满敌意，讥讽地笑着。我的态度也很生硬，也在嘲笑。在这样纯粹敌意的冷峻时刻，我很有点自得其乐，便说：“好吧，祝你好运，但在你的尝试中不要写我。”说完我就下楼了。几分钟之后他也下来了。但他不再那么尖酸刻薄，而变得友好且可以信赖。他说：“安娜，你想在生活中找一个男人，你是对的，你应当得到一位。然而——”“然而？”“你在寻找幸福。这个词对我来说从来就算不了什么，直到我见你想从眼下的情境里像生产糖蜜一样创造幸福。上帝知道任何人，甚至女人，都能从这样的情境中创造幸福，然而——”“然而？”“这是我，索尔·格林，我并不幸福，也从来没有感到过幸福。”“这么说来我是在利用你了。”“就是这么回事。”“这是公平交易，因为你也在利用我。”他的脸色变了，显得很吃惊。“请原谅。我提及这一点，”我说，“但肯定你曾想到过你是在利用我？”
他大笑起来，是真正的笑，而不是怀有敌意的笑。
随后我们去喝咖啡，一边议论政治，或者不如说是议论美国。他的美国是冷漠无情的。他谈到好莱坞，谈到“赤色分子”作家，他们在麦卡锡主义的压力下只好承认自己是“赤色分子”，谈到有些作家承认自己反共，因而受到敬重。他还谈到有些人向调查委员会告发他们的朋友。（★Ⅸ）他以一种超然的颇觉好笑的愤懑叙说这一切。谈起有关他的雇主的一件事。那人把他叫进办公室，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当时索尔已经不是党员了，事实上，在那以前他已被开除出党，但他拒绝回答这个问题。那位雇主深感惋惜失望，便说索尔必须辞职。索尔辞了职。几个星期后在一次聚会时，索尔又遇见那位雇主。那人流着泪责备自己：“你是我的朋友，索尔，我愿把你当做我的朋友。”这种说话的口气我已听到十多次了，索尔、纳尔逊和其他人讲起所发生的事来，都是这样。在索尔诉说这一切时，我感到内心很不平静，感到内心升腾起对索尔的雇主，对那些供认误信共产主义以求开脱的“赤色分子”作家，对那些告密者的极度愤慨和蔑视。我对索尔说：“你说得很好。但我们所说的一切，我们的见解，都基于一种假设，那就是人们应当有足够的勇气维护自己独立的思想。”他抬起头来，神情热切而好奇。通常在他说话时，他话语轻率，目光迷茫，他是在对自己说话。只有在他整个个性与那双冷漠的灰色眼睛完全不相协调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多么习惯了他的谈话风格——他只管对自己说着，几乎没意识到我的存在。他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意识到我还是第一次把这个问题思考得这么清楚，有他在场使我思维清晰，因为我们的经历有那么多相似之处，尽管我们作为人是如此的不同。我说：“喏，以我们为例吧，我们两人，没有一个不曾干过这样的事：公开场合和私下里说的话不一样，对朋友和对仇人说的话不一样。我们俩没有一个不曾向压力屈服，害怕被认为是叛徒。我记得自己起码想过十多次，为什么我吓得只好那样说，甚至那样想，是因为我害怕被当做党的叛徒。”他盯住我看，目光锐利，又有几分嘲讽。我熟悉这样的嘲讽的目光，那是“革命的嘲讽”，我们人人都曾以这样的目光去盯视过别人，因而我没有对此提出异议，而是接着说：“因此，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这时代，恰恰是那些按常理应当无畏、坦率、忠诚的人物，结果却成了谄媚撒谎、狠毒阴险的家伙，那原因不是害怕酷刑和坐牢，便是害怕被视为叛徒。”他脱口而出，厉声呵责起来：“中产阶级的论调，你的说法就是。哈，你的出身在这关键时刻就暴露出来了，是吧？”我一时说不出话来。因为他此前对我说的话，所用的口气，丝毫没有让我对这句话有什么思想准备：这句话是从军械库里取来的武器，充满嘲弄和讥讽，令我非常吃惊。我说：“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他仍以那样的口吻说：“这是很久以来我所听到的最奇特的扣赤色分子帽子的政治迫害。”“但我想，你对你那些党员老朋友所作的批评，难道就是客观公正的评论吗？”他皱起眉头，没有回答。我说：“看看美国的情况，我们便知道，整个知识界会因为受胁迫而采取反共的态度。”突然间他说了一句：“这就是为什么我热爱英国，这种情况在这儿不可能发生。”又是一阵不协调的震惊的感觉。因为他这话有些感情用事，是自由党仓库中的货色，正如他有些话是赤色分子仓库中的货色一样。我说：“冷战期间，当围捕共产党的呼声甚嚣尘上的时候，这儿的知识分子也同样如此。是的，我知道人们都已淡忘了往事，现在人人对麦卡锡主义感到震惊，但这时候，我们的知识分子却对此轻描淡写，说什么事情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糟糕。这种行径和美国的知识分子——与他们对等的人物——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我们的自由党人大多在公开或私下地支持反美调查委员会。一位著名编辑会给下流小报写上歇斯底里的信件，说是只要他知道他的老朋友X和Y是间谍的话，他早就去军情五处告发他们了。没有人对他表示反感。整个文学界及一切文学组织都卷入了最原始的反共活动——当然他们所说的话，或相当多的内容，是基本属实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只不过在重复那些下流小报每天连篇累牍刊登的东西，他们并不求真正的理解，只是竭力叫嚷，就像一群狂吠的狗。因此，我知道得很清楚，只要压力加大那么一点儿，我们的军情五处里便会挤满前来告发的知识分子，而同时，我们这些赤色分子，就得指黑为白，言不由衷地说谎了。”
“是么？”
“是的，过去三十年中，在民主国家里——更不用说集权国家了——从我们见到的情况看来，社会上真正敢于顶住潮流，真正准备不惜一切代价为真理而斗争的人是如此之少，以致……”
他突然说了声：“请原谅。”便显得僵硬又茫然地走了出去。
我坐在厨房里，仔细回想自己刚才说过的话。我和一切我所熟悉的人，他们有的是些很优秀的人物，都已经习惯于和共产党保持一致，而对自己和别人言不由衷。而那些“自由党”或“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转眼之间也会，而且已经参与这样那样的政治迫害。几乎没有人真正关心什么自由、独立、真理，几乎没有。几乎没有人具备这种真正的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勇气。人民倘若不具备这种勇气，一个自由的社会就会灭亡或不可能诞生。
我坐在那儿，感到沮丧而消沉。因为在我们这些在西方民主国家中长大的人的心中，有份根深蒂固的信仰，即自由会日渐壮大，能顶住各种压力；这份信仰似乎能无视任何不利于它的证据而继续存在。但或许这份信仰本身便是一种危险。我坐在那儿，眼前浮现出一幅幻觉——一个不断强固，日渐冷酷，有着各种国家、制度、经济财团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是稍稍谈论一下自由或个人良知，都显得越来越荒唐可笑了。我知道这种幻觉早已有人写过，人们也早就读到过这样的作品，但此刻我所感受到的不是什么文学或思想，而是像我的血肉神经一样的真实的东西。
索尔换了衣服下楼来了。他现在成了我所谓的“他自己”，以一种怪异的幽默口吻短短地说了一句：“很抱歉刚才我走开了，你刚才说的话我承受不了。”
我说：“这些日子里我所想的一切都那么阴沉压抑。或许我也承受不了。”
他走上前来，用双臂抱住了我。他说：“我们在互相安慰。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仍用双臂搂住我，然后说，“我们得记住，有着我们这样经历的人必将消沉而毫无希望。”
“或许可以说，恰恰是有着我们这样经历的人才最有可能了解真相，因为我们清楚我们曾干过些什么。”
我请他吃了午饭，并谈起了他的童年。传统的悲惨的童年，破碎的家庭，等等。午饭后他上楼去，说是想工作，但很快便下来了。他倚在门框上说：“我一向能不停地工作几个小时，现在却每个小时都得休息。”
我又感到了那种不和谐。此刻，把这事琢磨一番，情况是相当清楚的，但我又感到困惑了。因为他说话的样子像是工作了一小时，而其实不过才五分钟。他站在那儿，显得百无聊赖，却又焦躁不安。随后他说：“我在美国有个朋友，在他小的时候父母便离异了。你认为这会对他造成影响吗？”
我一时无法回答，因为所谓“朋友”，明明白白便是他自己。而他不到十分钟之前刚说起过他的父母。
我说：“是的，我肯定你父母的离异对你有所影响。”
他显得很吃惊，满脸疑惑地问：“你怎么知道？”
（★Ⅹ）我说：“你的记性真糟透了，几分钟前你刚对我说起过你的父母。”
他站在那儿，一副警觉、戒备而沉思的神情。他心中犯疑而脸上透着机敏。随即他语无伦次地说：“噢，我在想我的朋友，没别的什么……”说着他便转身上楼了。
我坐着，脑中一团混沌，想理出个头绪来。他真的忘了刚才对我说起过的话。我想起在过去的几天里，这种情况已有六七次了——他对我说起某件事，过几分钟后又提到它，就像是第一次提起似的。比如昨天吧，他说：“你还记得吗，当我第一次来这儿……”说得好像他已在这儿住了很长时间似的。另一次他刚说起：“那次我们去印第安饭店……”其实当时我们刚刚去那儿吃过午餐。
我走进大房间，关上了门。我们对此已有默契，只要我的门关上，就是不想受到打扰。有时我的门关着，却听到他在楼上房间来回走动，或下来走到楼梯的中途，这就像有股压力在敦促我开门，而我就顺从了。但今天我却关紧了门，自顾自坐在床上，想要思忖一番。我微微出汗，双手发冷，呼吸也不怎么顺畅。我因焦虑而全身收紧，却一遍遍对自己说：这不是我的焦虑，这不是我的——但无济于事。（★Ⅺ）我仰卧在地板上，头下枕了一块垫子，并放松四肢，做起“游戏”。或是竭力想做，却不能奏效，因为我能听到索尔在楼上来回走动。他的每个举动都使我全身起着感应。我想我得离开这个地方，去拜访某个人。谁？我知道不能和摩莉谈论索尔，但还是给她挂了电话，她不经意地问：“索尔怎么样？”我说：“不错。”她说起她见到了简·邦德，简“对索尔还是一片痴心”。我已经好几天没想到简·邦德了，因此我很快说了些别的事，又在地板上躺下了。昨晚索尔曾经说：“我得稍许散散步，否则睡不好。”结果他外出了三个小时。去简·邦德的住处只要步行半个小时，坐公共汽车不过十分钟。对了，他出去之前曾给什么人挂过电话。看样子，他是从我的家里和简约定了去找她幽会。他去了，和她做爱后，又回来爬上我的床睡觉。不，我们昨夜没有做爱。因为，我是无意识地在保护自己免受知情的痛苦。（就是知情之后我也不在乎，但我心中那小生命却耿耿于怀，很妒嫉，很愠怒，并想狠狠报复一下。）
他敲敲门，隔着门说：“我不想打扰你，只是出去散散步。”我不由自主，无意识地走上前去，打开了门——他已经走下楼梯了，我仍问道：“你去看简·邦德吗？”他动作僵硬了，慢慢转过身来朝向我：“不，我是去散步。”
我没说什么，因为我想，在我直截了当问他时，他不可能说谎。我本应该问：“昨晚你见到简·邦德了吗？”此刻我意识到我没有那样问，因为我害怕他作出否定的回答。
我应了几句巧妙而无关紧要的话，便转过身，关上门。我无法思想，甚至没法动弹。我像病倒了一般。我不断地对自己说，得让他走，他必须离开这儿。但我知道我没法叫他搬走，因此我不断地对自己说：那么你就必须努力使自己超脱。
他回来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一直在等他归来的脚步，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了。天色差不多已黑了。他非常友好地大声问候我，并直接进了浴室。（★Ⅻ）我坐在那儿想：这完全不可能：他不可能刚从简·邦德那里回来就去浴室洗去做爱的痕迹，他心里清楚，我一定知道他刚才去了哪里。这不可能。但我又明白这是可能的。我坐着，竭力鼓动自己去问：索尔，你刚和简·邦德睡过觉吗？
他进来的时候我就这样问了。他粗鲁、响亮地大笑着说：“没有，没有的事。”随后他紧盯着我，走过来用双臂搂住我。他这番举动显得很真诚，很热情，我一下子就顺从了。他非常友好地说：“噢，安娜，不管什么事，你总是太敏感了。别自寻烦恼啊。”他轻轻抱了我一下，随后说，“我想你应当尽量理解这一点——我们都是很不平常的人。还有一点：在我来这儿之前，你的生活方式对你没有好处。现在有了我，就一切正常了。”他一边这么说，一边将我放倒在床上，并开始抚慰我，似乎我是个病人似的。事实上我真如病了一般。我的脑中思绪起伏，胃里也翻腾不息。我没法想像，因为这位如此温和多情的人，正是令我致病的家伙。后来他说：“现在给我做饭吧。这对你的健康有好处。上帝保佑你，你是位真正顾家的女人，到时候你真该嫁一位稳重的好丈夫。”随后又郁郁寡欢地说，“上帝也保佑我吧，我似乎老是在谨慎地选择。”我于是给他做了晚饭。
今天一大早，电话铃就响了。我一听，是简·邦德打来的。我叫醒索尔，让他接电话，便走出房间去了浴室，在里面我放水擦洗，弄得声音很响。洗完回来时他已在床上了，蜷曲着身子，半睡半醒的。我盼着他能告诉我简说过或要求些什么，但他根本不提打电话的事。我又很生气。但昨天夜里，自始至终他都十分温柔、亲切，在睡梦中他还像个情人一样对我又亲吻又爱抚，甚至唤着我的名字，因此我知道那温存是冲着我的。我不知道究竟该爱还是恨。早饭后他说他得出去一下。他作了一大堆解释，说他必须去看望一些电影界人士。因为他脸上那种呆板固执的表情，因为他毫无必要的复杂解释，我就知道他是去看简·邦德，这是她打来电话时约好的。他一走我便上楼进了他的房间。屋里的一切都极为干净整洁。随即我开始翻看他的书信文件。记得当时我想，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偷看别人的书信和私人文件，但我对自己的行动毫不吃惊，似乎这是我的权利，因为谁让他对我撒谎呢。我虽又气愤又心烦意乱，但行动却有条不紊。在一个角落里我发现了用橡皮筋扎起的一沓信，是一位美国姑娘写来的。他们曾经相恋，她在信中抱怨他不回信。另有一沓信来自巴黎的一位女孩——又是抱怨他杳无回音。我将信放回原处，没特别留意，只是随手一放便搜寻别的东西。随即发现了成沓的日记。（★ⅩⅣ）记得当时我心里想，这倒是奇怪，他的日记全是按时间顺序写的，不像我的那么散乱。我匆匆翻阅日期较早的一些，不是逐页读，而是获些印象。那是一连串的新地名，不同的工作，和一连串女孩的名字。好像有一根线，串起了不同的地名，不同的女人名，以及一些关于孤独、分隔和离群索居的细节。我坐在他的床上，试图将这两个形象联系起来，一个是我认识的，另一个是这些文字所描述的，一个极为自怜、冷漠、工于心计而又毫无感情的人。想起我读自己的笔记时的感觉，我也认不出自己了。当一个人写自己的时候便会发生很奇怪的情况，那就是一个人直接的自我，与投射的自我不合。结果便是冷漠、无情的评判。没有评判，就没有生命——对了，关键是没有生命。写到这儿，我意识到自己又回到黑色笔记中写维利时的观点了。要是索尔说——在他的日记中，以后期的自我评判前期的自我——我那样对待妇女，我真不如一头猪。或者说：我现在这样对待妇女，并没什么过错。或者说：我只是如实记录发生的事，我并不是在对自己作道德评判——嗯，不管他说什么，这些话都是不得要领的。因为留在他日记中的是生机、活力和惹人喜爱的东西。“维利让他的眼镜满屋子闪亮，并且说……”“索尔，坚定有力地站着，微微咧嘴一笑——咧嘴嘲笑自己作为勾引者的姿态，慢悠悠地说：进来吧宝贝，让我们上床吧，我喜欢你的风格。”我继续读这些记录，起先很为这里体现的冷漠无情而惊骇，而后又通过它们使所认识的索尔栩栩如生。于是我发现自己的心境不停地改变，从起初的气愤，女人的气愤，转变为对于任何活生生的东西感到的愉悦，那种认清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后的愉悦。
随之，在我看到日记中的某些记载时，这份愉悦顿时化为乌有了。这些记载使我惊恐，因为我曾从别的消息来源将它记入了黄色笔记。这让我感到害怕，当我现在写下这些的时候，我似乎有种可怕的预感，或类似的东西，某种直觉，某种感悟在起作用，这感悟若运用在平日生活里就太痛苦了，如果生活中这么想，那就简直没法活了。三则日记如下：“必须离开底特律，我已从中获得需要的一切。梅维斯在制造麻烦。一周之前我为她而发狂，现在不把她当回事了。真怪。”接着是：“昨夜梅维斯来到我的寓所。我正和琼在一起。只得出去到客厅里，把梅维斯打发走。”接着是：“接到底特律杰克来信。梅维斯用刀片切断手腕动脉。他们及时送她去医院。可怜，是个好女孩。”后面再也没有关于梅维斯的记载。我很愤怒，这是对于男女恩怨中因冤屈而怀恨的愤怒。我气得一时都糊涂了。我推开那大量日记。要看完得花好几个星期，而我也没有这个兴致。但这时我倒好奇起来，想知道关于我他写了些什么。我找到了他初来这套公寓的日期。“见到安娜·沃尔夫。要是我想待在伦敦，这个地方可住。玛丽提供我一个房间，但那儿有麻烦。她是个不错的姘头，但仅此而已。安娜并不吸引我，这倒是桩好事。玛丽当众大闹。简来参加聚会。我们共舞，几乎想在舞池里做爱。娇小、纤细、带点男孩脾气——带她回家。整夜做爱——嗬，太过瘾了！”“今天，和安娜聊天，记不起说了些什么，我想她不会注意到什么。”几天没写。接着是：“有趣的事，我喜欢安娜胜过任何人，但我不喜欢和她做爱。也许到更换住处的时候了？简一直捣乱。真操他妈的这些女人，真是！”“安娜就简的事找麻烦。对她来说太糟糕了。”“与简一刀两断。可惜，她是我在这该死的国家里最好的姘头。与玛格丽特一起在咖啡馆。”“简来电话。就安娜的事吵闹。不想惹安娜麻烦。与玛格丽特约会。”
这条记载是今天的，那么他外出是去找玛格丽特而不是找简。我对自己的行为很感震惊，因为我居然偷看别人的日记信件。而且，我心头还充满卑劣的洋洋自得的欢快，因为我抓住了他的把柄。
（★ⅩⅤ）这条记述，“我不喜欢和她做爱”，使我如此伤心，以致我一时间呼吸都停止了。糟糕的是，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更糟的是，我一时间对作为女人的判断力失去了信任，这女人是根据索尔是否真心向她求爱而作出反应的。她不可能受骗。我突然想到，她一直在欺骗自己。我感到十分羞惭，因为他并不在乎我，而我却很在乎他是否想和我做爱，他至多只把我看做是个“好姘头”。出于某种轻蔑，就像刚才放回信件那样，随随便便地将日记放归原处，我随即下楼写下这些。但我心中很乱，没法写得更理智些。
我刚才又上楼去看了一下他的日记——他写“我不喜欢和她做爱”，正是在他不下楼的那个星期。自那以后，在他受到女人吸引时，他一直像个男人一样做爱的。我弄不明白这一点，我什么也理解不了。
昨天我强令自己追问他：“你不舒服吗？真不舒服的话，是什么方面的？”他说话时我几乎盼他说：“你怎么知道？”我甚至笑了。他却谨慎地说：“我看，要是你有麻烦，就该自己忍着，别拿它来折磨别人。”话说得很严肃，这个负责任的男人。我说：“事实上，正是你在这么做。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感觉仿佛陷入了某种心理的迷雾之中。他一本正经地说：“但愿我并没有强加于你。”“我并没有怪你，”我说，“但我觉得有什么心事强忍着没好处，你应该把它们说出来。”
他的口气一下子变得生硬且含敌意：“你这话听起来像个该死的精神分析学家。”
我当时想，不管哪次谈话，他怎么总像五六个不同的人呢。我甚至盼着他还原为那个负责的人。他确实恢复到那副样子，并且说：“我有时候心情不好，确实是那样。要是表现出来了，我很抱歉。我会努力改进的。”我说：“这不是改进不改进的问题。”
他断然地改换了话题，脸上是一副不堪烦扰，受尽伤害的表情，他在保护自己。
我给佩因特医生挂了电话。我说我想知道某人出了什么毛病，他没有时间感，表现得像几个不同的人一样。他回答：“我从不通过电话作诊断。”我说：“哟，别来这一套。”他说：“亲爱的安娜，我想你最好先预约。”“这不是为我，”我说，“是个朋友。”随即一阵沉默。然后他说：“请别惊慌。要是你知道有多少可爱的人走在马路上，可他们不过是些幽灵，你就会大吃一惊。请务必预约。”“这种症状的原因是什么？”“哦，我想说——权且试作一猜，也不想多说——这都该归咎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谢谢。”我说。“不预约吗？”“不了。”“那太糟糕了，安娜，那是种精神上的傲气，要是你是那些不同的人，你会亲自去为他们拉靴襻吗？”“我会将你的意思转达给有关的人。”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