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威尔明顿

我叫约翰·泰里，生于公元1977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长大。威尔明顿以身为州内最大港市为荣，还有久远繁盛的历史，不过我现在觉得，这个城市之所以存在全是偶然。当然，宜人的天气、完美无瑕的海滩都很吸引人，不过来自北方的大批退休人士看中了这里低廉的房价，想在海边养老。这些涌入的新移民似乎让这个城市有些措手不及，小小的腹地毕竟只是开普菲尔河与海洋间的方寸之地。十七号公路北通麦尔托海滩、南达查尔斯顿，将此城一分为二，这条公路也是这里的主要交通干道。当我还小的时候，开普菲尔河附近的旧城区到莱兹维尔海滩开车只要十分钟，不过，中间的红绿灯和购物中心实在太多，尤其在周末假日，游客蜂拥而入的时候，我爸和我要花一个钟头才能到那儿。莱兹维尔海滩位于威尔明顿北端海岸外的小岛上，无疑是州内远近知名的海滩胜地。沿着沙丘而建的房子贵得离谱，整个夏天，大部分房子都会被度假的游客租用。外滩群岛让人感觉与世隔绝，岛上除了有野马，还因为奥威尔和威尔柏这对莱特兄弟的著名试飞而闻名于世。虽说这些元素会给海岛增添浪漫的气氛，不过说句良心话，不管去哪里度假，一般人只有在找得到麦当劳或汉堡王的地方才会自在，不仅是因为万一小朋友不喜欢当地名产时不会饿肚子，而且，大城附近的夜生活选择也比较多。

跟所有的城市一样，威尔明顿有富人住的地方，也有穷人出没的区域。我爸工作的地方是世界上最稳定、最单纯的公家单位——邮局，他每天就是帮邮局送信。他那份薪水还够我们生活，不算富裕，但是过得去。我们没什么钱，住的地方倒是靠近富人区，刚好让我能上城里其中一所最好的高中。不过我家跟朋友们的家都不一样，我家又小又旧，前廊还有一部分开始塌陷了，不过我家的庭院倒还有些可取之处：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橡树，八岁的时候，我还跑到附近工地捡了不少木头，自己盖了一个树屋。我爸从头到尾没帮过忙（如果他钉了根钉子，那大概真的是意外）；也是在这一年的夏天，我无师自通学会了冲浪。其实早在那个时候，我就应该明白我跟爸有多不一样，可是人小时候懂得事情真的不太多。

爸和我有天壤之别：爸害羞内向；我老是活力充沛，而且讨厌独处。爸觉得教育很重要；但是对我来说，学校只是一个有运动社团和体育课的俱乐部。爸的动作姿势都很怪，走路常常拖着脚；我到哪里都是跳来跳去，老是叫他计时，看我从街头跑到街尾再回来要花多久。我八年级的时候就已经比爸还高了；一年后，比腕力也赢了他。我们的外表也完全不同。爸的头发是沙金色，眼睛是淡褐色的，脸上还有雀斑；我则有着褐色的头发和眼珠，橄榄色的皮肤到夏天会晒得黝黑。我们长得一点也不像，难怪有些邻居觉得怪。不过这也难免，毕竟是爸一个人把我养大的。等我长大后，还听到过邻居们嚼舌根，说我妈在我不到一岁的时候就跟人跑了。虽然后来我怀疑妈当时是有了别人，不过从来没有得到过爸的证实。爸只说妈意识到自己结婚太早，还没准备好要成为母亲。爸从没埋怨过，不过也没说过妈的好话，但是，他在我每次祈祷的时候，都提醒我要提到妈妈，不管她人在哪里、做过什么。“你让我想起了她。”有时候爸会这样说。到了今天，我既不曾，也不想跟我妈说一句话。

我想爸应该很快乐，这样说，是因为爸不太表露情绪。长大到现在，我们也很少亲吻或拥抱，就算有，感觉通常也很平淡，就像在尽该尽的义务，而不是有感而发的举动。我知道爸很爱我，因为他尽全力把我拉扯大；有我的时候，爸已经四十三岁了，有时候我真觉得，比起当父亲，他更适合当个修道士。爸是我见过的最安静的人。他对我的生活很少过问，几乎不生气，也很少开玩笑。他的生活极其规律，每天早上都为我准备炒蛋、土司和培根当早餐；晚上则为我准备好丰盛的晚餐，边吃边静静地听我讲学校里发生的事。和牙医约诊，他会提前两个月就敲定；每个星期六早上付账单、星期天下午洗衣服；每天早上七点三十五分准时出门上班。爸几乎没有社交生活，每天多半自己一个人，走固定的路线送信和包裹。爸从来就没约会过，周末晚上也从来不和朋友打牌；家里的电话几个星期不响是很稀松平常的事。就算真有电话来，不是打错的，就是电话营销。我知道爸自己一人把我养大一定很不容易，但是他从没有抱怨，甚至当我让他失望的时候也没有。

大部分的晚上我都一个人度过。爸忙完一天该做的事情后，就会躲回书房继续玩赏钱币。钱币是爸这辈子最大的热情所在。他最心满意足的时刻，就是坐在书房里和钱币待在一起，然后花时间读一份给钱币商看的内部通讯《灰页》，顺便挑选下一次要添购哪枚硬币。其实最早开始收藏钱币的是我爷爷。爷爷心目中的英雄是刘易斯·艾理阿斯伯格，一个来自巴尔的摩的金融家，他是唯一一个完整收藏美国硬币的玩家，包括所有不同铸造日期和造币厂标志的版本，收藏的数量跟国家艺术博物馆有的一比。奶奶在1951年过世后，爷爷更是执意要跟爸一起扩展钱币收藏的规模。每年夏天，这对父子坐火车南征北讨，去铸造厂购买新发行的硬币，或是参加东南各州的钱币博览会。后来，爷爷跟国内很多交易商打过交道，几年下来，花了好大一笔钱换购并扩增收藏。不过，跟艾理阿斯伯格不同，爷爷一点也不富有，他只是在布尔高市开了一家杂货店。等到城里开了家皮格利威格利超市后，爷爷的店就倒了，再也没机会攒起一批媲美艾氏的收藏。即使如此，他每一分闲钱还是都投到了购买钱币上。爷爷同一件夹克穿了三十年，一辈子也只开这么一辆车。我很确定，爸高中毕业后没升学、直接去邮局上班，也是因为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让他上大学。爷爷的确有点怪，就跟爸一样。“有其父，必有其子”，应了这句老话。爷爷过世以后，在遗嘱里特别交代要把房子卖了，所得的钱一定要继续投资在购买更多钱币上。其实，就算他没有提醒，爸爸也肯定会这么做的。

等到爸继承那一批收藏时，它们已经值不少钱了。通货膨胀高峰，一盎司黄金价值八百五十美元的时候，那批钱币算是一小笔资产，足够我节俭的爸爸退休好几次都有剩，也比二十年后的现在要更值钱。可是，爷爷和爸收集钱币都不是想要发财，这两个人喜欢的是刺激的寻宝过程，以及从中建立起的父子间的紧密联系。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寻找一枚硬币，找到所在地后，驱车赶去那里，谈个好价钱买到手，这其中自有其令人兴奋的地方。想要的硬币有时买得起，有时则不，不过，爸和爷爷把收集到的每一枚硬币都视作珍宝。爸希望我也能继承这个昂贵的嗜好，当然也包括其中必需的牺牲。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冬天睡觉都要多盖条毯子才会暖和；每年就只有一双新鞋；除了救世军或教会捐来的衣物，我从来就没买过新衣服。我爸连相机都没有，我们两个唯一一张合照，是在亚特兰大的钱币博览会上拍的。我们站在一个交易商的摊子前，那个商人替我们合影，再寄给我们。这张相片后来就一直放在爸的书桌上，相片里，爸的手臂搭在我的肩上，我们两个人都笑容满面，我手里握着一枚品相十分好的1926年铸造的野牛五分镍币，是爸当时刚到手的，那枚硬币是野牛镍币里最稀有的一批。我们后来一整个月都只能吃热狗和烤豆子，因为那枚硬币的价格比预期高出太多。

我不介意作出这些牺牲，起码有一阵子，我是这么想的。爸跟我讨论钱币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把我当成大人看，那时候我至多只有七八岁。要是有大人，尤其是自己的爸爸，把自己当成大人一样平等对待，对任何小孩来说都是非常兴奋的事。我很享受爸灌注在我身上的注意力，也努力吸收他教我的知识。没过多久，我就能告诉别人，1927年跟1924年相比，多铸了多少圣戈当双鹰硬币；为什么同样一枚巴柏一角硬币，新奥尔良铸造的比同年在费城铸造的多值十倍……即使是现在我也还是懂得不少。不过，跟爸不一样，后来我不想再继续收集钱币了。钱币是我爸唯一能讨论的话题，有六七年的时间，我每到周末都跟爸在一起四处搜寻钱币，而不是跟朋友厮混。但是后来，跟大部分男孩子一样，我开始注意到别的事情：运动、异性、车子和音乐。到十四岁时，我就几乎很少待在家了，怨怼也越来越深。与朋友相比，我渐渐发现了自己跟别人的不同。朋友总是有钱去看电影，或买一副时髦的太阳眼镜，我却得在家努力凑几个二十五分硬币，才能去麦当劳买个汉堡。十六岁那年，好几个朋友收到的生日礼物都是汽车；爸却只给了我一枚在卡森市铸造的摩根一元银币。家里沙发上的裂痕用毛毯盖着，我家也是附近唯一一户没装有线电视和微波炉的家庭。后来冰箱坏了，爸买了一台二手货来替换，那冰箱有着全世界最丑的绿色，跟厨房其他地方完全不配。想到要请朋友过来我就别扭，于是爸成了我的出气筒。我知道这很不成熟，如果我真的要钱，大可以去割草或者打点零工什么的，但我就是怪罪到爸的头上，当时的我像蜗牛一样盲目，像骆驼一样蠢。但纵使现在我告诉你我很后悔，一切也都不能重来了。

爸感觉到我们之间的情况有变，但不知道如何是好。不过他尝试过了，用的是他唯一知道的方法，也是爷爷唯一的方法：讨论钱币。只有这个话题会让爸自在。除了这个，爸也继续帮我准备早餐和晚餐，但是我们越来越陌生。与此同时，我也和一直以来的朋友疏远了。这些人最后都变成小团体，而区分的标准是谁要看什么电影，或者谁最近在购物中心买了哪一款衬衫。我发现自己是个旁观一切的外人，后来心想，去他的，学校里总有我的容身之处。就这样，我开始跟那群所谓的坏学生混在一起。那群人什么都不在乎，最后我也一样，开始逃学、抽烟，还因为打架被停课三次。

我也放弃了运动。高二的时候，我还会去跑步、踢足球和打篮球。有时候回到家，爸会问我学校的情况，不过如果我讲到细节，他会很明显地变得不自在，因为他对运动一无所知。爸这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团体竞赛。高二那年，爸有一次来看我打篮球。他坐在场边，头发半秃，穿着破旧的运动夹克，两个脚上的袜子还不成对。爸虽然并不超重，但是裤子的腰围太紧，让他看起来好像有三个月身孕，当时我只觉得丢脸，根本不想承认他是我爸。比赛结束后，我甚至故意躲开，我知道这样很要不得，但那就是当时的我。

后来情况越来越糟。高三的时候，我叛逆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两年来成绩不停地下滑，我总觉得只是因为我不用功、不在乎，而不是因为我笨。爸不止一次在半夜逮到我满身酒气、鬼鬼祟祟地摸回家。有一次，我参加了一个有人吸毒、喝酒的派对，还被警察送到家门口，后来，我被爸禁足了。我当时便抗议他管太多，叫他别管到我头上来，然后跑去跟朋友住了几个星期。回到家后，爸仍旧没说半句话，早餐桌上还是往常的炒蛋、培根和土司。最后，我的成绩低空飞过，学校让我毕业，可能只是要把我早点扫地出门。我知道爸很担心，有时候他也用自己一贯的方式，木讷害羞且带点迟疑和保留地提起大学的话题。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决心不再升学了。我只想工作，想买车，想要一切活了十八年都没有尝过的物质享受。

关于我心里真正想要什么，始终一个字也没告诉他，直到毕业后的那个夏天。当爸发现我连专科都没报名后，他一整晚把自己锁在书房里，连第二天吃早餐时也没有跟我说话。那天晚上，爸试图再次跟我讨论钱币，像是要努力重拾父子俩之间的共同记忆。

爸开口说：“你记不记得去亚特兰大的那一次？那枚我们找了好几年的野牛五分镍币是你找到的，记得吗？那次我们还照了相。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有多兴奋，让我想到我爸和我就是这样。”

我用力甩头，跟爸一起生活所积压下来的失望情绪全面爆发。我对爸大吼：“我恨钱币，不要再跟我说了！你应该卖了那些该死的钱币，做点别的好不好？任何事都行！”

爸当时什么都没说，不过一直到今天，我都不会忘记他脸上痛苦的表情。最后，爸转身踱回书房。我伤了爸的心。虽然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很清楚这只是在自欺欺人而已。从那天开始，爸很少再提到任何关于钱币的事；我也一样。我们父子之间出现了一道越来越深的鸿沟，甚至到了面对面都无话可说的地步。几天后，我才发现，我们唯一的那张合照也不见了，爸似乎觉得，任何让我联想到钱币的事情都会让我生气。或许那个时候确实如此，我想爸大概把那张相片给扔了，但我还是不怎么在乎。

东北卡是美国的军事基地重地之一，从威尔明顿开车不出几小时，就能路过七个不同的基地，可是，我长到这么大从来没想过要从军。我以前觉得走投无路的人才会去当兵，毕竟，谁会想要一辈子被几个理平头的军人呼来喝去？除了预备役军官训练营的人，至少我，还有学校里很多人，都没想过要从军。好学生会去北卡大学或是北卡州立大学；成绩不好的人，毕业以后就留在家乡，从一份烂工作换到另一份，每天喝啤酒闲晃，尽量推卸一切可能的责任。

我属于后者。高中毕业后那几年，我换过一堆工作：在澳美客牛排坊打零工，在电影院当收票员，在史泰博办公用品超市当卸货员，在松饼之家煎松饼，在几个观光区的纪念品小店当收银员。赚来的每一分钱通通花光，对爬上管理阶层全无兴趣，最后不管做什么，老是被解雇。有一阵子，我一点也不在乎。我自己的生活自己过，总是睡到很晚；每天最重要的就是冲浪。因为还住在家里，不需要房租、伙食费、保险或买家具。而且，我的朋友都跟我差不了多少。虽然不记得有什么不愉快，不过我很快就觉得人生无趣，但是冲浪不算（1996年，佛兰飓风和贝莎飓风侵袭北卡，那时候的大浪是几年来最棒的）。只不过，每回冲浪过后到一家叫“热络”的酒吧打发时间时，却无聊透顶。我开始意识到，每天晚上其实都一样，都是在酒吧喝啤酒，然后碰到某个高中同学。接下来，他们会问我在做什么，也会告诉我他们在干什么，不用动脑子就能知道，我们两个都在混吃等死。就算有些人自己在外面住，跟我说他们喜欢清水沟、洗窗户，或当搬运工，我也从来不信。因为我很清楚，这些工作绝对不是这些人从小梦想的职业。我可能不是个用功的学生，但是我不笨。

那段时间，我跟几十个女人约会过。在“热络”最不缺的就是女人，大部分都是没什么意义或记忆的短暂关系。我利用女人，也让她们利用我，不会投入真感情。唯一一段维持了几个月的关系，是跟一个叫露西的女孩。在我们渐行渐远之前，我还真以为自己爱着她。露西大我一岁，是北卡大学威尔明顿校区的学生，毕业后想去纽约工作。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天晚上，露西告诉我：“我很在乎你，可是你我是完全不同的人。你应该可以更有作为。不知道为什么，你却宁愿整天混日子。”露西犹豫了一下才继续，“而且，我从来都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我。”我知道她是对的。过了没多久，露西就搭飞机走了，甚至懒得跟我说声再见。一年后，我跟她爸妈要了电话号码打给她，聊了二十分钟才知道，露西跟一个律师订了婚，等到六月就要结婚了。

那通电话对我造成的影响比预期中的还要深。那天我刚丢了工作——没错，又一次。所以，我像以前一样，到“热络”去好好纾解一下情绪。酒吧里是同一群无所事事的混混。我突然惊觉，自己真的不想再像这样，度过一个个毫无意义的夜晚，假装自己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我最后买了六罐啤酒到海边坐着。许多年以来，我第一次认真回顾过去到底做了些什么，纳闷是不是要听爸爸的话去上大学。不过，已经离开学校这么久，想到要回去上课，感觉既荒谬又陌生。不知道是天注定还是走衰运，刚好两个陆战队大兵从我旁边慢跑过去。他们看起来年轻、健壮，散发着自在和自信。我告诉自己，如果这两个人做得到，我当然也可以。

接下来几天，我真的好好想了一下，到最后，我的决定还是跟爸有关。当然，那时候我们根本不讲话，根本没有讨论过这些。有一天晚上，我走过厨房，看到爸就像往常一样坐在书房桌前。不过，这一次我真的仔细地打量他，才发现爸的头发几乎全没了，剩下的那些贴在他耳朵旁边，也全都白了。爸已经快退休了，我豁然醒悟，在爸为我做了这么多以后，我实在不能再让他失望了。

于是我就从军去了。本来我想加入陆战队，毕竟，北卡这一带最常看到的就是这些人。在莱兹维尔海滩上，常常能见到这些从列尊营或切瑞角来的陆战队大兵。不过后来，我选的却是陆军。不管选哪一种，我觉得都会拿到枪，但我去登记的那天，陆战队负责征兵的人去吃午餐了，不在办公室，而陆军的征兵办公室还开着，而且就在同一条街的对面。到最后，我的决定应该算是很随性，而不是小心计划的结果。我还记得，我在申请表底下的虚线这儿签了名，准备走出门时，征兵处的那个家伙还拍了拍我的背，欢迎我加入军队。我当时心里还在纳闷，自己到底干了什么。那是1997年底，那年我二十岁。

新兵训练在本宁堡，就跟我想象中一样凄惨。整个训练就是要彻底羞辱每个人，还要彻底洗脑。无论要求有多无理，大家都得乖乖服从命令。跟大部分人相比，我倒是很快就适应了。训练结束后，我选择加入步兵团。接下来几个月都是野战训练，去的地方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和布雷格堡。那时候学的作战技巧，就是用最快的方法破坏东西或取人性命。没过多久，我的单位——也就是第一步兵师，诨名红一纵队——被派遣到德国驻守。德语我是一个字也不会讲，不过没关系，跟我交涉的人全都会英语。转调德国一开始很轻松，不过军队生活的压力很快就开始了。首先是1999年去马其顿，接下来转到科索沃，在那里一直待到2000年春末。军旅生涯薪饷不多，不过不用付房租和伙食费，就算领到薪水，支票也没地方花。生平第一次，我的银行里有了存款，虽然不是太多，不过够我生活了。

第一次休假回家，我无聊到快疯了。第二次休假，我便去了拉斯维加斯。队上有个弟兄是那里人，我们其他三个人就去他爸妈家打地铺。那一次我大概就把存款花得差不多了。等到第三次休假，是从科索沃回来以后的事。我非常需要休息，所以决定回家去，希望无聊的日子可以让自己真正平静下来。因为距离和时差的关系，我跟爸很少打电话，不过爸的来信邮戳总是每个月的第一天。这些信跟其他弟兄收到的不一样，跟他们那些老妈、老妹或老婆写来的不同，信里没有太亲密的细节，没有感伤的情绪，也从来没有说任何想念我的话。爸也没再提过钱币的事。信里总是告诉我附近有什么改变，还写了很多关于天气的话题。我写给爸的信里，提起去巴尔干那次让人心惊胆战的经历；爸的回信里只说很高兴我还活得好好的，除此之外就没说太多了。从爸的遣词用句里，我读出他的意思，就是不想知道太多我所经历的危险。我身在前线这个事实让他担惊受怕，后来我就学乖了，知道要跳过那些吓人的细节。回信里，我开始告诉爸站哨无疑是史上最无聊的工作。过去几个星期，我做过最有趣的事，不过是数数一起值班的那家伙一个晚上可以抽多少根烟。爸在信末总是说会很快再写给我，而且他从没让我失望过。我很久以前就知道，我爸这个人比我好上太多。

过去三年来，我成熟了不少。是啊，我知道自己就是个老掉牙的典型：从军前是个小混混，进军队以后变成了个成熟男人之类的。不过在军队里，每个人都不得不赶快长大，尤其是像我这种加入步兵团的。军队交给你一大堆价值连城的武器，其他人也把宝贵的性命托付给你，如果搞砸了，处罚可是比没晚餐吃要严重得多。当然，当兵也避不开文书工作和无聊的生活；军队里几乎每个人都是老烟枪，平时讲话要不带脏字简直不可能，军人的床底下也大多是一箱箱成人杂志；像我这样的职业军人，还得面对大学刚毕业的预官，这些小伙子每个人都觉得我们是智商不高的尼安德特原始人。不过，在军队里我也学到了人生最重要的一课：为自己负责，而且是好好地负起责任。一个命令下来，不能说不。说句老实话，每个人都在冒生命危险。一个错误的决定就会让弟兄送命，军队就是这样运作的。很多人没能搞懂，为什么军人可以每天冒着生命危险上战场，甚至为某些他们不可能接受的动机而战。我得说，并非每个军人都这样。我跟各国各种立场的军人并肩作战，遇过痛恨军队的人，也遇过志愿从军的人；遇过天才，也遇过白痴。不过到头来，我们都是为了彼此、为了友谊，而不是为了国家或什么爱国情操，当然，也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被训练成某种杀人机器，纯粹只是为了在你身边的那个弟兄。你是为朋友而战，要保住他的性命，而且这是互相的；军队里所有的关系都建立在这个单纯的前提上。

不过，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变了很多。从军以前我是个大烟枪，新兵训练的时候咳得厉害，差点没把肺给咳出来。跟队上大部分的人不同，我后来把烟给戒了，两年多来都没碰。酒也是一样，现在尽量控制不要贪杯，一周一两瓶啤酒就够了，有时候一整个月没喝也没关系。我在军队里表现良好，从一名列兵升到下士，半年后又升到了中士，这也让我了解到，自己的确是有领导能力的。上了战场，我就负责带领其他弟兄。我所在的小队在巴尔干就抓到过一名重要战犯，指挥官推荐我去候补军官学校，我也想过要不要当军官。不过当了军官就要坐在办公桌前，还有一大堆文书工作，我不太确定自己是否真想变成那样。除了冲浪，进军队以前我没好好运动过。第三次休假的时候，我已经多了二十磅肌肉，肚子上的赘肉也消失了。有空的时候，我多半是在跑步、练拳和举重。一起健身的伙伴是托尼，纽约来的肌肉男，他说话不是用讲的，都是用吼的，还打包票说龙舌兰最催情。不过，他在队里是我最好的兄弟。托尼还说服我跟他一样两臂刺青，在军队里的每一天，都让我觉得离以前越来越遥远。

我也看了不少书。人在军队里，有的是时间看书。大家会交换书看，也会去图书馆借，最后书的封面都被搞得破破烂烂的。我可没说自己变成了学究，因为我的确不是。我对乔叟、普鲁斯特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点兴趣也没有，对其他已经作古的大作家也是一样。我看的书大部分是悬疑小说或恐怖小说，还有史蒂芬·金，最近特别喜欢卡尔·希尔森，因为他的文笔流畅易读，又很好笑。我老是觉得，如果学校英文课指定阅读的是这些书，世界上爱看书的人一定会更多。

跟弟兄们不一样，我宁愿保持单身，回避一切异性的陪伴。听起来很怪，是吧？正值壮年，又在充满阳刚气的军队，找个女伴放松一下不是很正常吗？对我来说并不。几个我认识的人驻扎在乌兹堡的时候，就跟当地人约会，还结了婚。不过听过太多类似的事就知道，这种婚姻很难长久。一般来说，在军旅生涯中过着婚姻生活的话，会有很大的压力。看过太多离婚收场的例子后，我很清楚这一点。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碰到很特别的对象，当然不会介意，可我就是没遇到。而托尼偏偏搞不懂这一点。

“你得跟我去，”托尼努力游说着，“你一次也没来过。”

“我没心情。”

“怎么可能没心情？莎宾打包票说她朋友很漂亮，又高，又是金发，还喜欢喝龙舌兰。”

“叫唐跟你去。我很确定他一定想去。”

“卡斯特罗？门儿都没有，莎宾受不了他。”

我什么都没说。

“只是好好乐一下嘛！”

我摇摇头，心想宁可独处，也不愿变回以前那种人。不过我还真纳闷自己会不会变得跟爸一样，像修道士般遗世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