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部军事支出中，近59万两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费用；402万两用于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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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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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巾叛乱[7]</h2>
龙门：
1854年9月20日 刘观秀攻打县城，县令乔应庚守城阵亡。
1854年11月21日 代理知县及一个名叫李士铨的绅士收复县城。
1855年1月6日 代理知县遭惨败。
花县：
1854年10月11日 官军与乡勇围攻县城。
1854年12月25日 收复县城。
1855年1月21日 朱子仪和甘先率领的红巾军再次攻打县城。
增城：
1854年9月21日 绅士陈维岳领导的团练收复县城。
1855年1月17日 黄槐花率领的红巾军进攻县城，汤轮英的团练杀死90名红巾军。
新会：
1854年10月5日 解围，红巾军被赶走。
1854年10月11日 造反者复来，被清军再次驱散。
1854年11月4日 又一次进攻被打退。
1854年11月30日 地方团练平定了县东北部。
1855年1月21日 县城平靖，部队因忠勇受奖。
新宁：
1854年9月14日 县令杨德懿率农民与徐兆表红巾军作战，徐部惨败。
1854年9月26日 杨德懿再次打败徐。
1854年12月20日 开平红巾军首领谭亚受被俘斩。
香山：
1854年9月9日 邝鳖峰的红巾军占领小濠涌。
1854年9月15日 造反者再获胜利。
1854年10月11日 关士彪的顺德帮围攻香山的小黄圃城，被乡勇打退。
1854年10月21日 绅士领袖何信韬所部团练收复小濠涌。
1854年11月24日 武装的农民平定了全禄周围地区。
香山县似乎没有中心团练组织。不过有不少绅士在单个的村寨里组织团练的事例。
东莞：
1854年6月17日 何六占领县城。
1854年6月25日 何打败一队官军。
1854年7月2日 官府在名义上恢复对县城的统治。
1854年7月4日 更大股的红巾军在城南集结，但当地绅士集合乡勇驱散了造反者。
1854年8月11日 何占领了增城。与此同时，刘万有带领另一支红巾军进入东莞。
1854年9月1日 县令华廷杰组织的团练俘斩刘万有。
1855年2月7日 何六在增城战败，回掠石龙地区。绅士集合农民打败并驱散何的部队。
县志记载，何六是三合会成员。当地绅士首领陈铭珪认为他是潜在的叛乱分子，烧了他的房子，并悬赏他的头颅，迫使何六公开造反。
虽然东莞遇到如此大乱，但由于县令华廷杰的努力，最终重建了秩序。在一些乡绅的帮助下，他在县的“西北隅社学”创立了团练局。其他绅士领袖也照此办理，如陈铭珪在石龙周围组织了“白旗军”的指挥系统，后来聚集了一万多乡勇。
南海：
1854年10月27日 绅士首领林福盛占领并摧毁了牛栏岗红巾军总部。
1955年1月17日 清军收复佛山。
1855年1月28日 林福盛成功地赶走了新村的造反者。
1855年1月30日 “西村”地区的红巾军被彻底打败。
除了大沥团练局外，还有几个较大的团练组织：易维玑在沙湾组织的“怀仁局”；土炉的招成熙创办的自卫队等等。
番禺：
1854年11月3日 军队与乡勇围攻佛岭市，红巾军在社学挖壕沟自卫。
1854年12月7日 著名的卫佐邦率领军队、乡勇，打败了卢昌所部红巾军。
1855年1月8日 在新造发生战斗，胜负未决。
1855年1月20日 黄镛率军攻打河南的红巾军，杀死其首领林洸漋，余部逃散。
1855年1月31日 河南平定。
番禺是红巾军的主要战场，他们从这里攻打广州。县里的一些绅士移居省城，在举人陈璞领导的团练总局工作。在城外，1854年夏秋间，又建立了三个主要的团练局。
紧靠八旗军校阅场北边的地区称为“北路”，以佛岭市的市镇为中心。叛乱刚一开始，当地的绅士们就自发地组织了许多小股团练，这些团练后来统一于以曾麟书为首的“安和局”。这个局训练的队伍，常同旗军一起作战。
钟其耀在波罗周围地区组成了“清平社约”。由此，钟建立了与东莞“七约”的联盟。
番禺县南部各村的团练，是由富有的族长、有名的邬夔飏组织起来的。从19世纪30年代起，他一直是重要的地方名人，常常召集各村各族一起商议重要问题。1841年，他利用此方法，筹集了地方自卫的公共资金。红巾叛乱爆发后，他又召集各村，使它们招募、训练团练。邬本人还办理赈厂和救济粮，甚至低价卖出自己的大量谷物以提供救济。但是，这一地区受到陈显良叛军的扫荡，绅士们只在东山附近保有一处基地。那时，邬夔飏的团练已完全在他自己和他的宗族控制之下。邬的弟弟邬钧飏掌管着附属的局——沙茭总局，负责沙田租。
捐献和厘金局，称为“广义会”，首脑是另外两位族人，邬彬、邬继枢。这个复杂的自卫组织聚集了35000名乡勇，他们打败了陈显良。
[1]主要依据下列材料：罗尔纲《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见《中国近代史论丛》，台北，1958，第2册，第32—43页；牧野巽：《支那省别全志》1∶19—20页；巴夏礼关于移民的报告，见FO17/193，快件132，附件1, 1852年9月。
[2]这一讨论主要依据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台北，1958。
[3]据FO228/73。
[4]这一讨论大部分依据以下材料：王瑛：《太平天国革命前的土地问题一瞥》，载于《食货》，2.3: 39—44页，1935年7月。严中平：《中国棉业之发展》，载于《中国近代史论丛》，台北，1958，第2册，第245—271页。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北京，1957，第1卷，1849—1911。波多野善夫：《关于太平天国的几个问题》。Tawney：《中国的土地与劳工》。Robert Fortune：《居住在中国人中间：在内地、沿海和海上，1853—1856年间第三次访问中国经历记》，伦敦，1857。G.William Skinner: 《中国农村的交易和社会结构》，载于《亚洲研究杂志》，24.2: 195—228, 1965年2月。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
[5]所有数字均据广州总督衙门军费账簿。该簿为英军占领广州后所得，现藏于伦敦公共档案馆，编号为FO682/228/2，原题：“军需收入各款月报折底”，日期自咸丰四年五月至七年二月。
[6]这一类中一定包括了正规军饷和军粮。
[7]材料来源：民国《东莞县志》，卷35、71、72。同治《续修南海县志》，卷14、15、16、17、19。民国《番禺县续志》，卷20、21、22、24、26。光绪《广州府志》，卷82。民国《香山县志》，卷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