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形的乡愁(阮义忠)_第四单元乡愁不再狭隘（2 / 2）_正方形的乡愁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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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去是二十多年后，一位曾在马祖当军医的学生邀我重游旧地。专程造访芹壁村，才知它已成了数一数二的外岛旅游胜地，被冠上的称号叫“马祖地中海”。原本脏脏旧旧的矮房经过修建，摇身一变，成了收费昂贵的民宿、餐厅。整个地方已成了度假村，为了观光而存在。多么怀念那纯朴的笑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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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竿最美好的回忆</h2>

妈祖又称天上圣母、天后娘娘，是台湾最普遍的民间信仰之一。传说宋朝福建湄洲有位孝女，名林默娘，自小有异能，能预知福祸，人称妈祖。三十岁不到，即因飞身入海拯救遭逢船险的父兄而往生。遗体随海漂流至闽江口附近的小岛，被渔民打捞上岸，葬于南竿海边。小岛因而被称为妈祖岛，后来改为马祖。

南竿是马祖列岛的首善之区，面积最大，也是连江县的行政、经济、交通以及军事中心。1949年后马祖地区被军方列管，提供驻军消费的商业、服务业成为此地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记得我第一次造访时，就明显感觉南竿商业气息较浓。

相较起来，北竿一直像个乡村，南竿却早就具备了市镇规模，街上有许多小店面，专卖特产给休假、退役的回台阿兵哥。最有名的就是马祖老酒，除了直接喝，加点老姜、红糖，温热着喝又是另外一番风味。记得裁缝店与洗衣店也特别多，专门伺候不会缝衣、补扣或懒得洗衣服的阿兵哥。理发店当然也不少。

忘了这张照片是在南竿的哪个村拍的，但从墙面糊水泥、窗户装栏杆，可以知道这儿的居民经济条件较好，有防小偷的必要了。这位着传统服饰的老太太应该有七八十岁了，从屋里步出时拿着一双厚毛袜，一路摸索着挂在窗台上，似乎希望快点晾干了好换上。看动作极可能是眼盲，但她却知道我在、明白我想干吗。听到我的相机快门声，不但没生气，还挺起脊梁站好，微笑地让我拍下这张照片。这也成了我对南竿最美好的回忆。

马祖南竿，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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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的按摩师</h2>

那天傍晚，我跟着这位年轻盲者走了好一阵子。他的行走速度跟明眼人差不多，尽管周围车流繁忙，却一点没受惊扰，行动也无丝毫犹豫，可见是他熟悉的区域、常走的路线。

这是台北大稻埕的迪化街。此地从清末开埠以来，就是商机蓬勃、人文荟萃之地，各项服务业均活络，按摩也是其中之一。年轻人应该就是按摩师，正应邀去为顾客服务。

记得小时候在家乡，每天晚上入睡前，总会听到两种声音，一是开往台北的末班火车汽笛，另一个就是盲人按摩师的笛声。三孔短笛音色悠扬，回荡几次后，空荡荡的街头便会出现一个沙哑苍凉的叫喊声：“抓龙（按摩）喔——抓龙喔——有人要抓龙呒——”

早年，在台湾从事按摩业的均为视障者。当时没电话，他们就靠吹笛在大街小巷招揽生意，在人口较多的城市，每位师傅还有自己的独特曲调，以便熟客辨识。经济还不发达的时期，按摩这一行非常辛苦，有时在街上走个一整天也接不到半趟生意。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观光业兴起，按摩业者才开始与旅馆合作，到各房间为来自欧美及日本的游客服务。

我喜欢拍盲人，总感觉他们用“心”看到的东西，比我们用“眼”看到的多，而且更有深度。这位年轻人虽见不着我，却知道我在跟踪他，每隔一阵子就会出现想要闪躲的姿态。我赶紧离他远一点，在几公尺外的一个十字路口等着，观察他要往哪个方向走。他还真是厉害，竟然能分辨出是红灯，不慌不忙地立在路口。终于等到了拍摄的最好时机。我按下快门，不知他是否“看”到了我的敬意与祝福。

台北迪化街，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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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野台戏开演的老妇</h2>

老妇的眼睛还好，但因手拿拐杖，很容易让人误会她是瞎子。她其实是在闭目养神，因为等野台戏开演，时间一久居然睡着了。老年人虽然来日不多，却仿佛有的是时间，什么事都不急，可以从早等到晚，就为了看一出戏。是特别喜爱的戏呢，还是任何一出戏？我对戏不感兴趣，对这老太太却特别注意。

这是个很穷的乡下，但她的衣服跟裤子都很新，料子也很好，显然是当地的好人家。右手腕的金镯子紧箍，看来是当年出嫁时，按年轻纤细的手臂打造的。左手腕的玉镯就比较松了，戴上时应该年岁已大，说不定还是儿女孝敬的。为丈夫、家庭、子孙辛苦付出一辈子，终于能过上悠闲日子了。

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我将参与评审的一组摄影比赛作品放映给学生看，主题是临终老人的处境。一位女同学竟说：“我好讨厌看到这种东西，让人觉得这个世界是多么不美好！”我听了心中一惊，因为这不只是老或少、美或丑的问题。“生老病死”是人生自然法则，就像“成住坏空”是物理定律，“生住异灭”是心思轮回。任何存在都必定要历经衰退、湮灭的过程，学艺术的人，若是一味追求肤浅的表象之美，又怎能创作出有智能、具生命力的作品？

拍这张照片时，我正值英姿焕发之年，如今已被称为老先生。但我依然有梦想，还在勤快地拍照、写文章，兴致勃勃地过日子。我觉得自己的心态从没老过，而且越活越乐观。人生是苦是福，端赖面对现实的态度，躲避只会导致痛苦，坦然接受才能化苦为甜、轻安自在。

我以前光会拍照，不懂这些道理，但现在终于明白了。毕竟是年纪大了。

台南，1978

台北福隆，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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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隆海水浴场留影</h2>

每次看到有人在风景区留影，我就会特别注意他们找的是哪些地方、选什么背景，心想，多年后，这些人光是凭风景标的，就能忆起那天的美好时光。一对新婚夫妻与几位年轻人相遇，彼此交谈甚欢，互相为对方拍照留念，而在他们身后的我也按下了快门，为此情此景存证。

福隆是台北县最南的乡镇，紧邻我的老家宜兰县头城镇，是我很小就一直想去的地方。四叔家最醒目的那面墙，就挂着他们全家到福隆游玩的照片。夏天在沙滩、在水里，所有人露出的那种欢畅的笑容，让我每次看到都羡慕得不得了，多么希望我们全家也能在福隆海水浴场留影！

头城也有海水浴场，可是父母严禁小孩靠近海，三令五申那是凶险之处，我们只有瞒着偷偷去。长大后才想透，我羡慕的其实不是到福隆戏水，而是能在开明的家庭环境里长大。

家族之中，就以四叔见识最广。他长得像克拉克·盖博，也留着跟这位大明星一模一样的油亮发型与小胡子，笑起来可迷人了！在镇公所当民政科科长的他，不但给四婶开了镇上的首家小百货行，也是头一个拥有自用照相机、摩托车的。他甚至还组织了一个小型爵士乐队，在那严禁聚众的年代，每周五晚上呼朋唤友地偷偷开舞会。我对西方文明的热望，火苗正是他点燃的。

我怎么也不会忘记，四叔的相机是Yashica 120。他拍了许多戏水的照片，找了一个大相框，把一张张的小印样，像马赛克那样拼成一幅大图。小小的福隆被他这么一搞，让我觉得，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大、最欢乐的海水浴场。

拍这张照片时，福隆海水浴场正歇业，冷冷清清的。蹲着拍照的新郎官用的是135相机，从手持机器的姿势看来，似乎蛮有经验。而我，捧着120相机站在他背后，在按下快门时忍不住想，四叔应该也会喜欢这样的画面。

苗栗狮头山，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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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难得的团聚留纪念</h2>

那天算是教学兼郊游，我带着七八位暗房工作室的学员去苗栗狮头山拍照。这群游客见到我们，开心雀跃的模样，还真让人有点受宠若惊。

此山海拔四百九十一米，为台湾小百岳之一，也是北台湾数一数二的佛教、道教胜地，早在1895年便有佛教僧侣利用现成的天然岩洞创建“狮岩洞”，后来陆续兴建的庙宇更是遍布于前山的“狮头”、后山的“狮尾”。

山上有许多著名大寺，这是哪一座我倒给忘了，只记得这些大人、小孩不在大殿前，而是在侧厢守候着。一群人由十五六个家庭组成，由年龄看来，应该是老同学聚会，很可能当年毕业旅行时，就是在这儿拍的纪念照。

看到我们一行抵达，而且人人胸前都挂着相机，他们仿佛看到了救星，说就是盼望有会摄影的人出现，因为想要人人都被拍到，一个也不能漏。

一位向来热心的学生不但答应帮忙，而且拍得可认真了，频频指挥怎么站、怎么坐。遇到这样的场面，许多人可能只会应付应付地随便按几下快门，这位学生却体贴地为一个难得的团聚留下美好纪念。看着这一切在眼前发生，我心生赞许，也在他身后按下了快门。

事隔二十六年，回忆当日情景，不禁感慨。如今学生们各奔四方，有的在摄影界崭露头角，有的则是迫于环境、后继无力，甚至不得不放下热爱的兴趣。想到前一阵子随证严法师行脚，抵达高雄静思堂时，我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忙着拍照，突然被人扯了一下臂膀。原来有位学生特地跑来等我，看了看他递上的名片，当年还是业务员的他，如今已是常跑国际的企业老板了！

澎湖吉贝屿，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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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界</h2>

这些孩子如今不知在哪里。在台北艺术大学教书二十多年，唯一参加学生毕业旅行的那次，就是到澎湖吉贝屿。整个小岛只有我们师生十多人，大部分学生都换了泳装下水，我则是打着赤脚，卷起裤脚四处走动。

身上带着相机，就会想捕捉些什么。平坦的沙滩上，除了涛声，就是这些孩子的欢笑。望着他们，我不禁想到，曾有人调查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和起薪，艺术系是出路最差的科系之一。入社会之后，活力充沛的他们，到底还有多少能待在艺术领域、坚守创作之路？

教书这么久，我很清楚，大部分学生在毕业后都进了不相关的行业，在校园的多年所学，只是替日后生活添加了一些美感品位。奇怪的是，社会上许多有成就、受瞩目的艺术家，却不见得都是科班出身。

沙滩上的小情侣聊着毕业后找工作的事，两个男生则是玩兴不减，等着浪潮涌上来打水漂。这样的场景，若是用135长方形构图，很容易就会使人拍成一前、一后的两张照片。而用120相机的正方形构图，就会把原来看似不相干的独立事件框在一起，形成两者之间的微妙牵连。一个是责任与牵绊的现实世界，一个是自由与理想的心灵梦土。

我们所有的人，不也时时摆荡在这两个世界之间？

台北沙仑，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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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入禁区</h2>

那阵子，台北沙仑海水浴场已关闭很久，整个环境有种苍凉感。会去那儿，是因为在学生作业里经常看到他们在附近拍的影像。那些海滩、沙丘、防风林以及早年海防部队留下的岗哨、禁止进入的铁丝网围篱，无不充满了超现实的意象，让我打定主意，哪天开车经过，一定要拐进去看看。

谁知见到的场景与我想象的不同。那是个夏日午后，整个地方干净得让人惊讶。竖有“禁止游泳”标志的岸边，有不少人在日光浴。一具具抹得油亮亮的古铜色躯体充满青春的野性，但在这荒芜之地却显得特别诡异。

在我镜头前的这位男子，为了防晒，整个头部用白巾包起，身体躺着，手臂却随着耳机中的音乐，在半空中舞动。整个人如痴如醉，仿佛云游到了另一个世界，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

继续朝前走，感觉有些异样。怎么没有妇女、小孩、老人呢？我这才恍然大悟，自己是误入了禁区！白先勇小说《台北人》中的情节在脑海中浮现，只不过背景并非入夜后的台北新公园，而是换成了光天化日下的沙仑海水浴场。

后来才晓得，这其实是块危机四伏之地，早年曾发生过鲨鱼噬人事件。虽然也曾有过日进斗金的风光阶段，后来却因水质恶化、海流凶险、时有游客溺毙而停业。尽管被列为全台十大危险海域之一，却依然有民众涉险硬闯，浴场荒废后，不但成了天体营、男同志乐园，也吸引了不良分子聚集滋事。

所幸，新北市政府已于2012年拆除岸边旧建筑物及棚架，计划将该处打造成文创产业园区。届时的沙仑，应该又可以去走走了。

台北金山南路，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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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空间的线索</h2>

这是台北闹市区一条非常平凡的走廊，建筑光秃秃的，没有窗户，看起来不像房屋，只像一堵墙。近七十年来，台北市容变化剧烈，但某些角落依旧保有日据时代的痕迹，仿佛是个还没复原的伤疤。

早年的台北有不少日式房屋，日本人撤离后，这些房产就大多成了政府的仓库、办公室、员工宿舍。但有些地方让人永远搞不清它的用途，这里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此。明明是间房，原有的窗户却被封死；屋顶还是日式旧屋瓦，砖墙却被粗率地敷了一层水泥，仿佛想掩盖什么。

这个角落平凡到不可能吸引任何拍照的人，因为看不到任何关于时间、空间的线索。碰不到它的内在，也就无法得知它有过的沧桑。可是，我却被那天的光线迷住了。马路旁的两个交通号志牌，一长一圆映在墙上，很简单的线条，仿佛是时间之窗、空间之洞，只要知道通关密语，便可走进另一个世界。

一位穿着整齐、头脸光鲜，显然刚从理发院出来的男子行过，面容、表情、衣着、姿势都告诉我，他是随国民党来台的。120相机就在手上，等他一入镜，我就毫不犹疑地按下快门。圆形号志牌的影子映在人身上，人的影子映在墙上，仿佛过去、现在、未来都与这神秘时空产生了某种关系。

这是一幅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的影像，但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拍到了一张难得的好照片。

台北金山南路，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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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映景</h2>

通常，在抓住一个千载难逢的瞬间后，我就会像一个溺水者，刚得救上岸，暂时不会想再下水了。换句话说，就是准备收相机、转移思绪。但这位男子从我的镜头前一闪而过，他的影子却留在了墙上，仿佛不愿离去。这岂不是比前一个画面更有意思？像是一个不知身份、性别、年龄的人正要走进时间隧道，是想回到过去，还是奔向未来？我毫不犹疑，赶紧上片，构图，按快门。

摄影生涯这么多年，我一向忠于事件的记录、时代的见证，不愿将个人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对象。这样的摄影手法也许会被认为平淡无奇、不够创新，取材老是绕着平凡人间的小人物打转。可我自己从来没感觉到重复，生活当中的所有细节，随着年纪增长，时时都在对我展露新的意义。

时代脚步是那么快，社会变化是那么大，可我总是会在变貌之中看到不移的价值。有些东西会因时间而蒙尘，可是当你无意之间把它擦亮，它就会发出任何新事物没办法拥有的璀璨。因为它经过岁月浸润、世事打磨，随时准备着向有幸遇见他们的人，轻语生命的感悟。

当年，在工作时，我会仰仗轻便、准确、利落的135小相机。《正方形的乡愁》中所有照片，可说是工作之余的调剂，因为120相机机身大、操作较不方便，观看时自然而然会放慢动作、放松心情，快门也按得比较从容。

我的摄影从土地出发，生活起居却没离开过城市。四十年来，随着年岁渐长，我的创作与生活已愈来愈能同步，从前两者是平行的双轨，现在却能合二为一。年轻时，相机在跋山涉水、寻幽探古、行走远方时才用得着；如今，就在居家周围，我天天都可找到拍摄对象，因为更多时候我都在以心映景，而不是用眼观物了。

宜兰头城，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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龟山岛的召唤</h2>

北宜公路的“九弯十八拐”一带，有几个景点可让故乡头城的田畴景致一目了然。不过，想拍张理想照片却不是那么容易，能见度与光线哪有可能随时配合我！

我总共就拍过这么一回，结果不甚满意，却一直找不到机会重拍，每次返乡经过，天公总是不作美。然而，随着土地的日渐开发，这帧照片却显得稀罕起来。大片田畴被挖成一洼洼鱼塭，镇上与郊外的农地上杂乱无章地盖起高楼。记忆中的家乡，只存在于影像中。

远方的龟山岛原是隶属头城镇的一个里，我的祖母和外祖母都是首批从大陆移民到岛上的七户人家的后代，都姓蓝。龟山岛正是我们阮家的故乡，而再往前溯源，福建漳州正是原乡。

龟山岛很小，面积三平方公里不到，海拔也才四百米，鼎盛时期，居民也不过百来户。1975年，岛上只剩三十户人家，而这些岛民不是阮家近亲，就是我们的远戚。那一年，岛民依惯例在农历六月十五妈祖诞辰举行一年一度的大拜拜，之后便陆续迁至对岸的大里港。1977年，龟山岛已无人定居，整个成了军事管制区，直到台湾当局提倡观光，才于2000年有条件开放，主打航海登岛的生态旅游。

我只在初中去过一次龟山岛，夜里总听到一种怪声音。拍了这张照片后，渐渐借它望乡，有时看着看着，就仿佛闻到了从岛上飘来的硫黄味，听到那圆滚滚的球状卵石，被海浪冲上来又卷下去，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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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不再狭隘</h2>

天蓝得出奇，能见度好得惊人。那年头台北空气污染严重，这种景象可是罕见。拍这张照片时风很大，我站在台北闹市区最高楼的阳台上，没有护栏，生怕被风吹落地。我的任务是拍中华商场，位置要高，身体要尽量站挺，同来的文字记者怕我被吹下去，蹲在地上死劲拉住我的衣服。

用135相机拍了几张杂志要用的商场店铺特写后，我便取出包包里的120相机，拍下这张宽景。如今，画面里的房屋，除了远处的圆山大饭店，其他的都被拆除、改建了。

自从高中毕业离开老家，台北便成了我的新故乡。有一度非常不喜欢这个城市，但为了工作又不得不栖身于此，总想着一旦经济能力允许，便要回归田园生活。事实上，我也曾在山间置过一栋房子，空气好、景观美。头三年，猴子、松鼠在后院跳来跳去，云雾一来，四处白茫茫的还真像仙境。再三年，居民愈来愈多，小动物不见了；每逢假日，邻居呼朋唤友、欢唱卡拉OK，吵得人受不了。此外，山上潮湿，房屋易于腐朽的窘态也渐渐明显。

我开始明白，任何事物都有好有坏，环境不能掌握，心境却可以。顺着城市节奏，调好生活节拍，依然能够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之后我又迁居数回，充分享受了每个小区的特色，深深感觉，人在哪里心在哪里，所站之处便是故乡。对我来说，乡愁已不再狭隘。

台北中华路，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