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阳鼓昆山弦索，
无锡口姑苏娇娃。
一件件闹春风，吹暧响，
斗晴烟，飘冷袖，
宫女如麻。
红楼翠殿，
景美天佳，
都奉俺无愁天子，
语笑喧哗。
宫殿楼台遮蔽了刀光剑影，南京城内的骄奢似乎掩饰住了前方将士的艰难困苦。皇上只关心自己御花园的美丽，只关心宫内戏班子的戏装精致。他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了宦官，而朝中权臣又卖官鬻爵，中饱私囊。一首当时的民谣这样唱道：
职方贱如狗，
都督满街走。
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了控制某些职位而相互争夺。例如，马士英欲使张国维任吏部尚书，阮大铖则希望他的朋友张捷得到此职。结果阮大铖如愿以偿。而马士英也得以提拔自己的甥婿杨文驄掌南京江防。
扫尽江南钱，
填塞马家口。
因此，有些人出于私心，利用阮大铖的卖官鬻爵和马士英的任人唯亲，拒绝放弃对江南财富的控制，反对北伐。与此相反，史可法则没有理由不支持北伐，他本人当时已在江北，而江南又无其切身利益需要保护。因此，在当时简单化的道德评价中，南京朝内的腐败自私与史可法军营中的正直献身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h2>扬州的忠臣</h2>
史可法的扬州大营吸引了江南士绅中最狂热的忠义之士。他们从江南各地，尤其是从淮河流域来到史可法营中充当幕僚，渴望为南明效力。史可法离开南京时，带走了他在镇压农民军期间召集起来的一批忠心耿耿的部下。其中有些人，如张一宠，是1635年史可法在太湖剿匪时投入其门下的。有些则是军事家，如浙江的李标。但他的大多数幕僚是17世纪40年代初在安徽作战时招募的。在任安庆、贵池巡抚期间，史可法又网罗了许多当地士人，像安庆的周自新和孟振邦，贵池的程宗熹和汪思诚。来到扬州后，史可法宣布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礼贤馆，并下令招纳四方学士。通过其心腹幕僚应延吉的努力，史可法招纳了20名新幕僚，其中包括年轻的神箭手李升和著名的战略家卢景才（Lu Jingcai）。也有一些人，像正在协助史可法组织“保甲”的1643年进士吴璇，因受到史可法的赏识而任要职。其他人则进入史可法的幕府，以幕僚身份为其出谋划策。其中最著名的是积极献身于收复中原事业的徐州诗人阎尔梅。
阎尔梅（1603—1679）出身于富裕的士绅家庭，其家族以擅长音律著称。他与两个兄弟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作曲，并都是受人尊敬的诗人，阎尔梅在兄弟中又最为出色。他虽然不如同乡万寿祺有名，但在24岁时就写成了一本诗集，并为一群在华中和华北的城市与乡村间浪游的诗人所承认。1627年他来到南京，随后又到淮扬地区，与杨廷枢、沈明抡、袁徵、李待问等诗人交游。1628年，在江阴短暂逗留后（在这里阎尔梅出版了《疏影居诗》），阎尔梅便北上寻友，来到了北京。他与吴盛藻、李武曾、戴无忝及山西诗人傅山一起长夜痛饮，唱和诗歌，切磋技艺，举杯相祝，饮酒赏月。1628年，他有幸与另一位著名的徐州诗人万寿祺应邀参加了在天坛举行的御经筵，并作为南方名士被引见给刚刚即位的崇祯帝。
两年后，阎尔梅在北京出版了一部诗集。1632年，在完成了另一部著作之后，他回到淮扬，继而又来到杭州西湖，一路上又出版了两部著作。此后，阎尔梅从浙北再次北上，并在山东小住。山东日益增长的社会动乱迫使他于1641年回到了相对安全的淮安避难。在往返的旅途中，他数次横渡黄河，并与许多对王朝将亡十分敏感的士大夫一样，目睹一泻千里的黄河波涛，感受到历史兴衰往复永无止境：
黄河来万里，
沧海去朝宗。
经过泉溪处，
诸水俱率从。
清浊非一路，
大小相雄雌。
与时为盛衰，
怒喜看天风。
行人不敢渡，
舟子歌艨艟。
沙诸闻笑言，
烟雨垂钓翁。
神禹知有命，
蜿蜒视蚊龙。
历史正如黄河那样，有时汹涌奔腾，一路汇集着涓涓细流，有时则气息奄奄，干涸断流。如果这一比喻是恰当的，阎尔梅所处的正是这样的时代。由于京师已落入李自成之手，阎尔梅的生活发生了转变，学者的悠闲与诗人的欢宴从生活中消失了。他一度回到徐州。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此城后，他便逃入附近山中。武素几次派人寻找阎尔梅，并邀他返回徐州，归顺新政权。但阎尔梅复信表示要尽忠于明朝。回淮安后，他决心保持名节，并尽力使其家族摆脱当时的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尔梅开始注意到淮安以南160公里处史可法的扬州大营。他听到有关礼贤馆的消息后，便产生了再次乘船南下的念头。但此次南下与他20岁时到南京参加诗人聚会大不相同。对许多像阎尔梅这样的文人学士来说，作史可法的幕僚便意味着暂时结束毫无目的的迷茫生活，得到一次重获已失际遇的机会。直到1645年2月12日他被邀请作史可法的幕僚时，阎尔梅才真正加入了史可法的幕府。他进入礼贤馆时所抱的希望，是鼓动南京出兵北伐。
就在这时，史可法和南京朝廷开始考虑与北京新政权结盟，以共同对付大顺残部及仍控制着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其他农民军势力。正是这位长期以来一心保护长江下游免遭农民军袭击的史可法，首先提出了联合吴三桂以镇压农民军的可能性，并要求朝廷考虑。于是，一位姓何的南明副将奉命秘密北上，联络吴三桂，并以弘光帝的名义封吴三桂为蓟国公。正值此时，南京朝廷得知清军已将李自成赶出北京并在那里建立了清王朝的消息，但这个新王朝的意图尚不完全清楚。1644年7月18日，南京政府收到一份多尔衮致江南百姓的檄文。文中之意十分含糊。第一部分写清朝出兵华北的理由，说满人希望剿灭流贼，以救中国。北方的汉族官员士绅都“怀忠义之心”以迎清军，现在已和新政府合作。这一点恰好证明了清朝的善意。多尔衮在檄文中写道：所有与清朝合作的人，都被封官晋爵，对支持南明的江南百姓，清朝也将一视同仁，慷慨相待。
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
在檄文的这一部分中抛出了“两立”的诱饵，以求清与南明能和平共处。
然而，檄文的第二部分又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文中指出：国不可有二主并存，否则百姓心存二意，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所以清朝在稳定北方之后，必然会遣军南下，实现统一。否则，将来很可能发生叛乱，臣民的忠诚也会发生动摇。
檄文中虽说到南下之事，但毕竟提出了目前实现缓和的可能性。南明朝廷已开始考虑以淮河为界实现南北分立，因而对清檄文中所提建议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史可法也持乐观态度。他极力主张利用清军的力量去消灭主要的敌人大顺军。他认为杀害先帝的流贼比刚刚入关占领中原的夷狄更为危险。经过充分商议，并经史可法同意，南明决定派遣使臣北上与清军谈判。
<h2>和 谈</h2>
被选中充当通北使臣的是左懋第。他原是户科给事中，现在弘光帝手下任南京巡抚。他的母亲刚刚在天津去世，他（山东人）想回北方安排母亲的葬礼。因此，他请求率使团前往北京。这次出使表面是为崇祯帝督办祭品及安排葬礼，实际上，其真正的使命是说服吴三桂与南明结盟，并以赠送厚礼、割让更多的已被清军控制的塞外土地及每年输银10万两为条件，说服清军撤到关外。这次出使声势浩大，除左懋第为正使外，还有两名副使：太仆寺少卿马绍愉和左都督陈洪范。此外还有10名官员，20名随从，骑兵50名，马夫200名，卫兵3000名，并携带有作礼品和行贿用的大量金银绸缎。
通北使臣一行于8月7日正式离开南明朝廷。他们准备去感谢清军从叛匪手中解救了明帝国。然而，他们刚刚离开淮安安全地带，便遭到农民军的袭击。左懋第一行于10月到达北直隶时，被督抚骆养性阻留。后者要求他们将卫兵减少到100人，然后把他们送到会同四夷馆，好像他们是向清朝进贡的外国使臣一样。左懋第欲将弘光帝的敕书交给清廷，但清人的答复是让他们送交礼部转呈，不得直接递交朝廷。左懋第抗议道：“此乃大明皇帝御书，何得以他国文书比。”然而，清廷官员干脆拒绝接受这份敕书，并将南明使臣安置在鸿胪寺。吴三桂及其他降清的汉族大臣则避而不见。
清廷采取这种专横态度的原因很简单。在左懋第一行离开南京，出发赶往北京期间，多尔衮已下定决心，要实现其檄文第二部分所宣布的一统天下的宣言。多尔衮和清廷赞成原明朝御史柳寅东的计划，即在剿灭西部大顺军残余后，取道四川直下东南。当左懋第要求与吴三桂会面时，清军已经开始集结，准备投入这场新的战役。
10月14日和26日，左懋第总算见到了内院刚陵，虽然败局已定，他还是向刚陵详细阐述了南明提出的条件。他还要求允许他们为崇祯帝举行葬礼。刚陵断然拒绝了左懋第的要求，并明确表示，清朝已得天命，根本不会接受赎金退回东北。他转告左懋第，多尔衮亲自邀请使臣们到清政府中任职。左懋第意识到，达成协议的希望已成泡影，于是，婉言谢绝了多尔衮的邀请并结束了谈判。出于对这位不辱君命的使臣的好感，多尔衮同意左懋第等于10月25日由清兵护送出城。左懋第及其随员意欲南归者，听其自便。
陈洪范不愿南归。他得知谈判失败后，秘密派人致书清廷，表示愿率部归顺，并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交清廷处置。1644年11月29日，清廷接到此信，多尔衮立即派出满族骑兵追赶通北使臣，并在沧州截住了他们。左懋第提出抗议，但还是被迫回到了北京。这一次他被勒令而非邀请加入清政府。他再次拒绝，结果被处死。临刑之际仍表示要为明朝尽忠。马绍愉接受了多尔衮的条件，向清廷宣誓效忠。陈洪范则自称为向南京朝廷转达清廷的意图而获释南归。1645年1月，陈洪范回到南京。从此他便成为清朝的密探，专门向清朝递送有关南明防御中薄弱环节的情报，同时还向周围的人散布绥靖妥协和天命已去的观点。
虽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左懋第通使北方是得到史可法支持的，但在公众眼中，这次通使却仅仅与马士英有关。由于历史正在南京重演，所以人们总是习惯按照历史上南朝的模式来思考问题。于是，两派之间，即志在收复北方失土的人们与希望安抚狄夷征服者、主张偏安南方的人们便展开了争论。由于收复失地论和绥靖偏安论的争吵缠绕于大多数文人学士的头脑中，左懋第的通使北方便成了马士英胆小怯懦及不愿力争决定性军事优势的又一证据。后来，当陈洪范的所作所为被揭露后，通使事件似乎又遮盖了众多南明将领叛变的事实，并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多尔衮突然决心南下的原因之一。据说，多尔衮是因从陈洪范那里得知了南京防御的虚实，才下令提前对南方发动全面进攻。不管这一推测是否真实，清朝向南明进攻的第一道明确命令确实是在和谈失败时发布的。
清军于11月开始进攻，当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被任命为“定国大将军”。从山东发动的进攻是佯攻，降清汉将、山东巡抚方大猷正在那里为突破南明的淮扬防线而经营基地。1644年12月底，豪格由济宁南进，夺取了沿海城市海州，袭击了靠近运河与黄河交接处的宿迁，包围了大运河畔的邳州。史可法部奋起还击。刘肇基所率南明军队解了邳州之围，并重新控制了黄河北岸。然而，在大后方南京的马士英却拒不相信史可法向朝廷报告清军大队人马已进入山东、江苏交界处的急件，并冷嘲热讽地猜测说，史可法不过是想得到更多的军队给养以抬高自己在军中的声望。所以，他没有增派援兵。1645年1月，豪格再次发动进攻，重新占领了宿迁，将南明军队赶到了黄河以南。尽管如此，南明军仍有足够的力量阻挡清军过河。史可法派刘泽清部驻守黄河南岸，只要这支军队坚守阵地，清军在山东一翼的进攻就将受阻。
由多铎亲自率领的西路大军也暂时停止了进攻。起初，西路大军的前锋迅速穿过河南北部。离开郑州后，多铎率军向开封西面的重要黄河渡口孟津挺进。抵达孟津后，多铎派图赖率其令人胆寒的精锐骑兵沿黄河南岸横扫河南北部。这一地区是大小寨主及黄士欣、张有声等大顺军残余，浙江冒险家陈潜夫等南明将领竞相争夺之地。在迅速挺进的清军面前，大顺军和大量寨兵的阵地完全崩溃了。图赖的人马刚一出现，黄士欣和张有声便望风而逃。15个大寨及全部士卒百姓都向图赖投降了。黄河沿岸100公里内的地区全归了清朝。
然而，到12月，将战线拉得过长的两路清军都遭到了阻挡。在西线，河南怀庆附近的大顺军残部发起了反击，打败了清将金玉和，并攻打了黄河北岸的许多地区。为防止大顺军突破清军防线，多尔衮及清朝不得不下令多铎主力撤回黄河一线。同时，向东挺进的图赖部也开始遭到南明军队的顽强抵抗。其中有刘洪起的寨兵；现由张缙彦率领的攻夺开封的陈潜夫部明军；在张缙彦军背后还有驻守睢州的许定国部四五千人马；以及由当地豪强李际遇率领的兵力与许定国相当的玉寨军。多铎主力部队只有1万人，无法与这些军队抗衡。只要南明军队守住睢阳，至关重要的两淮及长江下游防区就可保无虑。只有两种状况可能改变这一局势：一是大顺军被彻底赶出陕西，清军得以从西北调出增援；二是睢州一线守军反叛，使南明某个主要将领丧失信心和畏缩动摇。这两种情况终于在1645年初的几个月中出现了。其直接原因是：清政府与北直隶，及山东抗清势力极为成功地达成了和议，并出其不意地迅速占领了山西和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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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文秉等史家特别重视这一点，见顾炎武：《圣安本纪》，第33页，引文秉：《甲乙事案》。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认为，文秉的记叙十分精彩，但有武断之处，不完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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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既是保卫江南地区的军事重镇，又是作为北方城市之粮食基地的南直隶的首府。南京虽设有与北京中央政府大致相同的官僚机构，但缺少像北京那样强有力的京城防御体系。南京政府最重要的官员是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及五军都督。斯特鲁弗：《南明》，第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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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龙上任后，欲重返浙江，继续组织修建防御工事和贮备弹药。但他尚未启程，北京与南京的联系便中断了。他不知道北京已于1644年4月25日落入李自成之手，故回到松江，看望生病的祖母，并与朋友商定保护太子顺利南下的方案。艾维四：《晚明士大夫陈子龙》，第112—114、125—127页。陈子龙提出组建一支万人水师，北上天津，迎接太子，然后护送太子由水路南下，以避免陆路旅行的艰难和危险。褚华：《沪城备考》第四卷，第11页；王云五等：《大清一统志》，第958页（第八十四卷，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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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37—240页，及其《嘉定忠臣》，第256—261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认为，祁彪佳已得知这些计划，但他当时既无能力，也无权力将其付诸实施。甚至在出任苏州巡抚后，他也未能将志愿勤王部队与正规军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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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鲁弗：《南明》，第1—3页。消息继续南传，6月25日传到福州，“乡村老幼男女莫不流涕。”海外散人：《榕城纪闻》，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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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秉：《甲乙事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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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这些官员是：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工部尚书程注、右都御史张慎言、兵部侍郎吕大器、翰林院学士姜曰广、太常卿何应端、应天府尹刘士祯、鸿胪卿朱之臣、太仆丞姚思孝、吏科给事中李沾、户科给事中罗万象、御史郭维经、御史陈良弼、米寿图、周元泰和明王室成员朱国昌。这一众所周知的名单是由几种资料汇集而成的，见于《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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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南京最重要的官员是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大将军）、五军都督和户部尚书。斯特鲁弗：《南明》，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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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是举人，曾任地方官。父亲史从质是秀才。一位祖叔伯、一位叔伯及两位堂兄弟都在锦衣卫任职。朱文长：《史可法传》，第97—98页。史可法生于1601年（据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或1602年（此说较可信，见《史可法传》，第99—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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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文长《史可法传》第1—7页对此问题作了很好的研究，尽管有时过分强调史可法与左光斗的关系。据一些资料记载，史可法曾在左光斗殉难前秘密探望过这位著名的东林党人，并受到要继承东林党事业的教诲。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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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076页。扬州史可法祠中的史可法塑像，其面孔颇似猿猴；大耳厚唇、面颊上有深深的皱纹。虽不英俊，却沉郁威严。朱文长《史可法传》卷首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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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及后文有关史可法的资料主要引自《明史》（国防研究院），第307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651—652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8—79页；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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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可法的安庆防区，见邓尔麟：《嘉定忠臣》，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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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约瑟：《史可法和满族入侵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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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史可法通过弹劾闲散官员和制定新的编制，对南京的军队进行了整顿。万言：《崇祯长编》，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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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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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第56—57页。史可法出任南京兵部尚书后，还向朝廷推荐了几位官员任军队将领。其中著名的有吴甡和张浩然。他认为，除了已经战死的洪承畴，吴甡也是天下最优秀的将领之一。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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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杨德恩：《史可法年谱》，第34页；朱文长：《史可法传》，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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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引自谢国桢：《南明史略》，第48页。后来，地方义勇的首领被告知，非正规军不在动员之列（此项知识得自私人通信，见《明季南略》第四卷，第48页［“台湾文献丛考”本第一册，第115—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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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司马”一词出自《周礼·夏官》“大司马”条。司马掌兵事，并掌行事之禁。他们通晓九伐之法，尤其是九伐最后一条，“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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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一词在《诗经》中指“华夏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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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孙贻：《平寇志》第三册第十卷，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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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643年明军在淮河地区明军劫掠之事，金声在书信中作了生动描述。见金声：《金忠节公文集》，第1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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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姚广孝等编：《明实录》第十七卷，第9页；文秉：《甲乙事案》，第41页；《淮城纪事》，第133页；应廷吉：《青磷屑》，第3页；夏允彝：《续幸存录》，第68页。刘泽清为诸生参加乡试时，曾因口角将一名官府侍从殴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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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391页（第二十一卷，第10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348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7—8页。黄得功大胆鲁莽，故有“黄闯”绰号。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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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贰臣传》第七卷，第26—27页；《明史》，第3022、3066页。刘良佐被认为是很有能力的将领。因作战时常骑一匹花斑马，人称“花马刘”，其实是个无知而又贪婪的人。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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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明实录·崇祯实录》第十七卷，第1页；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10—411页；《淮城纪事》，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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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廷吉：《青磷屑》，第3页。当地居民也惧怕大顺官员，因为后者威胁他们说，若不服从其统治，便率闯王军队撤离（斯特鲁弗：私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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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末年，徐州多次受到农民军的攻击。1637年秋，一支来自苏州的10万人的农民军驻扎在徐州以南70公里处，曾袭击过此城。1640年，该城一度被占领，很多士绅被杀。罗振玉：《万年少先生年谱》“万谱”第6、7页，“万补”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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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41页。徐州虽被黄希宪放弃，但淮河附近的房村驻军拒不投降。该军通判、著名作家和诗人凌濛初进行了英勇抵抗，后兵败被擒，不屈而死。傅路德和房兆楹编：《明代人名辞典》，第930—9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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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五一卷，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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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尔梅：《白耷山人集》第十卷，第4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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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第3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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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孙贻：《平寇志》第十卷，第8页；《淮城纪事》，第133—1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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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许兆椿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第44页。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尤其在20世纪，整个江北地区到处都有地主的庄园堡垒和三五十人的私人武装。太平洋关系学院：《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第1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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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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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六奇：《明季北略》，第4、78—80页；文秉：《甲乙事案》，第53页。在坚决惩治大顺官员方面，能与路振飞相比的是淮安巡按王燮。5月6日，王燮毫不迟疑地处死了北京派来接管淮安的“伪官”。此后，“士民恃以屹然”，完全相信王燮和路振飞将会保护他们免遭农民军之扰。此后不久，一位更为重要的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淮安。此人就是在河南投奔李自成，并成为大顺政府中重要人物之一的吕弼周（1628年进士）。他带来一份布告，令当地官员承认他的权威。但王燮将其逮捕并加以审讯，将他斥为“乱臣贼子”。吕弼周拒绝回答王燮提出的有关李自成的问题，王燮——他曾是吕弼周的学生——便将他转交路振飞处置。5月20日，路振飞令一队弓箭手将吕弼周射死——射中一箭赏银一锭——而后又下令碎尸。这种公开执行死刑的作法在淮安十分常见，从而加强了路振飞对该城的控制。文秉：《甲乙事案》，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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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这里的人们也惧怕马士英部的逃兵（斯特鲁弗：私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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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谈迁：《国榷》，第6088页；《明实录·崇祯》第十七卷，第1页。文秉的记载略有不同：金声桓所记相同，但周仕凤仅被称为士，仕尔敬则记为周原敬。文秉：《甲乙事案》，第34页；又见计六奇：《明季北略》，第66—71、79—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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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顾炎武：《圣安本纪》，第1页；计六奇：《明季南略》，第47页；谈迁：《国榷》，第6074页。这场斗争被后代史学家们夸大了。当时支持潞王的官员比后来的评论者所说的要少得多（斯特鲁弗：私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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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斯特鲁弗：《南明》，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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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对皇室贵族和勋贵应加以区别，前者是皇室男性成员，后者是勋臣和外戚。这些人只受虚封而无实土。王毓铨：《明代勋贵地主的佃户》，第91页；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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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顾诚：《明代的宗室》，第5页。克劳福德统计的数字则更高，据说1594年皇室宗亲多达16万人。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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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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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1年，山西临汾县全年税收的最大开支是支付亲王和皇室宗亲的俸禄（占田税谷物的48.5％和地税银的39.2％），其次是军饷（占税粮的37.1％和税银的36.2％）。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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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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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伯特·詹：《明朝衰亡内在因素之研究》，第40—48页；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37页。到崇祯时，很多皇室宗亲甚至穷得无钱娶亲。何绍基编：《安徽通志》，第2049页（第一七九卷，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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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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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定，所有皇室的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至除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应当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之国’。之国也就是就藩。他们居于各省，有极为富丽宏大的王府和丰厚的赡养，但不得干预地方政事，而且非经皇帝同意，不得离开他的所在地。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目的在于避免皇室受到支系的牵制和干涉”。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18页；又见于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59页；黄仁宇：《16世纪明朝的税收和政府财政》，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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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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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士：《16世纪（1550—1575）的中国南方》，第40—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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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腊福：《这就是中国：16世纪末耶稣会士发现的中国》，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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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项研究，实际上只有两名皇室成员中举并出任文职。帕森斯：《明朝的官僚政治》，第397—398页。官僚们担心皇室成员会迅速垄断朝廷要职，因此，他们强烈反对允许皇室宗亲担任文职的政策。皇室宗亲虽获准参加科举，却未能成功，很可能是这些官僚对他们的恐惧意识造成的（斯特鲁弗：私人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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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了50个王府，其中28个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李龙潜：《明代庄田的发展和特点》，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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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凯：《明朝的兴起及其制度变迁》，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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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福德：《张居正的生平和思想》，第15、37页；盖拉德：《南京今昔历史与地理之一瞥》，第204—205页；贺凯：《明朝的监察制度》，第37页。明朝初年，蒙古人被驱逐后，北京周围的土地或被授予已在从事耕作的农户，或被当作永不纳税的私田赐给农民。15世纪，这些土地被寺院、贵族和军队将领所侵占，而他们仍享有免税的特权。此外，15世纪40年代，宦官也开始接受赐田，北京西山一带也常重建享有免税特权的寺院。1489年，一位上疏者称，京畿周围的纳税土地已有1/6被划为庄田。皇庄之制亦建于明初，但其极度膨胀是在正德年间（1506—1521）。当时，为满足正德皇帝穷奢极欲的生活，仅在京畿之内，其皇庄就占地37595顷。嘉靖时，皇帝被说服将26693顷土地退还给私人或官府。但万历年间，兼并又重新开始。万历帝将土地大量赐给宠臣，而掌管税收和皇庄土地的太监又加倍扩大了皇庄的土地。艾维四：《明代文社的变化》，第6—7页；吉斯：《明代的北京》，第53—54、94—96、101、195—197页。关于明代后期开封周王之府第的描述，见罗文：《17世纪中国的大都市开封》，第28—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