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不要从中东照搬观念——或者我应该说，理想。”
“我们必须得接受事实，”波洛说，“现代生物学家所阐述的事实——西方的生物学家，”他急忙补充道，“似乎很强调基因构成是影响一个人行为的根源。一个二十四岁的杀人犯在他两三岁或者四岁的时候就是一个潜在的杀人犯，数学家和音乐天才也一样。”
“我们并不是在讨论杀人犯，”德雷克夫人说，“我丈夫是因为交通意外去世的，是一个粗心大意而又教养不好的人造成的。无论那个男孩儿或年轻人是谁，都有希望通过教育让他们明白，为他人考虑是一种责任，明白即使无意中要了别人的命也是令人憎恶的行为。他们的行为只能描述为过失杀人，而不是真正的蓄意谋杀，不是吗？”
“这么说您很肯定，那不是蓄意杀人？”
“我倒是想怀疑。”德雷克夫人看起来有些吃惊，“我觉得警察从来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当然我也没有。那就是一场意外。一场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的意外，包括我自己的。”
“您说我们讨论的不是凶手，”波洛说，“但是在乔伊斯的案子里我们就是要讨论凶手。这里面没有意外。一双早有预谋的手把那个孩子的头摁进水里，把她摁在那儿直到她死。这是蓄意谋杀。”
“我知道，我知道，这很恐怖。我不愿意想起，不愿意提起这件事。”
她站起来，不安地来回走动。波洛毫不留情地继续说下去。
“我们面前还有一个选择。我们必须找到作案动机。”
“在我看来，这样的犯罪肯定没什么动机。”
“您是说凶手是个精神分裂的人，甚至以杀人为乐？可能喜欢杀年幼无知的小孩儿？”
“这种事也不是没发生过。原始病因很难查明，甚至精神病专家的意见都不一致。”
“您拒绝接受一个更简单的解释？”
她看起来很疑惑。“更简单的？”
“凶手可能不是精神分裂，不是那种可能让精神病专家意见不一的案例。凶手可能只是想要自保。”
“自保？哦，您的意思是——”
“在案发几小时之前，这个女孩儿吹嘘说，她见过某人杀人。”
“乔伊斯，”德雷克夫人相当平静而确定地说，“真是个很傻的小丫头。我恐怕，她的话通常不可信。”
“所有人都是这么告诉我的，” 赫尔克里·波洛说，“我开始相信了，每个人都这么说，那就一定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