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犀牛》是欧仁·尤奈斯库的一部剧作，里面的人物，出于让彼此相近相似的意愿，纷纷变成了犀牛。加百列和米迦勒是两个美国青年女子，她们在地中海沿岸的一座小城为外国留学生办的假期班里学习这部剧作。她们是老师拉斐尔夫人最宠爱的学生，因为上课的时候，她们总是全神贯注地看着她，认真地记下她讲的每个要点。今天，她让她们回去一起准备一篇关于该剧的报告，下次课上给同学们讲一下。

“我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他们都变成了犀牛，”加百列说。

“应该把它作为象征来解释，”米迦勒说。

“确实，”加百列说，“文学是由符号构成的。”

“犀牛，首先是一个符号，”米迦勒说。

“不错，可是，即使我们承认他们没有变成真正的犀牛，只是变成了符号，为什么是这个符号而不是另一个符号？”

“是的，这肯定是个问题，”米迦勒忧郁地说。两个正赶回学生宿舍的姑娘，沉默了好一会儿。

加百列打破了沉默：“你不认为这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吗？”

“什么？”米迦勒问。

“牛角，”加百列回答。

“真的，”米迦勒叫了起来，可是随后就犹豫了，“可是，为什么他们男男女女都变成男性生殖器的象征？”

朝着宿舍方向赶路的两个年轻姑娘又沉默不语了。

“我有个想法，”米迦勒突然说。

“什么想法？”加百列感兴趣地问。

“再说，这也是拉斐尔夫人多少暗示过的，”米迦勒说着，逗引着加百列的好奇心。

“那么，是什么呀？说呀，”加百列迫不及待地催问。

“作者要制造一个喜剧效果！”

女伴表达的想法是那样让她着迷，加百列出神地专注于这个想法，腿都忘了迈，脚步就慢下来。两个姑娘停了下来。

“你认为犀牛的象征是为了制造一个喜剧效果？”她问。

“是的。”米迦勒回答，她微笑着。那微笑是发现了真理的人的那种骄傲的微笑。

“有道理，”加百列说。

两个姑娘互相看了看，为她们自己的发明创见甚感开心，嘴角上颤动起一丝骄傲。然后，突然一下子，她们就发出了尖叫，那声音短促，时断时续，很难用言语形容。

2

<blockquote>

笑？人们什么时候关心过笑？我想说的是真正的笑，高于玩笑、嘲笑和可笑的笑。笑，无边的快感，美妙的快感，完全的快感……

我对自己的姐妹说，或是她对我说，来，我们来玩笑的游戏？我们并排躺在床上，开始了游戏。当然，是假装的。勉强地笑。可笑地笑。笑得如此可笑，让我们都笑了起来。这时候，它来了，真正的笑，完全的笑，如滔滔江水，把我们裹挟进去。笑得迸发、反复、冲撞、放肆，笑得气派、奢侈、疯狂……我们为自己的笑中之笑而笑得死去活来……啊，笑！快感之笑，笑之快感；笑着，就是如此深切地活着。

</blockquote>

我上面引的这段文字选自一本名为《女人之言》的书，它是一九七四年由一个狂热的女权主义者写的，而女权主义深深地给我们这个时代的风尚打下了印记。这是一篇关于快乐的神秘主义宣言。针对男性的性欲望，以勃起的转瞬即逝为指向并注定与暴力、毁灭和消亡相联的性欲望，作者通过颂扬它的极端对立面，提出了女性的快感，它温情脉脉，无所不在，连绵悠长。对于女人来说，只要她没有丧失掉其自身的本质，吃，喝，拉，撒，摸，听，甚至在某处存在着，一切都是快感。这些快感的列举，就像美丽的连祷文一样，贯穿于该书的始终。活着就是幸福：看，听，摸，喝，吃，撒，拉，入水与看天，笑和哭。如果性交为美的话，那是因为它集中了生命所有可能的快感：触摸，看，听，说，嗅，还有喝，吃，排泄，了解，舞蹈。喂奶也是一种快乐，甚至妊娠也是一种快感，月经亦奇妙无边，那是温凉的琼浆，隐晦的乳汁，血液甜蜜且温柔的流淌，疼痛中蕴含着幸福的灼热气味。

只有傻瓜才会对这一快乐的宣言发笑。所有的狂热信仰都带着夸张。狂热式的神秘主义，如果它要把狂热进行到底，把谦逊进行到底，把快感进行到底的话，应该对可笑无所畏惧。正像圣女特蕾莎在弥留之际微笑一样，圣女安妮·勒克莱尔（我所引的那本书的作者就叫这个名字）声言：死亡是欢乐的一部分，只有男性才惧怕它，因为他可怜地迷恋着他渺小的自我和渺小的权力。

上面，在快感之殿宇的顶端，响起来笑声，那是幸福的妙美显现，快感的极度充盈。快感之笑。笑之快感。不可否认，这一笑高于玩笑、嘲笑和可笑的笑。两个躺在床上的姐妹不是具体在笑什么，她们的笑没有对象，那是存在娱悦于其所以存在的表达。正如呻吟是感到疼痛的人自受伤的身体自发流露的现时表达（该身体是在过去和未来之外的全部存在）一样，发出快意之笑的人也是没有回忆，没有欲望的，因为他把自己的笑声抛给了眼前的世界，却不想对这个世界有什么了解。

大家肯定能回想起这样一个场景，因为在数不清的拙劣电影中都看见过：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手拉着手，在春天（或者夏天）的美丽景色中奔跑。他们跑着，跑着，跑着，笑了起来。两个奔跑者的笑声是向全世界宣告，也是向所有这些电影的观众宣告：我们很幸福，我们很高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与存在合为一体！这是个愚蠢的场景，一个俗套，但是它表达的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态度：严肃的笑，高于玩笑的笑。

所有的教会，所有的服装制造商，所有的将军，所有的政党，他们都在这个笑方面达成一致，而且大家都忙不迭地把这两个又跑又笑的青年的形象贴在他们的宣传画上，用来宣传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产品，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的人民，他们的性以及他们的洗碗用品。

米迦勒和加百列所发出的笑，正是这一种笑。她们走出一家玩具店，手拉着手，在她们的另一只手上，每个人都摇着一只小口袋，里面装着彩纸、胶带和橡皮绳。

“拉斐尔夫人一定会欣喜若狂，你看着吧，”加百列一边说，一边发出尖锐且断续的声音。米迦勒同意这一点，也发出了差不多同样的声音。

3

一九六八年，俄国人占领我的国家不久，他们剥夺了我的工作（和成千上万的其他捷克人一样），没有人有权利给我另外一份工作。这时，一些年轻的朋友就来找我，他们过于年轻，还上不了俄国人的名单，还能留在编辑部、学校、电影厂里。我永远也不会出卖这些年轻的朋友，这些善良且年轻的朋友，他们建议我以他们的名字写一些广播剧，电视剧，话剧剧本，文章，报道，电影剧本，以使我不为生计发愁。我利用了一些方便，但是经常是拒绝他们，因为我做不出他们建议我做的一些东西，另外也因为这很危险。不是对我，而是对他们。秘密警察要让我们饥寒交迫，迫使我们投降并当众认错。因此，他们严密地监视着那些会让我们突围的可怜出口，并严厉地惩罚那些把名字作为礼物送给我们的人。

在这些慷慨的捐赠者中，有一个叫做R（我没必要掩饰什么，因为一切都被发现了）的年轻女子。这个羞怯、文静且聪明的女孩是发行量惊人的一份青年杂志的编辑。由于这份杂志当时不得不发表大量生硬的政治文章来歌颂兄弟般的俄国人民，编辑部在想办法如何吸引广大读者。于是，它决定例外地背离一下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开办一个星相专栏。

在我受排斥的那些年月里，我做了成千上万份星相算命。既然伟大的哈谢克能做狗贩子（他卖了很多偷来的狗并且把许多杂种狗当纯种卖掉），为什么我不能搞星相算命呢？我从前从巴黎朋友那里收到过安德列·巴尔博的所有论著，他的名字后面总要骄傲地附上国际星相学会主席的称号。我伪造他的笔迹，在书的扉页上用鹅毛笔写上米兰·昆德拉惠存，安德列·巴尔博题。我把这些有题字的书不经意地放在书桌上，看见我的布拉格主顾们对此惊讶不已，我便对他们解释说，我曾经作为杰出的巴尔博的助手在巴黎待过几个月。

当R来请我秘密地为她的周刊主持一个星相专栏时，我满口应承下来，并建议她对编辑部说，这些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原子专家，之所以不愿意透露姓名，是担心成为同事们的话柄。在我看来，我们的事情受到了双重的保护：一个并不存在的专家，还有他的笔名。

我于是动手用假名写了一篇又长又漂亮的论占星术的文章。然后，每个月就不同的星相写一篇比较荒唐的短文，并由我自己来为金牛座、白羊座、处女座、双鱼座等画出小画片。收入是可笑的，事情本身也没什么有趣和出彩的地方。这一切中惟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的存在，一个被从历史和文学书还有电话簿里抹掉的人的存在，一个死去现在又通过奇怪的显身活转过来的人，在向成千上万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灌输着占星术的伟大真理。

有一天，R告诉我她的主编被这位星相学家征服，想让他为自己算一命。我非常高兴。主编是被俄国人安排为杂志社领导的。他半辈子都在布拉格和莫斯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R笑着对我解释说：“他有点不好意思提这事儿。他希望不要闹得满城风雨，让别人说他相信中世纪的迷信。但是他非常想试试。”

“好哇，”我说，并且我很高兴。我了解这个主编，他除了是R的老板以外，还是主管干部的党的高级委员会成员，经他的手毁掉了我不少朋友的性命。

“他想保持完全匿名。我要给你他的出生日期，但你不该知道是他的。”

这更让我觉得好玩了：“好哇！”

“他要给你一百克朗作为算命费用。”

“一百克朗？他怎么想得出来，这个吝啬鬼。”

他托人转送来一千克朗。我涂了满满十页纸，描述他的性格，勾勒出他的过去（我是足够了解的）和将来。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来完成我的作品，并且和R进行了详细的咨询。通过星相算命，实际上可以巧妙地影响甚至引导人们的行为。我们可以建议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提醒他们注意另外一些事，并且通过让他们了解他们未来的厄运，促使他们变得更为谦卑。

不久以后，我再见到R的时候，我们笑个不停。她说，主编自从看了自己的星相运势后，变得更好了。他开始对自己的严厉略有收敛，因为星相学让他注意这一点。他十分重视自己能够做到的那一丁点善良。在他那经常处于失神状态的目光里，可以看出一种忧伤，那是因为知道自己的星相为他的未来只留下痛苦而产生的忧伤。

4（关于两种笑）

把魔鬼构想成恶的信徒、天使构想为善的战士，那是接受了天使的蛊惑人心的宣传。事情当然比这要复杂。

天使不是善的信徒，而是造物的信徒。而魔鬼则是拒绝承认神造的世界是有理性意义的。

大家知道，天使和魔鬼分享着对世界的统治。然而，世界之善并不意味着天使要高出魔鬼一筹（小时候我是这么以为的），而是说双方的权力差不多是均衡的。如果世界上有太多毋庸置疑的意义（天使们的权力），我们会被它压垮。如果世界丧失了所有的意义（魔鬼的统治），我们也无法活下去。

当事物突然失却了它们预定的意义、脱离了既定秩序中应有的位置的时候（在莫斯科受过训练的马克患主义者相信占星术），就会引起我们发笑。最初，笑属于魔鬼的领域。它有些恶意的成分（事物突然显得与它们平时被认为的样子有所不同），也有一些善意解脱的成分（事物显得比原来的样子更为轻松，让我们更自由地生活，不再以它们的庄严肃穆来压迫我们）。

当天使第一次听到魔鬼的笑声的时候，他惊呆了。那是在一次盛宴上，大厅里坐满了人，人们一个个跟着魔鬼笑，那笑传染性极强。天使很清楚，这笑是针对上帝和上帝之作品的尊严的。他知道要赶快反击，不拘形式，可是他感到软弱无力。因为什么也发明不出来，他仿效起对手来。他张开嘴，在他音域的高音区发出断续的颤动的声音（在一座沿海城市的街道上，米迦勒和加百列发出的是差不多的声音），但却赋予它相反的意义：魔鬼的笑指向的是事物的荒谬，而天使为之感到欣悦的，则是世间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出自智慧的设计，尽善尽美且充满意义。

这样，天使和魔鬼就互相面对着，他们张开嘴巴，发出差不多同样的声音，但是各自通过这声音所表达的却是相反的事情。魔鬼看着天使笑，就笑得更厉害，笑得更欢，也更赤裸裸了，这就使得天使之笑变得极为可笑。

可笑的笑，就是溃败。然而，天使们也有所收获。他们通过语义假冒欺骗了我们。要指称他们的模仿之笑和原创之笑（魔鬼的笑），只有“笑”这一个词。今天，我们还意识不到的是：同样的外部显现涵盖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内在态度。有两种笑存在，可是我们没有什么词能把它们区分开来。

5

一份画报发表了这样一幅照片：一列身穿制服的人站在那里，肩上扛着枪，头上戴着佩有透明防护面罩的钢盔，他们注视着一些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的青年男女，这些青年人手拉着手，在他们眼前跳着一种圆舞。

很明显，这是和警察发生冲突前的一段间歇，警察在守卫着某个核电站，某个军事训练营地，某个政党的党部，或者是某个大使馆的玻璃窗。年轻人利用这段间歇，围成了一个圈，伴着一段流行音乐的简单的迭句曲调，原地踏两步，向前迈一步，然后抬起左腿，然后又抬起右腿。

我似乎理解他们：他们觉得自己在地上画的圈是一个有魔力的圆圈，把他们像指环一样联结起来。而他们的胸膛里也充满着一种强烈的天真情怀：让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不是士兵或法西斯突击队的那种“开步走”，而是孩子们跳的那种“舞蹈”。他们要把自己的天真唾到警察的脸上去。

摄影师也是这样看他们的，他突出了这一强烈对比：一边是队列式虚假（强制与命令）地统一为一体的警察，另一边是圆圈式真正（真诚并自然）合为一体的青年；一边是伺机采取阴险行动的警察，另一边是沉浸在游戏的欢乐之中的青年。

在一个圆圈里跳舞是令人着魔的；圆圈又从数千年之远的记忆中向我们预兆着什么。大学教师拉斐尔夫人从画报上剪下这张照片，充满梦想地盯着它看。她也想在一个圆圈里跳舞。她一辈子都在寻找一个男女组成的圆圈，让她和别人手拉着手一起跳圆舞。她首先在卫理公会里寻找（她父亲是个狂热的教徒），然后是在共产党里，然后是在托洛茨基党里，然后是在异端托洛茨基党里，然后是在反堕胎运动中（孩子有生命权！），然后是在堕胎合法化运动中（女人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她曾在马克思主义者、精神分析学家、结构主义者那里寻找；她曾在列宁、在禅宗佛教、在毛泽东那里寻找；她也曾在瑜伽信徒、新小说流派里寻找。最后，找来找去，她希望至少要和她的学生们和谐一致，同他们结为一体。这就意味着她总是强迫自己的学生和她想的一样、说的一样，于是终于有人与她在同一个圆圈、同一曲舞蹈中身体合一、精神合一了。

这时候，她的学生加百列和米迦勒正在她们的房间里，在学生宿舍。她们投身到尤奈斯库的剧作之中，米迦勒大声读道：

<blockquote>

逻辑学家对老先生说：拿一张纸，计算。从两只猫身上拿下两条腿，每只猫还剩下多少条腿？

老先生对逻辑学家说：有好几种可能的答案。一只猫可以有四条腿，另一只有两条。还可能有一只猫有五条腿，而另一只猫只有一条。从两只猫的八条腿上拿下两条，结果会是一只猫有六条腿，另一只猫一条也没有。

</blockquote>

米迦勒打断了她的朗读：“我不明白怎么给猫拿下腿来。能把腿砍下来吗？”

“米迦勒！”加百列叫起来。

“我还不懂一只猫怎么可能有六条腿。”

“米迦勒！”加百列又喊叫起来。

“什么？”米迦勒问。

“你难道忘了吗？还是你自己说的呢！”

“什么？”米迦勒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