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的事实。
中国记者们回到重庆，在报上或私下如实地介绍了他们在陕甘宁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公开出版了《延安一月》，比较客观而有技巧地介绍了他在延安访问参观的所得和感受。特别是“毛泽东访问记”一章，笔调客观、生动、含蓄，寥寥几笔写活了毛泽东的形象，说明了毛泽东受到人民拥护的原因。在国民党特务控制下的重庆，可以说是“透露出一线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一角的曙光”了。
外国记者返回大后方和本国后，以翔实的笔调大量宣传延安和解放区欣欣向荣的面貌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绩。福尔曼1945年在美国出版了一本《红色中国的报道》，引起了普遍关注。史坦因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1946年在美国出版。他还写过《中国共产党与解放区》等文章，在美国、英国的报刊上发表。爱泼斯坦给《纽约时报》和《时代》杂志写过不少文章，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他又写了《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1951年在美国出版。总之，中外记者团的延安之行，冲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将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宣传到了大后方和世界许多国家，对大后方人民以及美英盟国政府重新认识中共，起了一定的作用。史迪威将军一再表示对八路军的支持，1944年8月，美军派观察组长驻延安，沟通与盟军及大后方的联络。1944年9月赫尔利来华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曾奔走于延安和重庆之间，与毛主席、周恩来分别会谈，表示支持中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迫使蒋介石在政治上作出让步。
然而，国民党和蒋介石拒不接受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意见。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以国民党为主的“国民大会”，排斥中共和民主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5年6月16日发表声明，宣布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国共两党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引起了一部分民主人士的忧虑。他们对国民党政府还抱有幻想，希望中共作出让步，以求两党通过商谈解决矛盾，团结抗战。蒋介石也希望有人出来帮他游说，促使共产党人出席参政会。国民参政会中的六位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等于1945年7月1日飞抵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会谈，陈述他们的愿望。双方谈了两天，态度坦率、诚恳。各抒己见，共商国是。六位参政员谈了他们来延安的目的、对国际国内的形势的看法、对国共合作的建议等。当他们谈到国共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