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骄淫坏法，人心瓦解，以致流寇乘机肆虐。我朝深用悯恻，爰兴仁义之师，灭尔仇仇，出尔水火，绥安都城，兆姓归心。近闻士寇蜂起，乌合倡乱。念尔等俱吾赤子，不忍即加兵革。已往者姑从宽宥。谕到，俱即剃发，改行安业，毋怙前非，倘有故违，即行诛剿。
《世祖实录》，
1644年6月15日，第五卷，第53页
北京新政府面临着三个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京城的治安并使行政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平定北直隶和邻省山东的动荡不安的农村，以及追击并消灭现已逃到太行山西部的大顺军队。其较为长远的重要的任务，则是官僚机器的改革，与平民困苦生活的改善。
<h2>地方合作者</h2>
如果没有汉人的军事合作的帮助，满族人是不可能征服中原的。而这种征服，随即又恢复了汉人降官的权力。明末兴起的一批军事力量，特别是左良玉、刘泽清这样的军阀，都使得回天无术的文官们更加虚弱无力了。无论是大顺军对北京的占领，还是勤王将领们在南京政权中的专横，都使这个帝国中的军人们越来越显要了。清人在华北与中原的胜利，既没有终止对这类军人的需要，也没有剥夺他们的权力。中央政府与地方军人的这种对立，直到70年代“三藩”叛乱时才得到最终的解决；但在攻占北京以后，新的满族军事领袖们，随即就开始让昔日文职官僚们重新发挥作用——这种作用由于明末社会军事活动的频繁，曾经大为下降了。在清王朝的统治奠基过程中，有一个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现象，这就是来自东北的满、蒙、汉军的旗人将领帮助在中国重建文官的权力。
由于从多尔衮进入北京那时起，他就公开申明他欢迎明朝官僚加入新的政权，所以，北京及其周围城镇的占领，在开始就非常顺利。1644年6月7日，多尔衮谕示兵部，对于迎降之处实行赦免，因为帝国的百姓“皆属吾民”。同时，还特别向地主官员做出保证，如果他们剃发归降，那么他们不仅可以恢复原职，甚至还将官升一级。三天以后，多尔衮正式表示，如果明朝的城市官僚剃发并纳名投诚，则将官复旧职。多尔衮许诺：“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由于那么多的官员因为投顺李自成而已经名节扫地，所以他们大部分立刻就接受了这一招降要求。这样，整个政府都投降了，并且没有一个人因为忠于明朝而自杀殉节。
除了原有其职的官员，另一些文士名流也被推荐到政府中做了官。在这方面，有些关键人物向政府推荐了一批可能合作的名流。1619年进士、江苏人金之俊（崇祯皇帝的最后一位兵部侍郎），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曾遭李自成部下的严刑拷打，并在后来很快就投降了多尔衮。他迅速地官复原职后，就参与了贯彻大赦政策，登录了所有的前明军官，其中许多人被金之俊推荐到新政权中去任职了。其他为清廷频频推荐地方官和前明官僚的重要人物有：卫周允，1634年进士，山西人，崇祯朝的御史；沈惟炳，吏部侍郎；王鳌永，山东人，以前负责过河南与山东的防务。
另一个决意归顺的人是奉天地区最后一任明朝巡抚、著名的河南官员、1625年进士宋权。像侯方域之父侯恂一样，宋权是商丘地区乡绅中的名流。商丘士绅的社会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他们敢于公开与地方当局分庭抗礼。在1644年春，他受任顺天巡抚，驻距北京65公里的密云县受事。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宋权刚刚就任三天，这样他只好暂时归顺，等待时机了。在闯王被赶出北京之后，宋权便动手攻击地方义军将领并将之处死。6月6日，他宣布降清，并代表许多明朝地方驻军将领的立场声称：“吾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
对于这些前明官僚来说，使孔教所要求的忠节与在清廷中就职这二者协调起来，多少有些困难；但至少在清人降低了对汉人剃发改从满俗的要求时，这就容易一些了。多尔衮开始不愿改变初衷，宁愿强行贯彻他在进京次日颁布的剃发命。当刑部侍郎告诫他，令汉人强行剃发将失去民心时，多尔衮怒喝道：吾乃汝民之首，你且先顾自己的头发吧！但在三河与保定爆发了反剃发令的农民起义之后，多尔衮变得温和些了。6月25日，这位摄政王发布公告说：
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甚便。予之不欲以兵甲相加者，恐加兵之处，民必不堪，或死或逃，失其生理故耳。今特遣官传谕，凡各府州县军卫衙门，来归顺者，其牧民之长，统军之帅，汇造户口、兵丁、钱粮数目，亲来朝见；若逆命不至，当兴师问罪而诛之。
这是一个勉强的让步，并且显然曾使多尔衮为之不快。但满族家长制的传统精神是强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约”，这一决定的制定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新的政策颁布之后，汉人的归顺就变得容易得多了。
在这一新的情况下接受清廷官位的最著名的文人之一，是著名的上海诗人李雯。其父李逢甲，死于大顺军占据北京之时。这位诗人因为丧父的巨大悲痛，许多天都不能离开父亲的棺材去略进饮食。这种孝行使多尔衮周围的官员大为感动；多尔衮也接受了建议，让李雯做了他的私人幕僚。
对李雯来说，要报复大顺军的杀父之仇就只有走降清这一条路吗？或者说，这就是他早些时候对陈子龙所表白的要为国效力而名垂青史的途径吗？李雯当然得到了一个英雄造时势的机会，尽管极少有人赞许他攫取这个机会的方式。1644至1646年间他作为多尔衮的秘书，所有奏表文告皆出其手。
然而，李雯之例有些特殊之处。那时，大部分归降者，既不是在野诗人，也不是南方文人。在1644年加入清廷，并在18世纪编纂的《贰臣传》中有传的50名高级官员中，大部分是京都的旧官僚（详见下表及书后附录B）。然而，在崇祯朝，3/4的高级官僚来自南方；而在1644年，2/3的归降者是北方人。这种比例的倒转，主要在于山东的大量降人，1644年投降的“贰臣”中，有1/4来自山东。如果说东北地区为满族征服中国提供了大部分军事将领的话，那么，正是山东一地在为北京清政权提供文官上，遥遥领先。山东人在清初的这种骤然显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该省平定较早，部分地由于在各处起义时这里的乡绅名流遵守了王朝的法令。
1644年及以后降清文官
先附李自成，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table>
<tr>
<td><b>姓名</b></td>
<td><b>明官职</b></td>
<td><b> 省籍 </b></td>
</tr>
<tr>
<td>陈名夏</td>
<td>给事中</td>
<td>江苏</td>
</tr>
<tr>
<td>党崇雅</td>
<td>侍郎</td>
<td>陕西</td>
</tr>
<tr>
<td>梁清标</td>
<td>翰林学士</td>
<td>北直隶</td>
</tr>
<tr>
<td>卫周祚</td>
<td>郎中</td>
<td>山西</td>
</tr>
<tr>
<td>戴名说</td>
<td>给事中</td>
<td>北直隶</td>
</tr>
<tr>
<td>刘昌</td>
<td>给事中</td>
<td>河南</td>
</tr>
<tr>
<td>柳寅东</td>
<td>御史</td>
<td>四川</td>
</tr>
<tr>
<td>陈之龙</td>
<td>分守道丞</td>
<td>江西</td>
</tr>
<tr>
<td>张若琪</td>
<td>侍郎</td>
<td>山东</td>
</tr>
<tr>
<td>方大猷</td>
<td>分守道丞</td>
<td>浙江</td>
</tr>
<tr>
<td>高尔俨</td>
<td>翰林学士</td>
<td>北直隶</td>
</tr>
<tr>
<td>张忻</td>
<td>刑部尚书</td>
<td>山东</td>
</tr>
<tr>
<td>张端</td>
<td>翰林学士</td>
<td>山东</td>
</tr>
<tr>
<td>张缙彦</td>
<td>兵部尚书</td>
<td>河南</td>
</tr>
<tr>
<td>刘余祐</td>
<td>兵部侍郎</td>
<td>北直隶</td>
</tr>
<tr>
<td>龚鼎孳</td>
<td>给事中</td>
<td>安徽</td>
</tr>
<tr>
<td>孙承泽</td>
<td>给事中</td>
<td>北直隶</td>
</tr>
<tr>
<td>薛所蕴</td>
<td>国子监司业</td>
<td>河南</td>
</tr>
<tr>
<td>傅景星</td>
<td>御史</td>
<td>河南</td>
</tr>
<tr>
<td>李元鼎</td>
<td>太常寺少卿</td>
<td>江西</td>
</tr>
<tr>
<td>熊文举</td>
<td>吏部郎中</td>
<td>江西</td>
</tr>
<tr>
<td>叶初春</td>
<td>工部侍郎</td>
<td>江西</td>
</tr>
</table>
在北京降于多尔衮的明朝文官：
<table>
<tr>
<td><b>姓名</b></td>
<td><b>明官职</b></td>
<td><b> 省籍 </b></td>
</tr>
<tr>
<td>王正志</td>
<td>户部侍郎</td>
<td>北直隶</td>
</tr>
<tr>
<td>徐一范</td>
<td>吏部郎中</td>
<td>江苏</td>
</tr>
<tr>
<td>王宏祚</td>
<td>户部郎中</td>
<td>云南</td>
</tr>
<tr>
<td>卫周允</td>
<td>御史</td>
<td>山西</td>
</tr>
<tr>
<td>曹溶</td>
<td>御史</td>
<td>浙江</td>
</tr>
<tr>
<td>胡世安</td>
<td>少詹事</td>
<td>四川</td>
</tr>
<tr>
<td>吴惟华</td>
<td>主事</td>
<td>北直隶</td>
</tr>
<tr>
<td>李若琳</td>
<td>翰林学士</td>
<td>山东</td>
</tr>
<tr>
<td>王鳌永1</td>
<td>户部侍郎</td>
<td>山东</td>
</tr>
<tr>
<td>金之俊1</td>
<td>兵部侍郎</td>
<td>江苏</td>
</tr>
<tr>
<td>沈惟炳1</td>
<td>吏部侍郎</td>
<td>河北</td>
</tr>
<tr>
<td>冯铨2</td>
<td>大学士</td>
<td>北直隶</td>
</tr>
</table>
在地方投诚，接受赦免，或顺治以后荐至北京的明文官：
<table>
<tr>
<td><b>姓名</b></td>
<td><b>明官职</b></td>
<td><b> 省籍 </b></td>
</tr>
<tr>
<td>李化熙</td>
<td>兵部侍郎</td>
<td>山东</td>
</tr>
<tr>
<td>宋权</td>
<td>顺天巡抚</td>
<td>河南</td>
</tr>
<tr>
<td>任濬</td>
<td>兵部侍郎</td>
<td>山东</td>
</tr>
<tr>
<td>张煊</td>
<td>御史</td>
<td>山西</td>
</tr>
<tr>
<td>李鉴</td>
<td>宣化巡抚</td>
<td>四川</td>
</tr>
<tr>
<td>谢升</td>
<td>吏部尚书</td>
<td>山东</td>
</tr>
<tr>
<td>田维嘉</td>
<td>吏部尚书</td>
<td>北直隶</td>
</tr>
<tr>
<td>黄图安</td>
<td>分守道丞</td>
<td>山东</td>
</tr>
<tr>
<td>房可壮</td>
<td>副都御史</td>
<td>山东</td>
</tr>
<tr>
<td>刘汉儒</td>
<td>四川巡抚</td>
<td>北直隶</td>
</tr>
<tr>
<td>苗胙土</td>
<td>郧阳巡抚</td>
<td>山西</td>
</tr>
<tr>
<td>陈之遴</td>
<td>编修</td>
<td>浙江</td>
</tr>
<tr>
<td>刘正宗</td>
<td>翰林学士</td>
<td>山东</td>
</tr>
<tr>
<td>谢启光</td>
<td>兵部侍郎</td>
<td>山东</td>
</tr>
<tr>
<td>孙之獬</td>
<td>翰林学士</td>
<td>山东</td>
</tr>
<tr>
<td>李鲁生</td>
<td>国子监司业</td>
<td>山东</td>
</tr>
<tr>
<td>魏琯</td>
<td>御史</td>
<td>山东</td>
</tr>
<tr>
<td>潘士良</td>
<td>刑部侍郎</td>
<td>山东</td>
</tr>
<tr>
<td>霍达</td>
<td>江苏巡抚</td>
<td>陕西</td>
</tr>
<tr>
<td>吴伟业</td>
<td>少詹事</td>
<td>江苏</td>
</tr>
</table>
南京陷落时及以后降清的明朝文官：
<table>
<tr>
<td><b>姓名</b></td>
<td><b>明官职</b></td>
<td><b>省籍</b></td>
</tr>
<tr>
<td>周亮工</td>
<td>御史</td>
<td>河南（南京居民）</td>
</tr>
<tr>
<td>刘应宾</td>
<td>吏部郎中</td>
<td>山东</td>
</tr>
<tr>
<td>张凤翔3</td>
<td>工部尚书</td>
<td>山东</td>
</tr>
<tr>
<td>钱谦益</td>
<td>礼部尚书</td>
<td>江苏</td>
</tr>
</table>
资料来源：孙甄陶《清史述论》，第21—25页，以及《贰臣传》。
上表注：1．受过李自成人马的拷掠，纳款获释；2．致仕，由多尔衮信邀出仕；3．受过李自成人马的拷掠。
<h2>山东的投降</h2>
山东的情形表明，在乡绅与满族征服者结为同盟镇压城乡义军盗匪上，它比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要来得迅速。尽管这里的民众中也有一些著名的忠明之士，但在维护共同利益而携手合作上，山东士绅对满族征服的态度最为典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贰臣”中有那么多的山东文人。山东与辽东两个半岛的相似性，也使这种联盟变得容易了。许多东北边民，通过海上贸易与水军服役，与山东家族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但理解山东士绅对清政府的态度的关键点，是满族进入之前这一地区的阶级冲突的激烈程度。
晚明时期，山东是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极端繁荣的省份。像济宁这样的城市在16世纪末就已经繁荣起来了；作为地区货物集散地的大运河畔上的临清，尤其繁荣。还有一些富裕的乡区，例如淄川，为大地主所控制。但是，这个省的中部，泰山与沂蒙山周围地区，以及西南地区，却相当贫困，在17世纪20、30年代经常遭到饥荒的袭击。在西南地区的地主并不太富裕，但有很强的自卫能力，住在有家兵和沟垒防护的“家庄”中。许多人习惯以劫掠为生。横贯山东西部的、从北京到徐州的东去大道，整家整家的人——甚至整村整村的人，以抢劫为主要生活来源。滕县与兖州府会之间那令人生畏的驿路上的旅客们，如果能够逃脱“响马”的袭击，那真是要感谢苍天有眼了；如果其车马没有陷入泥淖，以致被村民以租借牵引用的骡马为由而横加勒索，那也真是万幸。
山东也是教派会道活动的中心之一。1622年，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持续了六个月之久，有200万人卷身其中，最后才被4.7万名士兵镇压下去了。这场民众大起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满族占领辽东后，成千上万的难民涌入山东，以逃避满人的追杀洗劫。然而，1642年与1643年，满军深入到山东腹地劫掠，结果是官府失去控制，社会陷入混乱。像临清这样的城镇遭到了严重破坏，农村甚至变成一片废墟。到1643年，地方官员已经征收不到赋税。据记载，任何案件审理都不能再进行了。正式的地主政府已不复存在，权力落入了地方权贵或大盗悍匪手中。兖州南部的滕县与沂县的县府屡遭攻击，地方官员已毫无权威可言了。据当时史料记载，当时民户十之七八参预了不法之举。农村社会中“盗户”与“良民”截然两分，后者基本上是地主，他们在安定社会上与政府的利益上完全一致。除了这些“盗户”，在滕县以东的九山地区，还有许多亡命之徒的永久性的大本营。这些“匪巢”中最大的一个，由王俊领导。此人是一位武林高手兼地主。在40年代的颗粒无收的灾荒中他也丧尽家财，便转入绿林行劫了。在兖州的东北走向的大道上，以及嘉祥一带的大运河畔，有一个在当地称为“满家洞”的地区，是个方圆300里的丘陵，有四个乡坐落其中。这一地区有成千个洞穴，以及许多设防的双层石堡。在明朝最后几年的内叛外侵的日子里，满家洞的农民逃入洞穴避难，并用布蒙住洞口。整个这一地区完全摆脱了地方官府的控制，派来维持秩序的乡兵不止一次地在此全军覆没。一些亡命之徒结成了更大的团伙或匪帮的联盟，有些经常冠之以朝官名号的头目，承担松散的领导之责，在这块土地上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曾有位官员报告说：“村落灰烬无遗，百姓杀掳殆尽。”
与这些亡命之徒和起义军为敌的是乡绅及其联盟，但他们在横暴残忍上与其敌手差别不大。这种地方武装很像封建团体，都有很好的训练，常常带有浓厚的个人忠诚色彩，一般以忠于乡绅领袖的马队或家丁为主力。邹县豪右鱼维新，拥有一支800名步兵的武装，纪律严明，随时可以与正规军一同作战。嘉祥县的名流刘君学，在满族进攻时期征集并训练了一支3万多人的“义勇”。
逐渐巩固清廷对山东的控制的主要办法，就是私人统率的乡兵与中央政府供给与指挥的正规军队的结合。在最低的县级单位，乡绅组成了乡兵，乡兵组成了“营”；再往下则是80—100名乡兵组成的“家”，其首领为“练总”。作为家丁，他们忠于供给其衣食的本地豪右。这种半封建关系实际上是在官方培植下发展起来的——因为地方军政长官总督巡抚自己，要为每一位将领的私人军队（“标下”）提供军费。同样的个人忠诚原则，以及官方对每一位将领的私人武装（“标下”）的承认，还扩大到了较高级的军事单位。在府一级的行政单位中，军队汇编成一般被称为“镇”的组织。除了乡绅私人统领的大型团队，也有一些马队由清廷的命官指挥。而且，乡绅的私人武装，经常根据命令由一地区调往另一地区。在地方军政长官上达北京的报告中称为“技勇”的武装，就这样变成了清廷统治的一支主要力量。
许多这种地方地主武装，特别是山东西北部的地主武装，被征调去进攻短命的大顺政权。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派出了许多军官和地方官，到山东各乡、县的都会去接管原政权。他们把在北京用过的拷饷追赃的办法又用到了这里，首先被驱集到一起的就是乡绅。例如，在兖州（这里是明朝鲁王的封地），大顺的首领们取得了被叫做“无赖”的下等阶层的支持，来打击乡绅。在济宁，郭志伟为大顺政权接管了此地，他把官僚、生员和富民囚禁起来，拷掠赎银多达48万盎斯。当他们占领了运河与山东——北直隶间驿道的接合处的德州后，这种行为变得特别地残酷无情。1644年6月1日，那里的乡绅在著名士大夫、1607年进士谢升率领下，起兵反扑。后来，谢升在给清廷的信中说到：
（六月一日）臣等鼓励阖州士民，磔伪州牧吴徽文，伪防御阎杰，誓众登陴，激发远迩，共诛闯贼，所置伪官贼将郭升丧胆西遁，谨扫境土，以待天庥。
谢升在赶走了大顺军官后，与乡绅们共同邀请了一位明朝皇亲朱师钦，让他以“济王”的名义统辖这一地区。在他的名义下，他们鼓励了其他地区的绅士也组织乡兵，进攻大顺军队。在谢升的同窗、前兵部侍郎谢启光的领导下，这个城镇的2000居民赶走了大顺的统治。在繁华的淄川，前翰林学士、1622年进士孙之獬倾其家财，组织训练了一支地方武装，借此保卫了他在亲戚邻里，并从这个地区把大顺军队赶了出去。
史可法与南明在扬州的营部，很快知道了德州事变的消息。尽管史可法很清楚，在谢升担任大学士与太子侍讲时曾经支持过陈新甲的绥抚政策，但他对像谢升这样重要的官员率领山东北部的乡绅转向支持南明的可能，仍然抱有热切的希望。所以，史可法派了一位信使，带着宣布福王在南京登基的诏书抄本，向北而来。然而，史可法沿北直隶边界建立一个义军前哨的希望很快就化为泡影了。当年谢升之所以被迫引退，正是由于现在支持史可法的这批“清流”文人，所以，谢升对支持南明政权并无兴趣。由于对李自成的拷掠心有余悸，又对满人摇身一变为替他们复仇的仁义之师印象至深，谢升和其他40多个山东绅士领袖，共同派遣代表致书清廷。在这封信中，他们颇为坦率地解释了他和他的乡人的起事，甚至解释了他们是如何利用那位明朝亲王以争取支持的。但最终，他们起兵的目的是“谨扫境土，以待天庥”，正如扫清床座以待贵客一样。谢升接着说，就其本心而言，他真诚地希望归顺清廷。
<h2>北人与南人</h2>
谢升的信送到了北京。它与清廷尽量争取北人的迅速归顺的明确政策一拍即合。早在1644年6月16日，辽东边民祖可法、张存仁就向多尔衮阐明了这样做的必要。他们指出，要保证政权的财政充裕，就要扫清山东的交通线，以使谷物运输通畅；也要确保山西的交通线，这样商人才能安全通行，从而为政府提供至关重要的税金。如果王朝采取了以大赦来“招抚”百姓的政策，那么它的财政需要就会得到满足；否则，他们很快就会面临一场财政危机。多尔衮回答说：“卿所言极是”。金之俊和曹溶也向多尔衮担保，有所选择的大赦的贯彻，避免残酷的灭绝性手段，能够赢得各地百姓的支持，并因此而解决盗匪问题。多尔衮对他们二人也大加鼓励。摄政王不久就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行政官员们从速查清那些业已退隐的才德优异之士，以供征召任用。
首先响应多尔衮之征召地方归顺者之命令的，是山东新任巡抚王鳌永，当时他还身兼户部侍郎的荣衔。他也是山东人，因而极力鼓动本地文人归顺新朝。1644年8月13日，他提交了一份有39位山东名流的初步名单，其中包括谢升、谢启光以及其他一些乡绅武装的领导人。几天后，即8月21日，曾经接受过李自成任命，如今正式担任吏部侍郎的北直隶官僚沈惟炳，表示大致赞成王鳌永的推荐名单。与张存仁、祖可法一样，沈惟炳也强调迅速抚平北方各省的重要性。因此，他建议朝廷特别作出努力，对北直隶、山东、河南和山西四省的前明官员加以任命。那里的地方显贵如果担任了本省的领导，地方的平定就会容易得多。为此，沈惟炳自己又拟定了一份分省编列的、有36人在内的名单（参见下表）。他的名单总计包括16名山东人士，6名直隶人士，9名山西人，5名河南人。在那些山东人中，有7人是王鳌永已经推荐了的。
其他官员此时也提交了另外一些名单。兵部侍郎刘余祐的名单中，包括3名山东人，3名北直隶人，陕西、河南与山西各1人。巴哈那与石廷柱都推荐了前明兵部侍郎、1634年进士李化熙，此人在李自成攻占北京时，带兵回到了山东。在此时，他把部属名册呈交给了清朝将领。
沈惟炳所荐官员
<table>
<tr>
<td><b>姓名</b></td>
<td><b>明官职</b></td>
<td><b>省籍</b></td>
</tr>
<tr>
<td>张凤翔</td>
<td>兵部侍郎</td>
<td>山东1，5</td>
</tr>
<tr>
<td>房可壮</td>
<td>副都御史</td>
<td>山东1，4</td>
</tr>
<tr>
<td>张忻刑</td>
<td>部尚书</td>
<td>山东1，2</td>
</tr>
<tr>
<td>左懋第</td>
<td>吏科给事中</td>
<td>山东</td>
</tr>
<tr>
<td>成勇</td>
<td>南京御史</td>
<td>山东</td>
</tr>
<tr>
<td>叶廷秀</td>
<td>兵部主事、尚书</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