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

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

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

黑色棉袍，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逃难的时候，宿舍的学生

“各自奔前程”。战后再度相会她已经剪短了头发，梳了男式的菲律宾头，那在香港是风行

一时的，为了可以冒充男性。战争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应，确与衣服有关。譬如说，苏雷

珈。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

白牙。像一般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耻。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剖人体，

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苏雷珈曾经顾虑到这一层，向人打听过。这笑话在学校里早出了

名。

一个炸弹掉在我们宿舍的隔壁，舍监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难中苏雷珈并没忘

记把她最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虽然许多有见识的人苦口婆心地劝阻，她还是在炮火下将那

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苏雷珈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

赤铜地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虽觉可惜，也还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装

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会同那些男护士混得那么好。同他们一起吃苦，担风

险，开玩笑，她渐渐惯了，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

至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走在硬

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

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有时候仿佛有点反常，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还是一

贯作风。像艾芙林，她是从中国内地来的，身经百战，据她自己说是吃苦耐劳，担惊受怕惯

了的。可是轰炸我们邻近的军事要塞的时候，艾芙林第一个受不住，歇斯底里起来，大哭大

闹，说了许多可怖的战争的故事，把旁的女学生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

艾芙林的悲观主义是一种健康的悲观。宿舍里的存粮看看要完了，但是艾芙林比平时吃

得特别多，而且劝我们大家努力地吃，因为不久便没的吃了。我们未尝不想极力撙节，试行

配给制度，但是她百般阻挠，她整天吃饱了就坐在一边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症。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拍拍”像荷叶上

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蠕的

虫。

同学里只有炎樱胆大，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后又独自在楼

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舍监听见歌声，大大地发

怒了。她的不在乎仿佛是对众人的恐怖的一种讽嘲。港大停止办公了，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

宿舍，无家可归，不参加守城工作，就无法解决膳宿问题。我跟着一大批同学到防空总部去

报名，报了名领了证章出来就遇着空袭。我们从电车上跳下来向人行道奔去，缩在门洞子

里，心里也略有点怀疑我们是否尽了防空团员的责任。——究竟防空员的责任是什么，我还

没来得及弄明白，仗已经打完了。——门洞子里挤满了人，有脑油气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

人。从人头上看出去，是明净的浅蓝的天。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淡淡的太阳，

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

我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么？可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