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三十一日这一天，她抬脚迈出了这座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金碧辉煌的国际大酒店，从此离开了国际组织筹划的世界，作别了各种会议和各类庞大机构——这些场所四处飘散着那种隐形的、丰裕得被人视如草芥的金钱气息。她离开酒店前，只喝了点儿咖啡，吃了几块蛋糕，就花去了两英镑，但她想都没想看一看价格清单。她走到街面上，一位出租车司机想多要几便士的车资，她着急地轮换着用三种语言叽里呱啦地与他讨价还价。
她就拎了一只行李箱。行李打包她是行家里手，箱子的每个角落和缝隙都能被她充分利用起来，因为这么多年来，她成天替那四个世界公民级别的孩子买这买那、整理行李，那几个孩子穿的用的，可全都是世界各地最繁华街道商场销售的上等货。她听说阿梅德的妻子和她身材差不多，就送了几件新买的时髦衣衫给他妻子。阿梅德拿着衣服，双手微颤，难以置信，也有点不愤——她希望令他愤愤不平的不是她，只是社会现状——与阿梅德合作的这一个月里，她目睹了阿梅德的八面玲珑和自制隐忍。
她身穿一袭炫目的粉裙登上飞机，这身裙子和她的红头发和晒不黑的白皙皮肤形成强烈反差——土耳其本地人不是天生黑，就是经不得晒——和他们在一起，她的肤色本身就够抢眼的了。她拿了《巴黎竞赛画报》《今日风采》《卫报》《时代周刊》和《世界报》看，杰弗里拿的是《巴黎论坛报》《国际时代周刊》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等到他俩把双方手中的报纸都看完的时候，飞机刚好飞在直布罗陀海峡上空，两三小时之后，他们已经在马拉瓜喝开胃酒了。
她的耳朵再一次遭受严厉责备——西班牙语比土耳其语更令她为难，因为她知道它邻国的语言。她的四周都是她毫不费劲就能听懂的语言：此处是食客和服务生活动的中央舞台，说西班牙语的全都在舞台之外，但是等到台上的嘈杂声消失之后，台下就会再次响起含糊不清的话语：西班牙语在自己的海边城市只是多余的小角色。
从六月初起，各地游人便陆续拥入这个阳光海滩，到现在几乎已经水泄不通了，不难想象，假如从空中俯瞰，这个半岛肯定负重下沉，四周是波涛翻滚的大海——一侧是蔚蓝的地中海，一侧是灰蒙蒙的大西洋。不用多久，数以百万计的人群将身穿花花绿绿的衣服，撑着遮阳伞，戴着太阳镜，连同他们入住的酒店、娱乐的夜总会和享用的酒家，纷纷在岛上粉墨登场。
在一棵高大的木槿树和几株蓝茉莉之间摆了一张桌子，那几株蓝茉莉在灯光的照耀下，变成蛾子般的灰色，看不到原本的蓝。桌边的一对男女没有面朝人群而坐，显然他们不愿看沙滩上的人潮。他俩的手时不时地碰一碰，甚至紧紧地握一握。还亲吻了一两次，都是蜻蜓点水般的，中规中矩，颇为滑稽。或许旁人也注意到了，他们的目光老是看着别的什么地方，眼神非常专注，但是视线不是落在与己同类的人群当中，而是落在正在沙滩上嬉耍的不同国家的年轻人身上。那些年轻人没有下海嬉戏，没有：多亏老天有眼，那种玩法显然无异于玩命。如水的月华照得海面波光粼粼，水面下危机四伏，不让或者近乎不让人类躯体与之接触。海里的确有一两个人在游泳，向世人表明自己自信或漠然的态度：将躯体交与这样的大海的举动已然就是一个宣言；我们往往可以通过一个人所点的菜肴，下不下水游泳，让不让孩子踩水玩儿，推断出他看待未来的态度。比方，在餐馆里，男的会煞有介事地点道本地鱼，那气势那眼风，整个餐馆都感觉得到他的情绪，今晚我很躁动。换了从前，在一家推崇香槟寓意的酒家，他要的就是香槟。同样，在和煦的早晨，看到走进大海的女孩，人们会看上几眼、扮个鬼脸或耸一耸肩：那个女孩，她不怕，可我怕，我才不冒那个险呢。但是，既然身体不敢亲近这片曾经半夜三更人们还在里面戏耍游泳的海域，来自各国的年轻人如今便在方圆几百英里的海滩上弹吉他跳舞。
那对男女的目光无疑是热切的：男子非常渴望能跟他们在一起；而女子呢，一边想着自己的几个孩子，一边观察着那男子，看他想要什么——瞧她的神情，好像只要男子需要，就立即奉上香油和安慰供其所用。
男的是个消瘦的年轻人，模样俊秀，但并非仪表堂堂，因为他的外表很像当地居民：褐色眼睛，滑溜溜的黑发，橄榄色皮肤。不过，只要他一开口说话，就知道他是个异乡客。
女子的年龄比他大，但比他引人注目，因为他已经和周围环境浑然一体了。女子是个地道的红发女郎，皮肤白皙，褐色眼睛宛如葡萄或提子。长了一张讨人喜欢的温和面容，头发剪得很雅致，打理得有款有型，一头雕塑般的厚实波浪，又浓又密，看着它就让人情不自禁地想伸手摸一摸，或确切地说，是让她的爱慕者产生这个念头。餐厅服务生知道，要花多少钱才能剪出这样的头发，买到她身上那样的衣服，所以自然而然希望能够从她那儿得到一大笔小费。
也许，这对男女走到哪儿都令人侧目……的确，此时就有人内行地、认真地打量他们。不管是在机场，还是下了飞机与同机乘客并排坐在摆渡车内，还是后来在酒店办理入住手续的时候——房间是他们从土耳其打电话以国际食品组织的名义预订的——他们都处在他人注视的目光中。他们被人审查、出票、分类，然后贴上标签，办事人员全都是业内的行家里手，整个夏天，主要工作就是观察评估访客，此外别无他事。
访客大抵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组团游客，他们在老家——英国、法国、荷兰、德国和芬兰——被组成团，然后集体坐火车或飞机出行，集体入住，最后像包裹似的被集体发送回国。他们的私人底细、经济状况或个性特征，最好猜测。老练的酒店经理或服务生只要五分钟便可弄清，并给他们一一归位。第二类是国际青年，这些年轻人像鸟群或兽群一样，成群结队出没于海边各处，我行我素，目空一切。他们只是锦上添花一族，不过，看着他们总让人心潮起伏，五味杂陈——羡慕、嫉妒、不以为然等等情绪不一而足——不过总的说来，从他们身上很难有所获益，然而假以时日，等到他们年龄渐长之后，不是成为第一类，就是加入第三类。第三类人数最少，起先他们也都是普通游客——或如同孤独的狼，或成双成对，或携家带口，自助出行，兴致勃勃地安排自己的行程。在旅游界的专业人士眼里，这些透着哲学家或赌徒气质的游客，是最有意思的群体，因为他们中间各色人等都有，有富有穷，有怪异者，有孤僻者，有畏罪潜逃者。毋庸置疑，大多数情侣都属于这个群体——就是说“年轻情侣”不算在内，因为青年人原本就处于求偶恋爱或性欲旺盛时期。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这些结伴出行的男女，未婚情侣远远多于已婚夫妻。就在五年或十年前，还有明文规定，禁止市民身着比基尼，甚至露膝盖露肩膀的衣服出行，哪怕是在海滩和露台上穿都不允许——风纪警察四处巡逻，确保令行禁止——而现在，这些清规戒律在金钱的高压之下迅速土崩瓦解，与之一同消融不见的还有那个缄口不语的大写的“不准”，以前因为这个词，结伴旅行的未婚情侣想到酒店订间客房都困难重重。当然不是毫无可能，还是有不少身体力行者，但是他们行事都很小心隐秘，未婚的方面往往还得隐瞒真相。现如今，骄阳似火的海边，整个夏日这几个月，热闹如狂欢节。沙滩上随处可见嬉戏亲昵的“孩子们”——那些天性无知无畏者，跳进温暖凶险、日益污浊的海水寻欢作乐——有时像猫狗一样随地交欢，毫不规避。酒店经理对这一切已经熟视无睹了，虽然他本人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爱家的好男人，平心而论，要是在平常的生活中，看到可能犯下这种罪行的女子，他连话都不会跟她说上一句。要是他自己的女儿未婚失身让他颜面尽失，肯定会被他逐出家门。可就是这个男子，将陪伴在并非自己丈夫的男子身边的女子，迎进他那洁净体面的酒店、床上和酒吧，陪着笑脸、俯首哈腰地与客人主动搭讪，祝他们午安晚安胃口好，对他们没有一丝不满，言语之间没有半点儿责备之意——这么说吧，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满，或许只是点滴暗示，告诉对方自己是迫于经济压力不得已而为之，虽然他（酒店经理）负责他们吃住，但至少还是清楚他们是有违伦理的一对，他本人仍然是知廉耻懂礼仪的——他不动声色地将这些信息告诉对方，因为非常含蓄，对方完全可以选择置之不理。
从社会现实角度讲，这一对男女被这些专业人士归为奸夫淫妇类。同时他们这种恋情——女大男小——又可被划为需经时间考验的一类。酒店的前台服务生拿到他们的护照填写入住信息时，看见他俩的年龄悬殊如此之大，好生惊诧。但是，他们的举止既不轻浮又不局促，神态落落大方，很有分寸。不过，根据传统恋爱模式，像他们这种特殊恋情，女大男小之恋，当是极其无望的，浪漫的，至少是缠绵悱恻的。或许吧——情感法则中存在一些虽未成文却不容置疑的价值判断，似乎暗示——他们这种关系虽然轰轰烈烈，但最终只能落得一个痛断肝肠的下场，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像他们这样的恋人，能最终修成正果的实属罕见。瞧他俩的模样，几乎无所谓他人眼光，满脸诙谐——像在自嘲似的——难道他们对这种关系能够安之若素？——绝非如此！因为仅仅靠良好的修养是不能像他们这样有分寸的——内行人士如此断言，他们的双目经过十几个夏日的历练，也已是“火眼金睛”，只消一眼便能探知对方所属阶层、性欲特征和经济状况。也许，人家原本就不是情侣？他们不可能是母子——不，绝对不可能。姐弟呢？不对，谁会相信从同一个娘胎里会生出如此迥异的两个人？或者是对不般配的夫妻？也不对，他俩的言谈举止缺少夫妻间惯常的默契——再说，桌上不是还摆着他俩的证件吗？他俩铁定是情侣，别无其他可能性。
就这样，这两人的关系被确定下来了，属于务必宽容对待的一类，因为就该国而言，要求依旧严格：男子仍然要求女子恪守妇道；再说，就是在那一类里，他们也是另类，就像并不相爱的情侣，尽管他们的确像情侣一样手牵着手，或轻吻对方。恰恰就是这一点，让服务生的态度有点儿冷淡，心里略觉不满。（当然了，这种反应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因为他们还承望从这对情侣那儿得到一笔高于平时的小费呢。）
杰弗里之前来过西班牙三次。二十岁的那次都是在海边度过的，和此刻他无限向往地注视着、正在嬉戏的“孩子们”一样。看到他的眼神，身边这位母亲，因为对他人曲意迎合了近四分之一世纪，几乎能够感同身受。她看着他瞧那些小姑娘们，她们一个个貌美如花，或者看似貌美如花，因为四周灯光闪烁迷离，小岛风光旖旎，大海涛声轰鸣，在月光的照耀下，她们宛如移动的结实的发光体——海边夏日的景致霎时间变得格外动人心魄，因为大家都觉得，海边的时光，自己的旅程，日出日落的美景，以及大海的气息，不久终将结束，一去永不复返。她看着他如此渴望那业已逝去的东西——青年人的自由与放任——知道他的内心是多么的矛盾。他再也无法和他们在一起了。去年夏天在荷兰的时候，他还是其中一员。可是就在去年夏天，他已经发觉自己去错了地方，感觉特别扭，因为就在当时他已经知道，他不能走下露台混到他们当中，同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像“他年轻时那样”——这是他的原话，虽然他说这话是为了自我调侃。但是他很想加入他们，融入那个友好的群体，到那个几乎一无所求的地方去。他对她说了心中的想法，或许他该下决心做个“中年嬉皮士”——他的口吻充满调侃和自贬，其中不无痛苦。干吗不呢？去了不合适的地方，不管你做什么，肯定都非常滑稽，那么干吗不将错就错，索性痛快玩上一场呢？话又说回来了，他肯定是玩不痛快的。他的教养令他搁不下脸面。“该死的教养，烦死我了！”
二十五岁那年他大学毕业了，再次来到西班牙，口袋里揣着一点点钱，和一个叫索菲亚的姑娘，从五月到十一月，在海边度过了几个漫长而温暖的月份。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过得很开心，后来就没那么开心了，再后来她就跟一个在海滩上认识的德国小伙子走了，留了封信给他，说他不负责任，自私保守，不懂关心别人。最终她嫁给了她父亲在爱荷华锡达拉皮兹城律师事务所中的一个男子。
两年前的夏天他再次故地重游，一直待在科尔多瓦和塞维利亚这两个城市，听弗拉明戈舞曲，看弗拉明戈舞，因为他特别喜欢这种曲子和舞蹈。他曾经很想当弗拉明戈舞者，就像有些人梦想当斗牛士一样。真有人成了斗牛士呢。他有那种体型，而且——他以为——自己有那种禀赋，适合跳弗拉明戈舞。但是，他又觉得当弗拉明戈舞者很荒唐，不成体统（或者是因为他的教养，可他的教养常被人——特别是他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当成懦弱的表现，令他止步不前）。“只要看看我爸妈就知道了！他们会跑到这里，吵着嚷着要找附近的吉卜赛人算账。‘赶快带我到吉卜赛人那儿去——他们把我们的小儿子偷拐跑了！’”
如今他第四次来到西班牙，是八月份来西班牙——单单这一点就让他觉得自己是个老外，是个初来乍到者。因为他和所有游客一样，只要在一个国家玩上一个多月，走自己安排的线路，无需花很多钱，就觉得自己像本地人；他觉得这个时候到西班牙来很丢脸，因为所有的本地人——当然合情合理——脑子里都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这个国家现在不是他们的，暂时卖给游客了。
相较他初次来访，这个国家变得腐败了，破落了，贬值了。他俩一边数落它的不是，一边看着年轻的俊男靓女在被污染的大海边嬉耍。
他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是在六十年代初期，那时这个国度富有尊严、令人骄傲；当地人热情好客，不用张口，无需付费，就会帮你各种小忙；能够看到原汁原味的西班牙，就连发达的沿海地区，都能远离商业化的侵扰；还有人性的东西，在……精神层面……内心深处……听到这里她笑了，他也跟着笑了，眼里蓄满泪水，自然是替西班牙人惋惜的泪水。
说到她呢，二十年前她跟丈夫和四个孩子驾车来这儿度过一次长假，是户外野营——她觉得那次经历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不过还是勉力描述了一番。他们属于第一批走访西班牙的游客。这个如今酒店、帐篷林立的海边，原本空无一物——真的空无一物。藏匿于稀疏小草下面的沙滩从岬角延伸至岬角。支个帐篷在松树下，几天看不到一个人影。她也仍然记得当地人自觉而为的种种善行——她非常赞同他的形容——比如富有尊严、令人骄傲之类的描述。
她接着说，那个时候很少有国外的轿车开进乡镇里，为了赚六个便士，一大群小伙子和小男孩争着抢着晚上替他们看车；他们一家在餐馆吃简易便餐的时候，十几张饥饿的脸蛋凑在玻璃窗上，布朗家的孩子们就像看童话故事中的插页人物一样看着他们：穷孩子眼巴巴地看着富孩子，被那家善良的父母看见了领进屋，或者得到仙女教母的大方恩赐——索性带着他离开那条穷街，到天上生活。她告诉他，那里的小孩有的穿得破破烂烂，光着小脚丫；有的身上长了疮，苍蝇在脸上乱爬，往眼睛里钻；有的因为营养不良，腆着大肚子。不过，她描述这些的时候，想起就在前不久她还觉得这些问题似乎不太严重，只要运用普遍常识立刻就能解决，不是人类的普遍现象，不会迅速殃及所有地方使其恶化和污浊。她想起自己以前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像在描绘世界更美好的蓝图，发表关乎民生大计的言论。而今她的语气相当冷漠。紧接着他们，她和杰弗里，将在那个中产阶级最流行的语言游戏中互不相让、一较高下：谁离他人的苦难更近，谁就更具怜悯之心。
这个想法并不是她的——是她儿子詹姆斯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提到什么地方的穷人——始作俑者通常是艾琳或蒂姆，因为他俩在福利机构帮忙做事——詹姆斯的火气就腾地冒了出来。他认为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就是革命。除此之外，其他手段都是让苦难中的人民自取其辱，都是浪费时间。只有阶级革命——像卡斯特罗发动的革命——才管用。
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四个孩子各持己见，互不相让。对旅游这一行业，对这些年里到国外旅行这件事，他们同样看法各异。
长子史蒂芬的观点比三个弟妹都超前——是看待这种问题的一种态度——他认为，世上所有政府，做法都大同小异，所以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像个全然自私冷漠的家伙，虽然他花了不少时间抨击这类人。艾琳对政治不感兴趣，像史蒂芬一样，到哪儿旅游，良心都不会感到丝毫不安。詹姆斯比他的兄弟姊妹更难对付：比如去年夏天，他放弃希腊去西班牙，因为他说他想多了解一点政治知识；他觉得以色列太过法西斯，不肯涉足这个国家，却把近东和中东的军事独裁国家一视同仁地走了一遍。小儿子蒂姆呢，笃信文明的末日就要来临，不久整个世界都将置于野蛮的世界官僚之手，相较于那个即将出现的可恶世界，今日的世界仿佛是一段即将消逝的黄金岁月，因此他对待旅行的态度，如同他人品尝最后一瓶酒中的琼浆玉露。
至于他们的母亲，此刻正和年轻的情人（她想她找不到别的更合适的字眼）坐在一起，在西班牙的露台上喝着开胃酒。他俩打算明天去看斗牛表演，因为那是他的最爱，他非常喜欢斗牛表演带给他的审美享受。
他俩进房之前沿着散发着夹竹桃、防晒霜和尿骚味的小径，走到下面的海滩上，与那一群年轻人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沙子在脚下翻滚着。天色已晚，半轮明月高挂在大海的上空，露台上的人影渐渐稀少，一些年轻人已经睡下，安枕于彼此的臂弯——石头背后，睡袋里和展平的浴巾下面，举目皆是。沙滩上铺着芦苇席子，有些人仍在上面跳舞，甩着头发，目光迷离，昏昏欲睡。海的边缘，有一群青年和着吉他唱着歌，弹吉他的女孩坐在一块礁石上，像条美人鱼。
凯特刻意不去看身边的同伴，她知道此时的他心潮起伏，肯定不喜欢别人窥视：她已经开始拿自己孩子的反应和他相比了。不过，此刻她想的是——不是她的青春，不是，那段时光已经太遥远了，差距太大了，与此情此景毫无可比之处。她想的是十年前和那个男孩相爱的日子。那份痛苦，渴望超越时间障碍的痛苦，可以和他此刻的心情相提并论。最终她挺过来了——是呀，她别无选择。他肯定也能挺过来。但是，不管那种恋情别人认为多么惊心动魄，不管她自己作何评价，她都不愿再回首往事。那段记忆同样是假的，被她在脑中装扮一新，使其楚楚动人，符合“姐弟恋”的传统模式。然而，实际上，她觉得不值一提。她看着这些美丽的年轻生命，行走的、滚动的、熟睡的，每个姿势都那么曼妙优雅，暗暗对自己说，那种事儿窝囊死了。理由很简单，用老歌德（或托马斯·曼）的话说，心里“想那事儿了”。因为对她而言，结婚时间长了，愉悦的性生活过久了，性爱和身体渐渐变成一种普通而简单的情感表达方式，成为一种情感语言——可是那男孩却几乎没有任何性经验，全凭想象，以为都很浪漫。向他提出性要求，肯定令他大惊失色——或者他本会有此反应。当然她浇灭了情欲之火，因为她清楚，肉体的谈话专属成人领地，知道自己离不开这种历时已久的婚姻谈话时，她心里第一次闪过些许不安。和他在一起，她老是觉得好像有个秘密或伤口需要掩饰。她得像白裙女孩一样年轻（又是一个习惯表达，像幅老式肖像画《手捧百合的白裙女孩》），在他眼里，亲吻仿佛就是通往性爱世界的大门，其实她想要的一切全被那个世界拒之门外——她看待性的眼光得像公立学校或英国大学中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那样，如果是女子，还必须是处女，否则难以理解他的世界。
她知道同伴的痛苦非同小可，不该加重。他痛苦是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懂廉耻，跟动物似的——就像她本人和那男孩在一起时的感受——她该让他知道她能轻松体会他的心情。
他俩站在海边，离那些年轻人不到二十步远，但显然并非同类，一个女孩从他们身边走过，自顾自地笑着，拖着光脚丫慢腾腾地走在沙滩上，感受着脚踩沙子的快乐。她瞥了一眼杰弗里，倏地收起笑容，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然后又笑盈盈地朝前走去。凯特对这样的脸孔并不陌生：当一个人遇见非本群体、本团伙或本团队的外人时，就会摆出这样的脸孔。她尽量把自己当成那女孩——十七岁左右，棕色手脚瘦长纤细，长发乌黑，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这样才好把杰弗里看成一个成熟男子，一个能够令那女孩改变表情的男子。她费了不少劲儿换好了角色。她像那女孩这个年龄时，看见二十五岁以上的男子，也是这副表情。她只记得，成人世界里的那些男子，个个完美如神，有担当，有力量。然后，她重新回到现实中自己所处的时期或阶段，映入眼帘的只是一个青年男子，满脑子想的都是自己的缺点与不足，挣扎着不被它们压垮。他转头对她说：“你能陪我来，真是太好了，不然，我又得硬着头皮混在他们中间了。”
他说的是大实话，毫无隐瞒地说出了邀她同游的理由。听了他的话，她在心里痛苦地呻吟了一声，或者说苦笑了一下——不过仅此而已，因为她脑中装了许许多多细小的痛苦回忆：真实记忆正越变越淡，几近透明。以前要是问她，比如在五月末的那个下午，丈夫邂逅的那个熟人到她家花园的时候——致使她身在此地的一系列偶然事件究竟始于何时？——那时要是问她，什么情景或哪些事件最能描绘生活中不管多么痛苦她都必须正视的处境或阶段，那么她可能会选择这一幕：月色苍茫之下，沙滩连绵，掺杂泥土和砾石的沙子闪闪发光，站在海边沙滩上，看着一大群年轻人，有的比她自己的孩子还小，陪伴身边的是一个年轻男子——没必要另作隐瞒——让她母爱四溢。她差点儿就要脱口而出：好了，好了，马上就会好起来的，然后把他搂在怀里。而其实她心里在想，像个母亲那样：那么走开吧，这一关你得经历，我不在身边会更好——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有时我必须躲在什么看不见的地方，边看边指导……
他俩落脚的酒店不是地处小镇灯红酒绿的繁华地段，而是在老城区，平常月份这里住的都是西班牙人。他们走进酒店门厅，里面灯火通明，热热闹闹，如同白昼，因为正值度假高峰，睡觉时间可以推迟。各国情侣四下里坐着喝酒。餐厅尚未打烊，还有人在用餐——已是凌晨一点了。前台将钥匙交给杰弗里·梅顿先生和凯瑟琳·布朗太太，脸上笑容依旧灿烂，丝毫不曾隐去，但肢体却不自觉地流露出反感的痕迹。
他们上楼回房，房间不是这里最好的。因为薪水丰厚，她手头相当宽裕，但考虑到杰弗里，只好降低档次。杰弗里相信祖母的钱够他开销——他没拿出一个子儿去做投资，所有遗产全部换成珠宝和画作，存放在银行里。这家酒店是她和她家人中意的那类：朴素老式。房间带了个阳台，正对着一个公用小花园，听得见下面传来的节奏明快的音乐和说话声。她走到阳台边站着，他也尾随而来。他俩像恋人似的娴熟地接了个吻，之后他去浴室冲澡。被月光染白的街上，镇民们坐在自家门口聊天。孩子们，甚至是小不点儿，不是和家人坐在一起，就是在附近玩耍。空气中那孤独的音乐温暖轻柔，似有还无，使得寂静的周遭越发寂静。人们睡了一下午的觉，不到天色泛白是不会就寝的。小镇的夜晚比白天还更清醒、更流动、更警觉。在西班牙南部城市的炎炎夏夜，另一种生机骤然苏醒，从大街到小巷，从小巷到院落，织成一张人们活动的大网，里面孩子们的叫喊声、犬吠声、音乐声和聊天声汇集一处。这是闲坐、静观、谈天、生活的时刻。静悄悄的黑暗四处，照亮大街的灯光之下，都有人在说话。
杰弗里已经回房去了。她离开阳台走到床边，看到杰弗里脸朝下摊手摊脚地趴在床上，想把床铺整一整。起先，她觉得杰弗里这么对待一个女子，心里直呼委屈：他们总共就做过一次爱，还情人呢。接着她便不由自主地伸出两个指头搭在他的脉上，一手搁在他的肩头，检查他的身体和体温。他的身体热乎乎的，可是这时候的空气本来就热。他看起来疲惫不堪，脸色潮红，脉搏跳得很慢。她使尽全力把他的身子翻过来，让他躺好，再替他盖上被单。不久，他脸上的潮红退去了，蜡黄蜡黄的，没有一点儿血色。他可能没有发烧，但肯定哪儿不舒服了。
尽管，作为女子的她还在大呼小叫，确切地说是在大发牢骚，恼羞成怒，觉得自己理所应当感觉委屈，可是，她走出房间又来到阳台的时候，心里却如释重负。她从房间搬了一把直背靠椅到阳台，屋里好像塞满了东西，又暗又脏；而外面夏夜轻柔清新，笼罩着依旧人来人往、笑语朗朗的大街。她把椅子放在阳台的一个角落里，坐在上面。她身穿一件白色棉袍，露着手臂和脖颈，享受微风的轻拂。她坐在那里，保持再熟悉不过的状态——高度警觉、毫不懈怠，因为里面睡了一个比她年轻的人。过了一会儿，阳台上的月光换了位置，她把椅子挪了挪，这样脑袋就可以藏在阴暗处而手脚又能沐浴到月光——好像月亮就是太阳一样。
离这儿大约五十英尺的下方，对面街上有两个男子在说话。这是两个做了父亲的男子，结结实实，身上穿的皱巴巴的薄夏装闪闪发光，从阳台望去很晃眼——像月光下海滩上的沙子，衣服褶皱处黑乎乎的。身后广场上树影婆娑，音乐声至此不闻。车辆不时飞驰而过，十分吵闹，似乎在说先前的广场音乐比它还吵呢。在汽车呼啸声和喇叭声的间隙，那两个男子的声音清晰可闻。一段段的西班牙语钻入她的耳朵，她没办法一下子听懂，仿佛一块无法扯下的面纱，将她和西班牙一分为二。还好这块面纱是半透明的，和那天早上她听到的土耳其语不同。有些时候，它甚至是完全透明的。她懂得的葡萄牙语，像一扇敞开的门户，通往这儿的半个岛屿、大部分非洲，以及大部分南美地区，有时和她此刻听到的语言相通，有时又不相通。有些语言，比如德语，她一窍不通，感觉它又浓又密、无法渗透。但是，听着西班牙语，就像看着某个东西穿过树林，跳上一条小路，有个人正打那儿跑过。她捕捉到了一点意思，知道他俩在相互指责。她靠着阳台俯身下探，此时凉爽皎洁的月光照着她的整个身体。她觉得自己光彩夺目，风情万种，忍不住张望了一遍酒店四周——没有人，就她独自一人在外面阳台上——俯身下探时，她看得见那两个结实身体的手势、姿态和身形。之后他俩的谈话她明白了更多。他们壮硕的肩膀、摊开的手掌都增添了传达的信息——她几乎懂西班牙语了。显而易见，他们在谈生意。可是她没听到一个词语说明这些，他们的声音和讨价还价的人一样，肢体传递着风险与收益的信息。过路车的呼啸声将他们的话语声吞下又吐出：那是个近乎可以理解的东西，如同镶着石英而不是玻璃的窗户。突然，说话声戛然而止，传来一阵烟草味。她探头看见他们在点烟。烟雾袅袅散开，飘入树叶丛中。胖男子先走了，另一个男子逗留了片刻，望了望四周，好像黑夜会请他晚些入睡似的，接着也走了。再过几分钟，他们就会穿上条纹睡衣，浅色夏装被揉成一团，扔在铺了瓷砖的浴室地板上，等着他们的妻子过去收拾拿去清洗。那两个男子会钻进被窝，躺在两个白胖胖的女子身边。
亲爱的！嘉丽！卡利西姆！卡洛！
她扫了一眼房间，屋外的冷光衬得里面黑漆漆的。床上，她的情人摊着手脚躺在那儿。她听得到他的呼吸声。她不喜欢那个声音。要是她儿子，她会考虑明天请个医生——她必须迅速阻止这样的状况。
接近凌晨四点，街上终于空无一人，而广场上的人仍然躺在长凳上，在夜色下喘息、做梦、抽烟。下面台阶上如今空空荡荡，只有两个男孩在酒店墙边静静地玩耍，他们的父亲坐在附近凳子上，背靠砖墙，砖墙兴许仍然散发着热气。母亲出来叫孩子们上床睡觉，两个男孩哭着闹着不肯答应；他们在说什么，就连不懂西班牙语的人也能明白：父亲假装严厉，母亲咋咋呼呼，孩子们活蹦乱跳，而他们的父母却一心想把他们的精力埋藏于睡梦之中。后来，母亲搬了把椅子坐在丈夫身边；一个孩子坐在她腿上，另一个坐在父亲腿上。孩子们歪着脑袋睡着了，做父母的轻声说着话：他们是酒店雇员吗？说不定是厨房帮工？到这个时候，路上车子寥寥无几，在这几个游客恣意疯闹的月份里，小镇尽可能安静了下来。
凯特一点儿睡意都没有。
她想躺进大床睡觉，睡着了就可以不做——此时非做不可的事儿。
此外，这些年里她都是按照别人的需要制定自己的时间表，她还想好好品味一下毫无压力的生活，还很留恋脑中的这个想法：太阳出来我再去睡觉都没关系，不想起床可以睡到中午再起嘛。
她是到三年前才重获自由的——当然，获得自由的时候就是她不得不面对孩子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不过，她本可以早几年夺回自由权。是的，早几年。换成玛丽·费切丽会怎么做呢？她呀，想睡到半下午就睡到半下午，吆喝着孩子们端茶送饭。在嫁给迈克尔之前的女孩凯特和三年前的凯特之间，发生了一连串不顺心的事情。然而，是在三年前，她才开始意识到有些东西必须细究。
三年前最让她耿耿于怀的窝心事儿和蒂姆有关。当时蒂姆还是个十六岁的狂暴少年，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突然发飙冲她大吼大叫，说快被她窒息死了。不难看出，这话他在心里憋了很久。当时全家人都在场，大家都惊呆了——噢，是的，他们清楚，这件事的性质有所不同，具有毁灭性，威胁到整个家庭，因此他们心照不宣地采取各种手段，缓和气氛，平复她本人和那男孩的痛苦与恐惧。他窝了很久的火，但没料到自己的火气这么旺，吓傻了。平日在这个温和的大家庭里，一切矛盾都会拿到台面上商量，谈笑之间便将它们解决了。也有剑拔弩张的时候。可以这么说，这对夫妇年轻时情感第二阶段的精神——即通过协商减缓因第一阶段的不足而带来的痛苦——几年后被日益壮大的家庭成员们发扬光大。换作从前，谁都不可能说——谁呢？凯特想到了一类善于吹毛求疵的人，也许是福利工作者吧——谁都不可能说，这家人遇到事儿都爱捂着掖着，见不得光，所以只能憋在心里。
可是，那男孩无法抑制地当场爆发，当着全家人的面，顶着重重压力，是不是说明也许那些爱的话语、心理安抚、评论建议，并不像她，以及他们想象的那样，是健康的、富有疗效的坦诚沟通，而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表现？属于一类家庭范围的精神错乱，其疯狂性质和把意欲自戕的情侣关起来一模一样。如果夫妻俩都是精神病患者，那么肯定全家人都是——这样的疯子要多少有多少！
回顾四个孩子都还年少的日子，她发觉他们家最具代表性的家庭生活图景就是，她坐在桌子一边，温和臃肿，像块肥肥的鹅肝，身处可怕压力之下，因为四个孩子整日吵吵闹闹，都觉得自己重要，她就像一个焦点、一个平衡点，孩子们要么都不听她的话，要么全凑在她跟前；她丈夫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显得宽容幽默——神情略显疲惫，但没有介入其中，没有真正为孩子们伤脑筋，因为他工作很辛苦，几乎没有心力顾家，管教那四个孩子——魔头。他们就这么叫自己：我们四个魔头。五个魔头：她一门心思带孩子，应付接二连三的危机，开车载他们进进出出，耗尽了心思，觉得自己很难和他们分开。直到现在，依然如此。但是，魔头们给她的压力，对她无休无止的要求，终于完结了。噢，快了，就剩下小儿子蒂姆了。
那一次她迅速离开饭桌，尽可能保持平静，免得看上去像个跑到一旁生闷气或偷偷抹眼泪的小女孩。但是，她还是觉得自己像只被朋友狠狠踢了一脚的小猫或小狗。她知道，自己离桌的时候有五双眼睛故意望向别处。她回房后，那个肇事者因为埋头吃完盘中布丁后冲母亲大吼大叫的恶行，大感羞愧，落荒而逃。
她坐在房里心事重重——心里乱极了，得努力理清思绪：她觉得快疯了，老是想：不公平，他们要我做什么呢？
蒂姆对自己、对他人——对她这么刻薄，是不是她一手造成的？其他三个孩子都不知不觉地从“小孩”变成了小青年。当然也是一波三折，困难重重，但是就要进入青春期的蒂姆以这种方式发飙，令全家人震惊万分。就这个事件大家各抒己见，并表示理解——这些聪明的摩登青年发表了不少高见。他们最终一致认为，蒂姆是他们中最厉害的魔头，凯特是他的牺牲品。不过，有一种情况并未发生——她不得不再次提及这一点——就是逃避和遮掩。那些日子里，每当她觉得自己好像被人同四个动辄发火的自私鬼关在了一个大箱子里时，就这样安慰自己：好在话都说开了，谁都没有隐瞒。然后拿自己的家庭和别的家庭（费切丽家不能算在内，她家不具可比性，因为那一家的法则独一无二），以及每一户有小青年的家庭相比较。每个家庭的中心都是母亲，一个女子，当家庭成员发生摩擦时，火星子就像暴风雨中海滩上的石头，从四周朝她那儿飞溅。是她操心过度，对他们管得太多太紧，使得他们比实际年龄小？后来，她又太过心急，给他们太多自由，太早把他们当成大人对待。或许她就错在这一点上，或许玛丽的做法是对的，她从来不想该怎么做——总是率性而为。但是，问题不是出在管多管少，所有一切都和情感介入有关。难道是她介入太深，使自己身陷其中，令孩子们找不到结实的定点可以依靠？可是，那个男人，为人父的，不该是那个定点吗？也许，说来说去迈克尔一直都是对的，她错怪了他，他的介入程度才恰到好处。为什么母亲非得和磨石一样，成为每件事情的中心？回望过去，她好像总是随时待命，总是听候传唤，总是遭受指责，总是榨干自己喂养这几个——魔头。回顾自己的青春期，她看不到丝毫相似的地方——当然，她母亲去世前，就是她去莫桑比克首都度假的前一年，母女俩一直非常亲近；她父亲在外四处征战，常年不在家，留下母女俩相依为命；但是她认为这完全是另一码事儿。
话又说回来，此时她坐在这里掂量筛选——寻找借口——有什么用呢？因为蒂姆已经吃不消，吼叫说被她当成了小婴儿，快被她活活窒息死了。蒂姆的话并不只是他们平日里的“爱的话语”——他们对家人之间的批评话语冠以的美称——这一点从全家人的反应中可见一斑。
行，是她对他管得太紧。
但是，有个情况值得注意，就像现在，坐在月色笼罩的阳台上，她很清楚，自己当前的境遇就像站在悬崖峭壁边缘，北风直面吹来，将她的肌肉、五官和发肤一并吹走。就在当时，其实从一开始，她就已经意识到，家中老幺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什么危险。显然，光知道是不够的，否则他也不会吼道：“看在基督的分上，别管我，你快要把我窒息死了！”
她当时只是叫他别忘了什么事，可是究竟是什么，她如今已经记不得了……难道这就是事情的关键所在，是那个什么而不是如何？——可是她已经记不得了，那个什么已经消失不见了。它消失不见，是不是因为她不愿记起，所以安排了这件事，让它在她正儿八经的记忆，那些在她脑海中存活了十年、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纪的记忆中占据一席之地？不过，肯定以前有一个女孩，精力充沛，个性鲜明，比大多数人见多识广（比如，在葡萄牙东非殖民地生活的那一年，虽然不够惟妙惟肖，但她还是饰演了一位羞答答的年轻女郎）；有一个女孩，她的性情和她那头红发极其相配（打小就有人夸她性情好，这一点她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个女孩，无论走到哪儿都出类拔萃，她知道自己是有实力的，不仅因为她的肌肤和头发色泽炫目，而且因为她的品味和修养与众不同——说什么呢，这些不是真的吧？把自己说成这样，是在自欺欺人吧？——她觉得不是。这个女孩，是不少男子的梦中情人，嫁给了她的迈克尔。他们同居了一年（第一阶段）后结婚，成为引人注目的小夫妻和他人的楷模，不管是未婚的，还是即将结婚的，还是已婚的都觉得缺乏他们那种——魅力？性格？不过，旁人都认为他们的婚姻是对传统牺牲，浪漫到近乎异想天开的地步；他们依然像未婚同居时一样，相亲相爱，情深意笃。长子的出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状态，但影响不大。这个孩子（现在的史蒂芬）非常适应这对迷人小夫妻甚于他人的精力充沛的生活。孩子跟着他们参加晚会，一同旅行，还让母亲选修了一门讲座课，即萨拉森人对普罗旺斯诗歌的影响。说实话，晚上要起夜几次，还得早早晨起，事事依照婴儿的时间表，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一如既往地生活，好像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非常困难。但是，那时候她已经辛苦惯了，好像这份辛苦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像后来那样严重。在长子一岁时，她又怀孕了。夫妻俩都认为，即使带两个孩子，也能照常生活。
大家都知道这是异想天开，只是没有对他们明言。
让他们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不是第一个孩子而是第二个孩子（如今这位名叫艾琳的年轻姑娘）。带一个孩子时，这对年轻夫妻依旧能够光彩照人，面对愚蠢习俗和社会要求进退自如。但是，第二个孩子的降生，使他们的生活重心发生了巨变。当他们发现生活已经完全变了样，决定要第三个孩子，“生完得了”——此时的心态大为不同。没过多久，他们按揭买了一栋房子，添了一辆小汽车，请了个钟点女佣，过起了规律的生活。他们这么做全是为了孩子。叫人称奇的是，此后很久他们都一直以为，所有这些多余之物，房子、车子等等东西，和他们本人毫无关系——购置它们压根儿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着想，只是为了孩子。
至于凯特，她慢慢地培养起一种难得的美德，即自律。如今再回头看看那个漂亮姑娘，母亲当她为心肝宝贝，爷爷视她为掌上明珠，对她赞不绝口，见到她的人总爱拿她开些姑娘家的小玩笑，表达对她的喜爱；把这个姑娘和五年后的同一年轻女子摆在一处，她忍不住脱口喊道：这是糊弄人的把戏，天下最拙劣的玩笑。回头再看，她发现自己活像一只白色的大肥鹅。爷爷对女人的赞辞和母亲对她的态度，没有给她一点心理准备，让她知道将来还有非学不可的东西，而且就在不久的将来。
带了三个小孩，不久就是四个孩子，她不得不努力培养那些以前甚至从未进入她词库的品质：耐心、自律、自制、克己、坚贞，适应他人——这一点尤为重要，须一以贯之。要想靠有限的收入抚育四个子女，这些美德不可或缺，她果真慢慢地将其一一收入囊中。获取这些品德的时候，她并没有想到给它们取名。那天下午，她记得一清二楚，她在翻看一部旧小说，看到几个好像过了时的词汇，心想：对了，就是这个——连续数月晚上起来几次，还得好声好气；还有那个——只要小孩一生病，就别想和迈克尔做爱了。如同一块海绵，年复一年将自己的小小需要一点点挤出去，到了最后只要和孩子无关的事儿，都像远方的地平线，遥不可及——形容这种情况的词汇又是哪个？她喜欢用大词，所有做了母亲的人都有这个毛病。可是美德？是吗？真的是美德？要是这样，那么所有的美德都爱找她的茬儿，都成了她的敌人。从已届中年的妻子和母亲一直追溯至和迈克尔同居时的姑娘，似乎她孜孜获取的不是美德，而是一种精神错乱的形式。
小儿子大发雷霆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她拎着购物袋外出，碰巧来到繁华主街，遇到红绿灯。等待的时候，她注意到一个年轻女子，推着婴儿车朝北走去。这个姑娘，大约十九岁光景——和她生头胎时的年龄相仿——穿了条短裙，暗红色头发乱蓬蓬的，一双绿眼睛，神情泰然，但看着就像一个假扮妈妈的小姑娘。她一手推着婴儿车，一手拎着装满杂货的大袋子，像个女海盗一样阔步朝前。凯特把目光瞧向别处，看着其他人。整条大街仿佛一下子全是年轻女子，没结婚的，带婴孩的都在走动，显得那么悠游自在，无拘无束——是的，正是从她们的步态，可以看出这一点——自信，而这个恰恰是她，凯特已经丧失的东西，因为她太在乎别人的看法，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什么后果。
她尽可能坦诚公正地承认那些年轻女子的优势——把自己和她们对照，是件痛苦的事儿——然后看了看她同龄人的步态和脸庞。她们之间存在二十年的差距，要让这些勇敢的脸上显现谨慎和多疑，需要那么长的时光。否则她们就得没有脾气，傻乎乎，逆来顺受，善良到没有一点儿防范意识，如同虚弱的笑，似乎笑声一止，泪水便滂沱而下。她们走路的样子，好像四肢的运转速度被放慢，因为害怕被什么东西困住，担心撞到什么东西，仿佛周围都是看不见的敌人。
凯特整个早上在那条拥挤的长街上，慢慢地逛来逛去，终于看清了一个事实：多数中年女子的脸庞和步态，都和囚犯或奴隶相似。
在一件需要全心投入、历时漫长的事件一端，走来一个自信勇敢的年轻姑娘，另一端走来的则是一个中年妇人——她自己。
后来凯特回到家里，花了几周时间观察自己的走路姿势，说话做事的样子，要是从别人的角度来看，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她精神错乱了。从早到晚她都有操不完的心，家里该怎么安排和整理，事情该怎么做才好，要是没有这样或那样做，会出现什么后果。她一边观察自己，听自己说话，一边留心观察朋友中的同龄女子。所有的，每一个女子，数年来就学会做一件事：小题大做。（当然玛丽·费切丽除外。玛丽不算。不过，她开始明白玛丽对她来说代表着什么——显然我们不能把她从每个常规类型中剔除完事。）获取美德的那些年月仅仅带来这样的结果：她和她的同龄人都是机器，设定的唯一功能就是：管理、安排、调整、预测、命令、烦恼、焦虑、组织。小题大做。
现在她明白了，这一点她的家人都清楚。那几个有主见的家伙——丈夫和那几个小年轻，他们刚刚才摆脱青春期情绪的魔掌，因此更无法容忍别人的缺点——把她当成非得宽容对待的人了。母亲是个不定量，她像个老保姆替家人忙碌了一辈子，到头来却让人受不了。美德成了恶行、唠叨和欺凌。做母亲的，总是得随时候命听任使唤，总是得分神打点各种琐事，总是得满足他人的需要、要求、愿望，应付各种状况和危机，在这种漫长的碾磨下，一个曾经无畏无惧的年轻生命，逐渐变成了一个忧虑成习的疯子，成天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伤脑筋。
她是在三年前意识到这一点的。虽然她还在操持那个要求众多的大家庭，打理那个她觉得已变成旅店或客栈的房子，供家人、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歇脚，同时她开始退出。她是在心里退出，因为把她的打算告诉家人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做肯定会让家人越发气恼不悦，觉得亏欠了她这个忙里忙外的仆人。因为她的努力没人瞧见，事情变得更加困难。她丈夫特别忙，她知道他是有意这样，因为从他的角度想，她完全可以抓住一切机会，拓宽社交面，走出中年人的狭窄圈子——他比她大，年长七岁。孩子们自然不再黏她，对她的问题不闻不问，所有健康的青年人对父母的态度大都如此。不过她发现，一旦她企图把他们当成无关紧要的东西，他们总是立即启动防御机制，把她一次又一次拽回到——她原本希望他们长大了就再不需要她了——他们希望她依旧拥有的行为模式当中。
可是，为什么她不对家人说，她要改变，正处在变化之中？她不能。他们会以为她想用计获得他们的注意和同情，换成他们，她也会这么想的——关键是，现在她又提到那一点了，那些开诚布公的讨论、谈话、憧憬，以及该这样或那样表现的决定，全是胡说八道。（关键不是人们如何改变：他们自己不会改变；你变了是因为有些关口不闯不行，闯过之后便发觉自己变了。）再说，要是那些年的“爱的话语”管用，她现在就会启用它，说：现在够了吧。给你们当了这么多年的女佣和脚垫，我都像个瘸子和废物了。现在帮帮我吧。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可惜这些话她不能说。
蒂姆吼叫事件不久，她独自离家看望老朋友去了。她把家交给女儿主管。她找了许多借口，在外面迟迟不肯回家，心想要是她能撑久一点儿不回家，家里的模式就会被打破，牢笼就会被打开……可是她比计划更早返家，因为艾琳自己决定外出访友。
尽管她几乎是马上跑回到那个她想逃离的物体当中，但她还是能够看到这个被儿子大喊大叫喝斥的操心女子，已经彻头彻尾地疯了。精神失常了。
那个夏日晚餐时的情景，以及她随后的离家访友，都成了今夏这桩恋情的诱因，因为若没有发生那些事情，她就不会接受艾伦·波斯特的提议，就算丈夫在旁极力怂恿，也无济于事——真的，他一直恼火她不懂抓住机会。当你发现前面是死胡同或陷阱时，这样的问题便在所难免，你只有听话的分儿。
可是，是什么令她三缄其口，没有说出她想夏天这几个月，在伦敦租间房子独自待着？什么原因都没有——只是因为说这样的话太让人不可思议了！太夸张了，她压根儿就没起这个念头；但是，也许她应该说出自己的想法。
她需要一块跳板。
此时，她坐在阳台上，月光已经离场。她俯看了一眼底下终于空空荡荡的大街。这会儿就她一个人，真真切切一个人，在这个国度自娱自乐……是呀，她本可以替自己安排这样的活动，她居然从未动过这样的心思。
要是她愿意，本可以坐在这里等到晨曦初现，再睡上一整天，然后到镇上闲逛，再怎么说这里也是地中海的一个港口，一处游客集散地。因为家里就剩她一个孤家寡人，她完全可以一个人由着性子四处逛荡两个月再回家——就是说她可以自己做主选择去处。
可是，此刻的她坐在清凉的晨曦中，心中却想该回去睡觉了，否则等她昏昏欲睡的时候，人家都睡足要起床了。要是她没搞错，她将看见一个急于替自己辩解的男子，因为他独自睡了整整一宿，没有与她做爱，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她几乎有点儿希望他生点小病——不要太严重，就一点点不适。
大街尽头，一个男子走进她的视线。他是个金发北方人——像她一样是个游客。他是和海滩上那些小青年在一起吗？喝酒？唱歌？还是在咖啡馆聊天？在一个阴凉如地窖的酒吧？街灯熄灭时他走到她阳台前的位置，她想他是个夜猫子，晨曦才令他蓦然意识到时间的流逝——天空已经开始微微泛红。他抬头看着天空。他没有那么年轻，不属于小青年那一伙。他很结实，是个强壮的中年人，脸上刻着皱纹。不对，他的年龄还要更大，头发已经斑白了，不是金色的：他是个西班牙人，十有八九刚上完夜班。他穿过那片夹竹桃林，来到喷泉边，让水喷到脸和手上，然后用手挡住水流，凑过去喝了一两口水，接着放开手，让水哗哗地喷在低垂的头上，他使劲地甩了甩脑袋，走到一条长凳边，背朝外躺下，避开大街和旁人的目光。这么说他是个穷人？无家可归？她发觉一股关切之情，如同喷泉落下的细流，汩汩涌上心田。她可笑地瞧着自己，心里觉得应该下去一趟，到广场摸摸他的肩头——当然是小心翼翼的，免得吓着人家——问问他需要什么，能为他做点什么。用什么语言呢？真该把西班牙语学会！
与蒂姆发生冲突之后的那个冬天，出于怜悯她捡了一只流浪猫，那时的冲动和刚才一模一样。她对那只猫很有感情，而且持续很久。她是多年“爱的话语”的产物，因为她无法对自己坦言：这只小猫代表的是我，我本人，我照顾这只可怜的猫，是因为我想我也应该被照顾。可是由谁来照顾呢？当然是她的家人。但他们已经不再需要我了，都认为我令人受不了了。
她的家人明白那只猫扮演的角色和她的心思，也清楚她对猫的情感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对此既纵容又调侃。“噢，行啊，就因为我们对你不好，你就找了只臭烘烘的老猫回来！”
“它的头被人打了，妈妈，你刚才已经给我们看过了，现在没事了吧。”
两年前，她坐在那个几百英里之外的阳台上，想跳起来破口大骂，好好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愤，而实际呢，她却满脸笑容，当然是那种“嘲讽的笑容”。此时，她真希望自己那时狠狠地抽他们耳光，包括她那可爱的女儿艾琳，魅力十足的迈克尔，蒂姆——所有的人。“真希望揍他们一顿，”她听见自己嘟囔道，“真的，真希望狠狠地把他们一个个都揍一顿。”
她曾亲眼目睹玛丽·费切丽对着丈夫孩子骂骂咧咧，而后笑得直不起腰来。玛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家人把凯特当成废人，那只猫就是一剂良方。
“就是更年期到了嘛。”她听见蒂姆对艾琳说。
她还没开始更年期，但是告诉他们这个于事无补，因为对家人来说，编造一个母亲处于更年期的神话，明显大有益处。有时她觉得自己像只受伤的小鸟，被健康的同类生生啄死；又像一只动物，遭残忍的孩子戏耍玩乐。当然，她觉得是自作自受，因为她极其讨厌自己——噢，可恶的冬季才过，接踵而至的又是一个糟糕的春季。她都害怕自己真的疯了，整天怒气冲冲。后来，她的两个大孩子开始待在大学不着家，成天呼朋唤友，对此她很高兴。高兴得不得了，尽管后来因之感到愧疚，这一点毋庸置疑。在这个文明时代，愧疚几乎成了母亲的代名词。所有这些全都是胡说八道，全是垃圾。不知什么地方搞错了……谁的错？她自己的吗？不是孩子们的，绝对不是。社会的吗？可是为什么大家这么神经兮兮、怒气冲冲、怨声连连？——还好这一切都结束了。艾琳开始忙着周旋于男人之中，只剩下蒂姆还把瞄准器对着她——她真的这么认为。因此，最难熬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她回头再看……可是，倘若果真如此，为什么此刻她会在这里，和一个年轻男子同居一室。玛丽·费切丽只要瞧他一眼，再怎样都会建议她做那心知肚明却不愿为之的好事儿……她迟迟没有离开阳台，一直待到太阳朝四周射出灼热光芒，越过海面直入小镇。她真的困了，进到房间，因为眼睛一直注视光亮之处，顿时两眼发黑，等她适应屋内光线，看见杰弗里躺在床上看着她。她笑了笑，心中想着该说什么话才好——这时发现他不是真的醒来。他起身弯腰坐在床上，圆瞪着双眼，像只受惊的动物，但是看那舞动的四肢，说明他仍在梦中，只是神情警醒，疑心重重，脑袋随时准备倒向一旁。她小心翼翼地叫了声“杰弗里”——他愤怒地嘟囔了一声，以示抗议，接着冲进浴室。她听见他在哇哇呕吐。她依旧站在原地，想他走出浴室会不会清醒过来。他扶着浴室门走进屋，然后撑着衣橱边，他肯定以为自己是独自一人住在这里的。他看见了她，身子向前一个趔趄，赶紧抓住床尾，瞪着两眼。他知道外面的阳光已经白花花的了，她靠着阳台门站着，在他眼里肯定像个黑乎乎的人影在打量他。最后他展颜一笑，知道自己应该认识这个人。他笑得很勉强，因为他已经快睡着了，只是出于礼貌勉力为之，从小到大家人都要求他懂得取悦他人，待人彬彬有礼。他努力撑起自己爬到床上，瘫成一团，随即又昏睡了过去。
她在他身边坐下，身穿一袭缀满褶边的白色睡袍，满身凉爽舒适的夜的气息，将屋内的热气一扫而光。她暗自发誓，睡醒后再也不会充满母性地叫他看医生，对他嘘寒问暖。她在这个年轻人身边睡下。她知道即使他没有生病，也是“状态不好”。她努力像个为了爱伴情郎走天涯的女子那样考虑问题。假设她仍然是一个“爱情女郎”（这是她的专有词汇）而不是一个充满母性的女子，因为干了十五年之久的保姆，母性已经根深蒂固——假如她是“爱情女郎”，会作何感想？很简单——只要想想迈克尔就知道答案了。她会叫醒杰弗里跟他做爱——他们夫妻俩喜欢在他们，尤其是他发烧的时候，交欢缠绵。她丈夫觉得发烧是最无所谓的毛病，多年来他们将这味辛辣调味品用到了极处，享尽了云雨之乐——或他们自以为如此。不过要她风情万种地靠近杰弗里，她想都不敢想。原因之一（从文学作品，以及各类专家、婚恋顾问等等那儿，她本可知道），如果一个女子与哪个男子琴瑟相投，情真意切，那么新人想要插足并非易事。因为这个理由，她从不相信换妻游戏和温情脉脉的露水情缘真能叫人销魂蚀骨。原因之二，毕竟她的性经验都与迈克尔有关——以及从玛丽那儿道听途说的二手经验。
当然，假如她爱得死去活来，就眼下情形而言本应如此，甚至为了美，为了使事情合乎情理，也应如此，而不是躺在床上，想象自己多么性感撩人。
她撑着胳膊肘支起身体，像妈妈陪着生病孩子一样，仔细认真地打量着他。尽管他皮肤烫手，但样子好像怕冷。额头渗着冷汗，身上酸不溜秋。不会的，就是爱得死去活来的女子，也不会在这个时候碰他。此刻他身上有样东西，对性生活横眉冷对。
当然有一种可能，的确有这种可能，他这个人原本就厌恶男女之事，至少在目前对未来忧心忡忡的时候，或者与她在一起时……她会无动于衷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确实说明她对他用情不深。
她一入睡就梦到了那个乱石山坡。没错，那只可怜的海豹在慢慢地、痛苦地朝遥不可见的大海爬去。她抱起那只滑溜溜的动物——噢，她不该把它扔在那里。海豹更虚弱了，乌黑的眼睛责备地看着她，身上皮肤非常干燥，她必须找到水。远处有一幢房子，她踉踉跄跄地朝它走去。这是一幢木房子，屋顶倾斜以防积雪——很快就会下雪，因为现在已经入秋。房子里空无一人，但有人居住，因为小壁炉内还有即将熄灭的炭火。她把海豹放在壁炉前的石头上，然后使劲扇着炭火，想把火重新燃起。柴火所剩无几，但最终还是烧着了。海豹静静地躺着，两侧肌肉痛苦地剧烈起伏，双眼紧闭，渴得不行。她把它抱进浴室，用木墙边的木桶接水泼在它身上——虽然梦的感觉依然存在，但越来越像另一个梦，像神话或古老的传说。海豹睁开眼睛，好像活了过来。她想，她有好多事儿要做：打扫屋子，趁冬雪未来之前到林子里拾柴火，准备食物，把衣橱里的冬衣整理清楚，给她自己和住在这栋房子里的人们备用，她知道，那些人是她的家人，只是变形化身为神话人物，比他们本人更高大，蕴含的意义更甚于寻常生活中的他们。她在楼上的一间屋里，看见一个金发碧眼的高个儿年轻男子。这个男子她认识，是她的情人。他一直对她念念不忘。他们做爱了，因为等待了这么多年，等待及渴望使他俩感觉无比美妙……后来她想起了海豹，海豹需要她，于是起身离开那个金发青年，他是个贵族，可能是个王子。她对他说：“对不起，我很想跟你在一起，但我得先把海豹送回海里。”
她醒了，发现自己受到强烈阳光和杰弗里的双重侵扰，杰弗里正在与她做爱，看他的模样就像一个十岁孩童在同伴的怂恿下攀高墙，或像一个苏联工厂的工人——超额完成指标。虽然她的性经验中——如前所说相当有限——没有跟美国人上床的经验，但她当然从书中看到，美国男性在这方面极其敏感。还有，玛丽·费切丽曾与一个美国飞行员共处了两个星期，据她说是这样的——当然她描述得非常详尽。（凯特常常打趣自己，干吗要听这些东西。）但是，昨天晚上理应有性：因为他没能提供，所以他的男子气概此刻受到质疑。
她想拿他开一两句玩笑，打趣他——像他自己常做的那样——但是，看到他充血的双眼和迟缓的身体，她知道此时不宜。现在是清晨六点，她睡了不到一个钟头。他已经进攻完毕，此刻病容一览无余：他们是不是该像明理人那样，和和气气地分手，各走各的路？
如今她躺在一团皱皱巴巴的白色被单里，像一个衣衫不整的性感女子，心想，哪怕是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但凡拥有一点儿常识，都会去看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