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她反复给他灌输的一切美德，让这个世界看见他手里拿着锤子吧。她非常清楚，在世界面前游行与进人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事。
这位诗人也意识到了这个区别。只有他知道在诗歌的房子里当一名囚犯是多么抑郁。
只有真正的诗人才知道他多么渴望不当一名诗人，渴望离开笼罩着令人耳聋的沉默、装满镜子的房子。
一个梦的领域的逃亡者我将在人群中找到我的安宁把我的歌变成诅咒。
但是当弗朗季谢克·哈拉斯[2]写下这些诗句时，他并没有同街道上的人群在一起；他正在里面工作的那个房间是安静的。[2]弗朗季谢克·哈拉斯（1901－1949）捷克当代诗人。
事实上，他根本不是一个梦的领域的逃亡者。相反，那些他正在描写的人群倒是他那梦的领域。
他也没能把他的歌变成诅咒，确切地说，他的诅咒却在不断地变成歌。
难道就没有逃离这所装满镜子的房子的路吗？
然而我克制自己把我的脚后跟踩在我自己的歌喉上维尔迪米尔·马雅可夫斯基写道。雅罗米尔懂得他。诗的语言如今在他看来就象母亲内衣柜里的精细网织品。他好几个月没有写诗了。他一点儿不想写。他在逃跑。母亲要他去市场买东西他就去，但他一直锁上他的写字台抽屉。他已经把现代画的复制品从他房间的墙上取下来了。
他又贴上了什么呢？卡尔·马克思的像片？
不。他贴上了他父亲的像片。这是一张1938年的照片，正是不幸的大动员时期，他父亲穿着一件军官制服。
雅罗米尔喜爱这张照片，他对这个男人几乎不了解，而且这个男人正在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他怀念这个足球队员，士兵，囚犯。他非常怀念这个男人。
哲学讲堂里挤得水泄不通。几个诗人坐在讲台上。一位满头浓发的青年，穿着青年协会成员那些日子正流行的蓝色衬衫，正在讲话：
”诗歌在革命时期起到的重要作用是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诗歌充当了革命的代言人，反过来革命又把诗歌从孤独中解放了出来；诗人现在知道，人们，尤其是青年人正在倾听他；对青年人来说，诗歌和革命完全是一回事。“然后第一个诗人站起来，朗诵了一首诗，描写一个姑娘和她的恋人断绝了关系，因为这个在她旁边车床工作的年轻人很懒惰，没有完成他的生产定额。年轻人不愿失去他的姑娘，于是开始满腔热情地工作，很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红星就钉在了他的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