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前（1961年1月1日），我在《文星》杂志第五十一期发表《播种者胡适》，文中我没有肯定大家注目的胡适在学术上的地位，却肯定了人所忽略的胡适在中国民主思想上的地位。这篇文章引起大轰动。后来钱思亮（当时的台大校长）告诉我：胡适本人看了，写了一封信给我，信还没写完，就心脏病突发，死了。这封残信一直扣留在垄断胡适思想的人们手里，我至今未能看到。胡适死前，对我不肯定他在学术上地位，不以为然；但对我肯定他在中国民主思想上的地位，却很高兴。因为胡适在中国民主思想上的地位，多少年来，都被忽视了、被不成比例地忽视了，经李敖做了发人未发的论断，自然胡适会引为知己。

《播种者胡适》在《播种者胡适》中，我的论断是这样的：九一八事变带来了一个新刺激，几个老朋友的“挟持”，又引起了胡适大谈政治的热心，他创办了《独立评论》，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同时讨论当时的几个大问题，其中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便是影响深远的一场论战。

五四前后，中国似乎已沾染了19世纪以来的“多方性”（multanimity），思想的分歧愈演愈烈。在外表上，虽能保持一种“局促的平衡”（uneasybalance），但是内部的酝酿还是很热烈。九一八事变带给人们一种新刺激，忧国之士个个都急于盘算如何使中国赶紧强起来，正巧当时正是独裁政治最流行的季节，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德国的希特勒、奥国的陶尔斐斯、苏俄的斯大林，甚至美国推行“新政”的罗斯福，都是时代的宠儿。“新式的独裁政治”弥漫了整个世界，大家都觉得这是最时髦的政治趋向，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居然也开始对民主与议会怀疑了，尤其是胡适的几个朋友，像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这些受过完满的英美教育，“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人，竟也纷纷宣言非行独裁制度不可了。胡适早在《独立评论》第一期里，就抨击过这种时尚的政论，他那时就主张：“我们不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方法。”（《宪政问题》）一年半后，蒋廷黻、钱端升、吴景超、丁文江等人的文字大量冲来了，涌起了一片拥护独裁的浪潮。这时候胡适当然忍不住了，他不能让他的信念在左右两派的极权夹击中倒下去，他不得不孤独地抵抗这种浪潮。这个抵抗持续了十五个月，为了“对一般求治过急的人下一种忠告”：“历史的大趋势不能完全取证于十几年的短期事实”，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他说他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现的新式独裁政治真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前者可以勉强企及的，而后者是很不容易轻试的……兢兢业业的学民主政治，刻鹄不成也许还像只鸭子；若妄想在一个没有高等学术的国家造成现代式的独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画虎不成反类狗了。（《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三十二卷一号）这种鲜明的表示，虽然使他又一次做了乌鸦，但是无疑的，他给怀疑民主的人士打了一剂强心针，向拥护独裁的学人敲了一棒子。二十三年（1934）11月27日，当局联名通电全国，终于公开表示了“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这真是一个重要的抉择，也是民国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从此以后，没有人再处心积虑地怀疑中华民国的政体了，大家在民主宪政的远路上看到了第一块里程碑。

“民主”二字早在五四时代就叫得满天响，当时最时髦的口号是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但四十二年后我们重看那些文献，我们会感到他们与我们之间有着不同的语意。对这两个词儿，他们缺乏冷静而深入的理解，而他们气质上的狂热，又恰恰与德先生、赛先生的基本精神不相容，因此他们对民主与科学的“信念”是不能生根的，甚至是错误的：谈科学的人，甚至把唯物辩证法都认做科学；谈民主的人，不去平心静气地做一个阿斗，却整天瞪着眼睛做革别人的命的张飞，“民主”泛滥至此，谈政治的知识分子如何能有所归呢？陈独秀从无限辛酸的经验中，临死前才悟到对民主政治的“最后见解”，与胡适分而又合了。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和他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我们不得不说，这只好唱“反调”的乌鸦，确实具有远见。而这种远见，就百年大计的建国事业来说，显然是必需的。我这段文字发表后二十五年，《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远流出版公司，在1986年2月24日主办了一次所谓“胡适逝世二十四周年纪念演讲会”，由台大历史系的“张忠栋教授”演讲《在动乱中坚持民主的胡适（1931—1949）》，我看了发表在《中国时报》的讲稿（1986年2月25日至27日），深感全篇不出李敖《播种者胡适》的范围，讲稿中袭取李敖论断的精华，却又没有李敖论史行文的渊博与审慎，例如“张忠栋教授”连《独立评论》与《独立时论》明明是两个出版品都分不清，而以专家自居，侈谈胡适如何如何，岂非学术上的大笑话？

由于连“张忠栋教授”都闹出这种大笑话，我感到大家真该好好读读当年的原始文献了，我决定写这篇文字，重新把胡适在中国民主思想上的地位，详加肯定。因为原始文献大家多看不到，我尽量多引一些，以为文证，大家看了这些原始文件，最后才会恍然“在动乱中坚持民主的胡适”的真相，而对中国的民主前途，自然也会有所领悟矣！

蒋廷黻论用专制建国我在《播种者胡适》中提到，九一八事变后，正赶上独裁政治最流行的季节，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居然也开始怀疑起民主、拥护起专制来了。这种怀疑的态度，首开先河的是蒋廷黻。蒋廷黻在1933年12月10日发表《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八十号），他说：“我们中国近二十年为革命而牺牲的生命财产，人民为革命所受的痛苦，谁能统计呢？此外因内争而致各派竞相卖国更不堪设想！孙中山先生革命目的之纯洁大概是国人所共识的。但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他也不惜出重价以谋日人的协助。”……（编者略）他感慨：“这样的革命，多革一次，中国就多革去一块。久而久之，中国就会革完了！……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蒋廷黻的结论是：“中国还没有经过一个专制时代，所以还没有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还没有做到‘建国’的第一步工作。必须先用专制（如英国都铎朝的百年专制、如法国波旁朝的光明专制，甚至于如俄国罗曼诺夫朝的专制）来做到‘建国’，然后可以‘用国来谋幸福’。”

“不过用了‘专制’一个名词”蒋廷黻的文字发表后七天，胡适就有了反应。1933年12月17日，胡适发表《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八十一号），表示异议。胡适在文中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专制是否建国的必要阶段？（二）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何以不会造成民族国家？关于第（一），胡适的意见是：建国并不一定要靠专制。即如英国的都铎（Tudor）一朝，正是议会政治的抬头时代，又是商业与文艺的发达时代，何尝单靠专制？关于第（二），胡适的答案是：中国自从两汉以来，已形成了一个“民族国家”了。“我们今日所有的建国的资本，还是这两千年遗留下来的这个民族国家的自觉心”。胡适说：蒋先生的本意大概也只是要说统一的政权是建国的必要条件；不过他用了“专制”一个名词来包括政权的统一，就不免容易使人联想到那无限的独裁政治上去。其实政权统一不一定就是独裁政治。英国的亨利第八时代正是国会的势力抬头的时代：国会议员从此有不受逮捕的保障，而国王建立新国教也须借国会的力量。所以我们与其说专制是建国的必要阶段，不如说政权统一是建国的条件，而政权统一固不必全学罗曼诺夫朝的独裁政治。

三项专制不可能的理由过了七天，1933年12月24日，胡适又写《再论建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八十二号），文中提出了蒋廷黻原文暗示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大业，我们今日的建国事业是不是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呢？”胡适在这篇文章里，表示他自己是反对中国采用种种专制或独裁的政制的，因为他不承认中国今日有专制或独裁的可能。他举出了三项专制不可能的理由：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二十多年前，《民报》驳《新民丛报》说：开明专制者，待其人而后行。

虽然过了二十多年，这句老话还有时效。一般人只知道做共和国民需要较高的知识程度，他们不知道专制训政更需要特别高明的天才与知识。孔子在两千四百多年前曾告诉他的国君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今日梦想开明专制的人，都只是不知道为君之难，不知道专制训政是人世最复杂繁难的事业。拿破仑与腓特烈固然是非常杰出的人才，列宁与斯大林也是富有学问经验的天才。俄国共产党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事件，是百余年中整个欧洲文明教育训练出来的。就是意大利的专制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我们不要忘了那个小小的半岛上有十个世间最古的大学，其中有几个大学是有近千年的光荣历史的。专擅一个偌大的中国，领导四万万个阿斗，建设一个新的国家起来，这是非同小可的事，绝不是一班没有严格训练的武人政客所能梦想成功的。今日的领袖，无论是哪一党哪一派的健者，都可以说是我们的“眼中人物”；而我们无论如何宽恕，总看不出何处有一个够资格的“诸葛亮”，也看不出何处有十万五万受过现代教育训练的人才，可做我们专政的“诸葛亮”。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日梦想一种新式专制为建国的方法的人，好有一比，比五代时后唐明宗的每夜焚香告天，愿天早生圣人以安中国！

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我们试看苏俄、土耳其、意大利、德意志的专政历史，人才之外，还须有一个富于麻醉性的热烈问题，可以煽动全国人心、可以抓住全国少年人的热血与忠心，才可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基础。中国这几十年中，排满的口号过去了、护法的问题过去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过去了，甚至于“抗日救国”的口号也还只够引起一年多的热心。那一个最真切、最明白的救国问题，还不能团结一个当国的政党、还不能团结一个分裂的国家，这是最可痛心的教训。这两年的绝大的国难与国耻还不够号召全国的团结，难道我们还能妄想抬出一个蒋介石或者别个蒋介石，来做一个新的全国大结合的中心吗？近年也有人时时提到一个“共同信仰”的必要，但是在这个老于世故的民族里，什么口号都看得破、什么魔力都魔不动，虽有墨索里尼、虽有希特勒、虽有列宁托洛茨基，又有什么幻术可施呢？

第三，我有一个很狂妄的僻见：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向来崇拜议会式的民主政治的人，说那是人类政治天才的最高发明；向来攻击议会政治的人，又说它是私有资本制度的附属品：这都是不合历史的事实的评判。我们看惯了英美国会与地方议会里的人物，都不能不承认那种制度很幼稚，那种人才也大都是很平凡的。至于说议会政治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那更是笑话。照资本主义的自然趋势，资本主义的社会应该有第一流人才集中的政治，应该有效率最高的“智囊团”政治：不应该让第一流的聪明才智都走到科学工业的路上去，而剩下一班庸人去统治国家。（布赖斯Bryce的《美洲民主国》曾历数美国大总统之中很少第一流英才，但他不曾想到英国的政治领袖也不能比同时别种职业里的人才；即如名震一世的格兰斯顿如何可比他同时的流辈如赫胥黎等人？）有许多幼稚民族很早就有民主政治，正不足奇怪。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在我们这样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中国的阿斗固然应该受训练，中国的诸葛亮也应该多受一点训练。而我们看看世界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的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的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这种僻见，好像是戏言，其实是慎重考虑的结果，我认为值得研究政治思想的学者们的思考的。

“学政治的人都受了教科书的蒙蔽”

对这三项专制不可能的理由，胡适在1935年1月1日，发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东方杂志》第三十二卷第一号），曾自行综合并加重第三项如下：

我提出三项专制不可能的理由：

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今日梦想开明专制的人，都只是不知专制训政是人世最复杂繁难的事业。

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有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

第三，我观察世界各国的政治，不能不承认民主政治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而现代的独裁政治是一种特别英杰的政治，是需要很大多数的专家的政治，在中国今日是做不到的。我提出的这三项理由，至今不曾得着一个满意的答辩。这三点之中，我自己认为比较最重要的还是那第三点，然而这一点似乎最不能引起政治学者的注意，这大概是因为学政治的人都受了教科书的蒙蔽，误信议会式的民主政治需要很高等的公民知识程度，而专制与独裁只需要少数人的操纵，所以他们（例如蒋廷黻先生）总觉得我这个见解是有意开玩笑的、不值得一驳的。

我现在郑重地说明，我近年观察才考虑的结果，深信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而近十年中出现的新式独裁政治真是一种研究院的政治；前者是可以勉强企及的，而后者是很不容易轻试的。有些幼稚民族很早就有一种民主政治，毫不足奇怪。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不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在于可以训练多数平凡的人参加政治。民主政治只需要那些有选举权的公民能运用他们的选举权，这种能力是不难训练的。凡知道英美政治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国会与地方议会都不需要特别出色的专家人才；而他们的选民很少是能读《伦敦泰晤士报》或《曼彻斯特卫报》的。可是近十年中起来的现代独裁政治（如俄、如意、如美国现时），就大不同了。这种政治的特色不仅仅在于政权的集中与宏大，而在于充分集中专家人才，把政府造成一个完全技术的机关，把政治变成一种最复杂纷繁的专门技术事业，用计日程功的方法来经营国家人民的福利。这种政治是人类历史上的新鲜局面：它不但需要一个高等的“智囊团”来做神经中枢，还需要整百万的专门人才来做手足耳目。这种局面不是在短时期中可以赶造得成的（俄国今日需要的一百五十万的专家，固然一部分是赶造成的，然而我们不要忘了俄国有二百年的大学与科学院，还有整个欧洲做他们的学术外府）。兢兢业业的学民主政治，刻鹄不成也许还像只鸭子；若妄想在一个没有高等学术的国家造成现代式的独裁政治，那就真要做到画虎不成反类狗了。

“独裁忽然大时髦了”

对人们“妄想在一个没有高等学术的国家造成现代式的独裁政治”，胡适在《再论建国与专制》里，曾经有一段大特写。他说：

上一期我讨论蒋廷黻先生的《革命与专制》，曾提出一个主张，说建国固然要统一政权，但统一政权不一定要靠独裁专制。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个比较更迫切的问题：中国的旧式专制既然没有做到建国的大业，我们今日的建国事业是不是还得经过一度的新式专制呢？

这个问题，并不算是新问题，只是二十多年前《新民丛报》和《民报》讨论的“开明专制”问题的旧事重提而已……

现时有些人心目中所悬想的新式专制，大概不过是当年梁任公先生所悬想的那种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标准的开明专制而已。

平心而论，二十多年前，民党与非民党都承认开明专制是立宪政治的过渡办法……

《民报》与《新民丛报》走上一条路线去了。他们所争的，其实不在开明专制，而在“最初之手段”是不是革命。梁氏希望当日的中国能行开明专制，逐渐过渡到立宪，可以避免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而革命党人根本上就不承认当日的中国政府有行开明专制的资格，所以他们要先革命……

这一段二十多年前的政论之争，是值得我们今日的回忆的。二十多年以来，种族革命是过去了，政府革命也闹了二十二年，国民党的训政也训了五六年了。当年反对革命而主张开明专制的人，早已放弃他的主张了。现在梦想一种新式专制的人，多数是在早一个时期曾经赞成革命，或者竟是实行革命的人。这个政治思想的分野的骤变，也是时代变迁的一种结果。在二十多年前，民主立宪是最令人歆羡的政治制度。十几年来，人心大变了；议会政治成了资本主义的副产，专政与独裁忽然大时髦了。有些学者，虽然不全是羡慕苏俄与意大利的专制政治的成绩，至少也是感觉到中国过去二十年的空名共和的滑稽，和中国将来试行民主宪政的无望，所以也不免对于那不曾试过的开明专制抱着无穷的期望。还有些人，更是明白的要想模仿苏俄一阶级专政，或者意大利的一党专政。他们心目中的开明专制已不像二十多年前《新民丛报》时代那样的简单了。现在人所谓专制，至少有三个方式：一是领袖的独裁，二是一党的专政，三是一阶级的专政（最近美国的总统的独裁，是由国会暂时授予总统特权，其期限有定，其权力也有限制，那是吾国今日主张专制者所不屑采取的）。其间也有混合的方式：如国民党的民主集权的口号是第二式；如蓝衣社的拥戴社长制则是领袖独裁而不废一党专政；如共产党则是要一阶级专政，而专政者仍是那个阶级中的一个有组织的党。

我个人是反对这种种专制的。

这段文字中最令人注意的是：胡适提到“国民党”与“蓝衣社”的事。当时国民党不但搞“一党的专政”，并且搞出法西斯式的核心特工组织“蓝衣社”来一脚踢，胡适写出“蓝衣社”，这就显然点破当时中国的政治气氛了。“蓝衣社”是绝对主张领袖独裁的，换句话说，是主张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在这种政治气氛下，知识分子们提倡独裁，究竟有利于谁、是为谁助虐，也就不言可喻了。

钱端升被“熏陶”之后

1934年1月里，有三篇拥护独裁的文字出现了：第一篇是钱端升的《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钱端升首先说：“我于这篇文章中将先论民主政治的衰颓，次及现代各种比较成功的独裁的内容。从两者的比较中，我将探索在最近将来或可流行的制度，从而更推论及中国应采的制度。”接着说：“我所敢言的只有三点：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是无所不包的——极权国家（TotalitarianState）。”他又说：“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若以大多数人民的福利而论，独裁也不见得不及民主政治。……独裁既真能为大多数人（几乎是全体人民）增进福利，则又乌能因少数人的自由之被剥夺，而硬要维持谋福利不及独裁的民主？”又说：“我以为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中国急需于最短时期内成一具有相当实力的国家。……在一二十年内沿海各省务须使有高度的工业化，而内地各省的农业则能与沿海的工业相依辅……欲达到工业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则国家非具有极权国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国家有这种权力，则又非赖深得民心的独裁制度不为功。”最后的结论是：“一切制度本是时代性的。民主政治在五十年前的英国尚为统治阶级所视为不经的、危险的思想；但到了1900以后，即保守党亦视为天经地义了。我们中有些人——我自己即是一个——本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这些人对于反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自然看了极不顺眼。但如果我们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近代国家，我们恐怕也非改变我们的成见不可。”

胡适驳钱端升

胡适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中，曾对钱端升的论点，提出反驳：

钱端升先生这篇文章是这一年中讨论这个大问题的一篇最有条理又最恳挚动人的文章。可惜此文发表以来，还不曾得着国中政治学者的批评与讨论。我虽然不是政治学者，却也是“受过民主政治极久的熏陶的”一个人，很想在这里对他这篇长文的主旨提出一点“门外汉”的意见。

先讨论他的概论世界政治制度趋势的部分。我要向他指出两点。第一，他说“欧战的结局实为民主政治最后一次的凯旋”，他固然可以举俄意土德诸国作例，但历史的大趋势不能完全取证于十几年的短期事实。若把眼光放得远一点，我们也可以说欧战的终局，实在是民主政治进入一个伟大的新发展的开始。这个新发展在数量的方面是民主政治差不多征服了全欧洲：从俄、德、奥、土四个最根深蒂固的帝制的颠覆，直到最近西班牙的革命和南斯拉夫专制王亚历山大的被刺，都是这一个大趋势的实例。在质的方面这个新发展的最可注意之点，在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力的骤增与民主政治的社会化的大倾向。前者的表现实例，有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有英国劳工党的两度执政权：这都是大战前很少人敢于想象的事。后者的实例更多了。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国早已感觉18世纪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民治主义是不够用的了；一切“社会的立法”，都是民主政治社会化的表现。在大战时，国家权力骤增，民族生存的需要使多数个人不能不牺牲向来视为神圣的自由权利。大战之后，这个趋势继续发展，就使许多民治国家呈现社会主义化的现象。至于苏俄的以纯粹社会主义立国，更不用说了。凡能放大眼光观察世变的人，都可以明白十八九世纪的民主革命，和19世纪中叶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两个相反的潮流，乃是一个大运动的两相连贯又相补充的阶段；乃是那个民治运动的两个连续的大阶段。所以我们可以说：欧战以来十几年中，民主政治不但不曾衰颓崩溃，竟是在量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在质的方面也走上了一条更伟大的新发展的路。读史的人若单指出某种形式上的不合英美范型，就认为民主政治的衰颓，这是我们认为大错误的。钱先生文中曾指出苏俄的共产党有二百万人，意大利的法西斯党有四百万人。试问二十年前，苏俄能有二百万人专政吗？意大利能有四百万人专政吗？

第二，钱先生把“经济的民族主义”认做需要统制经济的主要原因，而统制经济的要求又是独裁“无可幸免”的主要原因。我们对于这段理论颇怀疑作者未免忽略了一些同样重要的事实。（一）“经济的民族主义”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的；全世界有此资格的，只有美国、俄国、不列颠帝国，这三国在天然富源上和经济组织上，都充分够得上“经济的民族主义”的资格。其次是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他们都受天然或历史的限制，原料的供给远不能比上述的三国，他们的高度工业化是很大的努力的结果。然而他们的“经济的民族主义”，正因为不能不用侵略或倾销一类的方法来补救天然的缺陷，都成为国际战争的地雷，将来一触即爆发，现在正不知能支持到若干时日。这七国之外，世界无一国能有“经济的民族主义”的资格——中国包括在内，因为中国是地大而物不博的，重工业的发展是很少希望的——所以钱先生的议论的适用的范围是很有限的。（二）在欧洲已有一些小国家试行了各种自由组合的合作制度，如消费合作、生产合作、运输合作等，他们的成绩是很好的，而他们的方法并不是独裁政治之下的经济统制。这些方法当然也可以算是计划的经济，只不需要独裁的政治而已。（三）英美民治国家在近年也有走上计划的经济的倾向，但这几年的事实都能使我们明白英美的计划经济（除战时非常状态外），大概不会走上意俄的方式；也不是钱先生所推测的“智识阶级及资产阶级（旧日的统治阶级）的联合独裁”；而或者是一种智识阶级、资产阶级、劳动阶级三方面合作的社会化的民主政治。英国近三年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一年多的罗斯福“复兴政策”都不是撇开劳工的；在英国的工党当然已是统治势力的一部分了；就在美国，复兴政策的精神正在用政府的力量使劳工势力抬头，劳工的力量是政府制裁资本家的重要工具的一种。美国的政治向来受18世纪的分权论的影响过大，行政部门太受牵制，所以去年国会骤然将大权授与总统，就使世界震惊，以为美国也行独裁制了。但这种大权，国会可以随时收回；国会不收回时，每两年人民可以改换国会，每四年人民可以改换总统：罗斯福的背后绝没有棒喝团或冲锋队可以维持他的政权不倒的。所以这种政治不能算是独裁的政治，只是一种因社会化的需要而行政权力高度增加的新式民主政治而已。（四）我们不要忘了，英美近年的行政权增高与计划的经济的运动，都是为了要救济国内的经济恐慌，不是为了“经济的民族主义”的推进，更不是为了“预备民族间的斗争而起”。

总之，钱先生的概论部分，我们初看了都觉得很动人，细看了就不能完全叫人心服。他把“民主政治”的定义下得太狭窄了，所以他不能承认欧战后的民治主义的发展。他又把“经济的民族主义”看得太普遍了，故武断“不论在哪一个国家”都不能免统制经济，也就不能幸免独裁的政制了。

最后我要讨论他的中国需要独裁论。……他所以主张中国需要独裁制度，为的是要沿海各省的工业化。这个理论是很短见的。第一，沿海各省根本上就很少具有工业区域的基本条件的，如煤铁产地等。第二，在现时的国际形势之下，一个没有海军的国家是无力保护他的沿海工业的。所以翁文灏陶希圣诸先生都曾主张要建设内地的经济中心。第三，中国的工业化，不能单靠政府权力无限的增加。无限的权力不能凭空添出资本、不能随便印纸做现金、不能从空中生出许多必需的专门人才来、不能在短期中征服一个放任惯的无政府态度的民族习惯。钱先生的中国独裁论，我们不能认为有充足理由的。

蒋廷黻和吴景超

第二篇是蒋廷黻的《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八十三号）。大意说：中国必须有一个中央政府。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他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破坏统一的就是二等军阀。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中国人的私忠既过于公忠，以个人为中心比较容易产生大武力。他主张武力统一，并且认为“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他的理由有三：“第一，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专制。市是专制的，省也是专制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专制区域行到另一个专制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大专制势必取消各地小专制，不然，大专制就不能存在。从人民立场看起来，他们的真正敌人也是各地的小专制。正如英国的都铎、法国的波旁、俄国的罗曼诺夫，他们专制的对象是各地的诸侯，直接压迫人民的也是各地的诸侯，所以君主专制在这些国内曾受人民的欢迎。我们简直把中国政治认错了。我们以为近二十年来想统一中国的人如袁（世凯）、吴（佩孚）等把人民作为他们的敌人。我们未免自抬身价了。严格说来，我们不配做他们的敌人，因为我们有什么力量呢？我们实际也不愿做他们的敌人，因为我们并不反对统一。统一的敌人是二等军阀和附和二等军阀的政客。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联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士大夫阶级反对专制的议论，不是背西洋教科书，就是二等军阀恐惧心、嫉妒心的反映。中国现在专制的对象不是人民，是二等军阀。从人民的立场看，个人的大专制是有利的。第二，我们以为个人的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破坏统一的就是二等军阀，不是人民，统一的问题就成为取消二等军阀的问题。他们既以握兵柄而割据地方，那么，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中国人的私忠既过于公忠，以个人为中心比较容易产生大武力。这个为中心的个人必须具有相当的资格，以往当局的人及现在当局的人是否具有这种资格，那是人的问题；我这里所要讨论的是制度的问题。适之先生引《民报》驳《新民丛报》的话来为难我，说：‘开明专制者待其人而后行。’他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中国今日有无其人，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们要注意，我所注重的是能统一中国的人；‘开明’是个抽象的名词，恐怕各人各有其界说。我们更加要注意，以袁世凯及吴佩孚一流的人物，离统一的目的，仅功亏一篑了。第三，不少的读者对于我的《革命与专制》一文要问：两千年来的专制不济于事，再加上一短期的专制就能济事吗？两千年来，中国有朝代的变更，无政制及国情的变更，因为环境始终是一样的。现在外人除加在我们身上极大的压力以外，又供给了我们科学与机械。这两个东西不是任何专制政府所愿拒绝的、所能拒绝的。就是政府完全无为，只要它能维持治安，这两个东西就要改造中国，给她一个新生命。”蒋廷黻主张来个“个人专制”，并说中国今日有无能个人专制之人，他不知道，其实，他似乎是知道的，那就是蒋介石。蒋廷黻这种言论，正是为蒋介石“个人专制”打底子啊！

蒋廷黻文中最荒唐的立论，是他所谓“中国现在专制的对象不是人民，是二等军阀”之说。他不知道，“二等军阀”给消灭了，难道就不轮到“人民”来受“头等军阀”“专制”之害吗？狮子吃了狼，羊就可以过太平日子吗？

第三篇是吴景超的《革命与建国》（《独立评论》第八十四号）。文中说：“总之，我们根据中国历史的分析，革命实力三个时期，现在还是一个群雄割据的时期，说不上建国的大事业。我们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统一问题。国家统一之后，一切的建设计划才能实行。”“在群雄割据的时期内，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结论是：“我很赞同蒋廷黻先生的说法：‘中国的基本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

胡适指斥“头等军阀”

1934年1月14日，胡适写《武力统一论——跋蒋廷黻吴景超两先生的论文》（《独立评论》第八十五号），表示意见如下：

蒋先生所要的“专制”，原来并不是独裁的政治制度，原来不过是希望一个头等军阀用武力去打倒一切二等军阀，原来就是吴先生说的“武力统一”。

我们先要温习一点现代史，先要记得武力统一是在这二十余年中已做到好几次的了。民国三四年的袁世凯，岂不是做到武力统一了？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完成时，又岂不是做到统一了？蒋廷黻先生也曾说过：

我们更加要注意：以袁世凯及吴佩孚一流的人物，离统一的目的，仅功亏一篑了。

我们何不更进一步问问：袁世凯及吴佩孚，以至于民国十七八年的蒋介石，为什么离统一的目标终于“功亏一篑”呢？是不是因为这几个人的武力不够大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专制还不够专呢？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原因呢？究竟这“一篑”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蒋先生说：

每逢统一有成功可能的时候，二等军阀就联合起来，假打倒专制的名，来破坏统一。

这是说二等军阀。他又说：

士大夫阶级反对专制的议论，不是背西洋教科书，就是二等军阀恐惧心、嫉妒心的反映。

这是说士大夫阶级。我们要问蒋先生：那抓住中央政权的头等军阀有没有失政，应不应负一部分责任呢？在那些“西洋教科书”还没有出世之前，司马氏父子三代平蜀平吴，做到了武力统一，为什么不上二十年，就闹成“八王构兵”“五胡乱华”，闹得中国分裂到三百年之久呢？隋朝的杨氏篡周平陈，统一了中国，为什么也不到二十年，就闹到群雄蜂起、天下分裂呢？远史且不谈，袁世凯的“功亏一篑”是不是他自己和他手下的梁士诒一流人应负责任呢？吴佩孚的“功亏一篑”是不是他自己和他所拥戴的曹锟一党也应负责任呢？

最可惜的，自然是民国十七八年的统一局面的崩坏。民国十五六年的国民革命军北伐，真是能号召全国感情的一件空前大壮举：许多少青年人的投考黄埔军官学校，更多少青年人在各地的秘密活动；还有许多中年老年人也受了那个运动的震荡，都期望它的成功：那种精神上的统一是中华民族史上的绝无仅有的。如果民国十五年（1926）的一些幼稚举动引起了士大夫与商人阶级的疑虑，至少在南京政府成立以后，绝大多数人的心理是赞助新政权并且渴望统一的。在那个全国精神上一致的大运动之下，张作霖也不能不退出关外，张学良也不能不承认新政权。民国十七八年的统一，不是全靠武力的，是靠那武力背后的全国比较的一致的新精神——可以叫做新兴的民族主义的精神。

然而这个新统一的中国是怎样又破碎了呢？破坏统一的罪恶是不是全在“二等军阀和附和二等军阀的政客”呢？是不是因为士大夫阶级读死了西洋教科书因而反对专制，所以助成统一的崩坏呢？是不是头等军阀也应该分担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的责任呢？是不是那些不背西洋教科书而梦想个人专制的政客党员也应该分担不少的责任呢？

说起“二等军阀”，我们应该还记得，两个月削平了桂系，六个月打倒了阎冯，似乎二等军阀也算不得怎样难对付。可是当日那些最可怕的二等军阀打倒之后，统一在哪里？和平又在哪里？今日割据的局面是不是比民国十七八年减低多少了吗？福建的变局不用说了。冯玉祥倒了；起来的是韩复榘宋哲元等。阎锡山倒了；现在又在娘子关里努力他的模范省了。桂系倒了；现在李宗仁白崇禧又在广西第二次造成他们的模范省了。四川的割据如故，云南贵州的鞭长莫及如故。广东是比李济深时代更独立了。难道我们到了今天还只能提出一个“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的方案吗？

“武力统一”，“用更大的武力打倒二等军阀”，这种理想，当然有人在那儿梦想实现的，用不着我们去教猴子上树。我们的责任是要研究这条路究竟走得通不，是要看看是不是真的“除却武力统一的方式外，没有什么别的方式可以完成统一的使命”。

老实说，我不信武力统一是走得通的路。我的理由是，其实蒋廷黻先生已代我说过了。他说：

毛病不在军阀，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

他说的“意态”是说“中国人的头脑里有省界”；他说的“物质状况”是说“中国人的穷”。然而蒋先生却又主张“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是用武力打倒二等军阀，难道武力统一就可以破除“中国人头脑里的省界”，就可以打倒“中国人的穷”了吗？既然“毛病不在军阀”，蒋先生如何又说“统一的敌人是二等军阀”呢？

我要套用他的话，说武力统一所以行不通：

毛病不在军阀，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

先说“毛病不在军阀”：现在的二三等军阀，实不够中央军队的一打，我想这是他们自己也知道的。如果十九路军这回也失败了，中央军队的武力的优越更不成问题了。所以若单以武力而论，中国今日的统一应该可以不战而成功的了。次说“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意态不是蒋先生说的“省界”；二十余年前，中国的省界何尝不比现在更深？何以那时的省界无碍于统一呢？何以当日建立帝国的政治家能造出科举的方法和回避本省的制度，使省界观念反成为统一的基础呢？我所说的“意态”是指中国智识思想界的种种冲突矛盾的社会政治潮流。例如昔日的汪精卫一派、今日的胡汉民，可以做政治上的妥协，而不是武力所能打倒。又如今日的共产党以及无数左倾的青年，也不是单靠武力所能扫净。武力也许可以破灭红军，特务队也许可以多捉几个共产党，但那种种左冲右决的社会潮流（包括种种蒋先生说的“反对专制的议论”），是不是武力所能统一的呢？何况中国今日最有力的新意态是外患压迫之下造成的一种新民族观念，它绝不容许任何头等军阀用他的武力去征服全国。这种新意态一面能使张学良下野，一面也能使蒋介石不能挽救韩复榘的驱逐刘珍年。

我说的“物质状况”也不单指贫穷，虽然贫穷也不是武力统一所能扫除的。我所谓“物质状况”是说中国疆域之大和交通之不便。这都是武力统一的绝大障碍。四川、云南、贵州，今日中央军队有何办法？新疆的混乱，中央军队有何办法？广东广西的独立，中央军队又有何办法？韩复榘打刘珍年，中央军队又有何办法？阎锡山闭关自守，中央军队又有何办法？即使半年或一年之内，福建与江西都解决了，难道这几十万的中央军就可以抽出来南征北剿、东征西讨了吗？

所以我说，今日武力统一是走不通的：

毛病不在军阀，在中国人的意态和物质状况。

蒋先生和吴先生都曾指出种种“别的方式”，“从事实上看起来”都绝不能行。我们在上文指出“武力统一”的行不通，难道不是事实？例如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如果他们不造反、不出兵，只努力做“保境安民”的事业，难道中央政府好意思下令讨伐广西吗？又如四川的大小军阀，既不保境，又不安民，确应该如蒋先生说的“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这一些小专制”了。然而“从事实上看起来”，今日的头等军阀是否能下决心用武力去平定四川呢？为什么不可以讨伐两广？为什么不可以讨伐四川呢？简单得很，中国人今日的新意态不容许无名的内战；中国的物质状况也不容许那一点子中央军队去做西征南伐的武力统一工作。

胡适这些话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重点，是他直指“头等军阀”（蒋介石）“应该分担一部分或一大部分的责任”。胡适显然点破这一真相，使“个人专制”“武力统一”明明确有其人，并且此人呼之欲出。另一重点是，胡适显然点破“今日的共产党以及无数左倾的青年，也不是单靠武力所能扫净”，也是高人一等之论。

党国之下，又何来公忠？

七天以后，1934年1月21日，胡适再写《政治统一的途径》（《独立评论》第八十六号），从制度上立论，反对“个人专制”与“武力统一”，用以维护民主的必要。胡适以“国会”制度做例子，他说：国会不是蒋廷黻先生所嘲笑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国会的功用是要建立一个中央与各省交通连贯的中枢。它是统一国家的一个最明显的象征，是全国向心力的起点。旧日的统一全靠中央任命官吏去统治各省。如今此事既然做不到了。统一的方式应是反其道而行之，要各省选出人来统治中央，要各省的人来参加中央的政治，来监督中央，帮助中央统治全国。这是国会的根本意义。

蒋廷黻先生一定不赞成这个主张，他曾说：人民不要选举代表，代表也不代表什么人。代表在议会说的话，不过是话而已。中国近二十年的内争是任何议会所能制止的吗？假若我们能够产生国会，而这国会又通过议案，要某军人解除兵柄，你想这个议案能发生效力吗？只要政权在军人手里……你的国会有一连兵就可解散了。

这些话都是过虑，有成见的过虑。第一，人民最不要纳租税，然而他也居然纳租税，岂非怪事？所以蒋先生也不必过虑人民不要选举代表。第二，议会能有多少权力，如今谈不到。不过我们前几天还看见报上记载着，立法院“在悲愤中”勉强通过了一万万元的公债案。一个确然“不代表什么人”的立法院也会“悲愤”，蒋先生也许可以看见一个代表全国的议会发起大“悲愤”来制止内战，谁敢保没有这一天呢？第三，一连兵诚然可以解散国会，正如一个警察可以封闭你我的《独立评论》一样容易。然而曹锟要做大总统，他用一连兵也就可以包围国会了，何必要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呢？马君武先生曾说：曹锟肯花五千元一票去贿选，正可以使我们对于民主宪政抱乐观，因为那个国会的选举票在曹锟的眼里至少还值得四十万元的代价。况且有了贿选的国会，也就可以有贿不动的国会；有了一连兵解散得了的国会，也就可以有十师兵解散不了的国会。

不过这都不是眼前的话。现在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只是要一个连贯中央与各省的国家机关，要建立一个象征全国全民族的机关。各省要捣乱，就请到国会里来大家一块儿捣乱。各省要建设，就请到国会里来大家一块儿建设。无论如何，总比“机关枪对打”要文明一点。让各省的人到中央来参加全国的政治，这是养成各地方向心力的最有效的一步。

18世纪的英国政治家伯克（Burke）曾说：“若要人爱国，国家需要可爱。”若要全国人拥护国家，国家也需要全国人拥护。现在最奇怪的现状是把党放在国家上面。这样如何能养成“公忠”？国会是代表全国的议会，是一个有形的国家象征，人民参加国会的选举，就是直接对那个高于一切的国家尽义务。现在全国没有一个可以代表整个国家的机关，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使人民有参加干预的机会，人民又从何处去报效他的“公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