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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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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里事件</h2>
虎门沙角长城坚，元帅气傲自云贤。
黑夷卷席入平地，炮火夜落城楼前。
苦战身死关将军，坐视不救谁能怜？
广州妇女哭向天，白骨遍地群羊眠。
孙衣言，摘自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1957年）
1841年春，中国与英国隔着巨大的广州港互相对峙着。这是鸦片战争的第二年，是一个错误的开端和谈判失败的年份。1月份，英国人对虎门要塞发动了又一次进攻，使中国人损失了两座炮台、大部分战船和500名人员。满人琦善看到，除了商议停火之外，别无他法。《穿鼻草约》（1841年1月20日）使英国人获得了香港、600万赔款和直接同广州的中国高级官员打交道的权利。但是不论北京还是伦敦，对这个结果都不满意。不过，英国全权代表查理·义律上尉，仍努力坚持草约中的立场，直到2月26日中国新的防御措施激起英国人的又一次进攻为止。就在此时，琦善被皇帝的侄子、较为好战的奕山代替。英军又占领了虎门要塞的炮台，老提督关天培壮烈牺牲，奕山的副手杨芳还是力图按照道光皇帝的命令消灭夷人；与此同时，再次举行了一系列无结果的会谈。英国军队越来越不耐烦，逐渐逼近广州城。1841年3月18日，他们占领了商馆。面临着又一次严重的威胁，广州的中国官员同意恢复与英国通商。[1]
3月份休战后，又有两个月审慎的监视和等待。中国官员们试图恢复他们被粉碎了的防线。琦善曾解散2/3的水师以图节省开支。现在当局下专令征集“水勇”。在人口密集的东南与西南城郊，设置了特殊的防栅。建造了炮艇。在佛山铸造了一门万斤大炮。援军从四川、贵州、湖南和江西开来，使本地的守备力量达到45000人。训练了36000名乡勇。[2]义律上尉及新到任的军队司令、陆军少将卧乌古爵士一直不安地注视着这一切。[3]到5月初，双方都认识到又一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中国人则加速其到来。杨芳本想等到更多的援军，但希望取得一次辉煌胜利的奕山，在5月21日晚间密令他的炮船袭击正停泊在城外的英国舰队。[4]随之发生的水战是几乎可以预见的：在以后几天中，英国人击沉了71艘中国船，拆除了沿岸炮台，将水边地区夷为平地。但是，市中心仍未受到伤害。尽管英国人在1840年占领了舟山，广州人仍认为如果夷人打算登陆，那么他们是打不过中国人和满洲步兵的。英国人也认识到，仅仅取得水上胜利是不够的，帆船、炮船、炮台等等，都可以重新造。应当让这个城市屈服。5月23日，新造的吃水浅的汽船——“复仇神”号发现它可以从广州城外逆流而上，停靠在距城市防线后方很近的地方。5月25日早晨，当奕山准备迎战从南边来的敌人时，卧乌古将军的一支由印度及英国士兵组成的部队却在广州的北边登陆，穿过稻田，向东进军，占领了广州城北门外高地上的五座要塞，使在这些高地下方的广州城在其掌握之中。[5]
5月27日早晨，卧乌古正要离开营地，命令他的部队向广州城墙发起进攻以打开其大门时，一个信使追上了他，交给他一封义律上尉的信。广州知府余保纯已正式同意缴付600万元赎城费，并保证奕山及所有的外省军队在六天内撤离。作为回报，义律已答应不破坏城市。卧乌古应中止进攻，并保持英国军队在高地上的阵地，直至条件得到履行。[6]
将军很生气。他回了一个便条：“你使我们置身于最危险的形势之下。我的士兵们被可怕地困扰，我同后方的联系受到威胁，护卫队遭到袭击。我的部下必须继续观望而遭到可怕的麻烦。无论如何，你可以相信中国人，我则不，也不认为可以有任何松懈。”[7]
三元里事件的舞台已设置了。
1841年5月底，在那个闷热、压抑的星期里，英国军队在同痢疾、热病作斗争，从高地上无精打采地注视着广州城——羊城。在他们的下方，伸展着11世纪的城墙。城墙周长6英里，高25英尺，厚20英尺。有16个城门，还有分散的塔楼。城墙后面就是旧城。那里有满人驻防区、巡抚衙门、金库、武器库和只能容轿子通过的、用花岗石铺成的狭窄的街道。旧城南边，有一长方形的地区，那是新城。它有自己的城墙，城内有总督衙门。城墙之外，向远处伸展着一片商业区。这里分布着货栈和富商住宅。它一直延伸到河边及商馆地区，跨过河流伸入河南。
这个城市人口很多——至少有50万人。[8]小贩、艺人、店主摩肩接踵。被每天可挣两先令工资所吸引而来的广州三角洲地区的农民[9]，卸下和搬运各种各样的涌入广州的货物；用潮州船运来的广东沿海乡镇所产的盐、鱼、大米和糖；广西来的大米、肉桂；云南来的铜、铅、宝石和黄金；福建来的陶器、烟草、蓑衣、糖、樟脑、红茶、雨伞；浙江来的丝绸、扇子和上好刺绣品；安徽来的绿茶；湖南、湖北及河南来的大黄和各种药材。
广州则输出燕窝、檀香和外国奢侈品。有67000名男人、妇女、儿童从事织棉布、丝绸和锦缎的工作。[10]其他人则生产粗糙的瓷器、劣质的玻璃，然后从水路把它们运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大的珠宝商号加工制作宝石、玛瑙、黄玉、珍珠——一年可赚几百万元。木匠们制作上好的玩具和家具。从南方进口的象牙被雕刻成复杂而奇特的形状。这个城市像块磁石，它吸收进原料和人力，然后再把它们排出来。原料加了工，值更多的钱。
在河南区的那一边，城区与富饶的三角洲地带和顺德县的冲积平原联成一气。顺德县的北端差不多都是些小岛，与珠江的无数条支流互相交错着。在视力几乎看不到的南边，是世家大族的居住区，他们的子孙多在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任职。在这一片绅士住宅的周围，居住着小自耕农和佃户[11]，他们是广东大量丝织品的生产者。[12]
从城市移开视线，英国军队向北望，就是著名的白云山。它把南海县和番禺县分开。苏东坡在他被贬职到南方的日子里，喜欢到那里漫步。广州的诗人们在那里举行诗酒比赛。山的西边，沿着大北门伸展出去的大路，坐落着“九十六村”。村与村之间隔着小山、稻田、树丛和沟洫。这是一个中等富裕的地区。长年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有一小块肥沃的土地。夏天，城里的一些有钱人家迁到这里来，精心构筑乡间别墅。[13]在这些村庄的中心，有一个叫做三元里的小村。这个村与在炎热的5月里驻在高地上的英国士兵之间，隔着一连串的小山。
按照英国的军事标准，军队在岸边的那8天里表现得非常出色。几乎没有发生争吵、酗酒、不服从命令的现象。[14]但五千英、印军队无目的地散驻在乡村中，发生摩擦是必然的。无疑，英国人抢劫过。[15]事实上，“洗劫”（Loot）这个词（来源于印度语），就是英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首次使用的。征集粮秣甚至是经常的：如果某一户拿出食物和牲畜，就发给该户一张保护告示贴在门上。[16]三元里尤其受到这种骚扰。[17]一份当时的报告就提到夜间巡逻兵毁坏大门和篱笆，抢走牲畜，偷走衣物[18]。有些农民因英国人的枪炮掩体破坏了风水，另一些人则因英国士兵践踏他们的稻田而都感到烦恼。[19]但这些都是小事。是战争中的机遇，而不是这类小事会把一个农民驱向暴力。另外两桩事件激怒了当地的居民。
第一件事，第37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的一个军官在参观一座名叫双山寺的庙宇时，挖开了一些墓，他想看看中国人怎样对尸体进行防腐处理。[20]崇拜祖先的广东人不能容忍一个蛮夷军官的这种好奇心！后来的府志中列出了英军粗暴地抢掠庙宇，“挖开坟墓，乱抛尸骨”等五件事例。[21]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亵渎行为更能使十分孝顺的中国人震怒了。他们认为，至少有一部分坟墓被挖是为了寻找珍宝。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
第二类冒犯——强奸——是在任何军事占领中都会发生的。当时，英国人否认这类事。但是7年以后，任全权公使的德庇时爵士承认印度兵确曾强奸过三元里附近的妇女。[22]如果说“孝”由于坟墓被掠而受到侵扰，那么“义”则更因为自己或邻居的妻子受到侮辱而被激起。加上对“黑”印度军队的种族敌对，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些当时遍布于农村中的激烈情绪。
1841年5月29日，一队英军巡逻兵在三元里附近的东华村停留。一些士兵强行闯入张绍光的家，并企图污辱家里的主妇。于是爆发了一场冲突。村民用棍棒、锄头武装自己，驱赶英军。他们鸣锣集合周围村子的农民，所有16到60岁的男人都用不同的武器武装起来，多数是一把刀或渔叉。妇女们则负责按量分送食物和水。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这支装备简陋的队伍。人们在周围所有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埋设伏兵。次日早晨10点钟，烈日当头，5千名武装起来的人在英军营地前的一座小山上集合。这一集合几乎是在顷刻间完成的。卧乌古将军让他的副司令布尔利少校负责英军主力的阵地，命令第26喀麦隆团、第37马德拉斯本地步兵团和孟加拉志愿兵发起进攻。中国的义勇队立即后撤了3英里，似乎是被打退了。卧乌古将军看到他的士兵中有些人因为中暑撤出了队伍，就命令孟加拉志愿兵回到大本营去。中国的队伍仍留在原地。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有从西北来的2千人，部分人还有枪；有500名从石井来的受过训练的水勇。这样，在小山上就有了7500人。受到这些援军到来的鼓舞，中国人突然举起了旗子，面对着敌人的枪弹慢慢前进。英国人后撤，重新集合起来。他们认为，必须在天黑以前打败中国人，以免他们进攻大本营。于是，下午1点钟，卧乌古将军命令发起总攻。哈菲尔特中尉指挥的第37马德拉斯团第三连向左方行动，以打通同正向一个大村庄进发的第26喀麦隆团（15名军官、294名士兵）的联系。第37团的余部向右运动，把中国人的防线逼退三英里。由于对他们的大本营已可避开任何危险状况感到满意，第37团开始后撤。就在这时，山里下起了夏季暴雨，把他们浇得透湿。英军为雷雨之猛烈感到吃惊，将军、参谋们与部队失去了联系。火枪也无法使用。被雨浇得睁不开眼的士兵们试图找到走出稻田的路。
“大雨淹没了所有的田间小道，我们面前是一片汪洋。有时，前导队会突然掉进很深的沟渠或陷坑中，这是没法防备的。雷鸣电闪令人心惊胆战”[23]。在穿过棠夏村时，队形不整的英国人又遭到了中国乡勇的袭击，但他们边打边撤，成功地回到了高地。下午4点，他们终于又同卧乌古将军汇合到一起。不一会儿，第26喀麦隆团狼狈地回来了。他们也遇到了几乎同样的情况，并丢掉了队列中的最后一个人。直到这时，人们才发现，哈菲尔特中尉的连队并没有同第26团联系上；他们仍在外面，在7500名中国乡勇中间，在雨中彷徨。
当下雷雨的时候，哈菲尔特看不到第26团，就命令他的士兵掉头向城市进发。中国乡勇料到他的行动方向，派了一支在敌人附近的队伍，由一个名叫严浩长的人率领，在牛栏岗附近的一个河边小村阻击他们。哈菲尔特的连队成纵队沿着穿过村庄的狭长小路前进，这时，严发起了攻击。在混乱中，一个印度兵被长矛刺中。一个名叫巴克来的年轻旗手离开队伍去救他，严领着人围住巴克来，用刀和剑向他砍去。另一名乡勇捡起旗手失落的枪，尽管下着滂沱大雨，他还是用火绳点燃了枪，一颗子弹打中了巴克来的胳膊。后来旗手被救了出去。英军在河对岸的小山上重新集合起来。这时，所有人的枪都已无法使用。虽然他们的刺刀很难抵御中国人的长矛，但乡勇们并没有逼近。突然，雨停了。英国人跑到附近小片矮树丛旁，组成一个四方的防守队形，使那些印度兵有时间取出帽子衬里来擦拭淋湿的枪筒。他们装进了新弹药。当中国人开始逼近时，印度兵零零落落地发射了三、四发子弹。这时，雨就像突然停止那样又突然下起来，同刚才一样大。天已经渐渐黑下来。英国人组成防守方阵，唯一的武器就是刺刀。乡勇们用火把封锁了这个地区，防止英国人从包围圈中逃跑。邻近的村子送来了更多的援兵。
在这段时间里，英军主力派出了两连海军陆战队，装备了新式的布鲁斯维克（Brunswick）枪，它的碰炸帽不太怕潮湿。火把的亮光指引了他们。他们冲破包围，打散乡勇，救出哈菲尔特和他的部下，于晚间9点钟回到营地。这一天，有一人被杀，一个军官和14名士兵受伤。
大批的乡勇是在这时，是在获得了最初的胜利之后聚集到三元里周围的。5月31日早晨，当胜利的消息传开之后，又有12000名志愿者加入原先的7500人的队伍，并再次集合到高地旁边。与此同时，卧乌古将军对双方交战极其愤怒。他捎信给知府余保纯，威胁说如果敌对行动继续下去，他就将攻打广州城。
“终于，知府来了。他对将军保证说，这些农民的活动，当局并不知道，更没有批准他们这么做。他将立即派一名军官去命令他们解散回家。”[24]然后，余同南海知县梁星源、番禺知县张熙宇及一名英军上尉摩尔一起，越过山梁向乡勇走去。当他们走近乡勇时，中国人拒绝摩尔上尉通过他们的队列，于是只有三名中国官员继续向前。这以后，据梁星源的有名的叙述，官员们对领导乡勇的绅士们说：“已经签订和约了。这样，外国人就不会再进攻我们。所以，你们必须让他们离开。”他们警告绅士们说，他们必须为所发生的任何事件负全部责任。[25]当农民发出抱怨和威胁时，绅士们却悄悄溜出了人群，回家了。失去了领导、没有组织的乡勇慢慢地、不满地散去。
1841年6月1日下午，英军登上了军舰。广州城解围。[26]
这就是三元里事件。对于英国人，这不过是一场小冲突，在义律和卧乌古的正式报告中都没有提起。但对中国人说来，这却是一场伟大的民众的胜利。充满着桃园盟誓色彩的英雄行为的传说，在事件刚刚结束之后就开始传播了。按照当地的说法，三元里的锣声，在战斗之前把103乡25000集合到一起。乡勇的一个领袖——一个诗人后来描述了这一动人的场面。
怀清结忠义，
团练皆英翘，
分曹斗白战，
领队题红绡，
龙韬经指画，
虎旅整有条。[27]
方志中所记载的官方统计是打死了10个英国人，这可能有些夸张。但是还有比这更不准确的、更加歪曲的消息说有100个英国人被打死。祁<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3/1-2006031I422140.jpg" />本人还听说英国人付出一万银元以赎去在三元里死去的许多士兵的尸体。[28]但是，报告、事实都是不重要的。问题是，这一代的广东人确信，农民军队粉碎了英国军队的进攻。
三元里前声如雷，
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
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家田庐须护卫，
不待鼓声齐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
犁锄在手皆兵器。
乡分远近旗斑斓，
什队百队沿溪山，
众夷相视忽变色。[29]
由于所有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报告都变成不准确的了。像当时的夏燮、梁廷枬甚至魏源等，也都夸大了这次事件的重要性：
……洋兵亦日肆淫掠，与粤民结怨。及讲和次日，洋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淫掠。于是三元里民愤起，倡义报复，四面设伏，截其归路。洋兵终日突围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帅曰伯麦、霞毕，首大如斗，夺获其调兵令符、黄金宝敕及双头手炮。……义律驰赴三元里救应，复被重围，乡民愈聚愈众，至数万。义律告急于知府余保纯。……倘令围歼洋兵，生获洋人，挟以为质，令其退出虎门，然后徐与讲款，可一切惟我所欲。[30]
中共的史学家们赞誉三元里事件，这是不奇怪的。他们能够从鸦片战争屈辱的军事失败中，找出一次伟大的民众的胜利，只是由于清朝官方的怯弱才使它沾上污点。现在，在大陆中国，每一本儿童历史读物都有关于这次战斗的记述。每一块额匾，每一件三元里死者的遗物，都被广东省的地方文物局珍重地收藏着。此外，马克思主义者还进行了追根溯源的研究，认为这是第一次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运动：
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民族主义的；
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农民领导的；
由于是民众的运动，所以它是自发的。
对所有这些说法都应当进行考察。这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推倒如“原始民族主义”或“反对帝国主义”之类的说法，而是因为三元里事件对于以后20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震惊华南的问题来说，例如团练运动、太平叛乱、秘密社团、宗族争斗和反洋人运动等等，只是一个关系重大的序幕。我们只有搞清楚三元里事件的意义，才能理解以后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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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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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团练</h2>
本大臣等兹通谕沿海乡村父老绅商居民知悉，仰即遵示会商，购置兵器枪炮，招集村民之身强力壮者，以备自卫。
林则徐，团练告示[31]
对中国人说来，三元里乡勇的行为并非新事物。自从公元6世纪实行府兵制以后，官方组织的乡勇就存在了。至少从16世纪早期开始，每当正规的防卫失败时，地方绅士就训练自己的非官方的民团。事实上，当发生社会危机（中国历史上王朝循环时的政治崩溃的一部分）时，绅士们的民团几乎就是保卫地方的正规形式。所以，官方正式招募的雇佣兵称为“勇”，地方上自卫的队伍称为“团练”，二者在理论上通常有着明显的区别。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勇”总是比“团练”更早出场。原因很简单，在正规军不足或作战不力时，他们是地方政府首先依靠的力量。另一方面，真正的团练只是在危机持续之时，或是某一特定地区的知名人士既有力量又有兴趣来领导他们时，他们才会上阵。[32]
广东省在潮州府（即后来的汕头周围）和东莞县（坐落在珠江东岸的虎门后面）所雇的“勇”，有其自己的特色。这些“勇”，是些半职业性的战士，是在宗族间和地区间的械斗中教养出来的。这个省份的较穷苦的家族中间发展了后来成为一种军事传统的东西。[33]除了“光棍”和惹是生非的人为了赚钱参加特殊部队作一名“勇”外，广东省在组织真正的地方团练方面也有悠久的历史。这是因为沿海地区特有的海盗的经常性侵扰，早已使乡村不得不组织团练。
举例说来，1807年夏天，武装土匪开始抢劫香山县[34]沿海的村庄，而且比以往更加凶残。第二年，海盗又溯流而上蔓延到三水县的西江与北江汇合处。那年冬末，紧邻澳门海边的新会也遭到袭击。这次袭击是以后多次袭击的典型。村庄被烧、被抢，几百名男人、妇女、儿童被掠走。[35]
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由于卷入了同英国之间的贸易危机[36]，未能对海盗采取措施。直到1809年7月，朝廷军队才在总兵许廷桂的率领下，与海盗在香山县沿海进行了一场激战。清军被击溃，逃入香山县城，沿途抢掠。为此，引出了两项重要的决定。当地一个名叫郑应元的进士为饥饿和肆行抢掠的军队提供口粮，并征集乡勇保卫海岸，防止士兵进村。同时，两广总督百龄命令沿海各州县在官方控制下组织、训练乡勇。发给乡勇的武器，将在海盗被赶走之后由地方长官收回。[37]郑的首创行动和百龄的通告开始了一个乡勇广泛活动的时期。至少有三个地区的自卫活动开始了。
在香山县，李作元与知县恢复了保甲[38]登记，并且组织了团练。[39]
南海县，一个名叫周端佩的举人把几个有城墙的村子联合成一个军事同盟，并在大榄设立司令部。[40]
在南海县，又有陈观光——来自魁岗的教谕、举人，“招募勇士”，“部伍成军”[41]。
当时，分散的海盗都聚集在一个领导——声名狼藉的张保的旗帜下。这一较大的团伙现在虽有力量围攻三角洲的城市，但张保倾向于避开有强大防卫力量的香山、南海县，专注于那些军力差的县。1809年夏天，海盗们多次袭击了顺德、番禺的沿河富庶地区。但是，当地的农民自己武装起来，终于把张保赶下了海。过了一个月，海盗再次出现在人口较少的远在南岸下边的新宁县。从9月10日到10月8日，他们蹂躏这一地区——烧杀抢掠。然后，他们逆水而上至虎门以西，张带着三百条船侵掠顺德和番禺，后被乡勇赶走。
这是1809年最后的大规模袭击。海盗从未被扑灭。但是，在鸦片战争前30年把海盗有效地从内河驱赶出去的经验，对现在的团练却极为有益。从那以后，团练及雇佣兵就经常分散在广东各地，一旦地方形势吃紧，他们随时应召。不过，直到鸦片战争爆发，从未再发生过像1809年那样协调、那样充分的军事行动。
1838年，内阁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禁止鸦片贸易。广州遵照命令，逮捕了许多当地的购买者。但是，这只是使鸦片的分配系统转入另一种渠道。代替公开进口鸦片的是，买者或是在他们的船上雇佣并武装地方上的流氓，或是贿赂官方的巡逻船。[42]有一次省里的官员发现水师已经腐化，就革退了负责水上巡逻的低级军官，将这些船只直接置于地方文官的控制之下。当这种方法不能奏效时，林则徐和关天培甚至雇佣侦探，把他们秘密地安插在水手中间。但是，贿赂太普遍了。每一个人都是可贿赂的，水师还是毫无希望。水手们已经习惯于受贿渎职，以至于在鸦片战争爆发时竟拒绝作战。在穿鼻之战中，水师长官不得不典卖了他的衣服，答应每一个去打仗的人给两块钱赏金。[43]
既然对官军还要发额外的钱，那么何必不招募雇佣兵呢？毕竟，广州周围的水上群集着许多疍户——船民的船。当然，他们是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的阶级，不得参加科举，不过，他们却是了不起的水手。当地人说他们是“陆上的歹徒，水中的真龙”[44]。于是， 1804年3月12日，林则徐上奏皇帝：
惟有以奸治奸<sup>[45]，以毒攻毒。即与提臣关于培密商，取平时所装大小火船，即雇渔疍各户，教以如何驾驶，如何点放。每船领以一、二兵弁，余皆雇佣此等民人以为水勇。<sup>[46]</sup></sup>
林很快就招集了5千多名这样的“水勇”，每人每月6元钱，另外还发给6元安家费。这笔钱由公行[47]、当地的盐商和福潮的沙船商提供。如果我们对官方夸耀的这些疍户的作用相信其中1/10的话，那么，他们以后的战绩也确实值得称颂了。[48]
这样的政策显然有些冒险。它意味着武装成千上万的可能的捣乱者和造反者。但是这样做却很有效。而且，如北京所关心的，也很便宜。对于紧迫的军费不足的困难，唯一的可行办法就是要各省自行筹集防卫费用。这在18世纪末镇压白莲教叛乱时已有许多先例。何况，这也正合道光皇帝的贪心。于是，1840年6月，在舟山群岛被英国人占领之后，皇帝下令地方自筹经费举办团练以保各沿海省份。[49]但这样作，却反过来使中央军费越来越困难。随着专制权力的延伸，地方经费只供地方之用，使得调一省的官军去另一省也困难起来。例如，林则徐要从江苏省调来军队，应该供应南下途中士兵的粮站却或者是空空如也，或者是被那些心怀不满的本地人把守着。在这种情况下，林和他的继任者只能转而征集广东本地人，以代替和加强正规军。[50]
但是，团练政策的意义尚不止此。林则徐本人对这种团练就很热情。1837年，他在湖广总督任上就发现乡勇对付蓝正樽叛乱非常得力。而且，作为一个儒家学者，他深信“百姓之义”，这就是组织乡勇的理论根据。林一次又一次地威胁英国人，他将使用这一最后的武器。1839年6月之后，当英国人在九龙司靠岸时，林警告义律，英国商船必须立即到广州登记，或者返回英国；否则，沿海人民必将愤而奋起，将蛮夷一扫而光。[51]这些威胁不仅仅是策略或辞令上的，它们是种真正的神秘信仰的一部分。在林及其以后的一些清朝官员看来，在儒学家的历史上，“民”是无可估量的。“民”能拯救或毁灭、恢复或推翻一切。一旦被合乎道德地动员起来，“民”就是不可战胜的。即使失败接着失败，这种信念并不会减弱。
这种神秘信念主要来自于儒家的“民本”观念，但并不完全这样。“复仇神”号无所不往、难以抵御的威力，英国军队难以理解地轻易地侵占他们的阵地，使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产生了军事上无能的破灭感。这使他们转向他们的文明所能有的任何技能以防卫敌人，甚至不惜利用异端和邪教。
任何人只要读过中国的武侠小说，就会熟悉传奇故事中的拳师、剑客，他们只要轻弹手指，就可以推倒一堵墙，他们可以随意凌空飘行。这些故事是历代有文化的中国人的幻想的一部分，非理性，大众化，迷信甚至幼稚。一个学者，不论其老师多么严格，总是知道这一传统的。事实上，在正统的或异端的学说中，都有幻想和主旋律，二者间的差别并非如皇帝圣旨中所说的那么大。比如说，二者都强调灵魂及完美的自制之重要性。人们塑造的侠客一定是道德极高尚的、言行一致的人物。那些武艺高超但德行有亏的侠客必定败给内心纯洁的对手。更有进者，不论是异端还是儒家传统（尤其是公羊学派）[52]都认为，学问就是精通一系列的道理。这些道理有不同层次的意义。所以，学者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可能认为，只要根据更深一层的意义，就能发现另一种奥秘。如同打太极拳者打了几年之后，才直觉地了解他的运动的意义一样，一个文人只有熟记所有的经典，才能掌握它们的意义。这种关于技能、学识的奇特观点，就是传统思想的一般特征。最低限度，它确实允许一个文人也可以有秘密会社拳师的某些情操。哲学化的道家鼓励这一点。宋龙渊关于《道德经》的注释——公羊学派所喜爱的版本——充满了关于灵魂的喻示、学问的奥秘以及对于宇宙各种力量的控制。[53]
异端学说虽然可能被看作是狂想而得到宽容，但是，儒家的官僚从理性上憎恶民间佛教、民间道教和崇拜迷信的秘密结社，他们同样也不能接受异端。完全信仰这种思想暗流，就是抛弃文明的学问。但是在1841年1月7日轰动一时的穿鼻失败之后，中国官员们不顾一切地转向那种同传统有联系的潜藏的技术和神秘的技能。于是就再三计划招雇能在水下呆几个小时的海洋潜水员、有武术的盗匪、经过训练的猴、秘密会社中的暗杀者。简言之，使用一切手段，只要能打败蛮夷。[54]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次向秘密的、潜藏的、非理性的事物求助，预示了以后义和拳变乱。那时，朝廷本身转向了中国文化素质中更为蒙昧的部分。在发生了所有这些之后，无疑，中国的军事地位愈是无望，这一类观念就愈是流行。像林则徐这样的人是不会忽视其他技术的，他是自强运动的先行者之一。主要之点在于，不论是西方的武器还是秘密会社的技能，都只是技术而已，这不影响文士时时保持他自己的纯正思想。
如果说乡勇在林则徐任内曾十分兴盛，那么，它们首先在其继任者琦善任内削弱了。这部分地是由于琦善不信任那些武装起来的游民；但决定确是由北京做出的。[55]皇帝一听说琦善已招抚了英国人，他们正退回南方，就马上下令削减军费，并要求各省解散不必要的队伍。1840年9月26日，800名福建乡勇从浙江撤回，“以节糜费”。到10月27日，北京得到了江苏所有的乡勇均已解散的消息。此后不到一个月，广东的2000名乡勇也被怡良解散。[56]
和平间歇一逝即过。穿鼻战役刚刚结束，琦善只有一个办法去增援无人把守的虎门要塞。他克制对非正规武装的恐惧，下令从东莞、南海、番禺各县招募5800名乡勇。[57]皇帝同意这样做的必要性，虽然当时琦善已被解职。[58]接着，同样的事情在奕山身上重演。同任何一个能干的满洲人一样，奕山对使用有叛乱传统的广东人做乡勇有着本能的疑虑。他们是多么容易转成叛匪呀！他认为，从福建调“勇”，比像林则徐那样把武器交给当地村民要好得多。[59]但是到了1841年3月，保卫广州城这一实实在在的问题，使他顾不了他那时可能仍然怀有的疑惧。事实上，在三元里事件发生的前夕，他已正式命令“番禺、南海二县迅即秘密组织自卫”[60]。
余保纯欺骗了那天早晨在高地上的卧乌古将军。官府确实倡办了96村乡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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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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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与三元里</h2>
十三乡人皆不平，牛栏岗边愤义盟。
计不反顾不旋踵，连络一心忘死生。
梁信芳[61]
19世纪中国的地方政府依靠的是府州县官与绅士之间力量的巧妙平衡。[62]在一个只是由薄薄的一层官员来治理的地域广袤的农业帝国中，绅士是中央政权不可缺少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合作，州县官根本不用指望在当地收取租税、维持治安。社会福利、公共事业、防卫、教育等等，所有这些，都在此时或彼时交给绅士去做。[63]尽管有儒家的“天下”观，国家并不囊括全部行政权力。统治大厦之下的广大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有自决权，除非灾难，如饥荒、洪水、行贿等等威胁了皇族的统治。王朝进行干预的准则，就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国家不断寻求的只是一种形式的统一：根除那些与东方学说——儒学相对立、有威胁的异端学说（邪、淫）。事实上，民间佛教、道教这些儒家道德价值的替代物，只是发生了变化，却未被扫除。国家经常鼓励“绅士父老”们用道德说教和灌输去对抗那些邪教。例如：月读圣训、嘉奖孝行、保护孔庙等等。事实上，这些仪式活动只是有利于加强绅士在本地的地位，但这一点却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有绅士势力的存在，就保证了官方价值的稳定，因为他们体现并传播各种社会信仰，这些信仰如此长久、如此成功地合成了一种文明。[64]在安定时期，绅士的支持是重要的；而在动乱时期，更是决定性的。
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州县官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绅士，但如果绅士所起的作用过大，他就会大权旁落。绅士调解地方上的纠纷，如果他们真的开始执法，并掌握治安力量，那会怎么样？他们筹集地方自卫经费，如果他们真的收起税来，又会怎么样？
我们现在暂把地方势力（包括绅士和社会名流）同大地主视为一体。由于土地的人口压力，由于中国农业史上多见的高利贷和高额地租，由于简单的经济唯理主义，一个地主不论在何时何地，一有可能就会扩大土地，提高地租。当然，这也是有限度的。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收租。如果租额太高，佃户可能拒不交租，或落草为盗，甚至暴动。所以，富有的地主需要地方官及其警察来保证地方秩序和他收租的权利。但需要并不固定于某一点，它是变化的，如果地方状况恶化，那么就是地方官自己需要绅士们的经济、军事支持以恢复秩序。在那种情况下，即使官府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它仍然面临着又一问题。取得胜利的手段——乡勇和额外的财政收入——落到了地主手中。有时，地方官能恢复他的全部权力，那时，可能完全重建秩序。但在另些时候，地方显贵们在严酷的动乱中，用乡勇、额外财政收入等手段加强了他们自己在地方上的支配地位。结果，地方官发现他得到的税款盈余日益减少，因为越来越多的土地为乡村的显要们所占有，他们或者是法定的征税标准较低，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列入赋税登记册。[65]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官员就干脆任其自流，只是通过加重其他自耕农的赋税负担的办法，以维护他们自己的收入。其结果是加剧了社会危机。
假如危机的严重程度达到了触发农民起义的地步，那就是说，最大的危险出现了——这是朝廷最关心的危险。任何农民起义的领袖，在其活动或军事控制的地区中，只有获得重要绅士的指教和协作，才能指望“改朝换代”。否则，他只能是一个无政治目标的匪徒。所以，不允许知识阶层与群众力量有过多的接触，是清朝政策中的主要之点，虽然这并未明言。绅士可以帮助统治人民，但绝不允许他们掌握人民，最后利用人民。由于这一原因，清初保甲制度的规划者们曾着重强调不许绅士充当保长，即不许他们作为基层控制的首领。[66]
总之，绅士与官府这两种力量总是在跷跷板上不断地平衡。如果一方上升，那么另一方就下降，二者成反比。绅士经常企图攫取地方权力，而官府也同样总是加强集权，使离心力量“封建化”。
绅士对官府的跷跷板模式，是太绝对、太夸张了。事实上，事物从不是这样明确、固定的。地方官同当地显要们有着共同利益，地方显要又往往通过宗族而同被认为受他们剥削的农民阶层的利益相联。按照汉学家能够取得一致意见的定义，绅士是取得了功名的人，他们的资格是由政府认可的，他们的领袖才能则是“获得的”。既然地位与权势息息相关，财富就必然通向官场。这意味着接受孔学的某些理论——它们主张缓和对个人利益的严酷束缚，使教化得以推行。这里仍然是必须予以维护的力量平衡问题。如果使这种平衡过于偏向非官方的一边，那么将会破坏中央国家的力量。在早期，这只会导致新王朝的出现，导致一个新的中央政权的建立。在十九世纪，由于西方势力对儒家学说及官员们的侵蚀，这就意味着国家本身分解为地区的和区域的单位。对于广东来说，这种分解并非始于太平天国时期，而是始于鸦片战争。
当禁止吸食鸦片时，广东地区的力量平衡首次发生变化。唐朝以来，中国一直用鸦片做药材。17世纪早期，则专门用作麻醉药。直到1733年哈斯丁孟买议会（Hasting's Bengal Council）创立了鸦片专卖权，在印度、中国、英国建立了赚钱的三角贸易，从那时起，鸦片贸易才真正开始兴旺起来。到1816年，平均每年有3210箱鸦片运入广州。1831年，16500箱。1838年，每年40000箱。1729年，帝国政府曾禁止吸食鸦片，但禁令未被重视，以致1796年、1800年又再次颁布谕旨，最后禁止鸦片进口。周期性地逮捕人，周期性地发出警告，但是，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限制鸦片贸易，直到1820年道光皇帝继位。道光充满了改革的热情，并为鸦片贸易的飞速发展所震动，情况才发生了变化。[67]
道光对律令实施不力十分恼怒。他首先采取各地方自负责任的办法。任何官员，只要在他的辖区内有鸦片，都将视情节不同处以各类罚俸。但是这种官僚主义的作法由于明显的原因而归于失败。[68]
到1829年，鸦片进口已使贸易平衡发生变化，中国纹银开始外流。1830年1月10日，又发布了一道上谕，对长江以南地区银价上涨问题表示出恐慌。但是鸦片仍大量流入中国，因为那些水上巡查同走私者是合伙的。[69]省里的官员开始送出交易的准确情报，暴露出其分配系统：零汀、“快蟹”、内地的交易网络。广州是交易的关键，如果能在这里截断，那么就可割断鸦片的来源，停止白银外流。于是，1831年6月4日，皇帝谕令两广总督“殚心竭力”，以阻止广东的鸦片贸易。[70]
与此同时，也采取措施逮捕国内的鸦片种植者。皇帝命令地方官恢复久已不用的互相连坐的保甲制度。人们一旦编入，必须立“互保甘结”。每个人都必须保证其余四个人不种鸦片。八年以后，林则徐也迫使英国商人立这种甘结。[71]
以上这三项政策——官员加强实施律令、逮捕走私者、逮捕国内种植者——照理应当能够解决问题，但这里仍存在通常的毛病。广东巡抚卢坤报告说，他已将所有人口编入保甲，收齐甘结，彻底消除了本省的鸦片风，皇帝只在奏折边上简洁地批上几个字——“这不可能”[72]。
到1836年夏天，情况很明显，鸦片输入比以往更多，白银外流也比以往更多。这时，有人提出了新的方法。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一个熟悉广东问题的老手[73]，1836年5月17日上奏皇帝，小心地提出禁烟不能解决问题。归根结蒂，问题的中心不是白银外流吗？那么，把伦理道德撇开，为什么不可以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只许以物易物呢？[74]
皇帝同意考虑这一建议，要求广东的高级官员上奏发表意见。7月，行商们热烈地支持许的建议。9月，两广总督邓廷桢也谨慎地表示禁烟是不可行的。“例禁愈严，走私者伎俩愈巧”。代替禁烟的应是建立鸦片的专卖制度。在物物交换中得到的鸦片，应与其他商品一样上税，想贩卖鸦片的人必须从“户部”即海关监督处得到证书。[75]
就同广州的利益有关的角度说，这个办法是很好的。国家的收入将会增加，粤海关所得的搜刮份额将会更多，公行将会获得一笔很赚钱的买卖。更重要的是，它将减少广东的腐化现象。这是他们最有力的论点：如果朝廷坚持严厉方针，这很可能行不通，而不合法的利益反会不断增加。
下一个月，1836年10月，道德主义者们回答了。有三个高级官员上奏。
朱嶟，礼部侍郎，他坦率地陈述，违反禁令不能成为取消禁令的理由。鸦片是罪恶，是“一种泛滥的毒药”，将毁坏“人民的道德与灵魂”[76]。
袁玉麟，江南道监察御史，警告说，如果鸦片合法化，那么人人都会吸食。现有的法律应当严格地实施。
最重要的一个是许球，兵科给事中，他认为，代替鸦片合法化的唯一办法，不是贸易管理，也不是将内地种植者加以登记，而是对鸦片商，不论中外，都加以严厉的惩处。[77]
那些或是属于广州“系统”的人，或是不愿追查国内上百万的吸食者、贩卖者的人为一方，而另一方的人们则认为这种罪恶对帝国的道德、经济和体质都是一个威胁。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古老辩论，顺应者对固执者，司马光对王安石。“道德主义者”具有一种近乎法家的观点：法律必须执行而不顾人的代价和社会的惰性。于是，其形态就是：社会改良主义和对商业利益的猜疑，重大的解决与有力的技术，伴之以大批群众的动员。简而言之，国家干涉社会。
不消说，道光是站在道德主义者一边的。1836年底，他谕令邓总督“逮捕那些贩卖鸦片的内奸，那些从中安排交易的行商，那些运送鸦片的船户，那些接受贿赂的水师官兵”[78]。1838年6月2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建议作出最后的和最严厉的决定：皇帝颁布法令，鸦片吸食者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戒烟，否则将处死。[79]就是这个建议促使道光向各地督抚征询意见。林则徐对这一建议的答复（和他在湖广禁止鸦片的成绩），引起了道光的注意。这一建议导致了林则徐被任为驻广州的钦差大臣，受命禁止鸦片的吸食与售卖。
在林则徐1839年3月到达广州以前很久，两广总督邓廷桢已经开始有力地反对鸦片贸易；但他本人曾向一位伙伴说，吸食鸦片已非常广泛，禁烟就像禁茶那样困难。他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此后当林则徐开始禁止鸦片运动时，许多人都去接近他，要求他缓和一下钦差大臣的激烈态度。[80]但邓及时地、忠实地执行了道光皇帝的旨意。1839年1月，345名犯法者被逮捕。但并没有真正打算惩罚那些瘾君子们。[81]张歆保正确地指出，在林则徐指挥下，各种措施突然变得严厉起来云云是夸大其词的。[82]但张没有强调指出：打击并未从商人转向吸食者。而从禁售鸦片转变为禁吸食，却是黄爵滋那个著名奏折的核心。禁吸食，在禁烟三十九条章程中被赋予了法律的形式。章程规定，在法律公布（1839年6月15日公布）18个月后，任何吸烟者都将被处以绞刑。[83]由于受有这些权力，林大臣在广东对瘾君子发起了扫荡。
除了严惩那些鸦片贩运者和商人，并且在广州城外建立了一所让吸烟成瘾的人得到治疗的疗养院以外，林则徐还建立了一整套细密、复杂的管理制度：一、凡留宿临时过往广州者的旅店店主或人家，都要有留宿登记册，每五天交给官府检查人员。二、在官员、士兵、衙门办事员中，建立五人互保小组。三、对城内的吸食、兜售鸦片者，处以重刑。对告密者，给予重赏。四、为对付乡村地区的吸食者，建立保甲制度。[84]
最后一条是最重要的。1839年3月，林曾公开宣布，旧保甲之所以没有起作用，是因为其保证人不可靠。林则徐为寻找可靠的阶层，不顾乡村统治的一条主要教训，决定把绅士包括在他的新的管理网中。[85]他对皇帝解释说：
臣等伏思吸食者虽善于讳匿，囤贩者虽巧于收藏，而鬼蜮情形，断难掩其乡邻耳目。因复通饬各属逐乡选举公正绅士，议立族党正副，挨次编查保甲，使之保良攻匪，有犯即擒。[86]
从理论上讲，每一个地区都有户口编查。当地的绅士选择德高望重的人或族长，作为他们的代表。乡村建立五家互保小组，每家都要挂上门牌，由这些代表检查门牌。
这个政策带来两个严重后果。首先是混乱与恐慌。许多吸烟者都被斩首，还有一些被送进监狱或林则徐建立的疗养院。一些人不许士兵搜查他们的住所，还有的人在街上设置路障。[87]如郭士立追述的那样：“监狱中挤满了遭难者，大部分是无辜的，许多人死去。告密的人发了财。为了攫取有钱人的财产而有意地把他们卷入犯罪。所有合法的贸易都中断了。而且，说来奇怪，当恐慌过后，鸦片的进口反而急剧增加。”[88]
其次，这使得钦差大臣本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绅士的力量。林则徐在广州长寿寺开设了一个鸦片收缴与情报机关。绅士们也在城内大佛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监视机构。[89]在郊区，林则徐接受邓廷桢的建议，给予香山县名流——黄琮以组织乡勇的权力，并根据他本人的命令，得以逮捕并处死“汉奸”及鸦片贩子。[90]此外，乡村的保甲也被地方上的头面人物改变为军事组织。[91]
这样，钦差大臣激烈的禁烟措施，导致了某些预想不到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绅士控制保甲和初生的团练得到了官府准许。相随而来的是，绅士在鸦片战争中参与了军事活动。这二者使得地方政府与地方显贵间关键性的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变得对后者有利了。
在鸦片战争中，广东有三种不同层次的乡勇。最高一级是“勇”，他们受到紧密的控制，是由正规军官指挥的。第二级是由绅士创办的。他们或是在官方的严格控制下，或是同广州有密切的联系。第三级是真正的团练，他们通常得到了省级官员的批准，但其活动却独立于官僚的控制。所以，这是一个依次下降的顺序，从官方的到个人的，从中央的到地方的，从正规的到非正规的。
“勇”只不过是雇佣兵。1840年6月，广州府在商馆前面设立了一个招募新兵的机构。数以百计的壮士排队应募，试着举起100斤重的东西。如果成功了，他们就被编入广州协台的队伍中，附属于一支正规军，每月6元饷银。[92]有时，一个本地人如果有过什么军事经历，包括做过土匪、海盗等，就会得到一种虚衔，并得到一笔钱去招雇船和人。[93]
接下来是中间一级的。在这一级，绅士是省衙门的代理人。有些人，像杨永衍，就是“幕友”（私人秘书）。[94]还有一些人，地位高一些，他们可以沟通省里与县里绅士间的关系，比如孔继动，就是南海县罗格围的一个著名学者。他1818年中举后，做过书院教谕，1833年中进士，接着被任命为在北京的国史编修馆副修纂。鸦片战争爆发时，他已退休，但他同意作广东巡抚和两广总督非正式的军事顾问。由于他在地方上的声望和他同整个广州府的许多重要绅士有密切关系，他能够帮助林则徐、怡良、祁<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3/1-2006031I423U8.jpg" />安排地方防务。[95]
凡是这些中介人所接触的绅士，往往为省里提供防卫经费。这些钱是否由家族或地方组织联合捐献，很难确定，但数目常常是可观的。南海县恩洲蔡文纲捐出的钱足以维持几个炮台的给养。[96]东莞县著名绅士陈北垣捐献了七万多两银子以供地方海防之需。[97]可以设想，这些爱国行为得到了官衔的奖励，虽然材料上并无记载。
还有一些绅士，他们训练了自己的乡勇，可是当他们被委以一个地方炮台或炮位的指挥权时，却发现自己被并入了官府的系统。[98]
在中间水平以下的、更为私人化的是真正的团练。尽管在战前很久他们已可能作为一种骨干组织而存在[99]，但是直至禁烟运动，他们才得到官府的承认。当时，一部分绅士被委登记本地人口以保卫地方、反对“汉奸”[100]。1841年3月，当大批人民逃离受威胁的城市、拥向乡村地区时，地方官员要求更多的绅士协助维持秩序，注意情况。[101]实际上，有许多地方绅士在没有得到广州认可时就组织了“团练”。对于绅士们和不在位的官员们来说，这样的活动满足了行动的要求；面对当局的无能，他们认为那样的行动是必须的。例如，林则徐被解职以后很久，仍住在广州附近，自己出资训练800名志愿者。[102]即使不是为了保卫国家，也有必要防止匪徒抢劫。顺德县的潘楷、番禺县的谢泽森、香山县的吴思树，都组织了这样的团练。[103]
乡勇运动，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在1841年5月保卫广州城时期具体化了。按照夏燮的说法，所有用于防卫城市的乡勇均来自南海、番禺、香山或新安县。[104]至少，从理论上讲，乡勇是以“户抽丁”（按户征集）的制度为基础的。每户三丁抽一。一百个应征者组成一个传统的甲，八甲组成一总，八总为一社，八社为一大总。实际上，某一地区大总的规模可能只有另一地区大总的1/4。这是因为，户抽丁的制度只是后来的一种附加物，而地方团练却已先存在了；那时，所有的志愿者必须在短短的十天之内集合起来并赶到广州。[105]
在保卫城市中起作用的只有新安的乡勇。5月24日，他们配合八旗兵袭击了一些英国船只。其余的乡勇，尤其是那些来自番禺、南海县的乡勇，在5月22日归官员们指挥，但就在那天晚上，他们却散乱为一群暴民，脱离了控制。他们的存在，从军事上讲是无关紧要的。这一“运动”的重要性在于：清朝官员动员了乡村来反对英国侵略者，把数以万计的男子聚集起来，使他们充满了愤怒之情。一旦签订休战协议，这些从未有机会真正一战的乡勇们，激动而愤怒，正寻求着任何一种狂暴煽动。[106]
1841年5月25日，三元里地区的十三名读书人在牛栏岗村——即后来英军被伏击的地方——开会，筹划在这一地区把团练组织起来。他们歃血盟誓，选出三名领袖，然后分头去各村动员。
三人中最著名并曾要求地方当局承认这次会议的是何玉成。他是举人，当地有名的文人。他前往南海县的东北部，负责那里以及与番禺县交界地区的团练活动。[107]
第二个是王绍光。他是候补县丞，可能是由于鸦片战争中的军功而获六品顶戴。他负责组织番禺县六个客家村子。[108]
最后是梁廷栋。他是三元里以西恩洲的一位有影响的头面人物。他把他的地区的十二个“社学”联合成为一个防卫指挥系统。[109]
在这三名主要领袖之下，还有其他一些组织者，他们在三元里事件中指挥各自的部下。如陈棠、潘世荣、梁彩煐及钱江——关于钱江，我们在后面还会见到这个名字。
他们的团练同官方文件中的“户抽丁”制度不同。它的组织不以“总”或“社”，而以“旗”为单位，通常写有“义民”和某一村庄的名字。后者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一支团练就代表着某一个人自己的村庄。乡勇们喜欢在本村的旗帜下，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单位的旗帜下前进或后退。还有一面号令全体的旗，一面黑旗，它是从三元里的佛庙中拿来的，是用以祛除邪魔的。[110]但是这些乡勇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他们是特别的、地区的乡村单位的集合体。
如果每一支乡勇都代表着这种个别的忠义，那么，他们如何一起行动呢？一些核心村庄怎么得到优先的地位呢？这种“自发的”群众运动又如何组织起来呢？
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是绅士起了这种组合作用。只有在那种水平的活动中，农村才能超越于一个一个的乡村而在整个地区中组织起大规模的机构。通常，一名绅士在一个乡镇周围组织起一支有号召力的团练。如林福祥[111]，他在石井领导着“水勇”。他集合起他的人马后，就说服邻村的长老们把他们的旗隶属于他的帡幪之下。当时，人们捐出许多铜锣，一旦某村出现紧急情况，只要鸣锣，别的村就会赶来支援。[112]这样就从一个主要的团练扩展到其余那些组织较松散的“旗”。但是，绅士的领导而非农民的自发性才是基本的因素。
广东历史研究会的研究认为，当地大多数秘密会社参加了三元里事件。这同绅士的领导权是不矛盾的，也不改变运动的性质。研究还认为，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成分也参加了这一事件。
当最初胜利的消息传到广州城里时，一部分丝织工人放下织机，一齐前往三元里。这些工匠——人称“机房仔”，他们在广州的工场总是同一个寺院联在一起的。他们在乾隆时代特别出名，那时他们是一个活跃的团体，练习打拳、斗剑等，还组成了一种吹打团，参加民间节庆。简言之，他们同现代台北的一种组织完全相同：在“拜拜”这种地区宗教节日表演打拳对剑的团体，当地称作福乐社。尽管他们的组织与秘密会社相似，但地方当局却认为他们是“正派的”，而非“邪派”[113]。关于这些“机房仔”，重要的不是他们的“无产阶级”本质，而是大多数人都来自恩洲，梁廷栋就在那里组织了“十二社学”。
结论是免不了的。起义既非纯粹自发，也非农民领导；它是一长串团练组织中的另一类，依赖于绅士们谨慎而得到准许的领导。
一百零三乡最终集中于三元里的旗帜之下了。零散的暴行能够驱使25000名农民武装起来吗？三元里事件是否像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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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