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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间的汉奸</h2>
更富有的阶层醉心于贸易。商业是永恒的话题，是最重要的追求，是最令人高兴的事情，是他们全部希望的唯一目标。
郭士立：《论中国的商业》[114]
珠江地区，曾是热带动物及勇猛的傣族部落居住的地方。当时，它是南越的一部分，是包括广东、广西、安南在内的一个无定形的未开化区。秦始皇在公元前三世纪“平定”了这一地区。在那些以抢劫为生的南方部落中，广州，当时称为南海郡，是唯一的中国文化的前哨。后来，秦将军赵佗建立了独立的南越，修建了广州最初的城墙和宫殿。汉朝又占领了这片地区，重建了中央统治，并把广州做为他们控制整个东南的堡垒。但是，随着中国进入汉末到隋初的黑暗时期（220—589），广州就不再置于中央帝国的控制之下了。
7世纪早期，南越再次被征服。在强大的唐朝统治下（618—906），广州开始发生变化。渐渐地，那些怀有敌意的野蛮部落，接受了汉族的姓氏、服饰及习惯。北方的移民开始在河谷地带垦殖。被谪的儒家官员在这里的乡间衙门中度过放逐生活。近代化的广东的雏形缓慢地出现。[115]
广州也一起发展着。随着它的行政地位日益重要，它作为一个主要贸易中心的作用也逐渐发展。因为，尽管广州同中原之间横亘着一连串的高山，但它却是通往东南亚的路口。唐朝又开通了梅岭，修建了道路，于是广州的贸易突飞猛进了。但是，灾难降临。公元758年，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攻击、蹂躏了这座城市。一百多年后，广州刚刚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著名的造反者黄巢，又要求唐朝政府把南越的统治权交给他；当长安拒绝将这一诱人的好差使交到他贪婪的手中时，黄巢让他的部下抢掠、焚烧了这座城市。有12万外国人被杀，广州几乎被毁灭。[116]
如果广州仅仅是一个军事重镇或行政中心，那么，在任何一次这样大的灾难之后，它是可能不会被重建的。但直到8世纪，它是以拥有20万众多的人口而自豪的，其中包括中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锡兰人、印度尼西亚人、波斯人。所有这些人都忙于把外国的宝石、木材、药品、香料等供应唐朝对舶来品的需要，以换取中国的丝绸、奴婢及瓷器。[117]这种繁荣的贸易以及从中所获得的税收，足以使地方官有勇气去复兴广州城。广州漫长的历史中一个经常的问题就是官僚勒索商业的办法。像中国其他国际港口城市一样，广州也是中央与地方官员激烈争夺的地方。最终，税金落入了地方官员的手中。直到清朝（1644—1911），贸易制度仍没有中央集权化。清朝以后，仪式化的“进贡制度”不仅是用来得到国家的收入，也为了控制那些会搅乱孔教国家的因素。[118]
最初的挑战者是商人。他们是在宋代（960—1126）以后进入这一地区的。“挑战者”一词可能过于欧化，以致引起误解。其实，商人与官员之间很快就发展了一种对两者都有利的联系。[119]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存在大规模的贸易，儒教国家总要使它得到控制。在广州，设立了公行。对于它的12名左右的成员说来，公行保证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对海关监督，即皇帝的商业监督者说来，公行是税收的保证，它把商人集结为可以管理的温顺的人质；而对国家说来，公行则是控制另一类挑战者——西方人的工具。
这里并没有含糊，“挑战者”是一个恰当的词。13世纪以前，广州的历史是汉族向南缓慢扩张的历史。到17世纪则发生了变化。外部世界开始侵害中国。而在广州，西方重商主义者遇到的是中国的垄断力量。
乍看起来，欧洲的商业公司与中国的公行很相似。二者都具有垄断权，最初都是为了满足国库的需要。但是，二者之间至少有三点主要的不同。
首先，欧洲的商业包括一个完整的财政三角：王室、公司和国家银行。中国的制度则只有两种成分：国家与公行，没有银行的贷款，所以，广州的商业是不稳定的。
第二，公行以某种方式向中国官方担保外国人，这在欧洲是几乎没有的。1736年以后，他们不情愿地充当了保证商的角色，这也是加于中国商业之上的地方管理制度的一部分。这样，不论公行与东印度公司如何共同努力发展贸易，总是受到海关监督的限制。八世纪时，唐朝的封主们如此地压榨广州的商业，以致迫使它转移到河内。这种压力在18世纪依然存在。有几次，英国人试图到别处做生意，但是厦门或舟山的地方市场很快就饱和了；而且，当地的官吏也同样贪婪。公司只好回到广州。但总是面对着同样的暗中勒索、抽取小费、任意征税和“赏金”[120]。
第三点不同虽然不很明显，但无疑是存在的。欧洲的商业公司致力于扩展商业，而公行商人却力图垄断现有市场的份额，以使这种限制在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无论他们怎么努力，贸易还是发展着，在整个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双方都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公行中最大的富商浩官（伍崇曜），1834年时，私人财产达2600万银元（等于5200万美元）。他要河南的住宅豪华如宫殿，有500名仆人。他的拥有一万棵松树的漂亮花园（万松园），闻名全国。[121]还有其他成功的商人：成帮的宁波商人；数以百计的山西票商，他们住在城市里经营同西北地区的庞大的棉花生意，出借银钱。还有4000名福、潮沙船商人[122]，他们的船只来往于东南亚水域，控制着广州的大部分流动资金，充当与内地贸易的掮客。[123]
但是，广州的商人虽然富有，却始终没有获得荣誉和权力。日后来自条约口岸的外国人，使得很多儒者鄙视商业。事情虽不是这么简单，但是对广州的商业利益确实存在一种真正的官方的敌意。商人们带给国库的收入也许是重要的，他们的住宅宽敞，他们的地方影响很大，但他们不过是商人而已。
广州城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它不是汉撒镇，甚至也不是一个政治上的整体，因为它在行政上被划为番禺、南海两县。[124]它是省城而不是商城。商业区坐落在城墙之外，几乎是一块非法的延伸地区。在欧洲，这样的商人可能发展成为真正的资本家。例如法兰德斯的商人，起初也只是商贩，属社会的下层。[125]但是，中国社会是官僚的、国家集权的社会，收租或垄断资本主义是发财的唯一可靠道路。因此，广州的商人没有成为一个向统治贵族挑战的、独立而强大的阶级，而是成了与国家及其官员共生的阶层。所谓有地位就是花钱买官，或是像那些有功名的绅士那样花钱享受，而这两种行为都消耗了资本。这样，中国的商人总是卑躬屈膝于社会荣誉的象征——绅士。[126]
奇怪的是，这种对绅士方式生活的竞争却招来了轻蔑和羞辱。因为一个县里的地主妒忌在河南的大实力派。他甚至可能会感受到那些以绅士方式生活的商人用以买官的财富的威胁。大多数保守的社会都认为商业是不光彩的行业[127]，而在中国，儒家的教义更强化了这种看法。不过，这并没有以猛烈抨击的形式表现出来。广州的地方上流人士对这个城市及其商业，似乎存在着一种持久的怨恨，发展着一种反城市主义，证明着广州自己的不道德、衰落以至社会的无信无义。
必须记住这种城乡间的区别，因为它可以说明很多当时看来使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例如，1841年三元里事件的爆发，英国人对事变之突然感到十分震惊。义律本来相信，他与广州人共同的利益可以导致一个暂时协定，这样，即使“北方”仍在打仗，贸易仍可继续。三月休战以后，余保纯告诉义律，钦差大臣将会在皇帝命令重新开战时通知他，以便双方能在一起安排一场远离城市的象征性的战斗。[128]义律认为，这说明地方当局仅仅是在走过场，广州人与英国人的共同利益才是真正的目的，这就可能签订一项协议。
确实有各种证据表明，这座大城市的如此依赖于对外贸易的人民，已被朝廷所迫，走到了战争的边缘。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置于控制城市的地位时，很显然当地政府对以下两种情况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排除百姓内心的不满（尽管不是公开的反抗），或者直接明确地不理睬皇帝的意愿。目前的调解实际是广州省当局独自的决定。它不可能被干扰而不引起直接的后果，而在对清帝国如此关键的时刻，很难想象这里的高级官员们或是朝廷自己会敢于招惹这些后果。广州城及其商业以及整个广东省……将在英国的保护下繁荣起来。人民十分清楚，一旦我们的保护撤销……他们将成为他们政府的新的压迫的对象。[129]
义律所没有理解的是：“形式”比“实际”利益重要得多。因为中国人政治上的反感就始于英国人不肯按正规形式行朝贡礼。这些礼仪细节对义律说来似乎无关重要，他最初愿意使用那些上下级间交往的现有形式，以便使他新的外交任务的内容为中国人所了解[130]。对他说来，重要的是城市平民的感情。他们无疑希望和平和贸易。即使他进攻广州，也不会使良好愿望的源泉干竭。
我目前的目标是：瓦解那些从别省调集到广州的大批部队；在我们再次北上之前，摧毁近几个月来（中国人）强大的进攻准备；罢免钦差大臣，以驯服和削弱其政府的精神士气；还要（清）帝国国库缴纳重金以满足女王陛下政府的正当要求。[131]
但是，义律并没有建议伤害“我们面前这座富有、广阔的城市及其众多温顺的人民”[132]，因此，他决定接受赎金。卧乌古将军很生气，他认为一个领导者怎么能“像羽毛一样飘忽不定”，把“眼前的商业”看得比“国家荣誉”还重要。[133]义律对此置之不理。他认为容忍是高贵的表现，“我相信，使这座伟大而富裕的城市免于破坏，或是免受任何灾祸的行为，是军事史上最值得纪念的纪律严明、高度容忍的典范之一”[134]。
义律上尉关于这种共同利益的诚挚信念，也使他深信英国应当直接诉诸“人民”。布告被译成中文，在公共场所张贴。有一次，他甚至同中国地方官一直处理他的布告。[135]这些告示总是坚持说英国只同中国官府作战，而不是同中国人民作战。它们告诉广州人，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的真正保护者”，并要人们“想一想那些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军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136]。不幸，这些“伪”告示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本来，义律预料由于如此侵犯中国当局会引起官员们的愤慨[137]，但未料到地方绅士们也被激怒了。蛮夷闯到他们家门口了。张贴告示，本来是绅士对农民施加影响的传统作法，绅士们控制了广州的乡村。这是英国人根本的错误估计。他们没有看到分裂是在城市、乡村之间，而不是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再三地诉诸城市居民将使农村武装起来，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农村人愈来愈怀疑城市人已同敌人串通一气了。[138]
毫无疑问，广州市民与英国人中间存在某种共同利益。义律甚至听说公行已正式禀明林则徐，请求不要开战，以免影响本省的贸易。[139]不论这事的真伪，林本人确信，行商们为了商业利益而出卖了国家[140]。这使公行在财政上处于比平常不利的地位。即使在和平时期，守法商人也逃脱不了每一个可能被“敲榨”的机会。[141]从1773年到1832年，他们对政府交纳的有记载的捐献达400万两白银，但人们估计仅伍家一家实际上就缴了1000万两。[142]在鸦片战争期间，他们要显示忠诚，更增加了捐输。在皇帝谕令怡良从公行榨取建立新水师的资金后，一家行商捐献了一艘利物浦法克特建造的设备齐全的现代化炮艇。[143]可是，不论捐献多么慷慨，也只是今后要更多捐献的前奏。商人阶级以及一大批我们称之为“买办”的那些人，仍旧被猜疑。在广州的满族统治者确信，成千上万的汉人，是潜在的——即使尚未成为事实——外国人的合作者。“除业为汉奸者更无庸议外，其余亦华夷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洽”[144]。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澳门、香港为英国人工作，更多的人供给食品。同敌人打交道简直差一点就被认为“不爱国”。林钦差尽其所能加强贸易抵制和劳工抵制，在商馆周围建立保甲，只许渔船带一天的食物，组织专门乡勇以收录那些可能投向英国的人。[145]官员们和“正直”的绅士对中英亲善表示厌恶、担忧。顺天府尹甚至建议所有本国船只只准在内河航行。[146]但在1841年3月的恐慌以前，公众一直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
由于虎门炮台轻易可笑地又一次陷落，由于“复仇神”号威胁着郊区，由于人们逃离城市和恐怖情绪蔓延，于是开始寻找一个替罪羊。就在这时，绅士们所表示的、农民心中暗藏的那种反对城市、反对洋人的情绪开始显现。突然间，到处是向蛮夷打开中国大门的“汉奸”。
“汉奸”一词，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被用得很紊乱。例如，嘉庆皇帝就曾称呼那些充当暹罗人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147]。至少到1823年，偷卖鸦片者也被称作汉奸。[148]甚至仅同洋人在商业或外交上有来往的人也会受到这样的谴责。最大的叛逆是给蛮夷教中文或替他们写文件来“出卖”中国文化的人。[149]1759年，替洪任翻译禀文的人就被作为一名“汉奸”处死。以后很久，在律劳卑事件中[150]，英国人不顾所有的先例，在商馆外张贴了一张中文布告，又有类似的非难。那时，梁阿发[151]向等待参加乡试的士子散发宗教小册子，当局即指责他为英国人写布告，是“汉奸”。为此，他被警察从广州追至澳门，以后逃往新加坡。[152]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懂得中文的外国人也必须小心谨慎，在路上不要停下来细读一张中文招贴，否则，他的买办就会因为教给他中文而受到惩罚。[153]
当鸦片战争爆发时，“汉奸”一词的意义更加混乱，连在广州的所有商业机构都属“汉奸”之列。1839年12月，林则徐宣布禁止同英国通商后，经常斥责那些继续从事贸易的商人，把他们叫做奸商。[154]事实上，他在1840年春季的奏折表明，他认为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无数的同英国人来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等。因此，林钦差个人除了藐视广州商人之外，没有别的行动。他一到广州，第一件事就是处死了一两名公行成员以儆戒整个公行。[155]伍崇曜[156]当时要求谒见钦差，于是在粤秀书院安排了一次会见。伍被引进后，立即逢迎地向林提出，他的全部家产可以为即将来临的冲突服务。林轻蔑地答道：“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是要你的头颅，如此而已。”接着，他命令监禁伍。据报道，这位商人在绝望之中向北京送了大批钱财，才得以获释。当然，他从未忘记过这位钦差大人的敌意。后来，到太平天国兴起时，林则徐署广西巡抚，似乎又要时来运转。伍采取了预防措施，捐钱镇压起义，向那些生病的官员送外国药。[157]
同英国人做生意，卖给他们食物，甚至为他们工作，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这种合作向叛国发展时，如当中国向导帮助英国船通过很难走的珠江水道时[158]，公众都加入了愤怒谴责的行列。官府一方，钦差大臣把罪名加在无处不在的“汉奸”头上，说他们破坏了他的水上防线，以转移对他本人的指责。民众一方，广州人民开始了一场疯狂的围捕。忽然间，乡勇们像忙于杀英国人一样，也忙于杀“汉奸”。仅在三元里一地，就有1200余名不幸的牺牲者被杀害。抢掠的旗兵胡乱指责农民叛国，以此作为恣意抢掠的借口。[159]
需要一个替罪羊，这是可以理解的。必须把对手说成是模糊不清又无处不在的“汉奸”。英国人离得太远，作用不大。积累起来的失望、恐惧，可以在更近一些的靶子上得到发泄。对绅士们说来，也许这是个更明智的对策。对儒学者说来，失败必须从道德上寻找原因。于是，一些人长时间与蛮夷混居，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堕落。不可解释的紧张状态常常使其牺牲者在各社会阶层中寻找叛徒。例如1919年到1920年美国红色恐怖中的土著保护主义，以加强外部生活秩序清除社会中的外国人因素的办法，来防止一场内部骚乱。[160]
对广东人说来，“汉奸”一词凝聚了所有以上描述的反对城市、反对商人、反对洋人的感情。乡村绅士的纯正和忠义行为将有农民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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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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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他们</h2>
我等兆民，岂忍坐视？所以隐忍未发者，盖由仓卒之际，众志未联，迨后集众公盟，又阻官帅之和议，故暂居退自保，未敢擅行。……倘敢执迷不悟，故辙仍循，即修我干戈，整我义兵，壮夫尽力，壮士尽谋，举手则江河可平，埋伏则鬼神莫测，务必扫除净尽，使尔等片帆不返。
绅士布告1841年5月28日[161]
1841年5月，当英国人进攻广州时，清军的防线一下子就崩溃了。守城部队懒散地呆在这座城市中时，惊慌四起。[162]当局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谁来保卫这座城市？紧张状态不断增长，直到发生一件不幸的意外事件，突然引起了大众的惊慌。又惊又怕的奕山，从水边的小艇中爬出来上岸时，一群苦力正在大佛庙前的一个街头摊子上吃饭，看见奕山，就放下碗，跑到奕山的随从前面，挡住奕山的去路。他们要知道钦差大臣打算怎么办来拯救他们。奕山对这些庶民的冒犯行为十分震怒，他毫不迟疑地命令他的手下抓住几个讲话的苦力，就地正法。聚集在市场上的人群看到苦力的头颅滚入河中，由于恐惧、惊惑而四下逃散。城市陷入了混乱。许多人随着逃兵跑出了城门，另一些则去抢商馆。乡勇和八旗军之间也发生了战斗。[163]一名中国官员报告说：无数的人涌到大街上，根本无秩序可言。到处是嘈杂、喧闹之声，到处可见抢劫、杀人。许多士兵抢了东西之后逃跑了，却谎称是在追击敌人时迷了路。[164]
城里的许多市民都哀求官员们谋求和平。梁廷枬写道：“军帅伏处一隅，半筹莫展。百姓汹汹，谓兵不足恃，城必破，夷入必遭焚掠也。则扶老携幼，哭诣怡良，请权宜为目前计。”[165]
克尽职责的在城外的绅士对城内的景象感到厌恶。一些人提出派乡勇进城，但当局怕引起更多的骚乱与抢劫，拒绝了这一建议。这样，就没有别的依靠了。谁知道一旦英国军队从高地进攻广州会出现什么情况？绝望中，签订了赎城的协议。
虽然地方上承认了这笔主要由公行提供的赎金，它仍是一种非正式的、未得中央认可的措施[166]，“贿赂”之事并没有告诉朝廷。相反，还编出了地方如何英勇顽强的“故事”来掩饰失败。北京确信，继续敌对，只会给那些地痞们以抢劫、焚烧城市的机会，就像他们已抢过商馆一样。[167]皇帝所关心的是，夷鬼并未获胜。如果英国要使北京屈服，就要把战事引向北方。
在地方上，还存在着另一种说法。一方面，英国人已撤走，时间一长，农民们就编出乡村自保和民间英雄主义的故事和传说。另一方面，所有的人都记得，是那些高级官员——多数为满人——卑怯地同意了赎城。这样，一个新的传说产生了：广州人确实打败了英国人，但还没有来得及剿灭他们，就被自己的“叛徒”长官出卖了，后者是同城里的商人们串通好的。这种信念也许是日后仇外运动的最重要的简单动机。它也决定了帝国的命运，因为任何一个官员，以后只要对夷人采取温和的政策，就会被指责为通敌、不忠等等。
后来不久，当余保纯去付部分赎城费时，他不得不化装，秘密会见义律。他十分担心，如果他被人发现来交这笔钱，那就会有一场难以控制的民众暴乱。在人民的眼中，余保纯及其他官员已经是卖国贼了。[168]农民们带着对统治者的嘲笑和轻蔑，唱着：
一声炮响，义律埋城。
三元里被困，四方炮台打烂。
伍子垣顶上，六百万讲和。
七七礼拜。[169]
八千斤未烧[170]，
九九打吓，十足输晒。[171]
鸦片战争以前，传统的进贡观念一直把蛮夷严格地置于一个与他们身份相当的地位上。日月围绕着这个孔学世界旋转，那些受仁慈的皇帝恩泽的远方夷人被规定了有限的活动范围。中央集权主义是自满自足、无忧无虑的自然结果。但是，对蛮夷又并不总是像对野兽那样感到放心，因为他们是叵测的、危险的。[172]这种可怕的偏见被固定化了。与蛮夷通商使官员们不安，但把他们的活动限制在商馆地区，又可以放心不少。同样，老百姓也怕蛮夷的不可测度，可是把这些大鼻子欧洲人的行为方式加以精神上的限制，也缓和了他们的担心。
翻开19世纪早期中国关于外国事务的文件记录，最令人吃惊的事情之一，就是完全没有注意外国使节的个人特点。当然，“公文”总是把特殊的东西一般化。可是，对19世纪40年代的中国政治家来说，义律、文翰或德庇时这些英国人，很少有名字，通常都只称为“夷首”。所有的外国人都是一样——被简单化的形象，千篇一律的面孔，没有个性。除了整体的特征之外，什么也没有。
比如，他们认为所有的夷人都是图利的。[173]这种看法蒙蔽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如徐广缙、叶名琛等人根本不能理解巴麦尊的民族尊严的观念。既然贸易仍然继续，夷商的经济欲望都得到了满足，为什么还要争辩进广州城的事？
外国人又是不道德的、放荡的：即所谓“淫”。每年，粤海关监督总要照例告诫夷商，不得雇用年轻的男孩子或妓女去满足他们好色的本性。[174]外国妇女亦不准进入商馆地区。[175]1830年4月，几个英美妇女无前例的首次到达，几乎酿成全面停止通商的结果。[176]
1841年以后，对洋人的恐惧心理代替了原来的自大心理，这些文化形式又带有威胁的外观。“概念构成”，或者如勒费弗尔所称一个“划一观念”，产生了系列化的观点，其基础即是种族偏见。[177]系列化——它使人们能把印象归纳为各种单位——“吸收所有的在观念上和感情上同一气味的东西”[178]。在社会和群众情绪很紧张的时代，这些系列化会产生出广义的替罪羊，给一个紊乱的世界带来秩序。简言之，偏见，包括种族偏见，是能够从我们上面已经考察的那种观念形式中产生的。于是，突然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贪婪的，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奸诈的，所有的黑人都有犯罪倾向。
蛮夷都是图利的。从这个观点到对经济剥削的恐惧只有一小步。令人惊奇的是，在列宁主义产生以前很久，广州的人们就开始感到每一个外国人都在谋划抢夺中国的财富了。[179]
蛮夷都是淫荡的。由此发展到真正的性恐惧也只有一小步。性仇视总是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对被指控犯有强奸罪的南方黑人处以重罚，对其性放荡的可怕谣言，就是一证。再如，纽伦堡法令和令人恐怖的纳粹死亡营的“消毒实验”。还有，在台湾的“妓院区”，那些更富魅力的高级妓女一旦同美国兵发生了交往，中国顾客就不再理睬她们。我们已经看到，外国人强奸妇女的消息是怎样地激怒了三元里的农民。据对所有资料的考察，最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关于英国军队，通常是印度士兵，调戏当地妇女的传闻（尤其是印度人黑色的皮肤使那些已有偏见的中国人震惊）。八年以后，在入城危机的高潮时刻，一位英国观察家认为，大众最多的指控仍是这类性的指责。[180]在此后风行华中十二年的反基督教宣传，总是证明外国宗教是淫邪的，指责鬼子的传教士使用魔法诱惑中国妇女，使她们的丈夫无法得到性的满足。[181]简言之，在中国，早期的排外与性的歇斯底里是一致的。这同最基本的民族感情之一——即出身始原的意识有关。这种始原造成了我与他的不同，我们与他们的不同。
广东人排斥外国人的运动，不是孔学的朝贡观念上和文化上的“我们”与“他们”的区别。1841年后，温和的文化形式变成了种族的观念。不过这种观念还不是全国性的。广东人的“我们”，是同广东联系在一起的。中心就是这个省，甚至是广州城，讲“同样语言的人们”[182]。这是在本来意义上的排外：惧怕外来人，所有的外来人。1841年春，当湖南军队开进广州城时，当地的绅士们劝说当局不要让这些士兵离开城市，因为据说这些湖南人中有不少患有梅毒。当这些士兵趁夜晚溜出城后，到处传说着他们与广东妇女睡觉。于是，南海、番禺的乡勇决定袭击那些寻欢作乐的人。这些湖南人被抓住后，就被杀死，“尸体堆积”。逃跑了的在城门口又被追了回来，乡勇们大骂这些人是汉奸。[183]
这并非民族主义。事实上，在这样的社会的农民中，很难发现强烈的民族意识。其他各种忠贞对象太多了：村庄、亲族、土地甚至方言。中国人受害于德国人所谓的“全社会交往的不均衡分布”[184]。政治官僚机构把这个帝国集结在一起。但是一旦崩溃，国家就会分裂为较小的、相对地不连续的地区，这些地区可以被看作一个既是经济的也是语言的区域。广东省就是这样一个地区，而且有着强烈的忠于本省的情绪。当时一张反对外国人的告示上写着：“我粤东乃文物之邦，岂容社鼠，人才皆英勇之士，尽识黔驴。爱举义旗，誓除妖孳……逆贼自当潜身缩首，私逃回国，苟全性命。”[185]
其他省份的中国人常常强调广东人的特殊性。他们认为广东人特别好斗[186]，鄙视他们，把他们看作野蛮人。他们的习惯都是奇奇怪怪的。北方人认为广东人常吃一些可怕的东西，像刚出生的老鼠，生猴脑，煎蛇肉，或者咸牛奶。[187]广东人的相应反应是，对他们的始原表现出强烈的自豪。在20世纪的杂志上，常可以看到广东人写的文章，自称广东省是全中国最中国化的省份。其他的地区都遭到过蒙古人和满族人的践踏，只有广东保持了“纯洁”。广东话也是最接近古汉语的一种方言。家庭作为中国文化的基础，在广东也比别处更有生命力。[188]
像这样一种萦绕于始原和“纯洁”的情况，在一个伟大民族或一个文化综合体的边缘地区，是有代表性的。那些最直率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来自这些区域，似乎他们能更敏锐地感觉到同过去的历史有机地联系起来的必要性。例如，拿破仑来自科西嘉，希特勒来自奥地利，斯大林来自格鲁吉亚。再举一个更近的例子：阿尔及利亚北部的人们的自我意识甚至比巴黎人更有法国味。广东人中间的这种“始原”意识，甚至是残酷的土客战争的部分原因。无疑，广州城周围众多的操不同语言的集团，使他们从种族的角度区分“我们”、“他们”，但另一方面，同外国人的长期来往又使他们有另一种一体感。内部的一体只有当它面对另一个外部集团时，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189]所以，当广东人的政治一体的安全感被英国人打碎时，排外就是一种自然的反映。排外的省城对日后的民族主义也许是一重要的调节器。谈到“广东人”和“蛮夷”，就必须与“汉人”、“满人”相联系。孙中山的革命的兴中会起始于广州，这不是一种巧合。在三元里时代，这种排外只是原始的民族主义。它缺少那种普遍一致的要求，而这一点对于一种有活力的政治意识是必须的。更重要的是，它缺少革命的可能性。同大多数前工业化时期的这种运动一样，它是一种“正统主义的抵抗”，其中，传统的统治者仍然是文化的模范。[190]在官员们吓退了地方绅士的同时，三元里的暴乱就瓦解；这一事实说明，绅士们对于意识形态上的凝聚是如何的重要，对于任何比村民扔石子更高明一些的事情是如何的重要。没有革命的能力，没有更广泛的如“民族”、“汉族”等忠诚观念，农民是不会个别地激动起来的，除非是反对旧有观念中的“猪猡”或“强奸犯”。这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城市主义——即对特定的、具体的广州城的保卫；是它，把反洋人的运动集结了起来。
三元里事件是一个意识上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反对官府和激烈的反洋人主义的开始。长时期的“概念化”和个性的紧张，突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组织——民间团练。孤立的个人忽然发现他的烦恼与愤怒是“社会认可”的。[191]由于绅士的介入和鸦片战争的风暴，广州附近的农民变得政治化了，他们兴奋地认识到大众的力量。[192]一旦被动员起来，要把他们安定下来得费很大的周折。这就是未来的轮廓，在以后有风险的几十年中，它会决定中国的对外政策。一位三元里的领导者在战胜以后得意地问道：“又何尝见夷兵之可怕，又何尝见夷兵之利害？”[193]
[1]关于这些事件的可信的报告如此之多，以致几乎不必要列举它们。我所依据的部分材料如下：H.B.Morse（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冲突时期，1834—1860》，第10章，伦敦，1910;Edgar Holt: 《鸦片战争在中国》，第9—10章，伦敦，1964；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见《清华学报》，1931年10月6卷3期第1—26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2卷，台北，1963;W.H.Hall和W.D.Bernard: 《复仇神号在中国以及该国的新近战争史和香港殖民地的情况》（以下简称《复仇神号在中国》），伦敦，1855；外交部档案FO17/46，17/48: “1841，中国，义律上尉、约翰生、马礼逊的报告”，“1841，中国，3月25日—8月，全权公使的报告”；国防部档案WO1/461，“中国香港和印度，1841，军事”。
[2]Yen-yü Huang：《叶名琛总督和广州事件，1858—1861》，见《哈佛亚洲研究杂志》，6.1: 46页，n.3（1941年3月）。夏燮：《中西纪事》，台北，1962，卷6, 10上。梁廷坍《夷氛记闻》，1874，卷3。傅斯年图书馆收藏的这部名著的版本没有页码，所以我只能注明卷数（此书各种版本内容有异同，以下关于此书的注一般均为作者所用之版本——译者）。E.H.Parker: 《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上海，1888，第32—37页。史澄：《广州府志》，1879, 81卷，35下。《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0页。
[3]FO17/48，“义律—卧乌古”，快件21，附件1, 1841年5月13日。
[4] 《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31—32页。
[5]中国人有关奕山盲动妄进和英军进攻战略的论述，见《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32—33页；《中西纪事》，卷6, 10上。关于复仇神号，见《复仇神号在中国》，第89—190页。
[6]Henri Cordier：《广州的公行》，见《通报》，2.3: 284页，1902。《中西纪事》，卷6, 10下。FO17/46，“义律给阿伯丁的证书”，无发送编号，1841年5月25日。这次行动是官方同意的，见FO682/912，“道光二十一年4月7日奕山授权广州知府赎买广州城文件抄本”，原文是中文。
[7]Robert S.Rait: 《陆军元帅卧乌古子爵一世的军事生涯》（以下简称《卧乌古子爵》），威斯敏斯特，1903，1: 193页。
[8]据说广州城1908年时有590847名居民。据25年后的城市人口调查，数字已上升至1122583人。见《支那省别全志》，东京，1917；《广州指南》，1934，第15页。对广州人口的总论，见附录1。
[9]一个木匠挣7先令。小孩子挑拣茶叶，每天可得3便士。顺便提一下，半个地球以外的英国，铁路小工每天也只挣5先令。当时城里的非熟练工人数字已无法估计。100年以后，广州只有4万名劳动者，占男性居民的5%。见Edward Bing-shuey Lee：《近代广州》，上海，1936，第93页。《中国丛报》，4∶193页，1835年5月—1936年4月。C.R.Fay: 《十九世纪的劳动与生活》，剑桥，1947，第174页。《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63—366页。来新夏：《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见列岛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北京，1958，第114页。
[10]这个地区的生产者仿照欧洲人纺织，比中国其他地区更有效，成本更低。大多数纺织是个人从事的，他们将产品卖给商贩。尽管一旦纺好就把棉纱出售给大包买商，但较大规模的纺织企业却很少见。见FO17/30，“郭士立的报告”，快件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
[11]《近代广州》，第1、2章。G.Allgood: 《中国战争，1860：书、信和日记》，伦敦，1901，第23页。A.J.du Bosch: 《当代中国，根据最新的著作》，巴黎，1860，第204—214页。《广州指南》，第5页。黄佛颐：《广州城坊志》，卷1。B.C.Henry: 《岭南，或南中国的内部风光，包括对迄今无人前往的海南岛的勘查》，伦敦，1886，第59—60页。《支那省别全志》，1∶156页。FO17/30，“郭士立的报告”，快件4，附件1, 1839年1月10日。《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74—175页。关于珠江三角洲的最好的英文描述，见Gunther Barth：《苦力：美国华人历史1850—1870》，马萨诸塞，剑桥，1964，第1章。
[12]1819年，顺德、南海两县的桑园占地共15000英亩，有成千上万的人家从事农桑。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册，北京，1957，第431—432页。
[13]FO17/272，“威妥玛报告”，快件407，附件1, 1857年10月19日。
[14]《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6页。
[15]齐思和主编：《鸦片战争》，上海，1954，第4册，第21页。
[16]Authur Waley：《中国人看鸦片战争》，伦敦，1958，第109—110、186—196页。
[1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台北影印，1963，卷29, 23上、23下。
[18]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北京，1957，第734—736页。
[19]《鸦片战争》，第4册，第22、27页。林则徐：《林文忠公全集》，台北，1963，第1册，卷6, 1下。
[20]J.Elliot Bingham: 《英军在华作战记》，伦敦，1842，1: 231、232页。《卧乌古子爵》，1∶126页。D.Mcpherson: 《在华二年记：记中国远征军自1840年4月组成至1842年4月》，伦敦，1842，第148页。
[21]《广州府志》，卷81, 39上。
[22]FO17/40，“德庇时—巴麦尊”，1848年2月8日。
[23]《卧乌古子爵》，1∶155页。
[24] 《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4页。
[25]《夷氛记闻》，卷1。
[26]这段叙述依据下列材料：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广东人民在三元里的抗英斗争简史》（以下简称《三元里抗英简史》），载《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陈锡祺：《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广州，1956。《清代通史》，第2卷，第948—949页。《中西纪事》，卷6, 11下；卷13, 8上。《夷氛记闻》，卷3。铃木中正：《清末攘外运动的起源》，见《史学杂志》，62.10: 1—29页，1953年10月。《鸦片战争文学集》，第736—738页。《鸦片战争在中国》，第129—130页。《卧乌古子爵》，1∶180页。《英国在华作战记》，2∶242—323页。《复仇神号在中国》，第190页。《中国丛报》，5∶192—193页，1836年5月—12月。
[27]《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81页。
[28]郑梦玉：《续修南海县志》，1872，卷26, 6下。《鸦片战争文学集》，第735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9, 23下。
[29] 《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页。在一个流传广泛的传说中，观音帮助广东人打败了英国侵略者。见王端履：《重论文斋笔录》。
[30]《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35—36页。（此据《道光洋艘征抚记》原文——译者）
[31]这是英国人翻译的（今据英文回译——译者）。见FO17/32，快件37，附件2, 1839年8月。在这一告示发布之后不久，林则徐向地方官员发了一道命令。见《林文忠公全集》，卷6, 9上—9下。
[32]在英文方面对中国团练历史的更详尽的考察，见Philip Kuhn（孔飞力）杰出的专著《十九世纪中国的团练》（博士论文，哈佛大学，1963），我由此受益匪浅，十分感激。还有：铃木正：《明代家丁考》，载于《史观》，37: 23—40, 1952年。
[33]例如，在近代的第十九路军中，有4/5的人都来自广东。他们当中，10%来自北江地区，30%来自东江地区，60%来自这个省的西南角。见陈翰笙：《中国南端的土地问题》，上海，1936，第110页及附录，表31。
[34]即今中山县，位于珠江西岸的贫瘠的县，一直延伸到澳门。
[35]《广州府志》，卷81, 14上—14下。
[36]1809年，清政府曾禁鸦片输入广州。这一危机得到了解决，而且英国人后来还帮助镇压海盗，但大多数的方志中仍把海盗的兴起同外国危机联系起来。
[37]《广州府志》，卷81, 16下—17下。田明耀：《香山县志》，1879，卷14, 44上。陈伯陶：《东莞县志》，1919，卷38, 25上。
[38]保甲制度是十分古老的。它是一种精巧、严密的制度，把所有的农户都编入其中。十户组成一牌，十牌组成一甲，十甲组成一保。选一户为保长，保长对知县负责。按照规定，保甲应保证社会秩序不受任何个人或农户的破坏。通过这样一种复杂的连结体，每一个家庭都应为周围其他家庭的行为作保。在18世纪，保甲法一般已不再流行，其制度也趋于崩溃。
[39]《香山县志》卷20, 5下。
[40]《续修南海县志》，卷15, 8上。
[41]《续修南海县志》，卷15, 10上。
[42]《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95页。张歆保：《林大臣与鸦片战争》，马萨诸塞，剑桥，1964，第4章。
[43]FO17/46，“义律—巴麦尊”，快件46。《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12页。
[44]Barbara E.Ward: 《香港一渔村》，见《东方研究杂志》，1: 195、214页，1954。Ed-ward H.Schafer: 《朱红色的鸟，唐代南方的形象》，1967，第11章。
[45]自然，林则徐知道，在鸦片贩子的船上帮役或卖食物给英国人的，正是这些“疍户”，这样做就是以盗缉盗。
[46]《林文忠公全集》，卷1, 3下。
[47]负责同西方作生意的商人团体。参见第四章。
[48] 《广州府志》，卷81, 34下。《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13—16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1, 6上、6下。《林文忠公全集》，卷1, 3下。
[49]Charles Gutzlaff（郭士立）：《已故中国道光皇帝的生涯，北京宫廷回忆录》，伦敦，1852，第67页。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萧公权：《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西雅图，1960，第300页。Franz Michael：《太平叛乱时期中国的军事组织与力量构成》，见《太平洋历史评论》，18∶469—483页，1949年11月。
[50]《林文忠公全集》卷8, 1上、20下。Laai Vi-faai：《太平叛乱时期两广海盗的作用》，博士论文，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1950。《夷氛记闻》，卷3。
[51]《中国人看鸦片战争》，第51—52页。
[52]林则徐属于儒家今文学派。这一派接受《春秋》公羊传。
[53]宋龙渊：《道德经讲义》，台北影印本，无日期。
[54]关于这些计划的某些部分的详细论述，见《中国人看鸦片战争》，《林文忠公全集》，第1, 22下。
[55] 《夷氛记闻》，卷3。《中国关于鸦片战争的报告》，第22—23页。
[56] 《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6.3∶181—183页。
[57]《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3, 14上。
[58]《中西纪事》，卷6, 5上—5下。
[59]《清代通史》，第2卷，第948页。
[60]《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0, 9上。
[61]《三元里抗英简史》，见《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第279页。
[62]此处“绅士”一词的用法是最广义的。虽然它常用来指有功名的人，但事实上，绅士是由那些当地可能有官职也可能没有官职的人组成的一个声望显赫的集团。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自己的地位——经济上收租、放债，政治上代表本地各界，发挥官僚阶层后备军的作用。见Maurice Freedman：《中国东南地区的族系组织》，伦敦，1958，第53页。
[63]《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瞿同祖：《清代中国地方政府》，马萨诸塞，剑桥，1962。Franz Michael为Stanley Spector《李鸿章与淮军：对十九世纪中国地方主义的一项研究》一书所写序言，西雅图，1964。张仲礼：《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绅士作用之研究》，西雅图，1955，表33。
[64]这样的绅士文化是秩序、安定的象征。1841年，为使那些逃离广州的人们相信秩序已恢复正常所采了的措施之一，就是宣布为广东诸书院中就读生童举行特别考试。据说有一半的逃亡者返回。见《夷氛记闻》，卷3。
[65]关于这一问题的总论，见James T.K.Wu: 《太平叛乱对清代财政制度的影响》，载《太平洋历史评论》，19: 265—275, 1950年。
[66]《乡村中国：十九世纪帝国的控制》，第68页。
[67]David Edward Owen：《英国对中国及印度的鸦片政策》，纽黑文，1934，第53—61页。《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3章。徐颂周：《鸦片输入中国考》，见《中国近代史论丛》，台北，1958，第156—158页。H.H.Kane: 《美洲及中国的鸦片吸食问题：其普遍程度及对个人和民族的直接和长远影响之研究》，纽约，1882，第111—115页。
[68]蒋延黻：《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台北，1958，第1册，第24页。我的观点主要依据张歆保：《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4、5章的论述。
[69]《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4—25页。
[70]《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5—26页。
[71]《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7—28页（朱批是回译。——译者）。
[72] 《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7—28页（朱批是回译。——译者）。
[73]许在其早年的政治生涯中，曾作过广州越华书院山长、广东按察使。
[74]《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29—32页。P.C.Kuo: 《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上海，1935，第5章。《清代通史》第2卷，第913页。
[75] 《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第1册，第32—36页。《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第5章。《鸦生战争在中国》，第71页。《清代通史》，第2卷，第914页。
[76]《林大臣与鸦片战争》，第89页。
[77]《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第6章。
[78]《第一次中英之战与史料的批评研究》，第58页。这是Kuo的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