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今天可没法像昨天那样耍我了。昨天水果篮最底下的那些草莓都压坏了。”
“但就是因为那样，才半价出售呀。我是做好事呢。”
“那你可以再为我做一次好事，白送给我吧。”
这两个人嘴皮子都动得飞快，说起伦敦土话来趾高气扬，紧紧盯着对方的嘴唇，以便尽快回击。
排在我后面的人都被吸引住了，被逗得乐不可支。有个女人说：“你得留心本尼的草莓，千万要注意，因为往往不是看上去的那么回事。”
“我要谢谢你，玛丽琳，”他说，一边痛苦地闭上双眼，一边缓缓地摇头，“不要看扁我卖的草莓。听听他们怎么说！”他对排着的长队说：“我卖的草莓，十便士一篮，价格还不到成本的一半，是做果酱用的。他们还抱怨。”
“你之前给我的那些都很不错，”一个干瘪的老太婆说道，她全身包着厚厚的围巾和罩衫，以防天气不测，“我拿来当茶点。”她不在队伍里，而是低眉顺眼地站边上，看着摆在一旁的不太新鲜的香蕉。
他说：“今天试试香蕉配奶油。”然后顺势把几根香蕉溜进袋子，递给她的时候冲她眨一眨眼。她张开手，给他看她手里的一点零钱，但他摇了摇头。她走了，一边还把香蕉塞进手提袋里，看起来很高兴。
“现在嘛，玛丽琳，你还没昭告你的需求呢。”
“昭告，”海胆头姑娘千娇百媚地说，“我一直都在昭告呀。”她把手往一堆太妃糖衣苹果那边一伸，但一个也不拿，因为她知道现在他会怎么做。他举棋不定，皱起脸，眯着眼睛看那一整堆苹果，然后挑了一个，朝着天空举起签子，头歪到一边，好从各个角度看个明白真切，然后很夸张地叹了口气，放下那个苹果，又拿起另外一个。她把手捂在嘴巴上，咯咯直笑。他对着人行道方向放低这个苹果，头尽可能往后拉开，闭起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检查，然后换成本来闭着的那只眼睛观察。他又一次叹息道：“不够好。”他始乱终弃一般，将这只苹果丢回去，拿起第三只苹果，再次凑近脸乜斜着眼看，轻快地摇动苹果，蹙额皱眉，神情急切。随后他慢慢伸直手臂，将它从眼前拿开，眉头不肯松开，但总算点头了。他非常讲究地用食指和拇指夹住棒子，把太妃糖苹果敬献给小黑妞，小黑妞向他行了个屈膝礼，就立马伸出长得惊人的柔软的红舌头，舔起了咖啡色的糖衣。
“小姐，这是为您的耳朵准备的。”他从堆成小山的樱桃里挑出并蒂的一对，递给那姑娘。她别过头，还在舔着太妃糖苹果。他郑重其事地摘掉那一边耳朵上本来戴着的一大串小樱桃，把这一对红艳艳的樱桃挂了上去。然后她把另一边的耳朵伸过来。“你想要你那一磅肉，对不起，是樱桃，我说的是樱桃。”然后他又把一对樱桃挂了上去。现在这两串摘下来的红珠串耳环悬荡在他食指上，他打量了一番，便缠到撑起水果摊遮篷的竿子顶端了。
“我会替你好好保管的，等你下次再来。”他说。那姑娘笑声朗朗地走了。
他卖给我苹果，简单评论说，如果他这一天都是论个来卖水果做生意的话，那很快就要破产了。
这话比我预计的要温和仁慈多了，尽管他看我的眼神一向颇有敌意，不像他对玛丽琳那样充满溺爱。只要他一句话或者是说话的口吻，甚至是递给我苹果时恭敬的姿势，就可以扯掉我身上的衣服，揭了我的皮，把我送到排着长龙的人们面前，那些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当作敌人来看待。这以前也发生过，在他认为需要有人出气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摊头停下脚步，衣冠楚楚的，正好就是个出手阔绰、生活富足的典型形象。他突然就毫不留情地收起那诙谐开朗的模样，我站在那里，孤立无援，成了阶级敌人。他带有敌意的眼神冷冷的，上上下下打量着我，他的手掌像托盘一样—可能是从《楼上楼下》[32]学来的—递给我装好番茄的纸袋：“灰常满意？”然后，和他转向其他人那边的动作一样迅速，队伍中的人们脸上立刻暗暗充满了幸灾乐祸的恶意。敌人便是富人。这就是英国，有着一股，或者说一缕，或者说一丝施虐感，既冷漠，又期待。摊主把摆摊当演戏，花招百出—人们排队等着，不仅是为了买棵生菜或者买只太妃糖苹果，还能消遣找乐，而我就是被戏弄的对象。同样，如果我只身一人到他的摊位，那么我们相互打招呼表示友好，大家都同样是这个温馨城市的好公民。瞧今天的运气吧。
我继续朝前往地铁走，整个人和路面一样晒得快要化了，却喜滋滋的。我希望这样的心情持续下去，因为悲伤痛苦还埋伏在未来……理查德在哪里？我极力回忆，在我生命中可有过什么时候，居然就这么束手无策地等待着电话铃响起。
我晃晃悠悠地进了地铁站。这节车厢里有几个法国学生、几个步入中年的美国人、一群德国青年、几个大概是海格特商贸代表团成员的俄罗斯中产阶级（想起来都是间谍，我不由得一颤）、三个印度人，还有两个身形非常魁梧的黑人妇女，她们是尼日利亚人，块头大得看起来就像正在扬帆行进的船只。我大概是车厢里唯一的本国人了。我心情很好，对这次出门的安排，一路想法变换不断，趣味盎然。我继续前行到贝克大街站，在那儿和一大批正要去天文馆的学生一起上到路面，穿过马路，朝玛丽勒本大街走，进了莫妮卡的店，试穿了六件背心裙，没有一件是打算买下的。我这是在玩游戏，莫妮卡也亲自陪着我玩，她早就熟习中年人—我不会说老年人—花费时间追溯往昔的做法。店里还有其他几个顾客，都是法国人，优雅动人，莫妮卡把她们留给一个导购招呼，便和我一起进了试衣间，里面只够她背靠墙壁，双手交叉于胸，从头到尾仔细观察。莫妮卡看起来很有法兰西风情，气质优雅，一头黑发天然去雕饰，穿着简洁利落，但是店里一旦别无他人，她就会丢掉这一切，和我一起加入怀旧的狂欢，她身着暴露的少女短褶裙，轻快地走上走下，而我从试衣间出来的时候，就像海盗或者仪仗卫士一样，身穿花花霓裳—很像吉尔和汉娜的衣服，回到二十出头的岁月。两个中年女人，就这么穿着花哨的裙子，在店里那面布满镜子的墙前面展现自己，笑倒在灰色的天鹅绒沙发上起不来，直到那个导购小姐为我们端来咖啡，向我们投以无限包容的微笑，笑里没有一丝一毫不耐烦或者批评。
今天，我穿着那件系颈的白色露背裙往那儿一站，莫妮卡马上就知道我会很爽气地买下，因为我看到镜中人没那么敦实，显得羞怯又充满魅力，她游移不定地轻抚横穿胸口那条白色凹线，捋顺耳边几缕略为凌乱的银发，一副年轻人的模样。莫妮卡悄声说：“我亲爱的简娜，不行。”我脱下裙子，递给了她。她抱着满满一胳膊的夏装出去了，我站在试衣间里，内心空空荡荡的，等待着那种令人恐惧又切中要害的沮丧。但她回来的时候，拿了一件漂亮的衬衫，鸽子灰的，柔软丝滑，轻轻从我头上套下去，我发现这衣服是多么的合身，这时候她还几近柔情地低语恭维，让人心里非常舒坦。
我付了钱，他们把衣服包好，端上了咖啡。莫妮卡和我喝起咖啡，观察那两个法国女人穿着她们可能会买下的套装走来走去。她们全神贯注，一丝不苟，几乎没有开口说话；她们转身走到一边，停下来，对着镜子看看背部，又看看侧身，然后照一照正面，接着又慢慢地走回去，像模特一样，你会觉得她们全都屏住了呼吸。先是一个人试，另一个人看着，发出些许赞叹，或者发表一点意见，然后轮到另一个来评论。一件米色套装，一件白色套装，每件都价格不菲，你会觉得都无懈可击，但她们不要，因为都不完全合适，不够尽善尽美。莫妮卡和这两位专家站了几分钟，微笑着点头表示赞同她们的看法，是应该接着挑选，因为世上一切成败都在细节之间。
米色套装和白色套装都在导购手上，准备挂回衣架，这时候店里来了几个美国姑娘，都是来找背心裙的。她们拿着我刚才嫌弃的那几条裙子，走进了试衣间。莫妮卡和我相视一笑，以示对她们的几分嘲弄，我便出门走到街上去了。正午的阳光耀眼夺目，看到凯特正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呆呆地望着我，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她看起来既恼羞成怒，又自知有愧。明知道车辆会按响喇叭，我还是穿过马路快步走向她，汽车喇叭也确实狂响了起来，因为他们不得不为这个疯女人刹住车。
“凯特，出什么问题了吗？”
“没有。”
“好吧，如果你是来要和我一道—很好。一起吃午饭怎么样？”
“哦……不……用不着。我正要去空屋。”
我喊道：“空屋！”因为空屋在乔克法姆[33]呢。
“人行道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她脱口而出，意识到这话说得也太荒唐了，于是涨红了脸说，“不管怎么样，我要迟到了，简姨妈！”然后就往牛津大街走远了。
这使得我情绪一落千丈，本来在莫妮卡的店里，兴致就已经有所减退了。天气很热，我懒洋洋地继续往前走，知道不管是对凯特还是对我来说，她的事情都不好办；知道我一直都不肯面对她生活脱节、浪费青春的现实；知道我应该对她有所行动，却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我就这么忧心忡忡地路过了一家小餐馆，我和理查德在那里吃过一次饭。走进餐馆，经营这家店的德国老板认出我来了，把我安排到一张靠窗的小桌。上来一大盘秀色可餐的开胃菜，我点来当主菜吃的，可我却怎么也吃不完，因为不管什么美味到了我的舌尖，尝起来都寡淡无味，热得软塌塌的，但这是我的错，不关餐馆的事。我在思念理查德，那当然了。我匆匆离开餐馆，到美发店去取消我的预约，然后就回家了，所有的精力已经耗失殆尽。
公寓里没了凯特，倒有了打扫的时机。这项任务我一般不会逃避，公寓确实需要打扫了，尽管布朗夫人在彻底放弃之前也已经或多或少做了一些。
我把带有香烟烧焦的印子的黄色亚麻扶手椅罩拆了下来，心想我该叫人做一套新的椅罩了。扶手椅没了黄色罩子，是柔和的铁锈色，几乎像樱桃色。我以前很喜欢它们，不到不得已绝不会把它们罩起来。我坐在沙发上，但没有凯特那样邋遢消沉的气息，看着那几把扶手椅，想到弗莱迪和我曾经面对面坐在上面，一股悲哀之情不由得泛滥开来，我只好上床去。那是下午三点，我不记得有过这样的先例。我哭着入睡，醒来的时候，看见窗外暮色已经降临：一道迟来的夕照柔和得令人迷醉，追逐着丝丝云彩。
我为自己和凯特烧好晚饭，等了一会儿，她没回来。我开始焦躁不安，一直反复念叨那句自我欺骗的话：她都十九岁了，是成年人了……与此同时，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打电话报警。
我终究没有报警。我泡了澡，整理过衣服，就上床阅读直到昏然入睡。睡到凌晨四点多，天亮了，又一个炎炎夏日开始了。我不记得梦见了什么，只知道是个异常悲伤的梦。我早早地起床，走到摄政公园，整个白天都一个人在那里待着，不是穿行在玫瑰花丛之间，就是坐在高大杨树下的喷泉边。
一个小时前凯特回来了，整个人看起来糟透了。她吸过了大麻，稀里糊涂的，神情又恍惚。我问她周末过得如何，她没有回答。我进到卧室打算上床睡觉了，她摘掉耳朵里的玩意儿，问：“你明天去上班吗？”
“我明天当然去上班！”
这一切已不是我所能理解的了，凯特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现在她坐在那里，跟着她正在听的音乐左右摇摆，而我要睡觉去了。
今天，为了写一篇讲述六十年代时尚风潮的文章，我整个上午都和茱恩在档案室查找《莉莉丝》的过刊。毋庸置疑，对她而言，六十年代算是一个历史年代，久远得就像我眼中的爱德华时代一样，但是，当你的往昔被年轻人漫不经心地品头论足说“我觉得当年他们傻里傻气的”，这肯定会给你提供一个看待事物的新视角。一看到我的表情，她赶紧解释：“我的意思是，当年他们没有对社会的责任感。不浪费东西，不缺少什么。”听到这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句话这么连在一起，我张口结舌，有点蒙了，便没有揪住她的话不放。我喜欢档案室—对于这个当年可能是管家配餐室的房间来说，档案室这名头颇为庄严响亮，十二英尺见方的地方，集中了大量社会历史文献，塞满整面书架，都堆到屋顶了。我们不得不朝打字员办公室敞开了门。他们有十个人，我一心两用，一边开心地欣赏大伙儿的热烈举动，一边评判着我们十五、二十年前的作品。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你不知道变得有多厉害。
我们历来坚持执行不改变《莉莉丝》的决策，准确地说，叫不低头迎合艰难时世，理由是民众需要纸醉金迷的魅力。嗯，《莉莉丝》的封面已经变得更狂野，更加超现实，女郎们都如同热带鸟类或昆虫一般绚烂多彩。
出于好奇，我问茱恩想不想升调到别的部门，调到编辑部。她说不想调动，她喜欢现在的职位。不管怎么说，她已经订婚了，明年五月她就要离开我们了。“离开老地方，让人很伤感。”她说道，所谓“老地方”意指打字员办公室。
我回到楼上办公室，吉尔说理查德打来过电话了。当然，她说了可以叫得到我，不过他说他回头再打好了。我知道自己脸色煞白，能感觉到脸部肌肤都发冷了。汉娜这人并不会因为顾虑人家说她假殷勤而束手束脚，她拉了一张凳子让我坐下，然后站到我身后，给我按摩起肩颈来，让我顿时心生感激。“好了，好了，”她说，“可怜的简娜。”我能感觉到她丰满胸脯的温热，还有她强壮有力又镇定自若的双手。这个年轻的阿兹特克人[34]一身热血的温暖让我颇为吃惊，毕竟，我几乎没和什么人有过肢体接触，除了有时候碰碰可怜的老安妮—在她病倒了，或者是需要人帮忙好从椅子上起身的时候。眼下我放任自己的头往后一靠，陷入汉娜洋溢的母爱之中。
电话铃响了，是理查德，我从吉尔手里接过听筒。我觉得自己太可笑了，一举一动简直像个十几岁姑娘对待男朋友似的。我注意到汉娜把双手搁在我肩上，动作沉着镇静，稍微一压，回到她的座位上。
“理查德！”
“简娜，你总算在了。”
一连接上他的声音，一连接上我们之间很确定的感觉（尽管我说不出究竟对什么很确定，但这种确定的感觉是存在的），焦虑感一扫而光，我又是我自己了。
“我说过我会打电话，但原本是想等到我回来再打的，后来回来的时间给推迟了……”
“你现在在哪儿？”
“波士顿。”
听到这话，那个我将要获悉的一诀成永别的时刻，不管他是身处波士顿—或者塔斯马尼亚，或者格陵兰岛，就从遥远的未来降临到眼前了。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简娜！”
我发现自己说不出话。
“简娜，你在吗？”
我答话的嗓音低沉而沙哑：“在。”
“我订了明天回来的机票。简娜，这里出了紧急状况。”
我的声音依然沙哑：“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你？”
“周三午饭时间，在广场。”
“好。”
“不见不散。简娜，我不能说希望你在这里，那不是实话，但我真希望我在你那里。”
“我也是。”
我坐在凳子上，渐渐缓过神来。汉娜拿过听筒搁回原处，把一杯咖啡放在我面前。
吉尔正在打字，速度快得仿佛在和她无法容忍的感觉赛跑：她替我感到难堪，脸颊绯红，双唇紧闭。我发现自己急切需要伸出手臂抱住她，提醒她—但说什么呢？无话可说！是要像汉娜那样，从她的太阳神经丛向外发出“交流波”？—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