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约翰·鲍威尔的交谈
关于约翰·W·鲍威尔，只知道他是出生于中国的记者，现居住在芝加哥。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任何资料。
1981年秋《原子能科学家公报》旬刊发表了他写的一篇短文。这家杂志是由美国科学家主编、在芝加哥市发行的。
这篇题为“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的论文，揭露了以石井四郎中将为首的731部队，以向盟军提供丰富的细菌战资料为条件得以赦免战犯罪责的经过。
论证的依据，是使用了在美国国立档案馆发现的若干份档案。发现这些档案，并写此论文的就是鲍威尔。由于鲍威尔论文的发表，731部队问题不期而遇地在日本国内和美国几乎同时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鲍威尔也许是一位有美国国籍的中国人……他的年龄多大，为什么对731部队如此关心，他以什么为契机知道有关731部队档案的存在？虽说我们事先已通知了他，但仍不知道他会怎样接待突然来访的日本客人。
鲍威尔的家，坐落在教会大街坡道的中间，是一幢刷了白粉的二层木结构楼房。一层是个有大橱窗的店铺，玻璃窗上写着“鲍威尔商店”几个金色大字。橱窗里摆了些旧的陶制茶壶、用藤编织的椅子、鸟的羽毛、大小不一的发光的金属管制成的旧式西服衣架等，毫不在意零乱地摆放着，是一家旧货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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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西斯主义的记者
我们按了电铃，听到里面有人从二楼走了下来，接着商店右侧的便门打开了，一个满头黄发约六十来岁的白种男子探出半个身子。他穿着一条宽松的茶色裤子和一双旧鞋，身穿红绿条纹的运动衫。此人身材魁梧，气色很好的脸上戴着一副黑边小眼镜，身高约1.75米左右，手中还握着一支钢笔。
“Oh！……Happy to see you！（噢，我很高兴见到你！）”他的话明显地带有对来客等待巳久的高兴语气，他就是约翰·W·鲍威尔本人。
作为简单的礼品，我们向他赠送了《恶魔的饱食》一书和几张照片。鲍威尔眼晴闪着光芒，很高兴，就像机关枪一样，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鲍威尔于1919年生于中国，父母都是美国人。父亲是位有名的记者，在上海发行了名为《中国评论》的杂志。由于受父亲的影响，鲍威尔也成了该杂志社的记者，进行报道，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鲍威尔对细菌战表示强烈的关注是在1940年。这一年的五六月间，日军在中国中部城市宁波进行细菌战，731部队出动兵力，从空中撒下了大量的鼠疫跳蚤，使这一带地区流行了鼠疫。无论城市或农村，有很多人都因染上鼠疫而死亡。
鲍威尔说：“凑巧那时我在宁波……日军在当地进行细菌战的结果，使许多中国农民像虫蚁一样，被杀死了……我无比愤怒，对日军产生了反感。”那时，鲍威尔才21岁。
鲍威尔对法西斯主义怀着强烈的仇恨。由于日军侵略上海，发生了父亲被日军逮捕入狱的事件。
日军侵占上海以后，鲍威尔的父亲谴责日本“不宣而战，单方面以武力入侵”，因此，以“侮辱日本天皇”为由而被投入上海监狱。结果，在狱中因营养失调而造成截断双脚的悲惨结局。
后来，他们全家都回到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鲍威尔这个“中国通”得到赏识，入伍从事对敌宣传工作。他的父亲于1947年逝世。
在搜捕赤色分子的旋风中“牺牲”的山羊
战后，鲍威尔很快又来到中国。他想再把杂志办起来，但失败了。于是作为一个记者，开始实地观察起中国革命的实情。
1953年，鲍威尔回到了美国。他写了很多有关中国新政权的文章，成了一位有名的“中国通记者”。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国内刮起了麦卡锡主义的风暴。所谓麦卡锡主义，就是从1949年开始，以麦卡锡参议员为中心进行的“搜捕赤色分子的旋风”。
麦卡锡注视着美国国内文化界和知识界的动向，委员会常传唤文化界人士。凡被认为是“赤色分子”的人，就被开除公职，甚至连名演员卓别林也成了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
有些议员为了迎合这股潮流，追随参议院议员麦卡锡，参议员切纳就是其中之一。
参议员切纳目光紧盯着报社、电台以及学校发表的文章和演讲内容。他曾把许多知识分子传呼到切纳委员会，给他们打上“在美国不受欢迎的人”的烙印，从而剥夺了他们的职业。鲍威尔也成了切纳委员会的牺牲品。
鲍威尔写过一篇题为“美军在朝鲜战争中进行的细菌战源自731部队”的文章，引起了切纳的注意，于是，切纳委员会便指责鲍威尔是一个“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损害美国利益的人”，企图把他从所有的媒体宣传舞台赶出去。
然而，鲍威尔没有屈服。他在受审过程中坚决要求美国政府公开它所掌握的有关细菌战的档案。终于，进行了十年艰辛的法庭斗争，把政府追得理屈词穷，不得已撤销了对他的审判。
鲍威尔回忆道：“就是这个缘故，我就奇怪地与细菌战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十年里，我们曾辗转地从旧的家搬到另一个家……因为我和妻子都很穷，所以就把旧家具全部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搬到新的家。后来，这些旧家具可真起了作用……”
当时碰巧出现了“旧家具热”。妻子西露比亚把丰富多样的旧家具做资本，开了“鲍威尔商店”，维持了几乎处于失业状态的丈夫和两个孩子一家四口的生计。
为一度萌生于心中的疑问找到答案，这对一个记者或作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奇怪的是，就在笔者撰写《恶魔的饱食》的同一时期里，从1981年夏天到秋天，鲍威尔也孜孜不倦地埋头在美国国家挡案馆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认真地发掘有关731部队的文件。
由此而产生鲍威尔在《原子能科学家公报》上发表的题为“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的论文。
对于我提出“你是为何对731部队变得如此关心呢”这个问题时，鲍威尔用平淡的语调简洁地做了以上的回答。
气球炸弹的真相
“可是……”鲍威尔转过身来反问道，“你知道气球炸弹这件事吗？在战争结束前的1944年，日本陆军放出几千个气球炸弹。至今还有人写了许多文章……你知道气球炸弹的真相吗？难道气球炸弹和731部队毫无关系吗？还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呢？”气球炸弹与731部队！鲍威尔的提问击中了要害。
所谓气球炸弹，是在太平洋战争末期由日本陆军研制和使用的一种特殊武器。他们妄想利用太平洋上空强劲的气流，把充满氢气的气球作为炸弹运载者，“直接打击”美国本土。这是一种异想天开的计划，但是它却付诸实施。经历过战争的日本人，都曾听说过这种炸弹。
鲍威尔继续说道：“气球炸弹的真相，其实是不是细菌炸弹呢？我深深地怀疑它同731部队的新武器有着密切的关联。”
“你到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去看看吧！在史密索尼亚历史博物馆里至今还陈列着气球炸弹的实物……这种气球炸弹每次落到美国本土时，美国的化学家和医学家们看后都对它的真相抱有很大的疑问。”鲍威尔的话包含着冲击性的暗示。如果气球炸弹就是细菌炸弹的话，那么，军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所进行的那种“战史上最幼稚的作战”的说法，就得该换词了。
“浮号”①与“粮草总厂一号”
有一份关于日本陆军暗示气球炸弹和731部队之间关系的挡案文件，题目是“陆军省军事课特殊研究处理要领”。它是陆军省军事课于战争结束的同时，下达给有关机关的一个通知。由于文件不长，在此全文引用如下：
①“浮号”：就是指气球炸弹。文中引用的陆军部军事课通知，是服部学先生告知的，该文件是由新妻清一先生所保存。关于气球炸弹问题，还有不少精心著作和研究文献，如：足达左京先生著《气球炸弹大作战》（学艺书林出版）、铃木俊平著《气球炸弹》（新潮社出版）、佐久田昌一先生著《气球炸弹始末记》(山手书房出版）等。
1982年3月13日鲍威尔访日，笔者同他再次就气球炸弹与731部队的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在鲍威尔访日的同时，又同原731部队的高桥班员进行接触，打听到了曾计划在气球炸弹里装载731部队细菌的事实。这些情况的原委请参阅《恶魔的饱食笔记》（晚声社出版）。
特殊研究处理要领
军事课1945年8月15日
一、方针：为了不使敌方获得有特殊研究的证据，必须从速处置。
二、实施要领：
1.“浮号”及其与登户①的关系，把本文件要点立即传达给兵本草刈中佐处置。（15日8时30分）
①“登户”：为前陆军第九研究所的所在地。——译者
2.关于关东军、731部队以及100部队的问题，用电话传达给关东军藤井参谋处置。（本川参谋不在）
3.关于粮草总厂一号，通知粮草课主任(渡边大尉）联系办理。（15日9时30分）
4.召有关医务主任直接传达本文件要点，同小野寺少佐和山出中佐联系。（9时30分）
5.关于兽医问题，各有关主任直接传达本文件，已同土江中佐联系结束（其他均发文件）。（10时）
“特殊研究处理要领”是不能让“敌方”获得“特殊研究”的证据，令其从速做出处理的命令。
鲍威尔询问气球炸弹与731部队关系时，我当即联想起上述陆军的档案文件。
反复阅读“处理要领”后，隐藏在这份通知背后的黑暗轮廓就浮现出来了。这份通知不是汇总出“特殊研究”项目，它也不是毫无关系的独立项目，而是具体地列举出同“敌方”有关的应立即迅速处理的事项。
这些通知中所谓“敌方”，就是指美、英两国为主力的盟军，特别是指美军而言。从战争结束前夕的军事形势看，则不言而喻了。通知所列项目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能让美军没收的绝密项目。虽说是一份枯燥无味的档案文件，但是反复推敲起来，就可以看出下达这份通知的当事人的意图。
“处理要领”一开头提到的“浮号”，可能就是指气球炸弹而言。
鲍威尔的提问，变成了穿过大脑的闪光，一下了把“浮号”照了出来。
“浮号”——关东军——731部队——100部队——粮草总厂一号——医务问题——兽医问题以及“处理要领”都串在一条线上。
“浮号”是气球炸弹，731和100部队都是日军拥有的细菌部队。所谓“粮草总厂一号”又是什么呢？其真相尚未搞清楚。但是根据战争末期在粮草总厂工作过的，现在在茨城县的G·T先生来信发表的意见说，那可能是用来伤害美国小麦的锈病菌。这位先生在该厂从事过帝国大学农学部植物病理教研室的黑锈病菌孢子的耐久力的研究。
“医务问题”和“兽医问题”，是相应地指731和100部队而言，或同他们相关联的项目。
战前，在东京新宿区若松町的陆军医院、陆军防疫研究室里有许多人体标本。其中有经烘干变成木乃伊的人体，患过鼠疫的黑色尸体，霍乱、伤寒患者的标本也不少。
战争结束的同时，动员了许多研究人员、教育队的少年兵，急忙处理了这些标本。在防疫研究室的后面空地上，挖了一个深10米的大坑，把陈列在防疫研究室里的许多用福尔马林药水泡的人体标本，连同玻璃瓶一起扔进去了。据有关人员的证词：“人体标本的处理工作，从8月15日开始，足足用了一个月。”
这个有关人员说：“那个大坑约15米见方，10米深，深得可以把一幢三层楼房完全装进去。在这个坑挖成时，把几百个装有人体标本的大广口瓶和经过石蜡处理的人体组织标本都扔进了坑底……我记得当木乃伊人体标本扔进坑里的时候，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派来的人又从坑里把它捡上来，拿回帝大去了……在这些标本中也有一副传令兵高桥的脏器，它被警视厅拿走了。”
这一时期处理人体标本的工作和前面提到的陆军省下达的“处理要领”是互为表里的。估计读者早已察觉了这一点。在新宿区若松町陆军防疫研究室和陆军军医学校里，是否会有从哈尔滨拿回的许多“马鲁太”的标本？在标本中是否也有在731部队里杀害的白人“马鲁太”的脏器和人头呢？
所谓“医务问题”，也许是指九州大学医学部解剖美国俘虏活体事件的证据，总而言之，其意图在于“消灭”构成战争犯罪的“证据”。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可以推断出“浮号”（气球炸弹）——731部队——100部队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关于“浮号作战”，《环境和测定技术》1982年第9期第10号在“环境与地球百话第25”和“铪与’浮号‘作战”（日本环境测定分析协会）中刊载了下述有趣的消息，文章中谈到“B剂”，大概就是表示bacteriological（细菌）的细菌武器。
太平洋战争第二年试飞的气球炸弹中有几个到达了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广播电台报道了日军空袭的警报。气球好不容易飞越了太平洋，是否被防空战斗机击落了呢？据说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把它的金属机械部分涂上了钛等涂料”，进而又出现了性能良好的“铪氧化剂”，后来，改变了计划，“气球”上不使用铪了，而改用“富嶽”。把1943年11月3日明治的佳节定为“D日”（决战日）。
“浮号作战”有三个主角：第一是大型战略轰炸机“富嶽”，第二是B武器“芙蓉”，第三是运输它们的“气球”。这些都是经过多年秘密研究而成的。当时日本航空界有这样一个构想：即他们认为从研制A26远程飞机的实力来看，如果生产出搭载1万马力发动机的飞机，就可能进行环球一周无着陆飞行。为此，如果能搭载6台这样强有力的发动机，飞机就能飞越太平洋，横穿美洲大陆，再飞越大西洋，在德国着陆加油后，再横越中亚，就可完成环球一周的飞行。“富嶽”战略轰炸机飞至1万米的高空，把机体涂上铪，干扰雷达的监视，气球飞至9000米高空，再把机体涂上铝粉，引诱雷达的注意力，同时，利用偏西风向东飞行。结果，这一作战设想未能付诸实施，主要是由于芙蓉使用B剂，未获得领导层的批准而作罢。“富嶽”的研究工作也在同年3月由于南方的拉包尔空战情况恶化也中止了。人们认为，“与其制造这种怪物不如多生产一架战斗机更好”，现在只剩下了“气球”。北太平洋上空的偏西风在秋季的11月至翌年春天3月期间，变成喷气气流，以200公里的时速穿过副平流层。利用直径为15米的气球对美国大陆实施攻击。为此，巳在千叶县的一宫、大津等房总半岛的三个基地部署了气象连队的气球大队，做好了间隔时间最长为5分钟发射一个气球的准备。结果，据战后美国发表的消息说，共有350多个气球飞抵了美洲大陆。据说到1945年3月6日，在俄勒冈州由于气球炸弹掉下来，造成6人死亡。近年来，美国一家杂志报道说，同年3月10日华盛顿州汉福德附近的输电线，由于这种气球的降落，造成了电线断线，使汉福德生产钚的原子能工厂停产。这则报道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最单纯而奇妙的秘密武器，使最复杂、耗资最多的曼哈顿计划的作业陷于停顿。”
美苏围绕着细菌战情报的争执
鲍威尔从文件夹中拿出了一套英文文件说道：“这是我最近在美国国立挡案馆发现的1947年2月至9月期间，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东京盟军总司令部司令麦克阿瑟之间来往的机密文件。具体地记录了华盛顿和东京之间围绕着是否把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及有关人员的身份移交给苏联问题的具体记录。长期以来，这些文件一直列为机密。现在由于实施‘情报公开法’我才搞到了手。”
鲍威尔首先出示的最初的文件，是“国务院、陆、海军三部调整委员会指令”，其标题如下：
REQUEST OF RUSSIAN PROSECUTOR FOR PERMISSION TO INTERROGATE CERTAIN JAPANESE（苏联方面检察官要求允许对 特定日本人进行审讯）
1947年2月11日
这份文件里还附有远东最高司令的函件。
东京CINCFE发往WDCSA战争局
文件编号C69946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苏联检察官要求同意他们对在满洲哈尔滨近郊平房设施内从事细菌战研究的石井中将、KIKUCHI大佐和OTA大佐进行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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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小委员会关于“苏联方面检察官对特定日本人的审讯”记录。
这一要求是根据尚未确认身份的俘虏供述的上述三人进行实验结果造成2000名中国人和“满洲人”死亡的情报提出的。
苏联的要求是基于美国可能同意进行辅助性军事审判的设想提出来的。同时，苏联方面承认他们关心731部队大量生产伤寒菌、霍乱以及伤寒跳蚤。我们的意见是看不出苏联打算获取美方尚不知道的情报。在我们的监视下，美国通过苏联的审讯有可能获得追加的情报。
关于上述问题，是否答应苏联方面的审讯，请做出判断。
CINCFE的意思是太平洋军司令，也就是麦克阿瑟。估计“KIKUCHI大佐”是731部队第一部长（研究细菌）菊地少将；“OTA大佐”是该部队第一部炭疽菌研究班班长兼第二部部长，曾担任过细菌战实战指挥的太田大佐。
接着，鲍威尔又拿出了第二份文件。
“这是国内发来的复电！”
这份文件的英语标题如下：
FROM：WASHINGTON(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O：CINCFE (MACARTHUR)
NR：W94446 March 21 1947
The following，received from the state，War and Navy Departments，is in reply to you C69946.Message is in tow parts ……
（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47年3月21日发给麦克阿瑟。以下是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对069946号电的答复，文件由两个部分组成……）
在这份电报稿上，盖有“绝密”、“优先处理”、“机密情报”等字样的图章印迹，说明了这一文件拍发时的情况。
Part 1：Subject to following conditions permission granted for SCAP controlled Soviet interrogation Genera Ishii，Colonels，Kikuchi and Ota topic biological warfare……
（第一部，关于苏联方面所提审讯有关细菌战的石井将军以及菊地、太田两大佐的问题，必须在盟军总司令部最高司令的主持下，以下述条件为前提方能许可……）
电报中的“SCAP”是指战争结束后不久进驻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即麦克阿瑟元帅的略语。
a.在苏联审讯之前，要指派美国方面的专人对菊地、太田两大佐进行面对面的调查，为协助您（是指麦克阿瑟？原文为Subject your currence）工作，陆军部准备立即派出经过特别训练的代表参与美方的顸审和继续监视苏方的审讯。
b.根据预审情况，如发现有不让苏联知道的重要情报，应指示菊地和太田不向苏方泄露。
c.指示日本方面的细菌战专家（指石井、菊地和太田）在苏联组织面对面调查之前，不得向苏方透露曾对他们进行过预审一事。
要求凡重要情报全由美国独占，并对美方进行过预审要保密，这是第二和第三个“条件”。但是，仅仅这些还不够，华盛顿的文件还继续提出指示，对苏方的审讯方法，应定出个框框。
第二部分，鉴于苏联方面在揭发日军对中国人民所犯（细菌战的）罪行尚未掌握应追究战犯的确凿证据，美国同意苏联方面可以进行审讯，但不得采取提审战犯的方式，而应本着对待友好国家的姿态来进行。
同时要转告苏方，本次（经由麦克阿瑟总司令）准许的传讯，并不能视为对他们有利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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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麦克阿瑟向国内发了如下的电报（日期不详）：
（电报编号为SWNCC——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三部调整委员会——351——1）
一、苏联方面检察官继续要求审讯从事过细菌战的日本陆军军官，2月27日又表明了以下事项：
1.强烈要求共享美国已经获得的（细菌战的）情报；
2.准备根据基于实验记录的证据起诉；
3.确保海参崴的两名证人，希望把他们带到日本，让他们参加审讯；
4.同意使用苏方的资料对日本人进行全面的审讯。
二、苏联方面检察官关于此件显然已受到上级的严厉督促，送来了要求我方火速做出回答的声明。请从速做出答复。
华盛顿向SCAP（麦克阿瑟代号）发出指示是1947年3月。这时，正是日本“二·一大罢工”被麦克阿瑟勒令停止的时期，也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杜鲁门主义的时候。另一方面，新学制的中小学开学，一般国民正为严重缺粮而伤脑筋，而高级饭店暴发户开后门营业，街头巷尾的低档酒吧泛滥，东京的低音节爵士乐大流行。可是就是这个时候，美苏之间为争夺控制731部队头目，斗争已很激烈。在内部资料中显示了这种情况：
在接到苏联要求审讯731部队长石井四郎以后，美国政府企图独占有关731部队的情报……而石井等人感到身处危险，就同盟军总司令部进行狡诈的交易……石井窥察到美国想独占自己所拥有的关于731部队的情报。
美国和石井的交易
鲍威尔又拿出另一份资料，继续说道：“石井要求把731部队的全部情报交给美国，以此为条件，保证免除他们的战犯身份。石井向盟军总司令部的麦克阿瑟提出希望得到一份免除战犯的文件……麦克阿瑟立即向美国政府请示对石井的对策。我发现这份资料就是美国国务院对麦克阿瑟做出的‘备忘录’。”
1947年9月8日，绝密。
标题是：INTERROGATION OF CERTAIN JAPANESE BY RUSSIAN PROSECUTOR REF.SFE 188-2 Note by the Acting Secretary
（关于苏联检察官要求对特定日本人进行传讯的问题，美国国务院给麦克阿瑟总司令的“备忘录”。是在这份电报打字记录稿的第二页同一文件中。）
美国国务院的“备忘录”写道：
国务院就SFE(远东小委员会）188/2提案答复如下：对石井将军和同僚们所提供的情报，列入情报系统，关于向石井等人保证不使用‘战犯’论处的凭据一事，不能同意。
因为即使不作保钲，照样可以从石井及其同僚中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情报……而且给了那种有保证性的文件，日后很可能给美国会引来麻烦。
同时，为了不让石井掌握的有关细菌战情报在公开审判中披露出去，就要尽可能地采取预防措施。
国务院指示把石井四郎等人提供的细菌战资料作为秘密情报处理，使之不泄露。
电报中使用“情报系统”（Intelligence Channels)来表示，也可以意译为“特殊情报渠道”。
Intelligence Bureau是情报局,Intelligence Officer是情报军官的意思。美国国务院巳摸透石井心思：“与其被苏军逮捕，还不如投靠美国，能延长生命。”
关于石井以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与美国进行交易，免于追究起诉其战犯的罪责，有关人士反驳说，“这并非进行交易。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唯美之命是从以外，别无选择的余地。”但是，这里有一份美方的资料可以确定两者之间有无交易。
这是一份附有编号为SFE188/4和1947年9月29日的文件记录。
标题为：“国务院、陆、海军部三部调整委员会远东分会”。文件一开头写道：
参照SFE/2·SFE/3秘书备忘录，附上的文件是SFE为CAD代理成员的备忘录，分发给分会。
J·P·CRESAP USN司令秘书
在“附上的文件”中有如下记录：
一、CAD（陆军部民事部）代理成员对于国务院成员所说的“即使不做出这种保障，也可以从石井将军及其部下那里取得必要的情报”的记述，不能表示同意。
二、陆军部和空军的成员相信，这种情报（细菌战）在合众国的安全保障上极其重要，所以应该承担日后的困难等风险。
三、合众国军部、军队职员以及合众国政府当局领导认为，同石井将军及其细菌战集团保持着密切的个人接触，但只要不向他们表示（细菌战）情报不作为战争犯罪的证据来使用，就不可能获得具有最大价值的详细情报。
四、因此，最终最重要的是合众国的安全保障。
五、（a.省略）b.各部的不同意见，经过进一步研究之后仍不能统一时，各部不同的见解，可分别写报告送交SWNCC（三部调整委员会）。
六、P&O陆军部和空军的委员同意上述事项。
这样，美国方面在把本国的安全保障看作最重要的这一点上统一了意见。
国家安全保障上的利己主义
美国国务院于1947年9月8日发出一份绝密文件，就保护石井四郎中将等731部队干部的身份和收集细菌战资料问题，再次对麦克阿瑟总司令的详细方针做出设定：
一、CINCFE(麦克阿瑟）不得对石井及其他有关的日本人给予任何许诺，要采取以往一直使用的方法，尽可能地继续收集更多的细菌战情报。
二、由此而获得的情报，要全部保存在情报系统内，直到向国际军事法庭提供的证据表明犯罪事实又无法再隐瞒下去时为止。
三、虽不给石井等人做出免除战犯罪责的许诺，但是，可以告诉他们，美国当局从美国的安全保障的角度考虑，不对石井及其有关人员的战争罪责予以追究。
美国国务院的绝密文件明确地传达了美国对731部队的态度。接着，美国国务院备忘录向麦克阿瑟下达这一指示的“理由”，在附录A中这样写道：
1.日本的细菌战情报，对美国的细菌战研究计划来说具有重大的价值。
2.在手头的附录A第三项的资料纲要中，认为对揭发石井及其有关人员战犯的证据，其根据尚不充分。
3.对美国来说，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对石井等人追究为战犯所产生的价值。这在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上，更为重要。
4.通过审判战犯，透露出731部队的情报，使它传到别国，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保障上来说，是不明智的。
从日方获得的细菌战情报可保存在情报系统内，从石井等人取得的细菌战情报，不宜作为追究战争犯罪的证据来使用。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证据确凿，应继续使用上述方法到无法再采用时为止。
在附录B中附有致麦克阿瑟的如下信件：
一、在不做任何承诺情况下，从石井处获取所需的情报是可能的。危险的承诺，日后恐怕会给美国带来很大的麻烦。从国家安全保障的情况来看，必然会揭发石井等人，尽可能地依靠以往的方法继续收集情报；
二、上述一切联络，均作为最高机密来处理。
石井四郎等人企图保存生命，而美国“从保障国家安全需要上出发”，也必须救免731部队人员的罪责。因此，国务院绝密文件在“本文三”、“附录B”中一再重复强调。
这样，就开始“避开苏联”的审讯。1947年12月12日致美国国防部化学战部长的“关于细菌战调查梗概的报告”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关于哈尔滨和有关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受审人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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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审人员自发地提供了情报，这一点是值得注目的。没有人提出通过审讯保障赦免战犯罪责的要求。
提供的情报，除KASAHARASHIRO保存着孙吴热的临床资料外，其他受审人员全部是依靠记忆。不仅对事先提出的日本细菌战研究报告中的题目追加了情报，而且还能收集到不少报告中未提到的有关由日本人集中研究的人体疾病的情报。
金泽的病理学资料，由1943年ISHIKAWATACHIO从哈尔滨拿回来的约500人的人体标本组成。其中在研究上能有效使用的有400个。据OKAMOTOKOZO说，在哈尔滨的人体解剖，到1945年有千人以下。
据OKAMOTOKOZO说，850份标本记录中，有效资料有401件，资料不完备的317件。OKMOTO怀疑ISHIKAWA从哈尔滨带回了不到500件。
调查结果，收集到的证据，补充和扩大了这个领域以往的内容。这些资料都是日本科学家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和多年研究才获得的。
情报是通过传染病接种细菌性的病源菌才得出的人体患病率的结果而取得的。这种情报涉及活体实验，受到良心谴责，是我们无法在实验室中取得的。
为了取得这些资料，花费了25万日元，同实际研究成本相比较，这只是微乎其微的零头而已。然而，收集到这些病理学上的资料是这种实验性质的唯一的物证。我希望做出一切努力，不要使自发提供这些情报的人卷入麻烦中去，也不要让这些情报泄露给别人（底特律克堡研究所Md基础科主任埃德温·V·希尔说）。
在取得以上大致情况的报告以后，从I947年10月29日至11月25日期间，进行了个别面对面的调查，其结果如下：
肉毒芽孢杆菌 ISHIISHIRO
M实验，对实验材料经两天培养，让5人摄取其菌，其中两人死亡。
布鲁（杆）菌 ISHIISHIRO
M实验对20人以上的实验材料进行了皮下注射。他只记得注射后，波状发烧持续了好几个月。
布鲁（杆）菌 YAMANOUCHIYOJIRO
患者1-4周发生波状发烧。发烧时血液呈阳性。（以下略）
此外，对5人进行肉毒芽孢杆菌实验，对20人进行皮下布鲁（杆）菌注射实验。
皮下注射及利用炸弹进行瓦斯坏疽实验。通过注射、吸入、鼻滴、肺内注射和咽喉涂抹，进行流行性感冒实验。
在满洲利用从自然发病体采集的病毒进行天花实验。
对2名实验材料进行破伤风实验。
对10名实验材料通过注射进行野兔病实验以及马鼻疽、鼠疫、结核、炭疽菌炸弹等实验。
OTAKIYOSI在沈阳进行了炭疽菌实验，菌种是从受污染地区的家畜和土壤中提取的。
TAKAHASHIMASAHIKO使用轰炸室进行喷雾实验，以及鼠疫、炭疽菌、伤寒、天花、马鼻疽、结核、赤痢、肉毒芽孢杆菌、霍乱、孙吴热等，与KANEKO共同进行上述实验。
TSUYAMAYOSHIFUMI器材及人员污染的净化。
UEDAMASAAKI赤痢（志贺菌、弗里斯纳杆菌、Y型菌）的实验。
MASUDATOMONOBU赤痢（志贺菌、弗里克斯纳杆菌、Y型菌）、河豚毒、炭疽菌炸弹。
幕后的策划
鲍威尔说：“这你明白了吧！……美利坚合众国的立场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把731部队的细菌战资料看作当时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东西……所以，美军当局绝不向任何国家泄露731部队的资料，甚至连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也不让他知道……盟军总司令部的其他文件，也反映了这种情况。”
在盖有“绝密”印章的这份文件上，迄今传阅过的人有国防部的军官和指定负责的官员。其中有乔治·A·伯特列特、M·C·格里森、梅阿利·哈米尔顿、M·D·法兰克斯，还有一个军官只签了“P·I·B”缩写字母。
鲍威尔说：“可以认为这就是电文中所说的那个情报系统的成员。因为是机密文件，不是指定的人员当然是不能阅读的。”
第二天继续在鲍威尔家中，整整谈了一天的情况。“在赦免石井四郎的战争犯罪的背后，威洛比少将的建议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曾向麦克阿瑟总司令建议说：‘苏军要求逮捕石井四郎等人进行审讯，我们应设法加以阻挠。’……你知道威洛比这个人吗？”鲍威尔问了我一句。
威洛比少将是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的头目。战后曾统治过日本的这位军人的名字，深深地留在当时日本人的记忆中。
战后，美军在日本登陆以后，在全国各地部署了很多情报部队。情报部队称作CIC，美军在西起九州、中国、近畿、东海、关东甲信越，直到东北、北海道的7个军管区内都设置了CIC地方总部。
统率CIC的是盟军总司令部的第二参谋部，其部长就是威洛比少将。他一方面指使CIC收集日本财政界、劳动界、文化界的情报；另一方面，他亲自接触原日本陆军高级军官，一边同他们接触，进行安抚，一边把日本作为“反共防线”来加以利用。
在威洛比属下从事情报活动的右翼有三浦义一、儿玉誉士夫等人。曾以搞阴谋破坏活动而臭名昭著的加农机关，也是直属第二参谋部的情报机关。曾在下山、三鹰、松川发生过“战后三大阴谋事件”，背后就是由第二参谋部操纵的。
据说，战争一结束，在东京四谷车站前的“福田家”旅馆、西银座的“浪漫曲”俱乐部、涩谷的“红星”咖啡店，都曾被用作原日本海军高级军官以及原陆军中野学校毕业生中的情报军官和原朝鲜军司令部军官们从事秘密活动的地下据点。还有一个在东京新宿区的若松町的“若松庄”旅馆，据说石井四郎等731部队的军官经常出入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