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的过道。她的存在显然使那些习惯于在这儿度过他们的工作日的求乞者感到不快，放在音乐家脚边的喇叭已经在一场不公平的竞争面前表示投降。
每当这位太太吸引住了行人的目光，都要清晰地发出声音说话，但是声音又低得几乎听不见，逼得行人在她嘴唇上念出：“麻风病人！”阿弗纳琉斯也准备在她嘴上辨读出这几个字，但是这个女人看见他，只说出了一个“麻”字，让“风病人”三个字缩了回去，因为她认出了他。阿弗纳琉斯也认出了她，却不明白她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他奔上扶梯，从林阴大道的另一边出去。
到了那儿他明白了他取道地下过道是枉费心机，因为交通已经阻塞：从法兰西学院到雷恩街有一群游行示威的人占了整个街面，缓缓前进。因为他们的脸都是晒黑了的，所以阿弗纳琉斯教授相信是阿拉伯人在抗议种族主义。他对他们不关心，走了几十米，推开一家酒吧的门。老板对他说：“昆德拉先生要迟会儿到。这是他给您留下的一本书，供您在等他的时候解解闷。”说着递给他我的小说《生活在别处》，是叫作弗里奥文库的那种廉价版。
阿弗纳琉斯教授把书塞进口袋，丝毫没有对它注意，因为正好这时候他想起了拿着红色捐款箱的那个女人，他希望再见到她。“我马上就回来。”他一边出去，一边说。
根据横幅上标语口号，他终于明白了游行的不是阿拉伯人，而是土耳其人，他们抗议的不是法国的种族主义，而是抗议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少数民族的保加利亚化。示威者举起拳头，举得有点有气无力，因为在人行道上闲逛的巴黎人抱着无限冷漠的态度，把他们推到了绝望的边缘。但是他们一看见有个男人腆着吓人的大肚子在人行道上朝着同一个方向一边走，一边举起拳头跟他们一齐叫喊“打倒俄国人！打倒保加利亚人！”他们立刻精神振作起来，比较起劲地在林阴大道上呼着口号。
阿弗纳琉斯在地铁入口处，几分钟前他刚上来的那座扶梯旁边，看见两个相貌丑陋的年轻女人在忙着分发传单。为了进一步了解反保加利亚的斗争，他问她们中的一个：“您是土耳其人？”
“感谢上帝，我不是！”那个女人赶紧回答，倒好像他指控她做了什么可怕的事似的。“我们跟这个示威游行毫不相干，我们在这儿是为了向种族主义进行斗争！”阿弗纳琉斯向她们每人要了一张传单，迎面碰到一个年轻人的微笑，这个年轻人懒懒散散地把胳膊肘支在地铁栏杆上。他也递过来一张传单，脸上带着一种高高兴兴的挑衅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