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对话肯定是为了制造一个喜剧效果！”
“你说得对，”米迦勒边说边高兴地看着加百列。两个姑娘互相看着，她们的嘴角骄傲地颤动着，最后，从她们的口中发出了来自音域的高音区的短促且断续的声音。然后是同样的声音，仍旧是同样的声音。勉强地笑。可笑地笑……笑的迸发、反复、冲撞、放肆，笑的气派、奢侈、疯狂……啊，笑！快感之笑，笑之快感……
此时，拉斐尔夫人正孤零零一个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座小城的街道上游荡。她突然抬起头来，就好像从远处传来飘浮在轻柔的空气里的一段乐曲，又好像她嗅到了来自远处的一股气味。她停下来，她听到了脑中空虚的叫喊，是空虚在抗争，想被填满。她觉得在某个地方，离她不远的地方，有大笑的火焰在颤抖，也许在某个地方，在不远处，有一些人手拉着手，围成圆圈在跳舞……
她就这样停了一会儿，她心绪烦躁地看看周围，然后突然之间，那神秘的音乐停了下来（米迦勒和加百列停止了笑；她们突然感觉到厌烦，因为等待她们的是无爱的空虚之夜）。内心无端地骚动不已却又得不到满足的拉斐尔夫人，穿过沿海小城的红灯区回到家中。
6
我也在圆圈里跳过舞。那是一九四八年，共产党人在我的国家刚刚取得胜利，社会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部长们避难到了国外。我搭着其他共产党学生的手或肩，我们原地跳两步，向前迈一步，一边抬起右腿，然后另一边抬起左腿。我们几乎每个月都做这个，因为总有什么要庆祝，一个周年纪念或是随便哪个事件。过去的不公正被弥补，新的不公正又产生，工厂被国有化，成千的人进了监狱，医疗实行公费制，烟店掌柜被没收了烟草铺，老工人第一次出门度假，住在国家没收的别墅里，而我们的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其后，某一天，我说了不该说的什么话，我被党逐出门外，也就不得不离开跳舞的圆圈。
我在这时候才理解了圆圈的神秘意义。要是离开队列的话，还是可以回到队列的。队列是一种开放式的组成。而圆圈是封闭的，一离开就回不来了。行星绕着圆圈转动，这不是偶然的，如果一块石头跌落出来，那它就在离心力的作用下，万劫不复地远去了。正如脱离了星球的陨石一样，我离圆圈而去，直到今天还在不停地坠落。有些人注定是盘旋落地而死，有些人垂直落地。这些直落的人（我是其中的一个）身上总是对失去的圆圈有一种羞怯的怀恋，因为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宇宙里，万事万物都是绕着圆圈运转的。
天知道又是哪一个周年纪念日，布拉格的街上又有了青年人在跳舞的圆圈。我在这些人中间游荡，我离他们很近，但是我不被允许加入任何一个圆圈。那是一九五〇年六月，米拉达·霍拉科娃前一天被绞死了。她是社会党议员，法庭指控她阴谋危害国家。与她同时被绞死的是扎维斯·卡兰德拉，捷克超现实主义者，安德烈·布勒东和保尔·艾吕雅的朋友。年轻的捷克人在跳舞，他们知道，就在前一天，在同一个城市，一个女人和一个超现实主义者被吊在了绳索上。他们跳得更狂热了，因为他们的舞蹈是他们天真无邪的显现，他们的天真无邪与两个被绞死的人的罪恶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那两个人背叛了人民，背叛了希望。
安德烈·布勒东不相信卡兰德拉背叛了人民和人民的希望，在巴黎他呼吁艾吕雅（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三日的一封公开信）出面抗议这一无端指控并设法营救他们的老朋友。可是，艾吕雅正在一个连接着巴黎、莫斯科、布拉格、华沙、索非亚和希腊的宏伟的圆圈里跳着舞，在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的共产党之间跳来跳去，他在到处吟诵着他那世界大同的美丽诗句。读到布勒东的信后，他原地跳两步，向前跳一步，摇了摇头，拒绝去捍卫人民的叛徒（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日的《行动》周刊上），并开始用铿锵的声音朗诵起来：
<blockquote>
我们要为天真无邪
填补上我们一直
所缺少的力量
我们将不再孤单。
</blockquote>
而我当时正在布拉格的街上游荡，我的周围旋动着又笑又跳的捷克青年的圆圈。我知道，我不是他们那边的，而是在卡兰德拉一边，他也脱离了圆形轨道，坠落下去，不断坠落，直到掉进了囚犯的棺材。可是尽管我不是他们那边的人了，我还是在羡慕和留恋中看着他们在跳舞，我的眼睛离不开他们。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他，就在我眼前。
他搭着他们的肩，在和他们一起唱那两三个极简单的音符，他一边抬起左腿，然后另一边抬起右腿。是的，是他，布拉格的宠儿，艾吕雅！忽然，和他一起跳舞的人们静了下来，他们在一片寂静中继续舞动，而他则伴着鞋跟嗒嗒落地的节奏，抑扬顿挫地吟诵起来：
<blockquote>
我们远离休息，我们远离睡眠，
我们要赶超黎明和春天
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梦想
让时日和四季为我们构建。
</blockquote>
然后，所有人突然都开始唱起这三四个极简单的音符，并且加快了舞蹈的速度。他们远离着休息和睡眠，赶超着时间，填补着他们的天真。他们每个人都微笑着，而这时艾吕雅向和他搭着肩的一个年轻姑娘倾下身来：
<blockquote>
向往和平的人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blockquote>
那姑娘就开始笑了起来，脚更有力地踩踏着碎石路，以致她从地面升高了几厘米，带着其他人一起升高。不一会儿，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脚还着地，他们离开地面，原地跳两步，向前跳一步。是的，他们在圣瓦茨拉夫广场上空飞翔，他们的圆舞就像是飞扬起来的一个大花冠，而我在下面的地上跑着，抬眼看着他们，看着他们越来越远，看着他们在飞翔中一边抬起左腿，随后另一边抬起右腿。在他们的下面，是布拉格，是布拉格充满了诗人的咖啡馆，充满了人民叛徒的监狱，而在焚尸炉里，人们正焚烧着一个社会党女议员和一个超现实主义作家，烟雾就像一个吉祥的预兆一样升向天际，我听到了艾吕雅那铿锵的声音：
<blockquote>
爱在工作着，不知疲倦。
</blockquote>
我循着这个声音在布拉格的街上跑着，担心看不到在城市上空飞翔的由人的身体编织成的美丽花冠，并且我惶恐不安地认识到：他们像鸟儿一样飞升，而我像石头一样坠落；他们有翅膀，而我永远也不会再有。
7
卡兰德拉在被处决十八年后，得到了平反昭雪，可是几个月以后，俄国的坦克就开进波希米亚，马上就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控背叛了人民和人民的希望。一些人被投入监狱，大多数人被剥夺工作。又过了两年（也就是艾吕雅在圣瓦茨拉夫广场飞翔二十年以后），作为这些新受指控的人里面的一个，我在一个面向捷克青年的画报上主持一个星相专栏，达十二个月之久。我的最后一篇关于人马座的星相文章发表一年以后（那是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的事情），我接待了一个我不认识的青年男子的来访。他什么也不说，给了我一个信封。我撕开它，读里面的信，可是费了半天劲我才明白那是R的一封信。笔迹辨识不清，写这封信的时候，她可能正心烦意乱。她尽力说得拐弯抹角，好让除了我以外任何人都看不懂，可这么一来我本人也只看懂了一半。我弄清楚的惟一一件事，是说事过一年以后我的作者身份被发现了。
那个时候，我在布拉格的巴尔托洛梅街上有一套单间公寓。这是一条小街，但很有名。所有的楼房，除了其中的两座（包括我住的这座），都属于警察局。当我从我在五层的大窗户往外面看的时候，我看到上面、在楼顶的上方，是赫拉德钦塔楼，而下面是警察局的院子。上面，展现的是波希米亚国王们辉煌的历史；下面，发生的是著名囚犯的故事。他们都在那里坐过牢，有卡兰德拉和霍拉科娃，斯兰斯基和克莱门蒂斯，还有我的朋友沙巴塔和许布尔。
小伙子（一切都表明，他是R的未婚夫）极其谨慎地看了看自己的周围。他显然认为，警察安了窃听器监视我的房子。我们悄悄地用头部示意，之后走了出去。我们先是一言不发地走路，一直到走到喧嚷的民族大街，他才对我说R想见我一面，我不认识的他的一个朋友把他在郊区的公寓房借给我们秘密约会。
第二天，我坐了很长一段有轨电车，一直来到布拉格城边。那是十二月份，我的手冻僵了。早晨这个时间，宿舍楼里空无一人。根据小伙子给我做的描述，我找到了那座楼房，我坐电梯上了四层，看看门上的主人姓名卡，按了门铃。房间寂静无声。我又按了一次，但没有人开门。我又回到街上。我在寒冷的街上又溜达了半个小时，心想R可能迟到了，她要是从电车站出来一路从人行道走过来时，我就会碰见她。可是，连个人影都没有。我又坐电梯上了楼。我又按门铃。几秒钟以后，我听见房间里响起抽水马桶的声音。这时候，我觉得就好像有人在我身体里放置了一个能映照出恐慌不安的玻璃体。我从自己的体内能感受到不能为我开门的年轻姑娘的恐惧，她五脏六腑都充满着恐慌。
她开了门，脸色苍白，但还是微笑着，尽可能像往常一样可爱。她开了几句笨拙的玩笑，说我们终于在一个无人的房间里两个人单独相处了。我们坐下来，她跟我说最近被叫到警察局去了。他们盘问了她一整天。头两个小时，他们问了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她当时觉得自己把握着局势，和他们开着玩笑，不客气地问他们是不是就因为这些愚蠢的问题而不让她去吃午饭。正在这时，他们问她：亲爱的R小姐，是谁在你们的画报上为您写了那些星相文章？她脸红了，试图跟他们谈某个她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物理学家。他们问：您认识昆德拉先生吗？她说她认识我。有什么不妥吗？他们回答说：没什么不妥，可是您知道昆德拉先生对星相学感兴趣吗？这事儿我不知道，她说。这事儿您不知道？他们笑着对她说。布拉格满城皆知，而这事儿您不知道？她又说了一会儿原子专家的事儿，其中的一个警察就开始对她大叫起来：别胡扯了！
她跟他们说了实情。报社编辑部想开一个星相专栏但不知道该找谁写。R认识我，请我来帮助她。她肯定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他们同意她的说法。不，她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她违背的是内部条例，条例规定禁止与那些曾背信于党、背信于国家的人进行合作。她提醒他们说，没有发生任何严重的问题：昆德拉先生的名字一直是隐匿的，使用笔名也没有冒犯任何人。至于昆德拉先生领取的报酬，甚至都不值得一提。他们又对她说不错，是没有发生什么严重问题，确实，他们只是要做一个关于事情经过的笔录，她签字就可以了，她没什么可担心的。
她签了那份笔录，两天后主编找她谈话，告诉她她被解雇了，立即生效。当天她就去了一家电台，那家电台里的朋友一直建议她来他们那儿工作。他们高兴地接待了她，可是第二天来填表的时候，很喜欢她的人事主管神情黯然地说：“孩子，瞧瞧你做的傻事！你毁了自己的一生。我绝对一点儿也帮不上忙。”
她首先犹豫是否要跟我说，因为她向警察保证不把受审问的情况告诉任何人。但是，她又接到警方的传讯通知（第二天她要去警察局），她决定还是和我秘密见上一面，以便统一口径，一旦我也被传讯时，两个人的说法不致互相矛盾。
这不难理解，R不是胆怯，她只是年轻，不谙世事。她刚遭受到第一下打击，不可理喻的、意想不到的打击，这将让她终生难忘。我明白，我是被选来当作黑手的，通过我来达到警告并惩罚人们的目的，我开始对自己感到害怕了。
她嗓音发紧地问我：“您认为，他们会知道您算命拿了一千克朗的事儿吗？”
“不用害怕。一个在莫斯科学习了三年的家伙，永远也不敢承认他搞过星相算命。”
她笑了，这笑声尽管持续了不到半秒钟，却宛若灵魂拯救的轻声承诺，回响在我耳边。当我就双鱼座、金牛座和白羊座写那些愚蠢的短文时，我想听到的就是这一笑声，我想象的报偿也就是这一笑声。可是在此之前，它从哪个方向都没有响起过，因为天使们在这个世界的各个地方，在所有的指挥部，都占据了决定性的地位，他们征服了左派和右派，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俄国的将军和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用他们冰冷的目光从四面八方看着我们，这一目光把我们诙谐地愚弄人的外衣剥掉，揭露出我们是一些可怜的骗子，为社会主义青年的刊物做事却既不相信青年也不相信社会主义；为主编大人占星算命，却既不在乎主编也不在乎星相学；故弄玄虚地摆弄着一些可笑的玩意儿，而与此同时，我们周围的所有人（左派和右派、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将军和持不同政见者）都在为人类的未来而战斗。我们感觉得到他们的目光落在我们身上的份量，它足以把我们变成随便用鞋跟踩死的虫子。
我控制住自己的不安。我试图为R设想出一个最合理的计划，以应付第二天警察的审问。谈话期间，她几次站起身去厕所。她每次回来都伴着抽水马桶声和恐慌不安的表情。这个勇敢的姑娘为她的恐惧感到羞愧。这个有品位的女人为她的内部器官在一个陌生男人眼前失控感到羞愧。
8
二十来个不同国籍的小伙子和年轻姑娘坐在他们的书桌前，漫不经心地看着米迦勒和加百列。她俩表情紧张地站在讲台前，身后坐着拉斐尔夫人。她们手里拿着好几张写满了自己的读书报告的纸，此外，她们还拿着一个用纸板做的、系着橡皮绳的奇怪物件。
“我们要和大家谈谈尤奈斯库的剧作《犀牛》，”米迦勒说完，把头低下来，在鼻子上扣上一个纸板做的管子，管子上粘着彩纸片，然后她把这个角形管用绕到脑后的橡皮绳系住。加百列也这么做了。然后，她们互相看了一眼，她们发出了短促且断续的尖叫。
教室里同学们看懂了，实际上很容易看懂，两个姑娘要说明的是：第一，犀牛在鼻子的地方长着一只角；第二，尤奈斯库的这部剧是个喜剧。她们想表述这两个想法，当然要通过词句，但主要还是通过她们自己身体的动作。
长长的角形管在她们面部顶端晃动着，全班学生都陷入到一种尴尬的同情之中，就好像有个残疾人在他们书桌上放上了他的一段截肢。
只有拉斐尔夫人为自己两个得意门生的发明而兴高采烈，她也以一种短促、断续的尖叫来回应她们。
两个姑娘满意地晃动着她们的长鼻子，米迦勒开始朗读她那部分报告内容。
学生中有一个叫萨拉的犹太姑娘。她几天前问两个美国姑娘能否看一眼她们的笔记（谁都知道，她们一句话不落地把拉斐尔夫人讲的东西记在笔记里），但是她俩回绝了：“谁让你不听课去海滩玩了。”从那天起，萨拉就开始对她们怀恨在心，现在她很高兴看到两个人在教室前面出洋相。
米迦勒和加百列轮流读着她们对《犀牛》的分析，脸上长出的纸板做的长角就像是一篇空洞的经文。萨拉明白，如果不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就太可惜了。正当米迦勒停顿下来，向加百列转过身去，示意现在该轮到她念的时候，萨拉从凳子上站起来，向她俩走去。加百列，本该接着说的，这时却用惊恐莫名的假鼻子的鼻孔对着萨拉，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萨拉走到两个女学生身边，绕到她们身后（就好像假鼻子沉得让她们抬不起头一样，两个美国女孩甚至无法转过身来看看身后发生了什么），运足了力气，照着米迦勒的屁股踢了一脚，然后又运足力气踢了一脚，这回踢的是加百列的屁股。然后，她面带镇静甚至是尊严，回到自己的座位。
此时此刻，教室里鸦雀无声。
然后，米迦勒的眼里流出了泪水，马上加百列的眼里也流泪了。
然后，教室里哄堂大笑。
然后，萨拉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然后，感到出其不意且十分惊讶的拉斐尔夫人明白了，萨拉的加入是事先精心准备的这出女学生闹剧合作表演的一段，其目的只是在于阐明她们所分析的主题（艺术作品的解读不能仅限于传统的理论分析，还应该运用现代的手段，通过实践、动作、即兴表演来进行）。另外，因为她看不见自己的得意门生的眼泪（她们是面对着教室，背对着老师），她扬起头来，也发出一阵大笑。
听到身后她们敬爱的老师的笑声，米迦勒和加百列感觉到自己被背叛了。因此，泪水如注。这场侮辱让她们如此难过，以至于她们扭起身体，好似得了胃痉挛。
拉斐尔夫人以为她的两个爱徒的痉挛是一种舞蹈动作，于是她顾不得师尊，从座椅上跳起来。她笑得流泪，张开双臂，身体扭动起来，头部因而在脖颈上前后摆动，就像圣器保管人手中倒举着铃铛，只要一动就响起来一样。她走近两个痉挛般扭动的姑娘，拉住了米迦勒的手。这样她们三个就面对着教室，一起扭动，一起流着泪。拉斐尔夫人原地跳两步，抬起了一边的左腿，然后又抬起了另一边的右腿，两个流泪的姑娘开始怯生生地模仿起她来。泪水顺着她们纸做的假鼻子流淌下来，她们在原地扭动跳跃着。然后，女教师抓起加百列的手，她们三个现在在书桌前面形成了一个圆圈，三个人手拉着手，在原地和两边跳步，在教室的地板上转起圈来。她们向前方抬腿，一会儿是左腿，一会儿是右腿，而在加百列和米迦勒的脸上，原来的哭相不知不觉地变成了笑模样。
三个女人又跳又笑，纸鼻子来回摆动，教室里没人说话，大家在无言的惊恐中看着她们。可是，三个女人已经不再注意别人，她们全身心地集中到自己身上，集中到她们的快感上面。突然，拉斐尔夫人用力踩了一下地，她从地板上升起来几厘米，再跳下一步时，她就离开地面了。她随身带着她的两个女伴，又过了一会儿，她们三个都在地板上方转动了，她们旋转，缓缓上升。这时，她们的头发碰到了天花板，天花板慢慢为她们打开。有了这样一个出口，她们升得越来越高，纸鼻子已经看不见了，只有三双鞋刚跨过那巨大的出口，但是也终于看不见了。此时此刻，在教室里惊呆了的学生们耳里，传来了来自上方的笑声，那笑声渐渐远去，是三个大天使灿烂无比的笑。
9
在借来的公寓房中与R的约会，对我来说是决定性的。这时候，我彻底明白了，我已经成了一个不幸的使者，如果我不想让我爱的人代我受过的话，我就不能再生活在他们中间，惟一的出路就是离开我的国家。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让我提到与R的这最后一次见面。我一直深爱这个年轻女人，以最无邪、与性最无关涉的方式。仿佛她的身体一直完美地隐藏在她的绝顶聪明后面，也隐藏在她的谦虚待人和衣着得体后面。她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空隙，让我得以一睹她裸露的胴体的光辉。突然，恐惧像一把屠刀一样剖开了她。我仿佛看到她的身体在我面前展开，就像肉铺里挂钩上吊着的一排小牝牛肉架一样。我们并排坐在借来的房子的沙发上，从洗手间传来蓄水池流水的嘘嘘声，我突然生出要和她做爱的疯狂欲望。更准确地说：要强奸她的疯狂欲望。想扑到她身上，一下子把她抱住，包括她所有站不住脚的令人兴奋的自相矛盾，包括她完美的服饰和肆虐的肠胃，包括她的理性和她的恐惧，包括她的骄傲和她的羞愧，把它们统统抱在一起。在我看来，她的这些矛盾里隐藏着她的本质，深埋着宝藏、金块和钻石。我想跳到她身上，把它挖出来。我想把她全部包容，包括她的排泄物和她那无以名状的灵魂。
但我看到一双恐慌的眼睛在盯着我（一张聪明的面孔上的恐慌的眼睛），她的眼睛越是恐慌，我要强奸她的欲望就越是强烈，也就越是荒谬、愚蠢、可耻、不可理喻、难以实现。
那天，当我从那个借来的公寓房走出，来到布拉格郊区这群宿舍楼间空寂的街道时（R在公寓套房里多待了一会儿，她担心和我一起出来会被人看见），我长时间地不能思想其他的事情，只想着这一强烈的欲望，我刚才所感受到的要强奸我那可爱女友的欲望。这欲望停留在我身上，关在里面，就像关在一个口袋里的鸟儿一样，那鸟儿时不时就醒来，扑打起翅膀。
也可能强奸R的这一疯狂欲望，只是我在坠落过程中想抓住什么的绝望的努力。因为，自从他们把我赶出圆圈以后，我便不停地坠落，直到现在我还在坠落。当时，他们只不过推了我一把，让我坠落得更远、更深、更远离我的国家，坠落到回响着天使们可怕的笑声的荒芜的世界，那些天使用他们的喧嚣遮避了我所有的言说。
我知道，还有萨拉，那个犹太姑娘萨拉，我的姐妹萨拉，她就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地方。可是，我到哪儿能找到她呢？
本章引文出自下列诸书：
安妮·勒克莱尔：《女人之言》，一九七六年。
保尔·艾吕雅：《和平的脸》，一九五一年。
欧仁·尤奈斯库：《犀牛》，一九五九年。
<hr/><ol><li>[5]Eugène Ionesco（1904-94），罗马尼亚出生的法国荒诞派戏剧家。​</li><li>[6]Annie Leclerc（1940-2006），法国女权作家，代表作为《女人之言》（<i>Parole de femme</i>）。​</li><li>[7]Jaroslav Hašek（1883-1923），捷克作家，《好兵帅克》的作者。​</li><li>[8]André Breton（1896-1966），超现实主义诗人，曾加入法国共产党。​</li><li>[9]Paul Éluard（1895-1952），超现实主义诗人，曾加入法国共产党。​</li></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