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魏斐德)_附录（1 / 2）_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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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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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压力[1]</h2>

广东省的人口调查数字经常与事实相去甚远，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它仍然可以表明，16世纪以后，广东省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经历了人口爆炸；那时，甜马铃薯和花生从欧洲传入，经常在不毛之地栽种。1787年时，广东的人口并不多，与山西省大致相同。到1812年，其人口密度超过了山西，但仍不如江苏、浙江。30年后，它的人口密度虽仍在江苏、浙江之下，但已远远超过山西，可与湖南相比。

人口压力问题中的关键因素就是人口与可耕地的比率。根据1812年土地数字的大致估计，全省大约有土地3200万亩，平均每人只有1.67亩（约1/4英亩），低于当时全国每人拥有土地2.19亩的平均数很多。可以设想，这种不平衡仍在继续并会有所发展。因为虽然开垦了三角洲部分土地，但不可能赶上人口的增长。这使得广东省成为全国土地最紧张的省份之一。以1812年的数字为例，广东省人均可耕地，低于除贵州、广西、甘肃、福建、安徽以外全国各省。还必须提到的是，这只是全省的平均数字。广州湾地区，尽管土地肥沃，但人口却比广东省其他地区稠密得多。

可以设想，移民会有助于减少一些人口。但是，1852年，省内可供移民的主要地区是潮州、嘉应，而这两处都是贫瘠的地区，当地许多农民是流动劳力。那时，每年只有三、四千广东人成为移民。19世纪晚期，每年有20万人外流，但返回者达9万人。尽管盆地的土地肥沃，又有大量人口外流，广州地区在本书所研究的年代中，一直经受着土地与粮食来源的压力。

<b>附表1　广东的人口1787—1850年</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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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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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与社学[2]</h2>

广州虽然远离朝廷的政治、社会骚动，但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都是一个活跃的知识中心。1817—1826年间两广总督阮元创立的全国闻名的学海堂，就是最好的象征。它是优异的学术与教育的同义语，由于它对经典的权威注释——1829年首次印刷的《皇清经解》而著名于世。学堂的山长，都是各个领域中一些最优秀的经学家和省里的学界泰斗，如林柏桐、马福安、张维屏、黄培芳、陈澧、梁廷枬等。

广州是全国学术声望最高的地区之一。在清代，广州府进士的数目在全国各府中列第五位。南海、番禺地区，在全国最出色的地区中名列第八，有清一代共有248人中进士。

广州具有这样卓越学术地位的原因之一，是在它的周围有一个精心经营的地方书院网。它们与全国各地的书院一样，都以朱熹的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为模本。从1506到1649年，即晚明时期，哲学上的激烈争论促使各地的学者们建立书院。但是，他为自由思想和哲学思考避难所的书院，在明朝后期暴虐和混乱的年代里开始衰落。

满族入主中原以后，他们首先禁止建立新书院，以防止地方学者中仍忠于明朝的人们结社“空谈”。但是在1657年，内阁大学士袁廓宇放松了禁令，亲自恢复了衡阳著名的石鼓书院。这一新政策旨在赢得那些仍忠于明朝的众多文人对清朝统治的支持。康熙皇帝继续了这一政策。但雍正继位后，政策又向回摆动了。为了使书院再次置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官方宣布，所有的书院都将变为半官方性质的“义学”。乾隆皇帝开始了另一个放松控制的时期。但是，尽管新恢复的书院得到了很多表面的自由，1744年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课程表中那种自由自在的哲学课，被一种合乎标准的、为学生参加八股文考试作准备的课程所代替。为了确保这一点，礼部规定各书院每月须考试一次。这样，尽管私人书院的数量有所增加，它们还是作为遵奉传统的预备学校而被纳入了官方的系统。冷漠、漫不经心，甚至腐败的现象渗入到地方书院的行政管理中。到1817年，它们已最终失去了几世纪来曾经享有的声誉。

以上是1826年阮元创办学海堂时的背景。他有意尝试着恢复过去的那种学术中心。他摈弃了那种为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的方式，坚持山长必须是胜任的学者。这就为广东其他地方树立了榜样。广州城周围建立了许多新的著名的书院，同时，已建立的各书院几乎立即就恢复了对经典的无拘束的研究。骤然间，书院山长一职开始享有巨大的社会和学术声望。明代时，书院领袖曾是极有影响的人物。1744年改革之后，山长因在选拔考生时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仍拥有很大的、间接的权力，但他们的学术影响却等于零。阮元改变了这种情况。学海堂与越华书院成了广东高级官员的智囊团。广州各书院那些学者—绅士们活动于相应的上层社会，同重要官员及富商都有来往。这样，他们的活动与那些下层的“社学”领导人的活动之间，就有了明显的差别。例如，高层人士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没有卷入这一时期的地方自卫，虽然他们与社学的乡绅之间存在着交往的渠道。就我目前能见到的材料，广州只有一所书院在早期建立了团练组织，这就是石岗书院。

这些学院之所以名为书院，是因为唐太宗时期所建的学院是藏书之所，这一点仍是后来所建书院的职能之一。乾隆皇帝曾把一些古典经书的刻本分配给各地书院，许多书院也设法搜求古书木版，以便他们能予重印。

在明代，一个学者可以通过三种途径进入仕途：进入书院，进入国学（国子监、太学），或是通过省级考试。虽然前二者相当于获得功名，但书院并没有真正的官方资格。后来，满族统治者为使知识界效忠，为他们开放更多的职位，确认只要进入书院，就获得了准官方的资格，使书院的学生更自动地升入仕途，这也就是在理论上把书院并入了行政系统。实际上，书院一词，包括了三类机构：学者们聚会之场所；供村中长老和未受教育的地方名人就读的学校；有足够的租金收入以供养一支小的教师队伍的宗祠。从规模上讲，从省一级兴办的大的学校直到州或县的书院都有。后者往往同“社学”或“义学”没有什么区别。在清代，不论什么情况下，任何书院在法律上都置于地方教育当局的监督之下，地方书院的学董也是县、府学的教谕。

书院的内部组织情况依其规模大小而定。入学者有各种各样的人。在满族统治时期，学生人数大大增加，因为新政府负担了学生的生活费用，每人每月大约一到二两银子。成绩优异者，生活费尚可增加。学生只限于在本地的书院就学，省级书院只能招收本省的学生，府学只能收本府的学生，以此类推。每年举行一次入学考试，同时还要调查申请人的道德品质。一旦被准入学，全天在学的学生就进入准官方人员的序列：或者是有名分的监生，或者是没有功名的童生。广东各书院的全天学生平均为23名。此外，尚有35名半天或走读生。学习年限通常是3年。每年年底和3年结业时都要考试。

在明代，书院的费用——印刷费、薪水、建造费等，均来自捐赠土地的田租。而在清朝，又有其它形式的私人捐助。虽然有国家支付廪膳的制度，18世纪以后，仍有越来越多的私人兴办书院。

在明代，只有生员才能进书院和国学读书。1375年，皇帝曾要求为那些无功名的人创办“社学”。15世纪，这类社学大量建立。在广东省，书院与社学的数目为1: 11。有些社学由于缺乏地方的支持而垮台，因为在晚明时期，人们普遍轻视社学而重视更有声望的书院。但是，仍有许多社学维持了下来，尤其是在南方。19世纪50年代，顺德县仍有31所始建于明朝的社学。

1725年，在清朝雍正帝进行思想大清洗的时期，官方恢复了社学制度，命令各县以“社学”或“义学”来代替那些有潜在颠覆性的书院。广东同其他各地一样，许多书院只不过简单地改个名字，称为“义学”。既然这些学校的课程在政治上是无害的，官府也就容忍了他们。自乾隆皇帝停止了对书院的压制以后，许多书院恢复了原来的名称。但是这些变化却在地方上引起了乡村书院与社学之间的长期混乱。二者的职能是相同的，主要的区别仅在于规模不同以及社学更适宜那些“山野子弟”就读。但是，当某一社学得到的捐赠增多，使它能招收更多的学生时，它也常常重新改称为“书院”。阮元恢复了旧的、享有声誉的书院制度，有助于消除这种混乱。同许多在地方一级活动的中国政治组织一样，书院、社学、义学在19世纪都消失或变得模糊了。在19世纪40和50年代，地方的绅士组织，与社学一词几乎是同义语。广东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社学与族学的一致。如果在某一特定地区居住的完全是某一族人，那么社学的费用就从这一族的学田中支付。于是，为了各种实用的目的，社学变成了族学。清代后期，中国其余地区的社学渐渐消失，而广东，由于宗族的强有力，社学一直很兴旺。

<b>附表2　清代广东名府书院、社学的分布</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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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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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危机”[3]</h2>

1847年6月4日　浩官将猪巷的三间店铺卖给英国人，后者想在那里建一所教堂，但是他们还需与此相连的另外三家店铺的地皮。英国领事马额峨要求耆英让那三家房主将房子售与英国人。

6月5日　英国商人买了那三家商店中的一家，但另外两家是属于当地一所庙宇的。

6月7日　河南的房主们了解到英国人只是想租用土地及房屋。

6月23日　一位中国地主同意将河南的货栈租给英国人，但不同意外国人在那里居住。

6月25日　河南石尾塘的3千居民警告打算把房子租给英国人的那一家，说这会给这一地区带来危险。同时向耆英请愿，要求他阻止这一交易。

7月6日　耆英告诉请愿者，朝廷1846年的上谕给予外国人做买卖的权利，所以，如果地主愿意将房子出租，他人无权阻止。

8月3日　地主希望提高租金以补偿这一附加的风险，英国商会遂正式放弃在河南获得一处货栈的打算。另一方面，猪巷的谈判顺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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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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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经济问题[4]</h2>

广州卖到中国其他地方的纺织品中，有一部分是家庭纺织的产品。这对于不富裕的农民家庭说来，是一项很不错的额外收入。随着英国机器纺织品进口量日益增加，一些这样的家庭失去了这项额外收入。1830年，这引起了广州周围两个县的骚乱。1834年，许多织工拒绝在他们的工场里进外国织品。更晚些时候，1853年，有报告说，因为洋布价格便宜，顺德县一半的妇女已放弃纺织。1870年，番禺县也有类似的报告。尽管许多历史学家都希望找到可靠的证据，以说明广东乡村的贫困是家庭工业衰落造成的，但是大多数论据依然只是洋布进口的统计数字，而这同家庭纺织业的衰落只有松散的关系。这件事明显地被过分强调为这一地区历史的一个重要经济因素。可以提出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家庭工业衰落的最明显的乡村地区，恰恰是反洋人最厉害的地区，这似乎表明农民是在合理地把他们的逆境归咎于洋布进口。

这一点又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广州的农民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市场？20世纪时，华南无疑存在着消费经济：广东、福建的农户的1/4用品是买来的。乡村自给自足经济的衰落，与商业性农作物的发展在时间上是一致的。由此产生了单一耕作的经济，这使得农民为国内甚至国际的市场价格波动所左右。早在道光朝，客家人就在广东的山地种植茶叶。对广东茶叶的评价虽一直不高，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伦敦市场上却越来越常见到它们，经常还被染上颜色，使与著名的绿茶相似。不过，根据可靠的材料，大规模地向商业性农作物的转变，是到更晚些时候，即1890—1910年间才发生的。

这并不是否认在那以前广州的乡村经济已经部分地商业化。至少到1890年时，标准的市镇已经衰落，这有利于佛山、广州等较大的城市市场。城市与农村正在联结起来。乡村农民开始同外界有了经济联系。如果允许没有准确材料的假设，那么可以推断某些这类现象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就部分地存在了。如果考虑到南海县对机器棉布明显的大量消费、广州的城市集中规模、较好的道路和便利的水路交通，我们可以说，农村与城市风貌在地理上的接近，是与经济上的交往一致的。这使农民部分地受到新的经济波动的影响，如1847年危机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气候或灌溉等“传统”变化的影响。这又必然会促进城乡接触。亲近的结果是敌意，城乡间接触的增加可能又意味着双方敌意的发展。这对19世纪四、五十年代间的反洋人运动的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然，这些都是推论的结果。地方志和当时的记载并未作过这样的分析。不过，根据一种间接的证据（广东各地书院的投资率），可以设想18世纪末，在广州最繁荣的时期，各类借贷资本有过巨大的发展。多余的商业收入投入了土地，这种现象自1795年以后是很少见的。1820—1850年间，大量的土地忽然成为可耕地，与此同时，地租却大量减少。这说明，无数的小农变成了佃农或是劳工。而银币的充裕与许多小商店的建立，显示了城市（或者说商业型）与乡村（或者说农业型）之间的鲜明对照。无疑，那段时间里，广州吸引了许多一无所有的破产农民——男人、女人，他们构成了城市里的乞丐、小偷等城市游民。

<b>附表3　书院、社学的资金构成情况</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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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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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军需收支（1854—1857年）[5]</h2>

收入的“非常规”来源和地方来源

顺德捐献：

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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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火

粮食与供应品

运输

注：收入中，常规收入占23%，非常规收入占40%，厘金占37%。在非常规的和来自地方的收入中，顺德县负担了近35%。也就是说，这个县单独提供和被课以广东省战争和叛乱费用的14%。而且，这个县的总负担可能还不止于此，因为某些特别财产被充公没收（这显然是政府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这方面的数字一定会影响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