轼甚至还曾经上书宋神宗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贵。”
说人话就是，苏轼认为国家应该注重百姓和士大夫的道德修养，应该着重正人心、淳风俗，而不应该单纯追求变法图强，认为王安石富国强兵的改革并不合适。
这引起了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同时不满，然后就被一路贬官，直至贬到了海南岛，几乎等同流放。
但随着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上台，苏轼作为曾经跟新法唱反调的“精神旧党”，得以被召回。
而后……
苏轼开喷司马光，认为司马光尽废新法，是在误国害民。
总结来说，就是苏轼有自己认为的一套改革标准，不认同王安石的过激变法，也不认可司马光完全废除新法的保守行为，再加上苏轼为人太刚，都被贬到地方了，还敢写信大骂权倾朝野的王安石。
他不被排挤，谁被排挤？
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晚年王安石下野，还跟苏轼这个曾经的政敌成了好友。
蜀学没落，在于刚极易折，本身又太过驳杂，很难有所发展。
关学不盛，就纯粹是学派倒霉了。
先说张载这位关学创始人，自从嘉祐二年进士及第后，便一直外放担任基层地方官，职位偏低，二次受诏担任的也不过是同知太常礼院（礼官）。
前面说过，古代一个学派的兴盛，取决于皇帝和学派自身的官身背景。
张载作为关学开宗祖师，官身太低也就很难助力其学说从诸多流派中脱颖而出。
更可悲的是，张载死后丧葬，都是在翰林院许将的努力下，皇帝才勉强下召“支丧葬半费”，而一年前其弟张戬去世时，朝廷抚恤的丧葬费竟是“全支”。
由此可见，连皇帝也不看好关学。
到了哲宗时期，干脆有关学弟子张舜民欲为恩师的功德“讨个说法”，遂上呈《乞追赠横渠张子疏》，但哲宗皇帝没有给予任何回应。
这还只是政治上的困境，再说学派门徒，自从张载这个祖师爷去世，关学颓势不可避免。
于是乎，许多关学弟子纷纷转投他学，这其中尤其以张载首席弟子吕大钧的“背叛”，最为让当时的关学门人震撼。
张载刚死，你就“叛出”师门，这是在释放什么政治信号？
而张载生前最为器重，人称“颜回再现”的弟子吕大临，在转投了二程后干脆又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