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于天神的具象，到此就登峰造极了。

玉皇大帝及其他

从汉武帝以后，“神性”的“天”在中国，分两个分支在发展着。第一个分支是愚夫愚妇的上帝与群神所象征的“天”。这个“天”，在上帝方面，从太一慢慢转移到道教的玉皇大帝的头上。玉皇大帝是天帝，也叫玉帝、也叫玉皇、也叫元始天尊、也叫上清虚皇道君，11世纪宋朝真宗的时候（1015），他被尊称作“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道教的神很混乱，道教中最早有上上太一的神，“人头鸟身，状如雄鸡”。既叫上上太一，显然是占太一神的便宜，而寓我在你上面之意。演变到后来，“人头鸟身，状如雄鸡”总不太像话，于是道貌岸然的玉皇大帝便应运而生了。从此在中国民间，真正的“天”的象征，就是玉皇大帝，具象开始明显了。

除了这种太一式的特大号神之外，其实中国人真正信的、真正亲近的，是群神，是一人一家一姓一集团一地区亲信的神。试看汉武帝明着是顶礼太一的神，骨子里亲信的神，却是他外祖母崇奉的家族小神——神君。汉武帝是中国愚夫愚妇的代表，他们心中的“天”，是太一到玉皇大帝级的，是群神级的。中国“神性”的“天”的最后流落，不过如此。

墨子的“天志”

第二个分支是思想家们的“神性”的“天”。这种“天”没有什么神的具象，既无人头，也无鸟身，更不像雄鸡了。但这种“天”却有“神性”的意味、人格性的意味。它是《诗经》《书经》里所指的那种有意志的、有情绪的、神得有点模糊的“天”。这种思想，首先出现在《墨子》的《天志》篇中，墨子主张“顺天意”如何如何、“天之意”如何如何。

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为仁义者，则不可不察义之所从出。……然则义何从出？子墨子曰：义不从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然则，孰为贵？孰为知？曰，天为贵，天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墨子·天志》篇）

又说：

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则天菑将犹末止也。故当若天降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苗戾疫、飘风苦雨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天下之人不尚同乎天者也。（《墨子·尚同》篇）

董仲舒的“人副天数”

这种“天”有意志、“天”有情绪的思想，到了汉朝，被董仲舒接收了。董仲舒又加油加酱，发明出他的“人受命乎天也”的“天人合一”大体系。董仲舒说：

人之身，首而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胞实虚，象百物也。……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瞑，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心有计虑，副度数也；行有伦理，副天地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

又说：

为生不能为人，为人者，天也。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这些硬把人跟“天”做外形比附的鬼话，最后愈比愈落实了，原来“天”是人的“曾祖父也”！

董仲舒这样的比附，是有目的的，他是要“以人〔民〕随君〔主〕、以君随天”的，是要“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虽然他说天立君主，“非为王也”，“以为民也”，但是君主若是暴君，却只有待于“天夺之”，人民是不能“夺”的。“曾祖父”是可以“夺”爷爷、爸爸的，儿子是不能“夺”爸爸的。因为君主是人民的爸爸，所以人民除了叫爸爸，是休想起二心的。

天路历程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神性”的“天”，最后演变成两路：一路是愚弄愚夫愚妇的，这条路是纯神权的发展，最后归根在玉皇大帝和群神身上；一路是欺压愚夫愚妇的，这条路是顶天之命以拥护君权，最后归根在对天子的愚忠上面。这两条路，都是可悲的、黯淡的，都是中国人的不幸。

在这两条路以外，有没有第三条路呢？

有的。这第三条路，就是相对于“神性”的“天”的一条路，那就是“自然性”的“天”。

“自然性”的“天”没有“神性”的意味，没有人格性的意味。这种“天”是没有意志的、没有情绪的。在中国的思想里，我们可以找到这一股气味。《诗经》《书经》里有“亦傅于天”“翰飞戾天”“上天同云”“天乃雨”等话，这种“天”又显然没有什么“神性”。所以，又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对上天的看法，是“神性”“自然性”都有的，两者划分得有时也不明确。

梁启超说：“商周之际，对于天之寅畏虔恭，可谓至极。”后来

宗周将亡，诗人之对于天，已大表其怀疑态度，如“昊天不佣”“昊天不惠”“吴天不平”（节南山）、“天命不彻”（十月之交）、“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旻天疾威，弗虑弗图”“如何昊天，辟言不信”（雨无正）、“昊天泰怃，予慎无辜”“天之方唯”“天之方蹶”“天之方虐”“天之方侪”（板）、“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荡）、“昊天上帝，宁俾我遁”“瞻印上帝，曷惠其宁”（云汉）。诸如此类，对于天之信仰，已大摇动。盖当丧乱之际，畴昔福善祸淫之恒言，事实上往往适得其反。人类理性日渐开拓，求其故而不得，则相与疑之。（《先秦政治思想史》）

梁启超说后来人怨天疑天是对的，但他未免把“天”的“自然性”太挪后了。中国古人“神性”的“天”和“自然性”的“天”早就是并存的，并不是“宗周将亡”时候，人们才把敬畏的“神性”的“天”换成了质疑的“自然性”的“天”。人们怨天疑天，往往是指那个“自然性”的“天”，但也混同了“神性”。这种“天”在上层中国人里叫“天”，叫“天道”；下层中国人里叫“老天爷”。《豆棚闲话》里骂“老天爷”说：

老天爷，你年纪大，

耳又聋来眼又花，

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

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

老天爷：

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

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

这种怨天疑天的“天”，就是司马迁怨疑“天道”的民众版；这种怨天疑天的“天”，就是“神性”的“天”与“自然性”的“天”的混同，是中国思想的一个特色，虽然看来有点模模糊糊的。

孔子的“天”

这种模模糊糊的情况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孔子的时候，“天”的思想已经在转变，已经开始扩大，扩大到不但可以支援有德的统治者，而且可以支援有德的人了。在《论语》中，我们看孔子说的：

一、天生德于予。

二、知我者，其天乎？

三、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在孔子这种语气里，“天”仍是“神性”大于“自然性”的。因为“天”是“神性”的，所以人同“天”的关系是宗教性的，此所以有“祷”出现。到了宋朝，朱熹想把孔子的“神性”的“天”曲解成“自然性”的“天”，因此在注《论语》时说“天”即“理”字。但是清朝钱大昕就提出抗议。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卷三“天即理”里反问，若天是理，那么获罪于天无所祷，就可变成向理祷告了，“岂祷于理乎？”当然是没有这种道理的。

所以，孔子本人承认“天”是有“神性”的，这是定论。因为有“神性”，所以“天”是有意志的、有情绪的。孔子见了别人的小老婆（南子），他的学生子路不高兴，孔子就发誓说如果怎么怎么了，就“天厌之！天厌之！”“天”可以“厌”人，其意志性、情绪性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承认“天”是有“神性”的，对鬼神问题，孔子就无法不承认。孔子是承认有鬼神的，但他主张“敬鬼神而远之”，甚至“不语怪、力、乱、神”。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很难弄清楚的。所以，可以这样近乎矛盾地说，孔子是一个“有神论的不可知论者”。

老子与庄子

比起孔子对“天”的思想来，老子、庄子显然是进步多了。《老子》中有这样的话：

一、天将救之，以慈卫之。

二、是谓配天，古之极。

三、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四、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这些话，表示“天”是有“神性”意味的。但是老子对“自然性”的兴趣，显然更大。《老子》中有许多“自然性”的话，他攻击“天地不仁”；宣传“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认定“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这些话，都可看出老子真正兴趣的所在。

到了庄子，“自然性”的意味更细腻了。《庄子》中有这样的话：

一、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

二、无为为之之谓天。

这是很明显的“自然性”。这种“自然性”，甚至一直滑到人为上：

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所谓人之非天乎？

话说到这一地步，天的“神性”一点也看不到了。

荀子的伟大思想——《天论》

到了荀子，这种“自然性”的“天”，已经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境界。《荀子》中虽然也有“居如大神，动如天帝”的举例，但是荀子思想的真髓，却是那洋洋满篇的《天论》。荀子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列星随旋，日月递熠，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正因为不要管天干的是什么职务，正因为要“不求知天”，所以才能“知人之所为者”，才能自助而不求天助。“天”是不能助的，因为“天”的现象是没有意义的。荀子认为人间的治乱，和“天”没有关系，因为日月星辰、寒来暑往“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和四时也没关系，因为春发夏长、秋收冬藏，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至于天上的流星、森林的怪声、日食、月食等等，只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是与人无关系的。至于天旱去求雨，求不求都是一样，“犹不雩而雨也”，也是与人无关的。荀子最光芒万丈的结论是：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这是告诉我们，把“天”看得伟大而顺从它、歌颂它、坐待它的恩赐，不如畜养它、控制它、利用它，叫它为人类服务；把天物看成就是那样的，不如用人类的心智去增加它们、改变它们。放弃人为的力量而指望“天”，那是不合乎“万物之情”的。这样的戡天参天、这样的利用厚生、这样的开物成务、这样的“能治天时地财而用之”，才是人类应该走的正路！

可惜的是，两千年来，由于独尊孔孟的关系，荀子的高明思想一直被忽略、冷落了。对“天”的思想虽然荀子早就为中国人做了高明的导向，虽然这种导向早就符合近代自然主义对“天”的正确看法，可是两千年下来，所生的影响却很有限。研究中国思想史，写到这儿，真不禁有点悲愤，真不禁有“天道无亲，常与愚人”之叹了！

1983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