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我也讲了一场。与会的人来自南美、加拿大、美国和欧洲各国，还有苏联，五湖四海的。你知道—时尚业，是个巨大的产业。”

“你的讲话都说了什么呢？”

“是报告。我代表英国的高端女性杂志发言。”

“你听了四天报告？”

“我们也分成小组—委员会和分委会，讨论各个方面，主要是经济萧条。”

“哦，对，经济萧条。”

“这可是眼下世界各地会议的真正议题呢。”

他说：“我们这下要承认经济萧条了吗？”

我说：“也不只是讨论经济萧条。上一次，议题除了经济萧条，还有战争。”

“没错。”

“没错。”

我对着他举起酒杯，知道我的笑容有点勉强。他的微笑则是冷冷的。

“我们别。”我说。

“嗯。但我觉得吧，可以在这会儿告诉你我在美国都做什么了—可以吗？好。我们接到了一通紧急电话。我们有个儿子，是唐氏综合征患者，也就是低能儿。他叫约翰。我们并没有把他送进养育院，或者其他什么机构，我们不想那么做。但是这次我们俩都回国的时候，也就是四月份，我们没带他回来，也没法这么做。得有人一直在他身边照顾他。我们在华盛顿请了个保姆，是古巴人，就住在我们家里，现在她就像我们家的一员。但是她自己家里出事了，她母亲的事。一开始我们以为他可没有人能托付了—不是每个人都能应付先天不足的人。”

“他几岁了？”

“年龄嘛，十六岁了，比凯瑟琳小两岁。不过他实际上就相当于四五岁。他非常可爱—低能儿都很可爱，你知道的。我们从没想要把他送进公共机构，那样的话我们和他的生活都会有太多遗憾。我有时候想，我们一家五口中，他是唯一快乐的人。”

听着他这番话，我所做的，就是把细节一点一点地拼凑起来，整个剧情逐渐明朗。一幢房子，理查德在里面，凯瑟琳是大女儿；白痴小男孩，身边的一切都围绕着他来作出调整—只能是这样；他的妻子，还是个未知的变量；身材壮硕、敏感善良的热带妇人……他说过五口。

“五口？”我问道，“包括古巴保姆咯？”

“不包括。加上玛利亚的话，是六个人。我们的儿子马修极有抱负，非常勤奋，和我妻子一样。”他很快地补充了一句，还瞟了我一眼：你得接受这个现实，迟早的事。“是的，但是没有人能用‘阳光少年’这个词来形容马修。他用功学习，也拼命玩，两方面都不含糊。凯瑟琳总是笼罩在约翰的阴影中。他出生的时候，她才两岁，不知道什么原因，她很受弟弟的困扰。马修就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他接受了现实，走自己的路，早早地就在情感上脱离我们独立了。但是凯瑟琳爱约翰，她一直都爱他，为他伤心难过。客人来的时候，这个快乐的白痴也在，有点像是个畸形的侏儒，岿然不动，老是呵呵傻笑，像只撒欢的小狗，凯瑟琳替他感到难堪，你知道—别人头一次来，总是得了解我们的处境以后才能适应过来。凯瑟琳总要苦苦思索，我想她内心深处肯定无法忍受。我相信，对她来说这是某种无尽的痛苦。西尔维亚和我……”他又瞟了我一眼，在估摸着，甚至下结论：她得接受这一点，她接受了吗？他把手放在我的手上捏了捏，叹了口气，脸上的表情就像是母亲或者护士哄小孩吃药一样，非常认真，看到孩子吞下药了总算放了心—这些都写在脸上。“哦，简娜……”他压着声音接着往下说，“我和西尔维亚经常探讨这件事，你可以想象。我们总是安排凯瑟琳多出去，多和朋友们待着，去夏令营—你知道，这是美国为年轻人夏天作的安排，非常好的做法，你们这里应该多开设……”我当然注意到了他说“你们”，但他自己没有注意到。“可是无济于事，你看，我们可以让凯瑟琳整个夏天都参加夏令营，但她会每隔一天就打电话问：约翰怎么样？不，真正承受了约翰负担的人是凯瑟琳。”

“不是玛利亚？”

“不是，精神上不是。就是这么回事。玛利亚自己没有孩子，也没结婚。她生性开朗，又闲不住。”我不由得径自微笑了，因为这话听起来像是医生的诊断记录。“某某人开朗好动，兴趣广泛，预后良好。”“凯瑟琳爱约翰，听起来难以置信，但是千真万确。他也爱她。为他伤心难过的倒不是我或者西尔维亚。我们都非常辛勤忙碌地工作，你懂的。我们都说—尽管别人不太容易理解—回家看到约翰，就恢复了精力。他们（低能儿）就是有种欢乐的力量。”

“我读到过这样的报道。”

“嗯，是真的。非常不可思议。那种油然而生的精力，挡也挡不住。”

我没吱声，心头被压得沉甸甸的，感受着这些年，理查德和西尔维亚，三个孩子，他们的房子，开朗忙碌的古巴妇人……毫无疑问，还有宠物猫狗和仓鼠。我真是招架不住了。三十多年，他说过的。

“马修多大？”

“二十二岁，我正等着你问呢。我们直到三十好几了，才要的孩子。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才十九岁，自己都还是孩子。应该有个法律禁止一下。”

“为什么？你们还在一起吗？”

“是的—不，其实不是。我并不后悔……”他又把手覆到我的手上，将威士忌灌进喉咙，示意我也应该喝掉我那杯。我喝了下去，他把两只空玻璃酒杯放回吧台。

“我快喝醉了。”

“很好。除了喝醉，我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来挨过这一切？”

“为什么你们等了那么久才要孩子呢？”

“我们都太忙了。等了十年。一直在工作，没完没了地工作。今天爆的料还不够吗？”

“确实够了，太多了，我觉得我没法……”我摇摇头。已经堵到喉咙口了，那“三十多年”扎扎实实、满满当当的家庭生活，如此密集而剧烈，家庭结构是—父母都忙于工作（西尔维亚做什么工作呢？），有抱负有头脑的长子，长不大的乐呵呵的低能儿，因为弟弟而精神忧郁的凯瑟琳。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今天就到此为止了。是什么紧急情况，非要你回去不可啊？”

“约翰从未遇到过身边一个家人都没有的情况，至少都会有一个人陪着他，玛利亚从他五岁起就和我们一起生活了。突然间我们都走了，除了马修，但他在上大学，白天晚上都在学校，而且他对约翰一向保持合适的距离，又不失亲近。我们让玛利亚的妹妹住到家里来，但是约翰对她不习惯，所以他生病了。那才是他病了的真正原因，尽管看起来是肺炎造成的。都是过去的事了，他已经好了。”

我在消化这些信息。问题不断冒出来，我决定一个也不问。

“我想我们该吃午饭了。”我说。

“好主意。”

我们往南走到维勒氏餐厅，我们两个人各自的生活，真正的生活，从实质到式样到重量—重量，重量—此刻都摆在我们之间了。就在那里。我们像孩子一样进了电影院，看了—看什么并不重要。我们牵着手，他说他七点钟得回家。分别前，我们在一家酒吧喝了一杯，凯瑟琳站在外面背对着我们，注视马路对面。她体态健美，但是因为神情恍惚而显得呆滞迟钝。

似乎我们应该若无其事地走向她，这样我们—她和我，就能结识，我想这正是理查德想要做的。但是他有点犹豫，结果她径直穿过马路走开了，步伐沉重，不知要往何处去。

“她是因为约翰病了而难过吗？她难道没想跟你一起去？”

“我们没告诉她，是啊，听起来很奇怪，但让她答应在这里上大学已经费尽周折了。她不想和他分开。我们想尽各种办法，花了好几个月时间，感觉就像好几年。你明白吗？我们想让她和他疏远。”

他挽着我的臂弯，我可以从他手臂压着的力量感受到他多希望我能明白。

“是的，我明白。”

“很好。”

“如果她发现他病得很重，而她却完全不知情，那她会原谅你们吗？”

“啊，是啊！”他停下脚步，回过身，双手抓住我的上臂，冲着我的脸微笑，“是啊，是啊，那就是我考虑到的，但是西尔维亚……我们讨论过了，我觉得我们好像自打到这里以后就没讨论过别的事。西尔维亚说，我们必须得把她从他身边带走，她已经有进步了。”

净说我们，我们，我们！每次一对我说起来，就好像在说你这个闯入者，你什么都不是。还说什么“我们没讨论过别的事”—我就能看见我置身事外，只是他闲暇之余遇到的人，是他生活要紧事之外令人开心的娱乐罢了。

他说：“不是那样的，简娜。”他紧紧抓着我的手臂，轻轻地前后摇晃着我。他的脸靠得很近，显得急切不安。

我摇摇头，说不出话来。他一手搂着我，我们沿着老康普顿街从容不迫地往前走。他的手臂透出浓烈的温暖，他是在告诉我，什么都没有改变。

到了街角，他说：“我希望我们明晚可以再聚聚，可以吗？”

我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哪里有意志力说不呢！”

“酒吧见？”

我又点点头，接着走上查令十字街，脑子蒙蒙的，透不过气来。

走到《莉莉丝》的时候，我已经缓过神来了。我站在一边，就像平常有时候会做的那样，看着这一带的老房子。外表看来并没有发生变化，我很好奇以前住在里面的人—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人，他们会怎么看待我们，怎么看待《莉莉丝》。这个杂志社占据了两幢房子，原本两家人隔着砖墙和灰泥还能听到彼此的动静，如今《莉莉丝》把砖墙推倒了，并且移除了其他的阻隔和障碍。我在想这些房子以前都是怎么排布的：家里人住一楼二楼三楼，用人住地下室和阁楼。我一想到那些用人跑上跑下，进出于现在打字员和秘书们走动的地方，就仿佛模糊了时光。有个女仆或者厨娘，类似那样身份的人，站在人行道上，身穿曳地长裙和碎花衬衫，远远看着似乎还戴了顶无边圆帽。我快步走向这个来自过去的访客，发现原来是凯特，她低声下气地站在人行道上，仰望着她幸运的姐姐工作的地方。看似帽子的东西，原来是她粉色和绿色相间挑染的头发。“凯特。”我说。她吓了一跳，转过头来说：“哦，看来你真是出去了……”但她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脸涨得通红，显得很难看。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一开始都没听清她说了什么话，况且，我还沉浸在对不幸的人的无尽怜悯中，百感交集很不是滋味，整个人萎靡不振，只是勉强硬撑着自己。凯特身上某种东西击中了我的内心，我几乎就要拥抱她了，把她当成个伤心的孩子，或者可能是自己的伤感情绪幻想出来的女仆，一战前在厨房里搬上搬下干粗活的那种女仆。随后我回过神来，后知后觉地听到了她说的话，和她大眼瞪小眼。突然一切都对上了。凯特一直在跟踪我。跟踪我和理查德，就像凯瑟琳那样。多久了，有过多少次？尾随到哪里？我不知道，也不打算多想。

但那姑娘跑到《莉莉丝》打算来跟踪我，而我外出赴冤家情人的约了—但我走得早—原来她早就已经知道他回来了。是我的什么举止暴露了他的行踪吗？还是她偷听到了我打的电话？我记不清她当时是否在场了。

她知道我听懂她那句话了，于是眼神肆无忌惮，毫不让步，仿佛大获全胜一般。这下我根本不想拥抱她了，倒是想揍她，狠狠揍她一顿。我迈上台阶，走进会客室，当年的绅士淑女就是在这里把名片递给接待女仆，或者脱掉他们的大衣和帽子的。我到了三楼，暗暗希望查理不在办公室，因为我需要平复一下心情。我心慌意乱的，记忆当中从来没这么严重过，感觉像是困在笼子里，像是当年莫迪把我紧抓不放的时候。把我困住的不是她的言辞，而是她的需求。有时候和可怜的安妮在一起，我也有这样的感受。但这孩子就在我家，在我的生活之中，我不知道能用什么办法来摆脱她。一想到她跟踪理查德和我……但我们怎么会没看到过她呢？究其原因，是我们对她的出现一直都没有预料提防！有一两回，我以为凯瑟琳没有跟踪我们，但理查德知道其实她是跟着的，只是他没有当下就告诉我，而是事后才说起来。

我独自坐在长桌边上，窗外盛夏的树木郁郁葱葱，湿气萦绕。我想，不，这一切都太过头了，我不能再和理查德见面了。和他在一起固然简单自在，就好像我们两个人生来就是为了在一起，但我们都在泥沼般的现实当中拖泥带水，连见个面都少不了密探盯梢。不过我十分清楚，我明天会到酒吧去。还会有其他人到那儿去吗？

我今晚回家的时候，凯特不在。直到十一点左右她才回来，说之前在空屋那里了。她其实很害怕，使尽各种小把戏故作勇敢，等着我跟她说，现在你必须走人。当我道过晚安，她眼里盈满了泪水，还走过来拥抱我。那轻轻的拥抱令人心碎神伤。我感到很空虚，把那可怜的孩子搂在怀里，这个有如聪颖的小胖妞般的十九岁少女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也不知道该做点什么。她什么都要！

午饭前，理查德打来电话。查理已经走了，就我一个人在。我一边工作，一边听着吉尔和汉娜在外面那间办公室热热闹闹的。真希望我在她们那边，而不是在这间宽敞乏味的总编室。不知什么缘故，这间办公室总是死气沉沉的，了无生趣，而在外面那间办公室，我先是和乔伊丝共处了多年，然后又和菲丽丝并肩奋战，再接着和吉尔相伴苦短，那里总是充满生气。我想，就这么离开了那间办公室，彻底搬到这边和查理一起工作，这么一来，就意味着和吉尔真正地分开了，她的注意力自然会更多地投入到她的“寓友”和汉娜身上，而不是她的姨妈身上。我整个人情绪低落，心中想念理查德也于事无补。就在这个时候，理查德来了电话，听上去疲惫不堪。他问我有没有车，我说以前倒是有，可已经卖掉了，因为开得太少。理查德说，现在麻烦来了，他觉得我们不该在酒吧见面，但如果我们想办法离开这儿，比方说到乡下去之类的……他现在不方便解释，不过……我说他无需解释。

我们最终的安排是，他坐出租车五点半准时来接我，车子开到贝克大街我们就下，然后坐地铁去温布尔登，他之前在那里找到了一家餐馆。一切都按照计划有序进行。我经过吉尔和汉娜身边的时候，还悄悄朝楼下人行道看了一眼，确保凯特或者凯瑟琳不在那儿。两个人都不在。我知道自己看起来偷偷摸摸的，知道只要我人一走，汉娜和吉尔就会开始评头论足。我们都不怎么开化嘛：离开了那个办公室，让她们俩抱团，我就已经变成了别人，会给她们说三道四，而如果还和她们在那里并肩工作的话便不会了。

我走到门边，理查德的出租车正好到门口停下，我溜进车里。

“没人跟着吧？”我喘不过气来。

“目前看来没有。”

我们拥抱在一起，这拥抱别有一番滋味。友情，没错，但最首要的，是瞬间就很亲密的感觉，一如既往，仿佛我们从来不曾分开过。我们温暖的肢体熟悉彼此，他的手放在我裸露的前臂上，我的手则搁在他的脖子后面。还有激情，哦，是的，激情无处不在，近在咫尺，初显光芒，就像是一片天地绵延在我们四周，却有股神秘的力量不允许我们踏入其中一步。我们约定的无形铭板上写着：到此为止，不能更进一步，所以我们可以在彼此的臂弯中休憩，感受激情的燃烧和许诺，但我们不能转过头亲吻。如果我们的双唇一触碰到，上帝啊，那该会是何等的宣言，然而—这正是关键—某种东西却会当即消亡。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知道吗？至少我不知道。我的上帝啊，我将自己隔绝在外的那片天地是多么的广阔！我感觉到他的气息吹在我的脸颊上，内心霎时响起再三警告的声音：千万要小心，就算我再怎么渴望别过脸，想让我和他的嘴唇前所未有地碰到一起也不行。哦，不行，不，不，不行。

我们脱离彼此的怀抱，没有直视对方，因为从这么一个可能引火烧身却又悲哀不已的拥抱之中挣脱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小心翼翼，不让彼此的眼神交汇，真是让人叹为观止。他说：“很抱歉，要采取这样的秘密行动。出了点事情。”

他说话时，一边久久地内省着，若有所思，好像在考虑可能会发生的种种意外，我感觉他都是在作最坏的打算。

受他影响，我感到自己的生活和他的生活一样，会冒出点什么事情，虽说不会一下子爆发灾祸，却隐隐潜伏着危机。目前我们面临的是这样的局面：我们悄悄到图腾汉厅路去的时候，我还要仔细观察每条人行道，以防凯特站在哪条人行道上，面向车流，眼睛密切注视着每辆路过的出租车里面，想要把我抓个现行。

“你最好告诉我。”我说。

“马修，你知道的，我们的大儿子，让凯瑟琳知道约翰病了。不，他没有恶意，也不是恶作剧，不是那样。他是不上心。你看，他早就已经把对约翰的关爱束之高阁，他很久以前就这样了。所以我们—其实是西尔维亚，写信叫他别告诉凯瑟琳的时候，他并没有放在心上。他给凯瑟琳寄了张贺卡，加了个附注说，约翰现在脱离危险了。他没多想。”

“所以凯瑟琳不肯原谅你。”

“啊！可她有什么不原谅我们的？当然，首先是不能原谅我们把约翰生成个低能儿。”

“不够理性嘛。”

“可亲爱的简娜，什么是理性？”

我觉得这完全超过了容忍的限度，过于—过于什么？我想，理查德和西尔维亚这两个人可谓通情达理，但一谈到凯瑟琳，他们就完全无法理性对待。一个身体健康、年满十八岁的年轻人，跟踪起自己英俊潇洒的父亲和他恶毒的情妇来，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还不怎么加以遮掩，反倒是光明正大地站在人行道附近或者河岸边上，一副心事重重、几乎是神情恍惚的样子—好吧，这肯定超出了年轻人所谓“正常”的范围；我觉得就算是正常情况，那也已经够糟的了。简而言之，我端坐在那里，心里想着，凯瑟琳真是疯狂到家了，还想到理查德和西尔维亚不肯承认这个事实，就跟我姐姐乔姬和她丈夫不肯正视凯特该进疯人院的现实一样。好吧，至少可以说离疯人院不远了。

“她没声称要回到约翰身边？去陪伴他？”

“我们求她别去。不过我觉得她也去不了。你看，她得留在这儿，确保她父亲没去……”

“理查德，”我说，“看看吧，今天夜晚这么美妙，我们不要谈这些可怕的孩子……”我看见他的眼神既显出不快，又带有感激，只听他扑哧一笑，但我注意到他脸上打着问号。“是啊，不单单只有一个孩子在跟踪我们。现在我也有个孩子跟着。不，我不打算现在就跟你谈起她。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好好享受这个夜晚吧……”我顿住了，以免自己多加一句说，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虽然我没说破，但他听出来了，于是他的手指头在我的手上抓得更紧了。

我们在贝克大街溜下了出租车，两个人都偷偷摸摸地朝身后看看，跑进地铁车厢。我们都下意识地察看了车厢里的每张脸，还有每一个进入车厢的人的脸庞。不过没了外界打扰，我们的情绪逐渐高涨，到了温布尔登的时候，我们几乎忘掉了可怜的凯瑟琳，也忘掉了可怜的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