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形的乡愁(阮义忠)_第一单元一个时代的刻痕（2 / 2）_正方形的乡愁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俯瞰众生</h2>

那阵子，乡土文学盛行，影响所及，素来爱拍日出日落、花开花谢的坊间摄影团体也纷纷赶庙会，抢拍八家将、神舆绕境。不同场合的相同面孔，久而久之彼此也有了相识之感。

几个月前，家乡的摄影协会邀我去演说。对把摄影视为休闲交谊、集体出游、在荒郊野外拍漂亮模特儿的活动，我一向不以为然，从不接受类似组织的讲座邀约。年纪大了，心境不同，倒起了一分欢喜随缘、为家乡做点贡献的心思。

到了现场，才发现来听的人大多是初初拍照的发烧友，仅是闻名而来，对我的工作了解不多。幸亏办事人员从网上抓了不少资料，制成PDF在会前循环播放，才让他们对我的创作稍有概念。尽管依旧卖力讲解，还是感觉有点无奈，不知他们到底听懂了多少。

意外又欣慰的是，这个摄影协会的创办人及首任会长表示，他拥有我全部的摄影集，并拿出最新的那本——2005年出版的《恒持刹那——证严法师留影》要求签名。会后闲聊时，他笑着透露，三十年前便经常在各地庙会碰到我了。在礁溪二龙村的龙舟赛，大家都在岸上用长镜头，只有一个人比他踩入更深的水域取景。而在西港的烧王船祭典，他以为已经爬到最高处了，抬头一看，有个人爬得比他更高。之后，他便打听我，并一直密切注意我的作品。

北港朝天宫这张由上方朝下拍的照片，是采取了妈祖慈悲为怀、俯瞰众生的视角。来自四面八方的迎神阵头与信徒，挤得有如一群群的蚂蚁。人海茫茫，苦海无边。不知那位老在观察我的摄影同好，当时在不在现场？

云林北港朝天宫，1975

台北新店，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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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之舟</h2>

一般而言，120相机比35mm的笨重难使，但也有一种轻便的设计，折叠式，大小像口袋书，拉开皮腔便成了造型古怪有趣的正方形构图机器。有一度，德国古董相机蔡司伊康是我的最爱，因为光学设计超群、机械构造简单，就是有故障也很容易修理。只要皮腔没裂，镜片无霉斑，拍摄效果和新式的昂贵器材差不了多少。不出任务时，我特别喜欢带着这个老古董，一来放松心情，二来也借此摆脱操作相机的固定模式。

看着这张三十年前拍的照片，我努力回想，大概是赶了个大早，才有办法拍到学童挤满小舟的场景。船头站的则是挑馊水的村民。新店溪上游水域狭窄，从渡口可清楚地看见对岸人们的活动。有的从斜坡上的竹林蹿出，急忙奔向渡船；有的姗姗来迟，看到人挤，宁可等下一趟。男女老少来来去去，站满小扁舟时，人类本为命运共同体的意象就特别强烈！

搬到新店已超过十年，每回晨走都会看见渡船，船身虽已从手钉木材改为一体成形的塑料，但仍然得靠船夫的双手摇浆。两岸之隔不过两百多米，但生活节奏、情调、水平却大不相同。对岸虽多了一间庙、几间民宅，寂寥却一若当年。时间之舟有时也会在某处搁浅，新店渡口的彼岸便是。

我将“蛇腹”相机取出，拉开匣盖，像转瓶盖那样上片，透过小小的红色滤片孔看清底片号码，再调整光圈、速度，推杆上紧快门弹簧，对焦，构图。步骤这么多，却一点也慌不得，只要忘了某一道手续或操作顺序不对，就会错失这个千载难逢的镜头了。幸好没搞砸。

瑞芳金瓜石，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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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逝去的美好时光</h2>

昔日返乡常走的滨海公路，二十年没路过了。久不开车，回宜兰多搭公交车走雪山隧道，不知金瓜石山下这座建筑空架仍在否？以往经过时总会多瞧几眼，好奇它为何矗立此处。能继续盖吗？完成后又会是什么模样？然而，它始终是那个样子，盘踞着礁岸，面向着大海。似乎是个象征，但究竟为何意？每回它总是突现在前，诡异苍凉，笼罩着悬疑气息。

滨海公路通车之前，有一段只能在山壁与礁石的狭窄夹道间步行。那是从金瓜石到鼻头角的一段，两地渔民平时以船只通航，只有风浪大作时才有人走这段路。前来探幽的外人当然没别的选择，我虽只走过一回，辛苦的程度却至今难忘。

那是刚到《汉声》杂志上班时，为了替“七夕专号”配图，与同事姚孟嘉同行。姚兄骑摩托车载我到金瓜石山脚下，两人找了一家小吃店寄放机车，再各自背上相机、脚架，提着睡袋徒步前行，打算露宿在夜空下，捕捉满月由海平面升起时的镜头。那次的摄影任务并不成功，斜躺在山坡草地上的我们难以入眠，彻夜聊天，心境清朗如星空。

滨海公路通车后，远离尘嚣的这个岬角渔村成为著名景点，纯朴本色为人潮与商业建设吞噬。那天，为了捕捉这位老妇的身影，我勉强将汽车泊在山壁边，尾随了很长一段路才按下快门。老妇的背影仿佛映出了一个时代的乡愁，而那一格格废弃的框架竟像纪念碑，永恒悼念着逝去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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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住身心于当下</h2>

老友高信疆找我筹办一本新杂志，杂志虽没出成，但前后一年的全省采风，使我碰上了好多难得的画面。这张在盛夏正午时分所拍的照片，正是为那胎死腹中的杂志所做的一篇报道。在台南县西港作醮随王爷神舆绕境的进香队伍中，这个含着奶嘴、于树荫伞下香甜入睡的幼儿，应该是年龄最小的成员了。

那次报道我负责拍照，文章则由一位文坛新人执笔。两人一同出差，才让我赫然发现，他对现实环境其实不大感兴趣，一味沉溺于自己的想象世界，一路上非但不好好观察，还经常溜回村上的一家冰店，一厢情愿地编织与女服务生的奇恋。之后，我又与另一位小说家同行采访，这两次经验让我对文字工作者与摄影工作者的差别有了某种程度的理解：前者善于将幻想化为现实，后者却是将现实化为象征。

进香团的行程为两夜三天，入境邻乡时，天方亮我便一路徒步随行。在那执迷、狂热、带有嘉年华性质的民间庙会中，我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都是没拜拜味的。队伍长得望不到尽头，数不尽的农夫农妇，个个载着竹骨糊纸的枷锁，以罪民身份自惩，期待消除业障，得到神明的庇佑。纯朴、善良的他们，愚昧无知的一面尽现眼前，令我不忍用相机对焦。

中午时分，队伍解散用餐，信徒各自在路旁的树荫下吃饭团，妈妈们也将一路驮在背上的孩子们放下来歇息。一把洋伞遮护了小宝贝的全身，在这最不能入睡的时间、空间、人与人之间，只有清净无染的赤子方能安住身心于当下！

台南西港，1979

宜兰市中正路，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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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水肥车</h2>

水肥车在市区几近绝迹了，难得回趟宜兰老家，却在火车站附近碰个正着。陈旧秽重的老木桶以及农夫小心翼翼、生怕臭气冲天的污液溅出来的模样，瞬间唤起了我的童年回忆。

从小，我就必须将所有的课余时间都耗在家里的三分菜园里。锄地、刈菜、掘地瓜都还能忍受，最让我苦楚的，就是挨家挨户地向邻居要馊水养猪、挑粪水施肥。粗贱的小农夫一直是我极力想挣脱的身份，在菜园工作不会被人发现，但挑馊水、粪肥的途中却经常会撞见同学。在那些个年头，我感觉自己就像全身都刺了青，无论如何压低斗笠，从后街小径绕走躲避，却都如同那四处飘散的水肥味儿，老远就会被人发现。

拍这张照片时，我三十七岁；到了现在，看事情的角度又不同。世间万象，真正的贵贱美丑不能光看表面。许多绚丽堂皇的东西，实质上却在侵蚀着善良美好的根本。就拿水肥车来说吧，为了要不漏不坏不烂、经得起风吹雨打日晒，必定得用上等木料制作；而众人嫌弃的秽物，在几百年的传统农业中维护了土地的生气与养分，在今日被称为有机肥。不臭不脏、效能惊人的化学肥料时兴后，却对生态环境、人类健康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最近一次到这条街，是为了参加同乡名作家与市政府合作的百果树红砖屋开幕。这条街几十年来没什么改变，现在却因一位作家回到故乡播种，将文学艺术引进咖啡屋，而开始飘扬着文化气息。作家的养分来自于土地，有成之后回来播种、施肥，让文化在乡土萌芽，真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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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刺青，模糊的脸</h2>

我在被对象要求之下所拍的照片，要属这幅最特殊。那回，我采访台北市立烟毒勒戒所，工作结束后正要离去，这位接受断瘾治疗的年轻人，忽然羞涩地请我留步：“可不可以帮我拍张背上的照片？我从没看清楚过我的刺青。”

我怔了半晌，迟疑地点点头，他马上利落地解开衣扣，褪去上衣、汗衫，转身背着我站定。囚室窄小，我无法退得够远，只能叫他尽量靠墙，才能拍全他的大半身，以至于他的鼻尖都压上了那面将他与外面世界隔绝的障壁。光线极暗，我起先用小相机加闪光灯，但闪亮利光直射在苍白肉身上的荒诞图绘，以及右腕自残的痕迹上，让我感觉就像是在替犯罪行为做记录，既无情又不忍。于是，我换上了120相机，担心速度太慢会使相机震动，便搁在铁窗的横杆上，效果竟然跟高级脚架一样牢固，一点也不必担心影像会模糊。

这位年轻的毒瘾患者，脸庞虽然在我的记忆中早已模糊，但神情依旧印象深刻，背后的刺青图案也一直无法抹灭，甚至牢房的气味依旧可以追忆。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试着追忆那张脸，有时在台北闹市区走动，偶尔也会突然在陌生的青少年脸上感觉到同样的神情。照片上的刺青鲜明如初，但年轻人正青春的皮肤、肌理，现在应该都已发皱、松弛了；斜躺着的煽情裸女，应该也是个老妇人了。

遗憾的是，照片洗出来后，始终没能交到这位年轻人的手里。看守员催我们离开，连他的姓名我也忘了问。那间勒戒所后来也不再让我们采访了。

台北烟毒勒戒所，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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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化街的叮咚声</h2>

苏金醋——他的名字我已牢牢记住，就像他凝在底片和我脑海中的笑容。“叮咚、叮咚”，童年时，听到街上传来的拨浪鼓声，就知道货郎来了。那个年头，家乡的货郎手拉车就像流动杂货店，从油盐酱醋强胃散、胭脂花布绣花线到铁钉菜刀螺丝起子一应俱全，唯独不见小孩爱的糖果饼干，这也是我小时候对货郎兴趣不大的原因。等到会拍照，想记录这个老行业时，它已几近绝迹。

没想到，在台北大稻埕老街竟能遇见货郎——苏金醋便是当时仅存的两位之一。每次看到他，都是那么开朗、精神地摇着小鼓。“叮咚、叮咚”，板车由街头拉到巷尾，再由巷尾拉回街头，脚上永远是那双旧皮鞋。尽管生意一天比一天差，他的神情还是那么知足，仿佛还能在大街小巷穿走，跟那些与自己一起老去的顾客们聊几句，就是福气。但他终究还是歇业了，整个旧时代仿佛因他的消失而结束，街头的超市和便利商店愈来愈多。

再到大稻埕是大约半年前，儿子建议老爸老妈去看看台北的老社区新营造。到了才发现，除了几家老店铺被整建成现代化商店、咖啡馆，没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内涵。2011年是辛亥百年，台湾各地大搞活动，台北市政府也想借着大稻埕繁华的过往来推广文创产业及观光旅游。看到其中一个标语：“走进大稻埕，就仿佛走进一座历史长廊。”我不禁好奇，不提曾经散布在水门外的一摊摊露天茶室，不知在迪化街磨鞋底的货郎苏金醋，要如何谈大稻埕的过去？所谓的历史长廊又在哪里？

台北迪化街，1976

九份，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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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乡愁</h2>

以前没见过，之后也不曾再遇过像他一样安然适意的邮差，每天在盘踞山头的村庄里爬上走下，穿街拐巷地送信，每一步都踩得踏实又自在。九份因最初来此屯垦的九户人家而得名，因为任何物资都平均分为九份。清光绪十九年（1893）邻近地区发现沙金，吸引了大批淘金人潮，繁华一时，在日据时代甚至建了全台的第一座戏院，名为“升平”。奢侈无度，出金量却节节衰退，升平不到百年，即不得不于1971年停止开矿。有“小香港”之称的金城从此褪色，回复早年的纯朴原貌。

偌大的山城，人走了一大半，空屋处处。苍凉之气如流行病，让守在村里的老人、小孩显得闷闷不乐，只有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出外打拼的儿女、父母返乡时，山村才有了短暂的生气。这位邮差熟悉每家的情况，经常有机会将游子的家书交给孤独落寞的老人，看着他们脸上绽放云开见月的光芒、灿烂如朝阳的笑靥，仿佛他代表了九份子弟返乡探亲。

这个山城我来过不少次，第一回就碰见了这位邮差。之后，曾经招待过几位外国友人来此品茗。那时，当地唯一的茶馆隐在满山石头墙、油布屋顶的山城中，就像珍珠般珍稀又不张狂，哪像现在民宿到处都是，茶馆、礼品店更是多到几乎失控。

算算已有二十多年没去九份了，这位邮差应该早就退休了吧？如今，好好坐下来，凝神聚气提笔写信的人几乎已不可得。电邮、手机简讯满天飞，邮差先生已无乡愁可传递。

苗粟狮头山，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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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光明雕出生命轮廓</h2>

不知狮头山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最后一次去是二十多年前，已有面目全非之感。

我一共到这佛教圣地拜谒过三回。初访的感觉好极了，正如劝我去的友人所言：“十多座不大但肃穆庄严的庙宇，散落在山头的各个角落，让峰峦在灵气之外更添道气。爬山虽累人，但非常值得一游！”那次我在坐落于狮头的善化寺安单，早上被木鱼和梵呗声唤醒，心神一震。第二回投宿于狮尾处霞云洞附近的厢房。榻榻米通铺的木窗一推，氲氤岚气迎面扑来，身心尘垢仿佛都被涤清了。

相隔不过几年，才由狮尾攀登，便碰到一伙伙骑着摩托车的年轻人呼啸上山，把清修净地当成了飙车场。山上路一开，交通是便利了，空气污染、人为破坏却随之加剧。不少庙宇把原本清幽的寮房隔成一间间小套房，做起民宿生意来。我比较了几家，勉强投宿于狮岩洞，半夜竟有神志不清的女众闹房。整趟旅行的那份难受，真不知从何说起。

隔天经过海会庵，才步入大殿我就呆了。十几年前第一次来，老比丘尼就是这个样子，平平静静，不曾年轻，也没更老。整个场景让人感觉不但她从没离开过这张老藤椅，我也一直在这儿站着。把120相机拿出来，捧在胸前，就像礼敬问讯后的放掌；快门按下的仿佛不是1/25秒，而是十来年的漫长光阴。十多年也不过就是一瞬间。法师坐在门边，虽身处黝暗，却映着户外阳光，让光明雕出生命的轮廓。变与不变，存乎一心。

台北万华乱弹干旦，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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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弹戏干旦</h2>

庄坤田是本省“乱弹戏”罕见的干旦，扮起戏来像煞了梅兰芳，但生不逢时、缘不由己，上不了殿堂的野台戏，哪能与“国剧”相提并论。很少人知道他的存在，更少人意识到他的消失。写这篇文章时，我特地上网搜索，关于他的资料只有一句：1952年加入永吉祥戏班。在我拍他时，他已无固定戏班可跟，什么场子缺角，便往那儿靠行。

俗话说“吃肉吃三层，看戏看乱弹”，美味最是五花肉，好看最是乱弹戏。从清代中叶到台湾光复的两百年间，台湾民间最盛行的传统戏曲就属北管戏的乱弹，无论婚丧喜庆或庙会都少不了它的那份喧闹。

“阿坤仔旦”家住台北万华老社区，经常可让我在龙山寺旁的巷内茶馆捕捉到他的身影。日常生活中的他，跟艋舺一带无所事事的闲人没什么两样，懒散中带着豪迈。那天约好去看他上戏；北投丰年的王爷庙酬神，民安戏团上演的剧目是《斩经堂》：潼关守将吴汉决定背叛王莽，追随刘秀，在毁家潜逃之前奉母命杀妻。

身材略嫌臃肿的庄坤田，在后台上妆时，一分一寸地描出女性的妩媚，动作、嗓门也跟着文静起来。等束腰一勒、戏服一穿，出场亮相时的他，已活脱脱地变成了那位温婉、凄切，最后夺刀自刎的王兰英。虽只看过这一回，庄坤田的技艺已让我完全信服。当年没多看几回，如今一想到就懊恼。

20世纪80年代后期，职业乱弹戏班只剩下台中的新美园。该团班主于2002年去世，之后，台湾便再也没有职业乱弹戏的演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