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她在等送餐上门。有所等待使得情况有所好转。她祈盼送餐的人和家务帮手不要一起来，那样的话，她两方面的乐趣是哪边都得不到了。她喜欢愉悦的享受一个接一个来。茶水呢？！她艰难地走到厨房，给自己煮了点茶，面朝墙壁坐在“他们”固定安放的小桌子旁，把茶喝掉了。他们说她可以在这小桌子上进餐，如果她要省点事儿，不到隔壁的大桌子去用餐的话。他们怎么会想要面对一堵烦人的白墙坐着呢，距离近得离他们的脸才六英寸！她喝了两杯茶，拖着脚步回到她的大扶手椅。十二点了。半天时间过去了，还算不错。她在那儿歇着，缓了缓气，坐到便桶上去清清肠胃，再走到餐桌边。上门送餐的年轻姑娘敲了敲窗户。安妮向上拉开窗，知道请她进来聊聊的念头不切实际，可还是渴望能够实现。在她看来，这些姑娘充满朝气，非常友好。“嗨，安妮，哈啰，你好吗？我们得赶紧了。”他们就是这样。这当然是慈善之举，他们说他们做事不求报酬，但也一样，都很好。两个长方形的饭盒上下摞一起，放在窗台上。安妮小心翼翼地打开上面那个盒子，结果失望得要命。今天是星期三，她给忘了，星期三他们送来这个潮乎乎的馅饼，外皮没有烤透，里面的馅儿形迹可疑，顶多也就一勺的分量。她不喜欢卷心菜，讨厌胡萝卜。她挑出馅，嫌恶得脸都拧成一团了。不，吃不下去。她细究起布丁来，简直就是块海绵，蛋奶做成的海绵。她发牢骚说：“这么热的天，还以为他们会给我们一点儿色拉。”她开始吃切片白面包、果酱和饼干，一片接一片，直到吃饱为止。

她走到大扶手椅上坐下，沉沉地睡去。醒来的时候，发现莫琳正站在边上。“安妮……安妮……你睡着了吗？”她从一片漆黑、深不见底的梦乡中回过魂来，嘟嘟囔囔着：“我口渴，我口渴，好渴啊……”莫琳说了声“我已经在烧水了”，便开始忙进忙出。安妮了解莫琳风风火火的性格，因为她已经立即开水壶烧水了，就别指望她稍作陪伴解解闷了，哪怕就她应该待满的工作时间的四分之一也指望不了。安妮每天都这么嘟嘟囔囔：“他们也为此付钱了。”莫琳走得倒是轻巧，说她得赶紧了，因为—她这天给出的随便什么理由。安妮见了莫琳高兴得不得了，但她克制不住自己。漫漫黑夜加上迢迢白日积累下来的不满欲求，一下子就汹涌地冒了出来，势头迅猛，很招人讨厌。安妮说她厌倦了这种生活，厌倦了一切，厌倦了你们所有人。她有时候希望可以一走了之，到别的地方去。到某个地方的小木屋去，那是再好不过的了，或者她可以到她妹妹那儿去。就在安妮大呼小叫或者哼哼唧唧的时候，莫琳忙着掸床罩和清理便桶。不一会儿，她就给安妮端来一杯茶，暖水瓶也灌满了。莫琳在火炉边的小凳子上坐下来，手里拿着自己的杯子。她膝盖上放了一个三明治，用保鲜膜包着。安妮最喜欢家务帮手或者随便什么其他人有时间坐下来和她喝杯茶，但她忍不住还是要大吼大叫，抱怨个不停，而且从莫琳脸上她看得出，她—安妮—将会因此自作自受。她确实是这样。莫琳很快喝光了她那杯茶，把散落在腿上的面包渣清扫进壁炉里，随后站了起来。她告诉安妮，她孑然一身怪不了任何人，只能怪她自己。她大可以去午餐中心，但她不乐意；她可以让访客上门来聊聊天，但她不答应；她可以去度假，由市政委员会付钱，但她也不愿意。“为什么我要去和那些老人家凑到一起啊？”安妮嚷嚷，“他们会打发我去和那些老家伙待在一块儿，哦，是的，我知道，你说服不了我。”她得胜般地瞪着莫琳。莫琳叹了口气，打定主意不要自找麻烦。于是两人都不出声了。莫琳打开购物袋，取出一条条巧克力、一磅糖果、香烟、几块切片白面包、一些火腿，还有番茄。“你这是胡吃海塞，”她说，“你这么多吃的都放哪儿呢？”“我吃不下饭嘛。”安妮哼哼唧唧地说。莫琳仔细检查了上门送餐的饭菜，了解到饭菜并不可口。把剩菜倒进垃圾筒的时候，她想，即便如此，可还有些人在挨饿呢。她待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宣布要走了，还没打扫卫生，都还没怎么干活呢。安妮对这些都不太在乎，她在意的是莫琳要走了。莫琳说：“明天见，大概三点吧。”临走前从安妮的手提包里拿了几张钞票，算是应安妮要求买这些食物的钱：糖果、香烟、巧克力、一点像样的水果、一点鸡肉—“我能吃得下的一些东西”。

安妮想，我的钱应该不止这么点！我有好些钞票呢。但说了又有什么用，他们会说这是我的错。

一点半了。安妮胆战心惊地干瞪着眼前漫长的午后时光。她无法面对。每天到了这个时候，她就想把自己杀了。但怎么个死法？杀死自己对于安妮来说有种抽象而模糊的特质，她并没有想到要采取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比如一口气吞掉她所有的药片之类的，而是想到非常戏剧化的场面，好像是电视里的情节：她看到维拉、简娜和茅特夫人还有莫琳都围站在她的尸体边追问，她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无尽的午后慢慢地消磨过去了。她坐在窗边。看了点电视节目，但节目对她来说，是越来越难懂了。她吃了面包、果酱、蛋糕、饼干和巧克力，喝光了所有茶水。她听广播。一切都是断断续续地进行，她坐立不安，定不下心来。到了五点钟，她在窗台等着人们下班回家。很快茅特夫人进来打了个招呼，说她赶时间，拿起她的空茶杯就上楼了。现在安妮能听到她在楼上的动静。

突然，走廊的灯咔嗒一下亮了，门开了—简娜来了。她看起来多么时髦啊，安妮心想，让人肃然起敬呢—不是因为简娜其人，而是因为她的一身打扮。她看起来像是从杂志里走出来的，安妮明白；她还知道，从上百个细小的讯号中看得出，简娜不会久留。她下定决心，不让自己的毒舌把她赶跑。简娜在仔细观察安妮，就像安妮仔细观察简娜那样：她怎么样，情绪如何，我能预期什么？不过今天一切都很好。简娜带来了一小瓶苏格兰威士忌，给她们俩都斟上很大方的分量。她给安妮带了几朵小苍兰和一枝粉玫瑰，还连带着作为陪衬的掌叶铁线蕨。尽管外面天还亮着，可安妮叫简娜把窗帘拉上。房间里弥漫着陪伴和庆祝节日的气息。两个人都喝着威士忌，安妮还抽着烟，听简娜谈起怎么在埃塞克斯周边或者什么地方开车兜风。和某个朋友一起，简娜没说是谁。安妮从来没有去过埃塞克斯，也不知道具体在哪儿，所以她在简娜说着的时候插话讲起她怎么和她丈夫去看赛狗。她知道自己经常跟简娜讲这个故事，但她觉得没关系，简娜听得很开心呢。

“他总是给我买鳗鱼，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吃鳗鱼。他自己并不喜欢。炖鳗鱼配上蔬菜酱汁还有土豆泥，多好吃啊！他还给我买了搭配炖鳗鱼的波尔多白葡萄酒，他自己喝烈黑啤。哦，他很宠我呢，我老公真是疼老婆。我们以前每个周末都出去，我们俩，他还总是给我钱去小赌一下。”

简娜说：“可你那时候不工作吗？”

安妮很讨厌这些实际问题，逼得她回到现实，她怀疑简娜不相信她的话。“工作啊，可我从来都没有什么钱，对吧？过去我把钱都花在衣服上了。我以前很好看呢，真的。哪有钱去小赌啊？我赢过一次，赢了五镑。很大一笔钱呢！他对我说，你不打算还我赌本吗？不还，我说。我在牛津大街给自己买了件紧身外衣，老早就看中了的。衣服的布料是黑色的，有个很大的毛领。我看起来美极了，他这么说的。哦，他对我很好，真的很好。”安妮坐着大声呼吸，但她脸上表现出还有别的话要说，她记起了—什么呢？有时候安妮会以另一种口吻来讲述，那种口吻会击碎日常生活的硬壳，给人以破门而入的冲击力：“我结婚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我已经习惯了西区的生活，对吧？那一带我熟门熟路的，而他从来都不想出去。”

在简娜起身离开之前几分钟，安妮就知道她要走了。简娜说：“我得回家了，安妮。”她站起身，在安妮手边放下一些专门为她买的香烟。她微笑着，在门口停住脚步说：“有可能的话，我明天还会来。”安妮明白她感到很愧疚。她整整三个星期都没来过这里。

现在安妮感觉好多了。白天已经过去，夜晚降临了。她又挨过了一天，这些冗长无味的可怕日子。她给自己做了晚饭，面包夹火腿，涂上厚厚一层美味可口的咸黄油，还加入了番茄。她又喝了些简娜带来的苏格兰威士忌。

九点半，好邻居过来的时候，安妮正在看电视，她不想被打断。电视里放的是费雯丽的电影，那个时代人们还知道怎么拍好电影。隔三个门的好邻居露西，过来确保暖水瓶都灌满了，窗户都关好了，确保安妮精神状态良好。她坐了一会儿，看看电影，结果影片结束了，这下安妮兴致勃勃地朝她转过身子，希望她留下来。可露西得回到丈夫和三个孩子身边。她愉快地道了晚安就走了。现在是十点钟。安妮看了些电视节目，听了一阵子广播。她不到午夜是不会上床的，早一分钟也不愿意。即便上了床以后，穿着背心底裤躺在床上，她也要醒着好一会儿睡不着。一辆汽车的车灯纷乱地映到天花板上，她想，真是好笑，灯光竟然一路朝上到了这里—因为在她脑海里，她又回到了原来的住处，她自己的家，对面那幢房子的顶楼，在那里，从窗户看出去尽是天空。

“不，我肯定是在这儿，不是在那儿。”她嘟哝着，渐渐坠入漆黑的梦乡。

在我看来，安妮的下坡路走得很快，用老年医学专家的话来说，叫“衰退”。外在的证据是：护士们每天过来叫她吃药，这可是新情况，大约从上个月开始的。不过她身上表现出焦躁和怒气，整个人非常苦恼。她的幻想都是绝望之人所特有的。她有个妹妹，和她一样年老体衰，因为得了关节炎一瘸一拐，离不开椅子，害得她的三个孩子要轮流上门去照顾她。几年前这个妹妹收留了安妮，那时候七十岁的安妮刚被迫从牛津大街那个女招待岗位上退休，心不甘情不愿，几乎整个人都崩溃了。她丈夫过世得早，她的生活重心和兴趣都在工作上了。没有了工作，就什么都没了。安妮开始酗酒，变成名声狼藉、招人讨厌的老太婆，成天在街上四处嗅着等酒吧开门。她妹妹叫她别再来了。再过千儿八百年她妹妹也不会同意让安妮和她住到一块儿；外甥和外甥女们就算做梦也不想挑起两副重担，现在已经有一副重担在肩头压着了。安妮必然了解这一切，她心里有数的，或者说以前是了解的。现在她已经故作不清楚，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谈起养老院，甚至连简娜都不例外。“他们”说她要是在那儿的话，会有更多的人做伴，而不会成天一个人孤零零的。“他们”说会把她送到一家养老院住一个星期看她喜不喜欢，如果不喜欢她可以再回到自己的公寓。他们就像一群苍蝇似的，嗡嗡地飞进飞出，带来的全都是坏消息，而她躲不开他们。但在七姐妹路[40]上，有她妹妹在，她会去和她住一起，然后……地址是什么来着？我会叫简娜写信。

我已经给这个妹妹写了差不多有二十封信了，各种类型都有。如，很有礼貌地谈到近况：“你姐姐安妮现在很好，向你全家人问好。”安妮口述记下的信，求她伸出援手的：“你好吗，丽儿？我坐在这里，想着我们一起度过的所有美好时光。我好像还没有收到你的信。你收到我的圣诞卡了吗？”我寄了圣诞卡、复活节卡、我出公差在国外买的明信片，有阿姆斯特丹运河风光、蓝色多瑙河、巴黎咖啡馆等等，这些可怜巴巴的请求都没有得到回应。

“有啊，”我说，“我两周前写了信的，你不记得了吗？”

“两周，不，不是两周，”她愠怒地说，“怎么可能是两周呢？”

我不吭声，因为她实际上是在抗议时间本身，时间这个骗子，已经从她脚下飞快地带走了她的生命。

“那好吧，你只要找出我的信纸，我来告诉你怎么写。”

亲爱的丽儿，你好吗？我已经不比从前了……

她费力地签了名，她写的“安妮”看起来像是出自刚尝试书写的小孩子之手。

我坐在那里，正如我过去陪伴莫迪、陪伴伊莉莎时那样，看着这个我熟识的老妇人，如果她能在家庭环境当中生活，或者哪怕只要是有另一个人做伴，就可以再活个十年或者二十年。而眼前的实际情况是，她无处宣泄的精力随着她孤独的怨念在体内翻腾，整个人日渐销铄萎缩：“高血压，他们说我得的是，”安妮喃喃自语，她的脸烧得通红，能感觉到血液怦怦的猛烈冲击，“高血压，对吧？”

我知道，安妮将死于怒火，和莫迪一样，和伊莉莎一样。怒火每天都由我们助长，由“他们”助长，这些人进进出出，面带虚伪的微笑；他们表面看来是好朋友，会留下两饭盒的菜肴，给她洗澡，打扫房间地板，为她煮一杯茶，但是现在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那副笑脸就收了起来，开始说起养老院。“养老院！我自己有家呀。”安妮咕哝着，唉声叹气起来。她指的是那两个漂亮的房间，结果在一堆亲切友好的笑脸簇拥下，房间被夺走了，她给搬到这里来了，虽然她早就说了上千遍她不想搬走，不需要浴室，不需要热水。

“骗子。”提议她去午餐中心试试以后，我听见安妮在喃喃自语。

“可你都还没试过呢，安妮。”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

“你去了以后就会认识他们的。”

安妮稳稳地坐着，这个胖乎乎的小老太太，站起身来也不及我肩高，身子周围铺开花卉图案的裙子。她垂下那张红通通的大脸，生气地瞪着肮脏的地毯，上面积着厚厚的烟灰、食物残渣和灰尘。家务帮手今天早上说她昨天已经打扫过了，不打算再打扫一遍！

她抬起蓝色的小眼睛看我的时候，眼里充满了怨恨，而我看她的眼神，我自己也有数的，那纯粹是气恼。

我琢磨着安妮的思维、她的生活，都是封闭的圈子。她不愿从萎靡不振中走出来，不愿打破这个圈子。我们这些折磨她的人喜欢幻想着，她要是那么做的话，她就会在午餐中心，或者旅行途中，或者教会主持的义卖会上，找到某个人，或许还不止一个，会喜欢她，会上门来看她。毕竟老安妮兴致勃勃的时候，还是很讨人喜欢的，而从一个朋友就会发展出其他朋友。安妮会成为这片区域老太太群体当中的一员，她们精神饱满，日子过得风生水起，有来有往，聊东家长西家短，出去短途旅行，时不时相互串门。

想到伊丽莎·贝茨，我们都大声说，想想她多喜欢出门四处溜达！

“但她死了。”安妮得意地说，很洞悉内情地摇头晃脑，意思是：我逮着你的破绽了。

“可是她还活着的时候确实是出门四处走动啊。她什么活动都参加呢，差不多到她快不行了为止。”

“我带着助行架怎么参加啊？”

“可许多人也都用助行架，还出门到处走的呀。”

安妮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嘟囔着说她会的，等天气好了的时候。上星期她每天都说她会的，等天气好了，而夏末的太阳天天都照耀大地。只要踏出这周而复始的圈圈一小步，安妮就会……

但这个决定几年前就做了，那时候她决定要用助行架，尽管“他们”所有人都说她完全可以自己走，犯不着用助行架。

“哪一天，天气好的时候……”安妮那时候就在嘟囔了。

哦，对我而言，安妮确实可以作为前车之鉴。我坐在她对面，听她第一百遍讲起她有天晚上穿一条粉红底色蓝波点的裙子，和她妹妹一起出去的情形；她怎么习惯于给她丈夫烧苹果酱汁让他配猪排吃，但她不清楚他是否喜欢那种口味；他死于癌症的时候—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肺部被炮弹碎片击中过，她拿到了补偿金，把钱花在一件镶有丝绸纽扣的黑色兔毛大衣上，还买了件狐皮领披肩，如今那披肩躺在抽屉里，团成褐色的一坨，发出难闻的气味。谁伸手去取围巾或者拿丝袜的时候，披肩上鲜艳的纽扣就兀然冒出来。“你都对我的粉红色雪纺披肩做了什么？”“我不知道，安妮，我来看看。”

这一切我都听在耳里，思索并提醒着自己，我绝不能像她那样，绝对不能，一边还保持着脸上的微笑，表现得很友好。我绝不能死于怒火，也不能像蓬头垢面的老家伙一样在脏兮兮的房间里乱转，撞到四处与我为敌的上百样东西。安妮的生活遭到杂七杂八东西的侵袭，被吞噬殆尽，堆垒如墙的东西把她团团围住。通往厨房的走道那么长，那么容易打滑。她放下个玻璃杯，旋即就找不到了，因为杯子恶作剧自己躲起来了。她打碎了眼镜片，却把碎镜片藏起来，因为她受不了简娜或是莫琳为了叫她买新镜片跟她念叨个不停。她的双手在助行架的把手上打滑，因为不知道怎么回事黄油给弄到上面去了。她的手指头已经肿胀了，活动起来不灵便，抓不住东西。在她的饭桌上，一瓶番茄酱她要找上半个钟头，结果发现其实就在碟子旁边，肯定是它自己走过来的。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像只动物，蜷伏在肮脏的角落，不敢爬出来，因为会落入什么陷阱；又好像她得了某种怪病，究竟是什么怪病她甚至还猜测了—是不是流感？—主要症状是外界已经变成她的敌人。或许我有点瘫痪了，是这么回事吗？当你没法自如行动的时候，他们不就是这么说的？

我坐在那里，发觉自己一只手悄悄地摩挲另一只手，手指头上下左右游移，双双搁在大腿上。这时候我发现安妮正摸索着什么东西，而东西总是溜走，总是滑落。

我探访过安妮之后回家的第一个夜晚，凯特在家里，坐在沙发一角，双臂抱着她的小机器，两耳插着耳机线，从两根耳线之间注视着我。

我俯下身子叫喊道：“你想吃晚饭吗？”

她瞪着眼睛，然后才慢吞吞地摘掉耳塞。

“你不出去吗？”她可怜巴巴地问。

“不出去。你愿意帮我把东西放好吗？”

她缓缓站起身，拖着脚步跟在我后面进了厨房。我采购了一大堆东西，用于补充橱柜和冰箱的库存。我放下一袋切片火腿，这时候，凯特急切地朝火腿伸出手，开始狼吞虎咽起来。她似乎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毫无知觉。

半磅的火腿转眼就不见了踪影。她用脏兮兮的小胖手抹抹嘴巴，打了个饱嗝。“我想我是饿了。”她意识到了自己做的事，主动先开口了。

随后她气得满脸通红。我想大概是在生我的气。我指着一堆小包装袋，说：“把东西都放进那个橱柜好不好？”她对东西的包装和外观很感兴趣，站着扒拉了一会儿，然后开始随随便便地堆放到橱柜的搁板上。没多久她就停下来，净看我做事了。

“我们一起吃晚饭吗？”

“你想吃什么？”

“哦，我不知道……随便啊。”

“嗯，那你坐下来吧。”

她重重地坐到椅子上，不一会儿就开始焦躁地东张西望—她想要音乐播放器。

“不行，我们吃晚饭了，凯特。”

我摆好各种口味的奶酪和肉酱，拌了色拉，准备好水果，这才坐下来。凯特的心思已经不在我这里了。她目光呆滞，心不在焉。

“你去过空屋了吗？”

没有应答。

“凯特，你这三个星期一直都在这里吗？还是在空屋？他们来过这里吗？”

“来过，我想是来过了。几次吧。”

他们来过这里，而且不止一次，我心想，尽管肮脏程度加剧了，但倒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坏。

不过我不会再追问下去，因为要是多追问她就会撒谎。很快我就吃完了这顿饭，要是和理查德共进晚餐那该有多么愉快，而和她一起吃饭就情趣全无，纯粹填满肚子罢了。她起身走回到起居室，嘭的倒在沙发上，伸手去拿她的播放器。我拦住她。“凯特！”

“干吗—？”

“凯特，我不想让你这就塞上耳塞，把自己关进那个该死的播放器世界。我想和你谈谈。”

突然间，她像婴儿一样尖叫着发起脾气来：“为什么你要揪住我不放，为什么你老是要干涉？”

我耸耸肩，就此作罢。

这是第一天晚上的情形。

第二天晚上，她坐着的时候很警觉，对我有所防备—她已经考虑过了，认识到自己的表现不好，不会再犯了。正是这一点鼓舞了我—其实她多数情况下还是活在正常人的世界当中。

我带了许多工作任务回家—我在阿卡狄亚[41]的这三个星期，工作自然是堆积如山了。但是我先把工作放到一边，不厌其烦地准备晚饭，把桌子收拾得干净漂亮。她跟在我后面，满怀希望地微笑着，等待乖乖听候我吩咐的机会。

我坐下以后，不停摸索推敲着合适的措辞。心里着急憋了许久的话，没说上几句，就在我们的沉默中无疾而终了，与其说是出于尴尬，不如说是觉得希望渺茫。我只是笑笑，给她加了饭菜。不过她并不饿—橱柜里面有几包饼干已经不见了。

一顿晚饭下来徒劳无功，我想我也该工作了，但我们走进起居室之际，她急于打破沉默，腼腆地说：“你不打算再把椅套罩起来吗？”

“可是椅套上面都是香烟戳坏了的洞洞啊。”

她全身动作都躲躲闪闪的，又坐立不安—她在否认她该为此负责。“可难道你就不打算买新的椅套吗？”

“凯特，你坐下来。”

她坐到我对面那张脏兮兮的沙发上，身边都是她弄出来的面包渣、包装纸和用过的纸巾。

我勉强坐了下来，之前有果酱沾在这把椅子上面，不过已经刮掉了。

她愁眉苦脸的，让人同情，可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看得出来，对她来说尤为重要的是，我应该说，好，我会把房间收拾好。她早就一直这么想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