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刊于《现代人》杂志，1849 年第2 期。涅克拉索夫把它列为《猎人笔记》中最成功的作品之一；格里戈里耶夫则把它与《霍尔与卡里内奇》相提并论。
在一个炎热的夏日里，我打过猎坐马车回来。叶尔莫莱坐在我旁边迷迷糊糊地打着盹儿。两条睡得像死了一般的狗在我们脚下不住地颠动着。车夫不时地用鞭子驱赶马身上的马蝇。白茫茫的灰尘像轻云一般跟着马车飞跑。我们的马车进了灌木丛。道路更加崎岖不平了，车轮不时地碰着树枝。叶尔莫莱振作起精神，朝周围打量了一下……“嘿！”他叫起来，“这儿一定有松鸡，咱们下车吧。”我们就下了车，走进树丛里。我的狗找到一窝松鸡。我打了一枪，正要重新装弹药，忽然听到我身后响起很大的刷刷声，就看见一个骑马的人用手拨着树枝，朝我走来。
“请问，”他用傲慢的声调说，“先生，您有什么权利在这儿打猎？”这个陌生人说话特别快，断断续续，而且带鼻音。我对他看了看：我有生以来没见过像这样的人。诸位亲爱的读者，我所看到的是一个矮小的人，淡黄色头发，红红的狮子鼻，长长的红胡子。大红色呢顶的尖顶波斯帽一直抵到眉毛，把整个额头都盖住了。他穿的是一件破旧的黄色短上衣，胸前有一个黑色波斯绒弹药袋，所有的衣缝都镶着褪了色的银色绦带。他肩上背着一个号角，腰带上挂一把短剑。一匹瘦弱的高鼻子枣红马在他座下不要命地折腾着，两条瘦瘦的歪爪子猎狗也在马腿边不停地转悠着。这个陌生人的脸、目光、声音、每一个动作以及他整个的人，都流露着狂妄胆大和无与伦比、见所未见的傲慢味道儿。他那双无神的淡蓝色眼睛像醉汉眼睛似的不停地转悠着，斜睨着。他把头向后仰着，鼓着两腮，鼻子哼哧着，浑身颤抖着，好像威风得不得了——活像一只火鸡。他把他的问话又重复了一遍。
“我不知道这儿不能打猎。”我回答说。
“先生，”他又说，“您这是在我的土地上。”
“对不起，我这就走。”
“不过，请问，”他又说，“您也是贵族吗？”
我说了我的姓名。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请您打猎吧。我自己也是贵族，很高兴为贵族效劳……我叫潘捷莱·契尔托普哈诺夫。”
他弯下身，大喝一声，朝马脖子上抽了一鞭。那马晃了几下头，就竖起前蹄，住旁边一冲，踩着了一只狗爪子。那狗尖叫起来。契尔托普哈诺夫生气了，恶狠狠地咕哝起来，用拳头朝马的两耳中间捶了一下，比闪电还快地跳下马来，仔细看了看狗爪子，往伤口上涂了些唾沫，朝狗肚子上踢了一脚，让狗不要再叫，便抓住马鬃，把一只脚插进马镫。那马昂起头，扬起尾巴，侧着身子冲进灌木丛。他一只脚跟着马蹦了一会儿，终于跨上了马鞍，发狂似的挥舞了几下鞭子，吹起号角，便跑走了。
我惊愕于契尔托普哈诺夫意想不到的出现，还没有回过神来，突然又有一个四十来岁的胖胖的人骑着一匹青色小马几乎毫无声息地从灌木丛中走了出来。他勒住马，摘下绿色的皮帽，用尖细而柔和的声音问我，是不是看到一个骑枣红马的人？我回答说，看到的。
“那位先生朝哪个方向去了？”他还是用那样的声音说，而且还没有把帽子戴上。
“朝那边去了。”
“多谢您了。”
他吧嗒了一下嘴，两条腿擦着马肚子悠荡了几下，他的马便跨着小步嘚嘚地朝我所指的方向走去。我从后面望着他，一直到他那绿帽子隐没在枝丛中。这个新来的陌生人在外表上一点也不像先前那个陌生人。他的脸肉嘟嘟的、圆圆的，像一个皮球，显得很腼腆、很和善、很温顺。鼻子也是肉嘟嘟的、圆圆的，露出一条条青筋，表示他是一个好色之徒。在他的头上，前面一根头发也没有了，后面翘着稀稀拉拉的淡褐色发卷儿；好像是用芦苇叶子画出来的一双小小的眼睛，亲切地眨巴着；红润的嘴唇甜甜地笑着。他穿的一件有硬领和铜纽扣的常礼服非常破旧，但是十分干净；他的呢裤子吊得很高；长筒靴的黄色镶边之上，露出肥胖的小腿肚。
“这人是谁呀？”我问叶尔莫莱。
“这人吗？是季洪·伊凡内奇·聂道漂斯金。住在契尔托普哈诺夫家里的。”
“怎么，他是个穷人吗？”
“是没有什么钱，不过契尔托普哈诺夫也是一个铜子没有呀。”
“那他为什么要住在他家里呀？”
“啊，您没看到，他们俩有多么要好吗？他们形影不离……真是穿连裆裤的呀……”
我们走出灌木丛，突然在我们旁边有两条猎狗呜噜起来，一只肥大的雪兔跑进已经长得很高的燕麦地里。紧跟着的有几条猎狗，有灵■，有撵山犬，从树丛中跳了出来，契尔托普哈诺夫也跟着狗跑了出来。他不叫喊，不吆喝狗去追捕，因为他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了。他那张开的嘴巴里有时发出断断续续、毫无意义的声音；他瞪大了眼睛骑在马上奔跑着，用鞭子疯狂地抽打那匹可怜的马。几条猎狗撵上了雪兔……雪兔蹲了一下，陡地往后一转，就从叶尔莫莱身边跑过去，进入灌木丛……几条猎狗扑了个空。“快……追，快……追！”发呆的猎人好像口齿不清似的使劲儿嘟囔着说，“伙计，注意！”叶尔莫莱开了一枪……中弹的雪兔像陀螺似的在平坦而干枯的草地上打了几个滚儿，朝上一蹦，就被扑上来的一条猎狗咬住，凄惨地叫了起来。一条条猎狗立刻都拥了过来。
契尔托普哈诺夫像翻筋斗似的跳下马来，拔出短剑，叉着两条腿跑到狗跟前，气呼呼地骂着，从几条狗嘴里夺出被撕得血肉模糊的兔子，一张脸不住地抽搐着，把短剑插进兔子的喉咙，一直插到剑柄……一插进去，就哈哈大笑起来。季洪·伊凡内奇也在树林边上出现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契尔托普哈诺夫又大笑起来……“哈哈哈哈！”他的同伴也悠然自得地跟着他笑。
“说实在话，夏天是不应该打猎。”我指着被踩得乱糟糟的燕麦，对契尔托普哈诺夫说。
“这是我的地。”契尔托普哈诺夫依然喘着粗气说。
他割下兔爪子，分给猎狗吃了，就把兔子拴到马鞍的皮带上。
“伙计，多谢你帮一枪。”他对叶尔莫莱说。“还有您，先生，”他还用那种断断续续的、尖尖的声音对我说，“也多谢了。”
他上了马。
“哦，请问……我忘了……尊姓大名？”
我又说了说我的姓名。
“非常高兴和您结识。如果有空，欢迎您到我家来玩儿……”然后他又气呼呼地说，“福姆卡这家伙到哪儿去了，季洪·伊凡内奇？追捕雪兔的时候他怎么不在？”
“他骑的马完蛋了。”季洪·伊凡内奇微微笑着回答说。
“怎么完蛋了？奥尔巴桑完蛋了吗？嘿，嘿！……他在哪儿？在哪儿？”
“在那边，林子后面。”
契尔托普哈诺夫用鞭子照马面上抽了一下，那马就拼命跑起来。季洪·伊凡内奇向我鞠了两个躬——一个是为他自己，一个是代表他的同伴，就又驱马走进了灌木丛。
这两位先生引起我强烈的好奇心……两个如此不同的人怎么会成为形影不离的密友呀？我就开始调查。我打听到的情况是这样的：
潘捷莱·叶列美奇·契尔托普哈诺夫是附近一带出了名的危险和乖戾的人，头等的狂夫和莽汉。他在军队里只干了不长时间，就因为“不愉快的事”退职，退职时的军衔，按当时流行的说法，是“不算鸟的母鸡指准尉。准尉不是正式军官。”。他出身于一个原来很有钱的世家。他的祖辈生活十分阔绰，依照草原人的风俗，这就是说，盛情待客，不论请来的和不请自来的，都让他们吃饱喝足，还要给每位客人的车夫一俄石燕麦喂马；家里养着乐师、歌手、食客和狗，在节庆日子里让大家喝足葡萄酒和麦酒；每到冬天都坐着自己的马拉的沉重的马车到莫斯科去。然而有时候一连几个月没有一文钱，靠吃家禽度日子。
潘捷莱·叶列美奇的父亲所继承的是已经衰败的家业，到他手上又尽情挥霍了一番，他死的时候，留给他唯一的继承人潘捷莱的，只是已经抵押出去的别索诺夫村和三十五名男性和七十六名女性农奴，另外还有科罗布罗道沃荒原上十四又四分之一俄亩无用的土地，不过在先人的文件柜中没有这片土地的任何地契。他已去世的父亲是以极其奇怪的方式破产的：是“经济核算”害了他。照他的见解，贵族不应该依靠商人、市民和诸如此类的所谓“强盗”。
他在自己的村子里兴办了各种手艺作坊：“又好，又合算，”他常常说，“这就是经济核算！”他终身没有放弃这种极其有害的想法，正是这种想法使他破产的。然而他倒是开心了一番！不管什么稀奇古怪的想法他都试了试。在种种其他发明之外，有一次他根据自己的设想造了一辆老大的家庭马车，尽管把全村所有的农家马连同马的主人都找了来，一齐使劲来拖，然而一遇到斜坡，那车就翻倒了，并且散了架。叶列美·卢基奇（潘捷莱的父亲名叫叶列美·卢基奇。）叫人在斜坡上立了一个纪念碑，不过他一点也不感到不安。他还别出心裁要造一座礼拜堂，当然是自己设计，不要建筑师插手。他烧砖瓦烧掉了整片树林，打的基础十分宽大，足够建造省城教堂，垒好墙，就开始架圆屋顶，圆屋顶却掉了下来；又架一次，又塌下来；又来第三次，第三次也垮下来。这位叶列美·卢基奇就寻思起来，心想：事情不对头……一定是有人兴妖作怪……于是他立刻下令鞭打村子里所有的老太婆。把老太婆都打过了，圆屋顶还是架不起来。他又开始按新的计划为农人改造住房，一切都依据经济核算。他让每三户在一起，摆成三角形，中央立一根杆子，杆子上装一个上了油漆的椋鸟笼和一面旗。往往他每天都能想出一个新花样：有时用牛蒡叶子做汤，有时剪下马尾给家仆做帽子，有时想用荨麻代替亚麻，拿蘑菇喂猪……有一天，他在《莫斯科时报》上读到哈尔科夫的地主赫略克－赫鲁表尔斯基的一篇关于道德在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效用的文章，第二天就下令要所有的农人立即把哈尔科夫地主的这篇文章读得能背诵。农人都读熟了。这位东家就问他们：是不是懂得文章里说的是什么？管家回答说：怎么不懂呀！就在这前后，他为了维护秩序和便于经济核算，吩咐把所有手下人都编成号，并且让每个人都在衣领上缝上自己的号码。任何人见到主人，都要喊：某某号到！主人就亲切地回答：好，你去吧！
然而，不管他怎样注重秩序和经济核算，还是渐渐地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先是把自己的几个村子抵押出去，后来就一个一个地卖掉了，而最后的祖居地，就是那个有一座未建成的礼拜堂的村子，是由官府拍卖的，幸而不是在叶列美·卢基奇生前——如果是在他生前，他是受不了这个打击的——而是在他去世后两个星期。他还来得及死在自己家里、自己的床上，有家里人围着，而且是在医生照料之下。但是可怜的潘捷莱得到的只是一个别索诺夫村了。
潘捷莱知道父亲生病的消息时，已经是在部队里，正纠缠在上述的“不愉快事件”中。他虚岁只有十九岁。他从小就没有离开过家，在极其善良而又极其愚蠢的母亲瓦西里萨·瓦西里耶芙娜的培养下，成为一个娇惯的小少爷。她一个人管他的教养，叶列美·卢基奇埋头于他的经济设想，顾不到这些。虽然有一次他因为儿子读错了字母也亲手打过他，不过这一天叶列美·卢基奇心里是有很深的隐痛，因为他的一条最好的狗撞到树上死了。其实，瓦西里萨·瓦西里耶芙娜对儿子教养的操心也只限于一次艰苦的努力：她费了很大劲儿给他请到一位家庭教师，阿尔萨斯的一个退伍军人，名叫比尔科普甫的。而且她直到死，都是战战兢兢地对待这位家庭教师，因为她想：他要是不干了，我就完了！那我怎么办呀？我到哪儿去另找老师呀？就这一个还是我好不容易从邻村女地主家里挖来的呢！比尔科普甫也是一个机灵人，立刻利用起自己的特殊地位：不要命地喝酒，一天到晚睡觉。潘捷莱一结束了“学业”，就去服役了。这时瓦西里萨·瓦西里耶芙娜已经不在人世了。她是在这件大事之前半年受惊而死的：她梦见一个穿白衣的人骑着一只熊，胸前有标志：反基督者。叶列美·卢基奇不久也随着自己的老伴走了。
潘捷莱一听到父亲生病的消息，急忙赶回家来，但是已经来不及同父亲见面了。当这个孝子完全意外地从富有的继承人变成穷人的时候，他有多么吃惊呀！没有多少人能够经受这样剧烈的变化。潘捷莱痴呆了，变得冷酷了。他原来虽然有些急躁、任性，但却是一个正直、善良而慷慨的人，现在变成了一个狂人和莽汉，不再和乡邻们往来了——他羞于见富人，又瞧不起穷人——而且对所有的人都极其粗鲁无礼，甚至对当权者也是如此，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世袭贵族。有一次警察局长没脱帽走进他的房里，差点儿被他开枪打死。当然，当权者对他也不会客气，一有机会就叫他尝尝当权者的厉害。然而大家还是有点儿怕他，因为他的脾气异常暴躁，一句话不合，便白刃相见。稍有不顺意，契尔托普哈诺夫的眼睛就骨碌碌直转，说话声音也不连贯了。“啊哇……哇……哇……哇……哇，”他含糊不清地说，“我这命不要了！”……简直就不顾死活了！
虽然如此，他又是一个清白的人，从来不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当然，没有什么人到他家来……然而他的心地是善良的，甚至自有其伟大之处：他路见不平，就挺身而出。他很能维护他的庄稼人。“怎么？”他常常发狂似的敲着自己的脑袋说，“想欺负我的人，欺负我的人吗？只要有我契尔托普哈诺夫在，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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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洪·伊凡内奇·聂道漂斯金的出身不像潘捷莱·叶列美奇那样可以自诩。他的父亲是独院地主出身，只是在服役四十年后，才获得贵族称号。老聂道漂斯金先生是一个不走运的人，灾难像冤家对头似的到处紧紧地追随着他。这可怜的人在整整六十年中，从出生到死去，一直在同小人物所特有的种种贫困、疾病和灾祸搏斗。他在困境中像鱼撞冰似的挣扎着，吃不饱，睡不足，弯腰低头，东奔西走，忧愁，憔悴，为挣每一个戈比而兢兢业业，为公务确实“鞠躬尽瘁”，到头来死在不知是阁楼上，还是地窖里，既没有为自己，也没有为孩子们挣得可以糊口的东西。命运把他捉弄得筋疲力尽，简直像被猎狗追逐的兔子。他是一个善良而正直的人，收受贿赂也“规规矩矩”——从十戈比到两个卢布。
老聂道漂斯金有过一个患肺病的瘦弱的妻子，也有过一些孩子，幸而大都不久就死掉了，只剩下季洪和女儿米特罗道拉。米特罗道拉外号“土里俏”，经历过许多可悲而又可笑的事情之后，嫁给了一个退职的司法监察官。
老聂道漂斯金先生好歹在生前给季洪谋得一个编外办事员的职位，但是父亲一死，季洪就不干了。天天提心吊胆，时时刻刻要跟饥寒作痛苦的搏斗，天天看到母亲忧心忡忡，看到父亲苦苦挣扎，受着房东和店主粗暴的欺压——季洪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这种种痛苦之中，因此变得说不出地胆怯：一见上司就心惊胆战，好像一只被捉住的鸟儿。他就辞职不干了。漫不经心的、也许是喜欢开玩笑的造物主，往往在赋予人种种本性和爱好时，一点也不考虑其社会地位和财产。造物主凭着固有的关怀和仁爱之心，把这个穷官吏的儿子塑造成一个多愁善感、懒惰、温和、逆来顺受的人——一个特别注重享受、具有极其灵敏的嗅觉和味觉的人……造物主塑造好了，又精心加工一番之后，就让自己的作品去靠酸白菜和臭鱼生长了。这件作品长成了，就开始所谓“生活”。这就热闹了。
折磨得老聂道漂斯金死去活来的命运，又折磨起儿子：显然，折磨出滋味来了。不过折磨季洪的方式有所不同：不是让他痛苦，而是拿他开心。命运从来不使他陷于绝望，从来不让他尝受饥饿的难受滋味，却驱使他在俄罗斯到处漂泊，从大乌斯秋格到皇科克舍斯克，离了一个低贱而可笑的职位，又换一个：有时命运照顾他，让他在又爱唠叨又暴躁的贵族女善人家里当“大管事”，有时安排他在又有钱又吝啬的商人家里做食客，有时委派他给一个暴眼睛、留有英国式剪发的先生当家庭秘书长，有时让他在养犬的猎人家里担任半家仆、半小丑的角色……总而言之，命运迫使可怜的季洪一滴一滴地喝尽了寄人篱下的苦涩的毒酒。
他一生为贵族老爷们效劳，满足他们刁钻古怪的要求，为他们排解百无聊赖的烦闷……有多少次，成群的客人拿他开心取乐，尽兴之后把他放了，他一个人回到房间里，羞臊得无地自容，眼里噙着绝望的冷泪，发誓到第二天一定偷偷地逃走，到城里去试试自己的运气，哪怕当一个小小的抄写员也好，要么干脆饿死在大街上。可是，第一，他没有志气；第二，他一向胆小；还有第三，到底怎样去给自己谋职位，去求谁呢？“不会要我的，”这个苦命人常常灰心丧气地在床上翻来翻去，小声说，“不会要我呀！”于是到第二天他又硬着头皮干下去。他的状况之所以格外苦，还因为关怀他的造物主竟没有想到给予他起码的干小丑这一行不可或缺的本事和才能。比如，他不善于反穿熊皮大衣跳舞跳到要倒的程度，也不善于在面临皮鞭挥舞的情况下插科打诨，献献殷勤；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时候他一丝不挂，有时会伤风；他的胃既不能消化掺墨水和其他污水的酒，也不能消化加了醋的小小的蛤蟆菌和红菇。
要不是他最后的恩人，一个发了财的专卖商，在高兴的时刻想起在遗嘱中添写了一笔，天知道以后季洪会怎样呢。那遗嘱中写的是：“至于焦济亚（即季洪）·聂道漂斯金，将我自购的别谢林杰耶夫村连同所属土地交给他作为永远的世袭产业。”几天之后，这位恩人就在喝鲟鱼汤的时候中风死了。一下子乱腾起来，法院来了人，把财产都查封了。家里人都来了，打开遗嘱，看过遗嘱，就叫人去找聂道漂斯金。聂道漂斯金来了。在场的人大部分都知道这位季洪·伊凡内奇是在恩人手下干什么的，所以大家都纷纷迎着他闹哄哄地叫喊，用嘲笑的口气向他祝贺。“地主来了，这不是，新地主来了！”另外一些继承人这样叫喊。“这就是那玩意儿，”一个出了名的爱说笑话和俏皮话的人接话说，“一点也不错，可以说……这的的确确就是……那玩意儿……就是所说的……那玩意儿……继承人。”于是大家都哄的一声大笑起来。聂道漂斯金很久不肯相信自己有这样的福气。他看了遗嘱，脸红了红，眯起眼睛，挓挲起两手，号啕大哭起来。大家的哈哈笑声变成闹哄哄的、连成一片的嚷嚷声。
别谢林杰耶夫村总共有二十二个农奴，没有谁感到太可惜，那为什么不借此机会寻寻开心呢？只有一个彼得堡来的继承人，一个长着希腊式鼻子、带有十分高贵的面部表情的气概非凡的男子，叫罗斯济斯拉夫·阿达梅奇·什托别尔的，忍不住了，侧着身子来到聂道漂斯金跟前，傲慢地扭过头去看了看他。“先生，据我所知，”他轻蔑地、不大客气地说，“您是可敬的菲多尔·菲多雷奇手下的一名所谓凑趣的家仆吧？”这位彼得堡的先生是用极其清楚和干脆利落的言语说的。又伤心、又激动的聂道漂斯金没有听清楚他不认识的这位先生的话，但是其余的人立刻都不做声了。那个爱说俏皮话的人故作大度地笑了笑。什托别尔先生搓了搓手，又把他的问话重复了一遍。聂道漂斯金惊愕得抬起眼睛，张大了嘴巴。什托别尔先生恶狠狠地眯起眼睛。
“恭喜您呀，先生，恭喜你，”他又说，“虽然，可以说，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用这种方式挣得糊口之粮的；不过，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也就是说，各有各的口味……不是吗？”
后面有一个人由于又惊讶又高兴，很快地、然而不失礼貌地尖叫起来。
“请问，”什托别尔先生得到大家的笑声的有力鼓励，又接着说下去，“您有这样的福气，主要是靠什么样的才能呢？您说说吧，不要不好意思；我们这儿，可以说，都是自家人，自家人原文为法文。不是吗，诸位先生，我们这儿都是自家人原文为法文？”
什托别尔先生拿这话随便去问一位继承人，可惜那人不懂法语，所以只是带着赞同的神气轻轻地哼了一声。可是另外一个继承人，一个额头上有黄斑的年轻人，连忙接话说：“是的，是的原文为法文，当然啦。”
“也许，”什托别尔先生又说，“您会两腿朝天用手走路吧？”
聂道漂斯金很苦恼地朝周围看了看：所有的脸都不怀好意地笑着，所有的眼睛都笑出了眼泪。
“要么，也许，您会学公鸡叫吧？”
立刻引起一阵哄堂大笑，而且立刻又鸦雀无声，等候下文。
“要么，也许，您会在鼻子上……”
“够了！”突然有一个又尖又响亮的声音打断什托别尔的话，“你们欺侮一个穷人，怎么不害臊！”
大家都回过头去看了看。门口站的是契尔托普哈诺夫。他是去世的专卖商人的远房侄儿，所以也收到请帖参加亲属集会。在整个宣读遗嘱的时间里，他像往常一样，一直站在离别人相当远的地方。
“够了！”他傲然昂起头，又说一遍。
什托别尔先生急忙转过脸去，看到一个衣着寒酸，其貌不扬的人，就小声问旁边的一个人（小心谨慎总是不错的）：
“这是什么人？”
“契尔托普哈诺夫，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那人对着他的耳朵回答说。
什托别尔便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
“您是什么人，敢在这儿发号施令？”他用鼻音说，并且眯起了眼睛，“请问，您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契尔托普哈诺夫像火药碰到火星似的爆发了。他愤怒得连气都透不过来了。
“哧……哧……哧……哧……”他仿佛被卡住了似的，哧哧叫起来，可是突然又像雷鸣一般叫喊起来：“我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是潘捷莱·契尔托普哈诺夫，是世袭贵族，我的祖先是为皇上效过力的，你又是什么人？”
什托别尔脸色煞白，向后退了两步。他没料到这样的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