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去欧洲？”
“没有，他还在美国。”
“关于她母亲之死，理查兹夫人有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情况？”
律师摇摇头。“她对母亲一无所知，假如不是院长提起，她几乎都忘记了自己母亲的婚前姓名。”
福尼尔说：“看来她的出现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帮助。倒不是说我期望会有。我的调查显示了另一个方向，依据我的推断，嫌疑犯应该在三个人中间。”
“四个。”波洛说。
“四个？”
“不是我说四个，而是依据你的思路，应该是四个。”他迅速做了个手势，“两只烟嘴，库尔德的竹管，还有一支长笛。别忘了长笛，我的朋友。”
福尼尔惊叹了一声。这时门开了，一位年长的职员说：“那位女士回来了。”
“啊，”蒂博说，“现在你们可以亲眼看看这位继承人。请进吧，夫人。我来介绍一下。巴黎警察厅的福尼尔先生，他负责你母亲的死亡调查；著名私人侦探赫尔克里·波洛先生，你也许听过这个名字。在这个案子里，他非常好心地提供了不少帮助。各位，这是理查兹夫人。”
吉塞尔夫人的女儿一身黑衣，打扮别致。尽管衣服很普通，她看起来却非常时尚。她伸出手和大家一一握手，说了几句感激的话。
“先生们，我恐怕自己很难表现得像一个失去母亲的女儿应有的样子。我的一生中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孤儿。”
回答福尼尔的问题时，她满怀感激地提起了梅瑞·安吉里卡，也就是玛丽孤儿院的院长。
“她一直对我特别好。”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孤儿院的？”
“十八岁，先生。我开始自食其力。我做过美甲师，也在一家制衣工厂干过。我在尼斯遇上了我丈夫，他当时正要回美国。后来他又出差到荷兰，我们一个月前在鹿特丹结了婚。可他必须回加拿大。我一个人待在这里，现在打算去和他团聚。”安妮·莫里索的法语讲得很流利。她显然更像法国人，而不是英国人。
“你怎么得知这个不幸消息的？”
“我从报上看到的。当时我不知道——没有意识到——那位受害者就是我母亲。我在巴黎时，梅瑞·安吉里卡给我拍了份电报，给了我地址，让我来找梅特·蒂博先生。”
福尼尔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他们又交谈了一阵，但她的话看来并没有什么价值。她对母亲的生活和生意往来一无所知。理查兹夫人留下自己所住饭店的地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