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将使我军在战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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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的《讲话》和《报告》，对军事学院的教学和训练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把教条主义提高到战略和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之争的高度，并将《报告》在全军范围内公布，说明他把教条主义看得很严重，并且要在全军开展反教条主义。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不同意他的《讲话》，认为学院的工作一直是在军委领导下进行的，几年来成绩是主要的。学院党委在3月间举行扩大会议，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但是对彭的定性有不同的看法。陈伯钧提出三点：①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②教条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③过去的方针、口号是正确的。<small>[10]</small>院党委的《决定》体现了这个基调，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写为“教条主义倾向”，而不是彭提出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钟期光政委到上海向刘伯承汇报，刘伯承对彭的提法是不同意的。他对钟说：你在南昌暴动时就当红军，难道会“背叛优良传统吗？”他还说：“海、空军有什么传统？海军出航，你看宣传鼓动棚设在哪里？”南京总高级步校校长宋时轮也对钟表示：“以我为主有办法吗？经验总结又没有，教材翻身不容易，逼着公鸡去生蛋不行呀。”<small>[11]</small>
关于“以我为主”总结我军革命战争经验的问题，刘伯承在主持军事学院工作期间，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对于这一点，刘伯承即使是在1958年7月10日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查时，也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他说：“在建院之初，就按照军委的指示，抓了传统教育、现代作战训练和制度正规化三个环节。”“在传统教育方面，教了毛主席著作，且经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决议整风和做思想工作，教党史、教政治工作、编讲战史，并曾经三次组织赴朝鲜学习作战经验，组织学员编出许多战例，汇集为课业之用，成立战史系主要学党史、毛主席军事著作。”他解释说，由于建院初期的教员几乎都是从原国民党旧军人中招募的，由他们来讲授、编写我军战史是困难的。对这个情况，军事学院干部部部长萧新春曾专门做过统计：1951年非党军事教员190人，占全体教员94.5%；以后逐渐淘汰调整，1957年非党军事教员131人，占全体教员21.3%。这说明军事学院正在逐步培养和加强我军干部的教学科研力量，朝着“以我为主”的方向努力。<small>[12]</sm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