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烈紧接着说道：“光有上述两项工作还不够，扬州府，通州，松江府，庐州府四地的主官，必须换上我们的人。”

堂下的徐作霖闻言，振奋的附和道：“主公此举高明，如此一来，长江北岸尽入我们掌控矣。”

没错，韩烈这么安排的目的，就是为了彻底掌控江北之地。

所谓的江北之地，就是后世江苏北部的徐州，淮安，扬州全境，其中包括南通，盐城，海州（连云港）全境。

以及后世安徽的庐州（合淝），以及长江北岸的淮河两岸全境。

在大明时期，这一片统称南直隶，还没有江苏，安徽的地名，一直到清朝中后期，才有了两省行政和地名的区分。

韩烈要是把这片区域掌控在手，那就彻底掌握了江北和山东两地，不但有了纵深战略要地，也有了广阔的粮仓之地。

“主公，黄毓祺现在在朝，担任礼部主事，徐作肃也在吏部谋了一个主事，吴伯胤也在兵部任职。”

“现在南都有大批流亡的官吏，黄毓祺根据您的指示，拉拢了不少有志之士。”

“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可以把人推上去。”

贾开宗深以为然的点头附和道。

“此事一步步来，月底我要回京一趟，到时候入京之后，我会亲自接见可用之人。”

韩烈早前安排黄毓祺，徐作肃，吴伯胤三人入朝，为的就是在京城扎上一颗钉子。

如今随着韩烈的崛起，追随韩烈的吕大器，入阁办事，以兵部左侍郎身份，拜东阁大学士。

路振飞以吏部左侍郎，主持吏部，曾樱以工部右侍郎入朝。

孙传庭以兵部右侍郎一职，主持兵部之事。

姜埰以右副都御史，在都察院任职。

黄端伯出任了应天巡抚，韩烈现今在朝中的权柄，可是日益加重。

韩烈月底准备入京，就是为孙传庭和路振飞入阁出力。

随着马士英**的何瑞征被弹劾罢官，丢了大学士之位后，阮大铖也被罢免，丁启睿也被外放，调任贵州巡抚。

而朝中这些变故，都是韩烈授意下，由吕大器联合高弘图，姜曰广，倪元璐，张慎言，张国维等朝中大臣搞的政治斗争。

为此，张慎言也以右都御史，入阁办事，拜为东阁大学士。

虽然同为东林党人，但高弘图，姜曰广，倪元璐，张慎言等人，却与钱谦益，吴伟业这帮以道德文章装扮自已之徒，走的道路截然不同。

钱谦益明显是务虚派，以道德文章行走天下。

高弘图等人则是务实派，他们主张王阳明的心学，讲究知行合一，以振兴家国为已任。

可以说同为东林党人，也并不是铁板一块。

事实上明末很多东林党人，是被迫打上东林标签的。

因为天启和崇祯两朝，阉党，浙党，楚党，齐党，包括东林党党同伐异，互相拆台，把朝堂弄得一团糟。

崇祯继位后，阉党覆灭，很多人为了自保，被迫加入东林党，为的就是寻求政治庇护。

其中孙传庭就是这类人，他一个山西人，莫名其妙就成为了东林党人。

还是史可法，他是河南人，就因为跟东林党人走得近，也就列入了东林党人。

事实上东林党在万历末年，天启初年的势力，远不如阉党，甚至其中还包括了其它各大派系的成员。

只因为东林后来崛起，从而浙党啊，齐党之人，也都加入了东林一派。

以至于后世说起明亡罪魁祸首，统统都加到了东林一派身上。

虽然他们责任不小，但称之为罪魁祸首，他们还真担不起。

缘由很简单，因为明末的官场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贪官污吏横行，庸官坐吃等死，整个官场秩序混乱。

加上天灾人祸，起义不断，最终演变为国破家亡。

从兖州回到徐州的韩烈，虽然忙于整编军队，但同样没有忽视农耕问题。

三月中旬，韩烈亲自带领徐州知府黄锡衮，铜山县令薛广，县丞姚启圣等一众官吏。

在铜山城南，举行了春耕祭祀和犁田活动。

之所以搞得这么隆重，主要是为了推广红薯，土豆，玉米的种植。

这三种新式农作物，在广东，福建，浙江山区，在万历末年就有百姓耕种，包括江西也有试种。

但在徐州府，乃至山东境内，却还是头一次。

铜山县作为徐州府附郭，境内有水田十万倾，旱地也有好几万倾。

旱地灌溉困难，往年百姓主要种植大豆，苎麻，桑树养蚕为主。

但韩烈通过浙江巡抚祁彪佳，从浙江运来一批红薯，土豆，玉米种子，决定在铜山的旱地，试种一万顷。

只要今年这一万倾土地试种成功，来年整个山东布政司行省，包括江淮各地，都可以全面推广。

红薯，土豆，玉米这些新农作物，虽然是从海上先传入广东，福建沿海地区。

但在清朝中期，却在中原地区，得到发扬光大，反而江南地区种植的少。

归根结底是江南水田多，旱田少，无法形成大规模种植。

但在中原北方地区，雨水少，旱田多，更适合种植这些农作物。

加上这些物种适合中原土地和气候，亩产又高，从而成为重要粮食生产。

控制漕运和盐业，开海通商，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

那么推广新农业的种植，那就是为了粮食生产。

韩烈想要掌控军队，就离不开钱财和粮食。

要想获得民心，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老百姓吃饱肚子。

所以粮食更是不可或缺的重中之重，所以韩烈必须做好两手准备。

一手拿枪，一手种粮，只有两手都硬，才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