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管理的手续和制度、执法人员的奖励、以及影

响决狱断案的风俗习惯的改变等。

在清讼事宜中，曾国藩把“州县须躬亲六事”置于

最重要的地位。如州县长官必须亲自收状、拟定和审

定有关文告，承审期限亲自计算，能断案件，立于断

结，对命盗案件“以初供为重”，“常往看视”关押之

犯等。这无论对案件的慎重处理，或是对犯人的关心爱

护，还是在总结执法的经验教训方面，可说是曾国藩

的创见。

对于“怠惰偷安”、不躬亲狱讼的州县长官，曾国

藩指示“记过示惩”或“严惩不贷”。他要求地方长官

在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出现“政明刑清”，不可贪图享

受，而要真心实意，且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曾国藩治

国才谋水平之高，在法制思想方面也颇有震主之象。

清讼，还必须从速结案，以减轻民众负担和对地方

的骚乱。曾国藩在《直隶清讼期限功过章程》中对各

类案件的处理规定了适当的期限：寻常命案，定例自

获犯之日起，州县限三个月，审拟招解；斩绞立决命

案，州县审两个月，审拟招解；大小盗案，定例自获

犯之日起，州县限两个月，审拟招解；军流以下、徒

罪以上杂案，定例限两个月，审拟详解；州县自理词

讼，定例限二十日完结。这一清讼期限，对重大命案，

州县在处理中所费时间比寻常案短些，以体现对危害

严重的重大命案的重视和快速，反映地**府和司法

机关的效能和威力。

由于规定州县长官躬亲狱讼，对于执法人员的严选

慎用，也就是对各级官吏的严选慎用，这其中也包含

了曾国藩的以法治吏的思想。选吏是一方面，如何用

吏、用好吏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

曾国藩以“转移”、“培养”、“考察”等法治吏。

他指出：“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

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

“转移之道”，并非是指人才的转移和调动，而是

指对于无才之吏，应勉励其好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

习”；对于有才之吏，须鼓励其进一步勤学好问，“以

化其刚愎刻薄之偏”。

“培养之方”，曾国藩采用了“教诲”、“甄别”、“保

举”、“超摇”四种方法。“教诲”就是教育诱导；“甄

别”，即根据贤能程度加以鉴别分级；“保举”，即对于

德才兼备又有经验者，加以推荐；“超摇”，即对德才

特别优异者，可越级提拔任用。

关于“考察之法”，曾国藩认为一定要全面和确

凿。除了考九卿贤否凭召见应对，考科道贤否凭三年

京察，考司道贤否凭督抚考语外，还可以“借奏折为

考核人才之具”，如“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则“更

为核实”。

无论是转移之道，还是培养之方，或者是考察之

法，都

反映了曾国藩整顿、选拔官吏的法制思想。如

转移之道中，对无才者要“痛惩模棱罢软之习”，对有

才者要“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不良

习惯和缺陷要加以限制、约束和惩罚。培养之方中的

“教诲”，既含批评惩罚，又含教育引导。“甄别”，实

际上就是分别贤不肖、功过，并据此予以奖惩、保举

或超摇，可说是一种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

考察之法，反映了曾国藩广开言路，从多种渠道去培

育、考察官吏的主张。但也注意核实，以防借机攻击

或吹捧。因此，不能由皇帝和主管官任意决断，还要

有关大臣、官吏的评议。应该说这是当时较为全面公

允的官吏选举、考察制度。

考察、评定官吏的标准是能否为民，而为民则主要

表现在能否办好词讼和钱粮。曾国藩指出，钱粮不可能

不多收，但不能过于勒索；词讼不可能完全听断公允、

曲直悉当，但不可过分拖拉牵连。他断言：“居官而不

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而“勤”与“廉”

是办好钱粮词讼和爱民的必要条件。曾国藩认为，“欲讲

廉字，须从俭字上下功夫”，“欲讲勤字，须从清理词

讼上下功夫”。他任职两江、直隶总督期间，严格要求

办事人员，并制定条规，规定巡捕、门印、签押不许

凌辱州县；不许收受银礼；不许荐引私人。本部堂若

犯其一，准备随员指摘谏争，立即更改。由此可见，

曾国藩廉洁奉公，不受贿谋私、不任人唯亲、不结党营

私作为做官的准则。对于谋私、害民之吏，曾国藩予以

坚决检举，严惩不贷。如江西巡抚陈启迈“荐引私

人”，曾国藩立即予以“奏参”，并要求皇帝加以惩罚；

又如江西补用副将胡开泰，平时横行不法，又无故殴

妻毙命，曾国藩要求立即严惩，“按照军令，就地正法”。

以上反映了他以法治吏的严肃态度。

曾国藩对于官吏有培养、教育，有监督、考察，有

甄别、推荐，有奏参、惩办，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完善

的官吏选举制度。

治军是治国的一个重要方面。谈到治国，不可以不

谈治军。这里从曾国藩以法治军的角度再作述评。曾

国藩重视孔孟“仁、礼”对治军的重要作用。他认为，

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他的“仁”，就是“欲

立立人，欲达达人”；他的“礼”，是无众寡、无大小、

无敢慢，“泰而不骄”。他得出结论：如能坚持

“仁”、“礼”二字治军，“虽蛮籍之邦行矣，何兵勇之

不可治哉”。在这里，“仁”表现为爱兵，但并非一味

溺爱，其目的是为了“立人”、“达人”；而“礼”是一

种限制、约束和规矩、准则，是对兵的一种严格要求。

在用“仁”、“礼”教育约束兵士的同时，曾国藩

又强调，治军之要，尤在论功罪，赏罚严明，以法严

格约束。他说：“当此沓泄成风，委顿疲玩之余，非振

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

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雳

手段，此其时矣。”这里说的“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

段”，实际上就是以仁礼加以教育诱导的同时，也当施

以既猛又严的法制。

以法进行赏罚，根据律令行军打仗，是曾国藩以法治

军的重要内容。为了加强国家的军纪，他对所辖的部

队，规定了种种禁令。如：“禁止洋烟”，规定营中有

吸食洋烟（注：指鸦片）者，尽行革责；营外有烟馆

卖烟者，尽行驱除。“禁止赌博”，凡有打牌押宝等事，

一概禁革。“禁止**”规定和奸者，责革；**者，

斩决。“禁止谣言”，规定造谣谤上、离散军心者，严

究；混乱是非、讲长说短，使同伴不睦者，严究；妖

言邪说、摇撼人心者，斩。“禁止结盟拜会”规定凡

是“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

传***者，斩。”

以上禁令，是曾国藩为严肃军纪，加强军纪所采取的

重要措施，展示了他以法治军的思想。

对于冒功认赏、战场上临阵脱逃者，曾国藩明确规

定，必须严厉惩罚。如战争中诈功冒赏者，责四十棍，

革职除名；临阵退缩者，斩首；并杀假冒功者枭首示

众。而在战场上英勇杀敌者则有赏，可奖银、记功、

补官。奖惩分明是曾国藩以法治军的重要内容。

与以法治吏一样，曾国藩把爱民作为以法治国的第

一要义。

他为军队所作的《爱民歌》，以通俗的语言，叙说

了“行军先要爱百姓”的具体规定，并强调“行军以

不扰民为本”。曾国藩把爱民作为军队的头条纪律、治军

的法规，从而使军队具有铁的纪律，严肃法制，以保

证实现“忠信”而“为民”。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

“家兴”、“民安”和“国强。

曾国藩主张严肃军纪，奖惩分明，要求军官士兵要

忠于国家，爱护人民。他说，行军当以严为主，临阵

纪律不严，则无以作勇敢之气；平日营规不严，则

“无以儆骚扰之风”。而骚扰必然是害民，所以爱民更

为重要。为此，他指出，“治军宜勤，操守宜廉，行军

宜爱民，说话直诚信。四者缺一不可，无以官大而忘

之也”，并反复强调，吾辈带兵，“若不从爱民二字上

用功，则造孽大矣！”

以法治军，“恩威并用”，严字当头，以爱民为根

本，是对诸葛亮、曹操、岳飞、戚继光等中国古代军

事家以法治国治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严肃军纪、

提高军队素质，曾国藩对部队的一系列整顿改革措施

和规定，以及为使军士都能遵守纪律而编制的《爱民

歌》等，都是军纪军规的具体体现，是以法治军的一

个重要方面。

曾国藩以法治军的目的十分明确，是“上劝忠勤以

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使军队忠于国家，承担起保

卫国家政权、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这既是

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正确治军的必然途径。

曾国藩治军治吏不但有法可依，而且

还要求有法必依，这与我们现

实社会的法制观念有共通的一面，

也有其长久的存在意义，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学习。

成功语录：若不从爱民二字上用功，则造孽大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