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无愧词里,尚能以文章报国。”
曾国藩号涤生,说明他能自律,十年以后,他旧事
重提,说明他自律严格。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
就在于他能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
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
判者,他是自己**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赢
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使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
他是多么爱自己,他又是多么善于爱自己。他的功
业,不在他的道德,也不在他的文章,而在他对自己
肉体和心灵的永无休止地洗涤和更新。
对曾国藩而言,名心太切和俗见太重,大概是他最
大的缺点了,它不仅损害了他的人生境界,而且也严
重地损害了他的躯体。
同治十年(公元1870年)三月的一篇日记写道:
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
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
行未立,不胜其愧(惭愧)馁(气馁)。俗见重,故于
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
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蚕自缚。
这是曾国藩临死前一年写下的文字,实际上是他对
自己一生经验的总结。名心切,这对一个中国文人差
不多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从小他们就受到这样的
教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
以“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为天下的最大耻辱。我们
不能容忍一人去为盗为匪,为娼为妓,但我们能接受
并欣赏一个人成功成名,立德立言。我们只知道为盗
为娼的危害,但不知道成功成名的危害。
名心切的人,必然俗见重。名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
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才、成绩、成就、
成仁、成礼、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正是
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
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
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
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
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自
己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
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怎样消除这两种弊病呢?曾国藩在同一篇日记中继
续写道:“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
仅(只)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姓之旺否悉由天
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
淡而忘之,庶(也许)此心稍得自在。”
曾国藩不仅找到了自己的病根,而且也找到了治疗
的方法。一个“淡”字可谓一字千金,淡然无累,淡
然无为,深得庄子真意。庄子说:“淡然无极而各种美
德归属于他。”在《刻意》中他说:“平易恬淡,则忧
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全其德而神不亏。”这样心
静神宁,莫然无愧,才能四时安平处处顺利,悲哀的
情绪不能侵入。
曾国藩是按照中国圣贤的内圣外王之道来要求自己
的,即《大学》上格、致、诚、正、修、并、治、平
八个步骤。曾国藩是中国儒学传统熔铸的典型人物,
由此可见,修行与治平在他看来是决不可分的。曾国
藩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正如他自己总结的名为“从
德”。即曰:勤、俭、刚、明、孝、信、谦、浑。
勤在“八德”中,“勤”居首位,曾国藩本人谈得
最多,体会亦最深。它与曾国藩的“力行”思想有着
密切的联系。他说:“‘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
居家、居官、居军,皆以‘勤’字为本。”“勤以治事,
恕以待人,谦以服众,明以应物。……四字中又唯勤
字为最要紧也。”曾国藩不仅率先习劳,而且
勉励部下
做到“身勤”、“手勤”、“口勤”、“心勤”。
俭。鉴于明清统治阶级的奢靡腐败导致的深刻的社
会危机,曾国藩主张戒奢崇俭。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减
少应酬开支,又可培养“寒士”作风。他说:“凡世家
子
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
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望有成。”
刚。曾国藩十分推崇刚强、坚毅的品格。他说:
“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于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
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可犯之英风。……未有无阳刚
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
明。“明”既可指办事能力,又可指道德修养。从
前者看指精明晓畅;从后者看,主要指具有降心抑志、
冷静权衡的平实态态与眼光。曾国藩说:“大抵莅事以
‘明’字为第一义。……凡高明者降心抑志,以逮趋于
平实颇不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
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孝。关于孝,曾国藩给友人信中论之甚详。他说:
“盖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型家式乡,外之报国
惠民。凡吾行事足以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
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推此以
求,则尊显之道事业无穷。”
信。曾国藩认为,明清吏治人心“日崇虚伪”,为
了挽救其堕落,纠正封建士大夫奸滑、浮伪的恶劣作
风,他以“诚信”相标榜。他说:“信,即诚实也。一
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
谦。鉴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曾国藩从保全自
己与调整本阶级的内部矛盾出发,主张言行谦谨。“居
今之世要以言逊为直。有过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
世之功而心不居,乃为君子自厚之道。”“贵谦恭。貌
恭则不招人之侮,心虚则可受人之益。”吾人用功,力
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浑。关于“浑”,曾国藩解释说:“大约与人忿争,
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
字之最切于实用耳。”这就是说:在是非曲直上,不可
自以为是,必须给自己和对方留有余地。
在此,曾国藩指出:“勤、俭、刚、明四字,皆求
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而
八德的形成,正在于个人的精神修养,即所谓治心之
道。这不仅需要时时事事身体力行,尤其需要一种精
神本体上的通达。于是他主张精神修养必须按照静坐、
平淡、改过三个层次进行。
所谓静坐,这是儒道释三家所共有的初步门径。自
东汉以来,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克己复礼”
的积极入世人生哲学与老庄自然淡泊的消极出世人生
哲学始终是互为补充的结构。至于佛家所说的“明心
见”,更要求人们先有静的境界。因而,它们都强调一
个“静”字,也都成为中国士大夫阶层最基本的修养
功夫,曾国藩综合儒道释三家之说,把静字功夫看得
非常重要。
曾国藩反复强调的是,如果一个人的精神不能安然
沉静下去,那么他的心思总是散漫的,总是浮动的,
对事理不会看得清楚,做事不会踏实,乃至于自己的
身体也不能保养得宜。然而,静字为什么这样重要呢?
怎样才能做到静呢?怎样才算做到静呢?曾国藩详尽
指出:
“然则静极生阳,盖一息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
极,仁心不息,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
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
乎禅氏入定,冥然罔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
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
享中,寂然不动之体也。不然,深闭固拒,心如死灰,
自以为静,而生理或几乎息矣,况乎其并不能静也。”
“主静”一语由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首先指
出,他认为,天地诞生以前的“无级”本来是“静”
的,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
染上了“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
现业已丧失的“静”的境界。
曾国
藩对理学的“静”则达到了自我感悟。他认为
只有心静到极点时,身体才能寂然不动,所谓没有丝
毫杂念,但这毕竟未体验出真正的“静”境来。真正
的“静”境是在封闭潜伏到极点时,逗引出一点生动
的意念来,就像冬至那一天,阴气殆尽,阳气初动,
此时根正本固,这才可以作为一切的开始。致此,神
明则如日之升,身定则如鼎之镇。否则,即使深闭固
拒,心如灰死,自以为静,生机的意念几乎停止,那
也不能算真正的静。况且这也就没有真正的静。
可见,曾国藩对理学已有了很深的体悟。其神明如
日升,身定如鼎镇已可作为为人的座右铭来遵守了。
所谓平淡,实际上主要是对老庄淡泊寡欲之说的继
承和阐发。我们知道,一个健康的人,如果对世间之
事不能看得平淡,一切都视为至关重要,都想去得到
它,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外物所扰乱,
精神就会时时要受到牵累,常常会因一些不愉快的事
情而耿耿于怀,就会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
坏成败。因此,曾国藩在强调静字的同时,还主张要
有平淡的心境。他说:“思胸襟广大,宜从‘平、淡’
二字用功。凡人我之际,须看得平,功名之际,须看
得淡,庶几胸怀日阔。”并表示要“以庄子之道自恰,
以荀子之道自克”,要把“世俗之功名须看得平淡些”。
因为他认识到,一般人之所以胸襟狭窄,全是物质之
念太重,功名之念太深。更具体些说,则是私欲围扰
于心,精神无安静之日,自然也就日觉有不愉快的心
境。他这里所谓的宜在“平、淡”二字上用功,即是
要使心中平淡,不致为私欲所扰乱,务使精神恬静,
不受外物之累,使自己置身于物来顺受,然后可以处
于光明无欲的心境。
所谓改过,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
如果在心境上不能平淡,则究其所以未能平淡的原因,
然后在这个问题上痛下决心,去检讨、去改过。
要从这三层深入修练,达到“内圣”心法的最佳境
界,曾国藩在“慎独”方面着实下了苦功。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礼记·
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放君子慎其独也。”
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了。”也就是说,
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
束。
曾国藩在临死前两年,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
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他
说:“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
有善(亦)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在实践中身体
力行),以为善去琴,则谓之自欺。方寸(心)之自欺
与否,盖(大概)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只有
自己一人知道)。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两
次说到)慎独。果(真)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
恶臭,力(努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
所谓自谦,《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切夹)
实行之。”
除了工作和其他群体活动,人在大部分时间是一个
人独处,他的心理活动基本上属于他一个人,他与人
交心谈心的时候是极少的,况且人在交谈时除了他所
要表达了,还有他没有表达的,这没有表达的就是他
自己的内心活动,“王顾左右而言他”,可见说的与想
的并不是一码事。所以人的内心世界是极隐秘的,难
于觉察的,有些想法他不告诉别人,别人是无法知道
的。交谈是如此,何况一个人独处昵?为什么说人心
叵测?道理就在这里:人的心理极而言之就处于一种
独处的状态。
正是因为人的心理具有这种隐秘性,《大学》才讲
“诚意”,有诚意才可取,才能交流、共事或生活,不
然的话,这只能伪饰或欺骗;然而,在生活中谁都不
承认自己是不诚实的,即使他真的在欺骗别人,他也
要显得是真诚的;一方面他确实不真诚,另一方面他
极力显示真诚,这就不能不从事说谎或伪装;他能骗
得了别人,可骗不了自己,他是自己真诚的惟一的审
判者,所以君子才要慎其独也。
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
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
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
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
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
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
身之先务也。”曾国藩如是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