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问： “告诉我，伯顿先生，你为什么一直没结婚？”
这个问题如果是其他人问，就显得有点鲁莽，但是从卡尔斯罗普太太嘴里问出来，只让你觉得她不过是忽然想到了这个问题，并非常想知道答案。
“可以这么说吗——”我挖苦般地答道，“是因为我一直没遇到合适的女人。”
“可以这么解释， ” 卡尔斯罗普太太说，“但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因为显然有很多男人都没有娶到合适的女人。”
这次，她真的离开了。
乔安娜说： “你知道，我真的觉得她有点疯狂，不过我喜欢她。村里的人都怕她。”
“我也有点怕她。”
“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是的，而她总是能蒙对。”
乔安娜慢慢地说： “你真的认为写匿名信的人很不快乐吗？”
“我不知道那个该死的巫婆是怎么想或怎么感受的！我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我只为她的受害者难过。”
现在回想起来，有件事真是奇怪： 我们猜测谁是那支“毒笔”的主人时，竟然忽略了最明显的一个人。格里菲斯曾经说她可能会兴高采烈； 我觉得她可能会感到后悔； 而卡尔斯罗普太太则认为她正经受着痛苦。
但我们恰恰忽略了最明显、最无法回避的一个反应——或者说是我没有想到——那就是“恐惧”。
随着辛明顿太太的死亡，那些匿名信已经成了另一种东西。我不知道法律上如何定义——我想辛明顿应该知道——但显然，造成一个人死亡，写信人的处境就很危险了。如果写信人被找出来，人们绝对不可能把这件事当成笑话一笑了之。警方非常积极，一位苏格兰场的专家也介入了。现在，匿名信的作者保持匿名变得更加重要。
既然“恐惧”是第一反应，那么其他事情也会跟着发生。然而我当时也忽略了这一可能，尽管这些事是很明显的。
2
第二天早晨，乔安娜和我下来吃早餐的时间都晚了。我是说，按照林姆斯托克的标准来说晚了。当时是九点半，如果在伦敦，这个时间乔安娜可能刚睁开一只眼，我恐怕还在梦里呢。然而当帕特里奇问“早餐是八点半开始还是九点”时，乔安娜和我都没好意思建议推迟一小时。
让我不太高兴的是，艾米·格里菲斯正站在门前的台阶上和梅根聊天。
一看到我们，她立刻表现出一贯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