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是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的。大气候是由于中苏关系的变化，2月，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了中苏两党关系破裂的开端。4月，《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并明确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虽然正面还宣称学习苏联，实质上已经开始转弯。
按照中央部署，军队内部开始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意图就是要破除对苏联的迷信，反对教条主义。在军事学院和国防部的训练总监部，争论尤为激烈，争论的焦点是：教条主义倾向究竟是局部的，还是全军性的；在一个单位中，究竟是占主导地位，还是只在某些方面存在。起初，这种争论是在民主的气氛下进行的，各种意见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李夫克和蔡铁根的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本来通过这样的争论，对发展适合我军实际的军事教学和训练是有益处的。但是由于国防部和彭德怀本人的干预，把反“教条主义”扩大化了。
1956年9月，主持军训工作的副总长张宗逊派训总院校处处长彭施鲁带一个工作组到南京，了解军事学院学习五个文件后的情况。在座谈时一些学员和干部谈了学院中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情况。令彭施鲁吃惊的是，“不少人对学院领导提了许多尖锐的意见，主要是反映学院里民主空气不够，压服较多。从他们说话的口气中，听得出对院长刘伯承元帅是谅解的，但对其他领导借刘帅的威望压制民主则甚为不满。他们没有指名道姓，但听得出来是针对当时实际主持工作者陈伯钧同志讲的”。<small>[7]</small>工作组回京报告后，11月张宗逊又带领工作组来到军事学院调查，并写出了正式报告。报告中肯定了几年来学习苏军经验的成绩，同时又指出了学习中的片面性，把很多不适用于我军的东西也学来了。后来由彭施鲁执笔，把报告内容改写成《关于几年来训练工作的我见》，用张宗逊的名义发表在1957年2月9日的《解放军报》上。
看过张宗逊的报告后，彭德怀感到军事学院的问题严重，于是在1957年2月与陈赓、谭政等率领国防部工作组到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在听取了院领导、干部和学员的汇报后，彭德怀谈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