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形的乡愁(阮义忠)_第一单元一个时代的刻痕（1 / 2）_正方形的乡愁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家门，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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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h2>

四四方方的照片，就是未经裁切，用120相机6cm×6cm胶卷拍出来的影像。它是20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最风行的机种，直到机动性强的135相机发明。

我刚学会拍照时，拿的就是135相机，又大又沉的120相机多是照相馆或拍广告照片的人使用。在《汉声》杂志，我们三个拍照的每人有一套135装备，那部全套的哈苏120则是用皮箱装着，锁在保险柜里，拍封面、广告或跨页彩色图片才会慎重无比地从铁柜里取出。光是转保险箱密码，左几下、右几下，就让人感觉这事非同小可。

那个年代，一套哈苏可在台北最贵的地段买栋房子了，摸到都不容易，哪敢奢想拥有。谁知，离开《汉声》不久，幸运之神便降临了。在《家庭月刊》工作时，有天路过一家器材店，看到它摆在橱窗里折价求现。我赶紧冲回公司跟主管说，这太值了，公司不买会后悔。主管却说，你视它如命，不如自己买下，公司可以借你钱，慢慢从薪水里扣。

相机买回来后，我整天东摸摸、西擦擦，晚上抱着它睡觉，心想，按下快门的第一张照片也必须是最神圣的。为此，我特地返乡，拍下了这张老家的大门。这扇门阿公还在的时候就有了，我们小时候经常两手抓着木条，脚丫钩住门摆晃来晃去，像荡秋千那样乐不可支。年纪稍大，门经不起晃，就只能在一旁羡慕弟弟们了。

我像进行仪式那样捧起相机。门还是那扇门，弟弟和我却早已出外闯荡。曾经紧抓着家门的我们，在晃来晃去之间被甩到外面的世界，离家愈来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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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庙前的石狮子</h2>

老家头城虽小，庙宇却甚多，除了城隍、王爷、妈祖、关公，还有搞不清到底供奉什么主神的庙，间间不缺香火。母亲最常去的就是那三四间大的，逢到要紧事，那就所有庙都得走一遭。二十岁那年我必须服役三载，抽到的是海军舰艇兵种。对一贯踩在土地上的乡下人来说，汪洋大海最是风云不测，母亲忧心地领着我四处上香、供果、抽签、卜卦。我这才晓得，原来我们的小镇藏了这么多神明。

大多数的庙我都已印象模糊，但想起妈祖庙就会一阵悸动，掌心仿佛又有了沉甸甸的石头触感。妈祖庙位于上学途中的老街，从没喜欢过课堂的我每天都在小巷里绕来绕去，故意不走近路，来到庙前，必定骑上魁梧的石狮作乐一番。

小学一年级时，狮子奇大无比，攀爬时滑落过好几次，乐得同伴们直喊：“狮子发威啰！”最吸引我的就是被上下四根尖牙护住的大石珠。跨在狮背上，和它头并头，手就能伸进狮口，抓到圆球便使劲磨，盼望磨小了就能掏出来。

到五六年级我才恍然大悟，石珠根本不可能拿得出来。不只是我，其他小孩也曾这么干；不只我们，连我们的阿爸、阿公、阿祖，小时候也都这么干过。珠子没变小，反而把狮口滚得越来越深。想明白了，我就彻底死心了。

拥有哈苏相机后，拍完家门，第一个要拍的当然就是石狮。到了才发现，以前认为大得不得了的妈祖之家，竟然只是个小庙；门前石狮也缩得简直就像当年那一对的小孙子。石珠还在，可我的手掌已伸不进去了。

妈祖庙前的石狮子，1976

跛脚七仔，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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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脚七仔</h2>

除了阮家亲戚，老家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跛脚七仔。我出生在头城的开兰路，头城是先民落脚开垦的第一个据点，开兰路就是开发宜兰之路。路名非同小可，全长却只有几百米，站在我家门口的路中央，左右一望，就可看到路的头尾。整条路就是泥地上铺碎石，只要脚踏车经过，就会把石子碾得乱蹦，附近的大人小孩无不又闪又躲，以免中弹。

就我所知，最没法躲的人，一个是卜卦瞎子，另一个就是跛脚七仔。跛脚七仔的小腿内弯，走起路来，两个膝盖互相磨来撞去，不但速度奇慢，还经常皮破血流，不得不在膝头绑上厚厚一层布条。

小镇上，人人有名、有位、有关系，跛脚七仔却是个例外，与任何人都不相干。他在我家隔壁的冥纸铺工作，我却从没听过他的声音，或见人找过他。我所看到的跛脚七仔，不是木偶般地举步艰难，就是像个毫无情绪的机器人，一撇一撇地挥着食指黏小金箔，身边永远有个装零钱和小东西的旧奶粉罐。

冥纸店搬走后，隔壁开过斯诺克房，也曾租给弹棉花的人。直到高中毕业离开家乡，我都没再见过跛脚七仔，甚至根本忘了有这么个人。那天从老街绕回家，竟发现他在寒风冽冽的矮屋走廊上睡着了，嘴角隐约浮现微笑，仿佛梦境又甜又美。

有次母亲来台北我的住处，看到挂在墙上的这张照片，直说跛脚七仔很了不起。太太在他年轻时就扔下两个孩子跑了，他不但把孩子带大，还供他们上了大学。在那一刻，我终于知道，跛脚七仔也是有名、有位、有关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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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哥的兰花</h2>

那年二哥正准备结婚，心情特别好。他从小沉默寡言，农校毕业、服完兵役后就被父亲留在身边，视为继承木匠祖业的不二人选。大哥身体不好，不堪粗重活，我素来叛逆，决不顺从，弟弟们又还小。正缺人手的父亲，当然不可能让二哥决定自己的前途。

二哥从没提过自己的志愿，倒是有一回跟父亲对话，让我们听出了端倪。那时，乡下的电线杆、墙角常贴有招募远洋渔工的广告，这些广告无疑使他夜夜难眠，想去外面世界闯荡。鼓足勇气向父亲开了口，却是不到两句话就被断然驳回。从那时起，他的话更少了，直到想参加广播电台的全省歌唱大赛。

无论锯木块、刨木头、凿榫头，他都在旁边放台小收音机，白天听，晚上就在阳台上吊嗓子练唱。县里初赛在镇上唯一的戏院“农渔之家”举行，我们兄弟姊妹全都兴奋地跟去加油，没想到音色不错、平时也唱得挺好的二哥，一上台竟因怯场而走调。我低下头，不敢看他涨红的脸。

在单调吃重的工作之外，二哥还是培养了一点乐趣，在阳台上钉了一格格花架，吊满上山采来的野兰花。那次回家，发现后院屋檐下悬着一只掉了壶嘴的老茶壶，兰草恣意地从里往外冒，其中一枝还悄悄开成一朵花。

那个小天井是我们夏天冲澡的地方，更早之前是猪栏。全家唯一的这一方小小的休歇空间，因有了这壶兰花而绿意盎然、生气勃勃。我捧着哈苏相机对焦，四散下垂的兰叶在对焦玻璃上依次由模糊到清晰，让我仿佛看到了我们家的世代绵延。

头城老家后院，1976

马祖芹壁村，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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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祖芹壁村的老人</h2>

三十三年前的春节，我随团采访，首度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包括南竿、北竿、东引、西引等十个岛屿的马祖列岛隶属福建省，在台湾土生土长的我有如来到异域，见到乡亲又喜又怕，竟像碰到了“大陆同胞”。

北竿的芹壁是个奇特的小渔村，全部是闽东式的花岗石民房，堆栈在峭壁上，仿佛是电影里的地中海画面。这位老村民就坐在他家门口，门前小院像是一座突出海面的瞭望台，每天不必出门，就能毫无阻碍地观望福建省沿岸。想问他对岸有没有亲人，可是他只会讲福州话。

芹壁村原本富裕，在20世纪70年代因渔业资源渐枯而转为萧条，人口大量移往台湾，没想到如今竟成为度假胜地。会再度造访，是因为跟我学摄影的一位牙医，有天在治疗我的牙齿时，忍不住说：“老师你就休息休息吧，这个礼拜跟我去马祖。”原来，他服兵役时就是在马祖当军医，对这儿特别有感情，跟我学完摄影后，又考上了台大的城乡研究所，定期来这一带做研究。

那一趟，不仅跟学生重返芹壁村，还搭船去了东莒岛。当时“聚落保存”观念已盛行，民间、学界携手推动聚落活化以及地景维护。地方政府投入大笔经费进行老屋再生，闲置空间再利用；艺术界人士开始进驻芹壁，电影及商业广告也经常来此取景。每逢假日，由古厝整修而成的民宿一房难求。

风景美得像希腊。一切都好，唯有吃素难。在地海鲜丰富，就是点个最简单的面条，也只能供应掺鱼浆的“鱼面”。

台北民生东路，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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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梦似幻的那堵墙</h2>

迷上正方形构图后，每当看到120相机，我就忍不住想收藏，从复杂的蛇腹到简单有如玩具的都有，在大陆看到的“红梅”“海鸥”“长城”，也都兴冲冲地抱回家。拍照要有仪式感时，我用哈苏；街头抢拍则多仰仗体型较轻、快门声较小的禄来。

那阵子，我特别喜欢在台北市区溜达。每年秋末入冬到次年开春之际，这面脏脏旧旧、位于民生东路与光复北路交叉口的墙就变得特别迷人，因为夕阳角度刚刚好，会把树影和形形色色的人影打在上面，如梦似幻。

这堵墙只是水泥粗坯，原本大约百来米，被一家建设公司拆掉大半改建别墅，留下三十米不到，围住一片军事基地。国民党来台不久，便于台北市的东、西、南、北各区圈围了占地甚广的军事单位，首善之都快速发展，长长的围墙见证了数十年的变迁，最后都难逃被铲平的命运。

我持续地在这个季节拍这面墙好多年了，说不上为什么会这般痴情，只觉得市民由这面墙下走过，就仿佛掉入一个完全不属于台北的时空中。那天，一位相貌、举止、穿着都别有韵味的老人映入眼帘，从观景窗望去，竟好像是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城墙下。老者一路走在影子的后面，会动的影子就像他的过去，整个画面充满了虚幻引领现实、过往牵动当下的暗喻。

整个军事基地迁走后，剩下的这段墙自然也被拆得一干二净。如今这里已是热闹喧嚣的商业区，秋末冬初，来来往往的人们，影子不知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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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龟山岛</h2>

台湾刚开放大陆探亲时，朋友之间见面总会问，想不想去大陆看看？那里可是有拍不完的照片啊！当时我还真不知怎么回答，祖先虽然是从福建来的，可是我最远只能寻根到头城外海的龟山岛。

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姓“蓝”，是最早从唐山渡海，于龟山岛落脚的七户人家的后代，分别嫁到对岸的头城镇，数十年后便有了我。1977年，这个面积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小岛成为军事要地，所有居民被强制迁离，直到2000年，因推广观光才开放登岛生态体验，但人数依然受到管控，游客必须抽签。

在沙滩打排球的这些少年，身后浮着的就是龟山岛。拍这张照片时，我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头城镇民一半打渔一半务农，务农人家都不希望小孩到海边去，可我们却把它当成秘密乐园，除了在海里戏水，在沙滩打球、追逐、捡贝壳，长大后跟女生约会、跟男生决斗，地点也多半选在海边。

岛上有硫黄矿，风向刚好对时，镇上便闻得到时浓时淡的硫黄味，最浓时，会让人误以为身在岛上。念初中时，我曾趁着一年一次的大拜拜上去过一趟，在亲戚家住了七天。印象最深的就是，龟尾巴的那块沙滩上有好多石头，而且每颗都被冲刷得像圆球一样。潮起潮落，所有石头随着海水滚上来又滚下去，声音咕噜咕噜的，特别极了！

平时在海边玩，看得到它，却不会想着它。等回不去时，才思念得把记忆一遍又一遍地反刍，以至于到后来，龟山岛对我来说，就像是昨天才去过般地亲切热络了。

宜兰头城海边，1981

台北万华，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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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刻痕</h2>

这种借店家走廊，在柱子旁摆摊营生，熬上大半辈子的事，在今天已经不太可能发生了。在我还不会拍照时，这位刻印兼画像师傅就在台北万华龙山寺的对面巷口干活了。当年这一带是台北印刷、装订业的集中区。高中毕业后，我到《幼狮文艺》当编辑，举凡发稿、校对、督印都得往西昌街的永裕印刷厂跑。这家业务鼎盛的活字排版印刷厂，捡字的都算童工，排版的才能领正薪，书报杂志印好，还要把每颗铅字一一捡回字架。

老板后来干脆购置了铸字机，东西印完，字模盘往熔炉里一倒，无论哪种字体、大小级别，重铸就是了，省时又省工。在《幼狮文艺》上班的那一年，我足足有一半时间都耗在捡字间里，铅字的一笔一画，如同记忆的刺青，想抹都抹不掉。

当时，我的午、晚餐多半在龙山寺附近的小吃摊解决，每次路过华西街，都会看到这位总是低头干活、从不出声的师傅。凳子是他的刻印台，座位是躺椅，累了往后一仰就可休息。画像则是把顾客交付的小照片拿回家，夜里加工，用炭笔画成一大幅。挂在柱子上的日本女明星与清末民初妇人肖像就是手艺证明。傍晚收摊时，画像与刻印工具箱放进柜里，连同躺椅、板凳一起用加锁的铁链拴在柱子上。

入伍服役三年后，我重返台北，在《汉声》杂志工作，发现这位师傅竟然依旧坐在同一个位置做同样的事。学会拍照之前，我觉得他只是一位刻印匠；但把相机对准他，低头注视对焦屏时，我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刻痕。

基隆八尺门，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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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村落的伤口</h2>

1985年，我将前后二十多次在八尺门的拍摄工作整理成一本摄影集并举行了展览。然而，对这个都市中的阿美人违章村落，我还是有点牵肠挂肚。两年后的圣诞节，我由宜兰山区的四季村下山，回台北时路过基隆，又特地绕道过去看看。

一入村口，便看到这个右腿打着石膏的孩子靠在墙上，朝着空巷的那一头张望。我不禁为他抱屈，圣诞节是阿美人最盼望的节日，大人、小孩无不玩疯了，他却连走去看热闹的能耐都没有。正想跟他聊聊，在远处追逐嬉戏的一群幼儿发现了我，马上围过来，要我帮他们拍照，还纷纷伸出小手：“给我钱买糖果！”我愣住了，才多久没来，这些纯朴的孩子怎么就养成了这样的坏习惯！

自从我及一位朋友先后发表关于八尺门的影像、文字后，这儿一度成了摄影爱好者及社会工作者的热门访视点。一定是有些人为了取得好镜头，曾以糖果或铜板诱使孩子们配合，才会让天真单纯、甚至连话都还说不清楚的三岁娃儿，就知道求人拍照、获取报酬。

我不敢正视他们，觉得自己闯了祸，却不知如何善后。与这个受伤的小孩擦身而过时，我明白，在都市夹缝中奋力维持阿美人尊严的八尺门聚落，因为我们无心却也无知的举动而受了伤。

之后，我很久都不敢再去，直到1992年陪一位很喜欢我的《八尺门》摄影集的法国摄影大师前往。看到盘踞在小山坳的两百多间陋屋已被铲平，只剩残破的木板，才得知政府要建公寓让这群阿美人合法安居。这真是件好事，但我镜头下的八尺门也从地球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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