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最离谱的还得是印度，因为当地学者发现在印度有时候会测量不到影子，所以便认为印度处在太阳的正下方，也就是天下的中心。
不过，随着佛教在华夏的逐渐本土化，天下之中又逐渐被本土和尚所避讳不再谈及。
要么就是印度、华夏都算“中国”。
好嘛！
又一个“自古以来”，还是主动送上门的！
到了隋唐时期，天下复归一统，“中国”才再度成为华夏的地域文化双重代词。
华夷之辨更是成为了隋唐建立中国的主要政治结构，到了大周正统武则天。
同样也对洛阳为“中国”非常重视，还效仿西周迁都九鼎，也在洛阳搞了个翻版出来。
就是难为了当时在印度、武周往返出使的大唐高僧义净法师了。
这位高僧在出使印度，回国途中经过室利佛逝国之时，发现会观测到“夏至无影”的特殊现象。
这也是古人最早认识到北回归线。
而后回到洛阳，义净法师也说：“洛州无影，与余不同。”
也别管他是怎么量出来洛阳无影的。
作为朝廷的使节，高僧和忠臣之间，有时候也需要灵活的变通。
中国、夷狄在汉唐的区别，也远没有达到民族文化的时候。
真正有着明确表现，甚至体现出近代民族主义的时期，还得是从宋朝开始。
石介的《中国论》也是第一部，明确提出了华夷之辨，并将其上升到民族国家层面的文章策论。
宋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华夷之辨和民族国家，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宋朝姑且算是统一王朝，却没有完成大一统。
在宋的北边是辽国契丹政权，西边是党项人的西夏政权，南边又有大理、安南这些王国割据。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所以大宋的“邻国友邦”，个个都是说话又好听，打架也能并肩子上。
没能完成大一统的宋朝，尤其是以燕云十六州为主的汉地，被辽国、西夏等夷狄政权长期占据。
这就导致两宋的士大夫们对于中国和夷狄之分，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忧患情绪。
林煜这时做出总结道：“也就是从宋朝开始，士大夫们清晰认识到了，中国是一个国家，而夷狄所属的辽、西夏同样也是国家。”
“北宋与辽国的外交国书开篇，基本都是以‘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作为开头。这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