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商谈的门没有关闭时，毛主席风趣地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头挡住了，这块大石头就是国民大会。”对此，双方的看法倒是十分接近。最后通过的会谈纪要主要有两点：①停止国民大会进行，②召开政治会议。
六位参政员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参观延安。他们利用会谈以外的时间，阅读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会见了李鼎铭副主席等边区民主人士，参观了延安市容、供销合作社、银行、延安大学、日本工农学校以及宝塔山等名胜古迹。对经济方面的减租减息，变工队、扎工队的互助方式，货币流通，商品贸易，机关供给制，工农业生产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访问了劳动英雄。延安的艰苦奋斗、同心同德的精神面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国民党当局一贯宣传共产党人是一群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土匪”，但六位参政员与共产党干部接触时，却感到他们个个稳重、朴实、谨逊、诚恳，说起话来很有见地。在共产党人中间，真有如沐春风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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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
7月5日，六位参政员的访问结束了。毛主席、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送行。六位参政员的延安之行，效果是好的，这是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通过中央负责同志与六位参政员的面谈，延安各方人士对六位参政员的接待，双方增强了相互了解，扩大了中共在民主党派中的政治影响，并找到了民主建国的共同点。
延安之行对黄炎培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延安的五日成为黄炎培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来延安之前，黄先生对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没有太多的认识，及至身临其境，特别是毛泽东与他的谈话，使他感受颇深。黄谈到历史上各代兴衰的周期率时，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感到：毛说出了社会发展的真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他回重庆后，写了《延安归来》，详细地记载了亲眼所见的中国共产党的施政政策和边区的成就，澄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造谣诬蔑。这本书由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出版发行，印十几万册，在大后方和中国香港、上海敌占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small>[8]</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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