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高官照做，削兵自保

“林秀于林，风必摧之“，居于高官显位或锋芒毕露的人，很容易招来别人的非议和嫉妒，因此急流勇退就成为那此吸智之士的选择，所谓急流勇退，就是反指在仕途非常顺利的时候，或在复杂的官专场争斗中，及早抽身，全身而退。

曾有人说：“高明的枪手收枪比出枪还要快”，曾

国藩深谙其中的道理，他在预留退路方面又显示高人一筹的智慧。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

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

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后，又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

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

调动他的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

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使

曾国荃所统由2万余人增至5万人，曾国藩指挥的部队由几

万人扩大为12万人，除于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

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

这对它是一种潜在威胁。湘军攻陷九溶洲，浤尤其苏、杭各城

相继沦陷后，清政府的这种感觉与日俱增，隐隐感到自己的

最大威胁已不再是行将失败的太平天国，而是手握重兵、广

揽利权的曾国藩了。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其

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

桢，裁抑曾国藩。最后虽然以轮船退款解决了曾国藩的乏饷

问题，但从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达到了分而治之的

目的。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他热情支持

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

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30万人，仅曾国藩直接

指挥的部队就有12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他

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5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

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

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

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

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

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

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

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1**3年5月曾国荃

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

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

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

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

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

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

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

门负责草拟章奏咨禀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

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

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

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

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

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

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10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

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

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

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

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

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

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

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

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

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

是寥寥数

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

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

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

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

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

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

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

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

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趋全盛的时候，还存有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的忧谗畏讥、常怕盈满的想法，

恰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曾国

荃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实践，他在这

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所以他在一开始就有这种如临深

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了。

他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

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

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以自重的态度。至于湘军的遣散，远

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兄弟就曾经有所商讨。而非曾国藩

个人的最先主张。

裁军最早的动机，当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

因为胜利在望，此时已可开始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2月

初2日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

也与当时郁愤的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找到二人裁

军的意图与构想。

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荃坚辞任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

必需裁撤是自然之理。只是曾国荃先行回籍，而裁军之事，

则留与曾国藩料理。至少可见，湘军之裁撤与曾国荃的引退

有密切关系。

至于遣散湘军，从曾国藩一方面的考虑，可简约地做几

点分析。

其一，战后遣军，为用兵常规，原为统兵将帅所需考

虑。这是根本。

其二，曾国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获崇爵，原已忧畏权

重，岂可久掌兵权，徒增谗忌。遣散湘军，正所谓保泰持盈

之计。

第三，湘军合围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神忌鬼瞰，曾

氏兄弟实已陷于群疑众谤之中。功成之后，更要解兵权以释

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军将校饱掠钱财，非常想返乡置

产，斗志已懈，锐气全消，使曾国藩吁嗟于湘军暮气之深。

此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军所恃军饷，主要依靠湘、鄂、皖、粤、苏五

省厘金，军务完竣，各省纷纷要求裁撤厘局，军饷无所出，

无以维系庞大军力。

其六，曾国藩既知湘勇不可复用，而与李鸿章相商，淮

军补湘军的弱点。淮军得以不裁，固然是应曾国藩的需要，

也是李鸿章所希望的。淮军竟然能够不加遣散，因为李鸿章

自有运用经营之法，并非故违国家定制。

其七，因湘军有哥老会。曾国藩曾说：“一日在营会聚

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护，有事则免受人欺。一日出营离散之

时，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

因此同心入会。近年以来，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抗官

哗饷，皆由于此，实无禁遏之良法”。哥老会在军中活动，

当是事实，孙中山讲演民族主义时，也曾言及左宗棠部下哥

老会的事，然而情形并非想象的那样十分严重。

总而言之，曾国藩毅然裁撤湘军，实际上是完全为应付

那群反湘军派而不得不如此的。

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

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想惩罚一下他们。清

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

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败保最

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

柄，就是这个关系。

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派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

动。反湘军派除弹劾外，又由军机处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

经费开支帐目。这

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

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揍，勉强开支过去。这一

笔烂帐，请问如何报销？

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

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鲍超四人，召开了玄武湖会议，议

决肃清君侧。此议虽被曾国藩压下，而湘军将领反清情绪，

仍没有消除。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这也

是一个原因。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

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

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

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

钱，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到来。

同治三年6月16日攻下南京，取得胜利，7月初旬开始裁

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2．5万人，随后也略有裁遣，人说

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

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究竟湘军共有多少？我们无法明白。我们只知道：湘军

初次出击的人数，只有1．7万人。我们只知道：咸丰七年、

八年时，湘军主力，仍然只有1万多人。直到安庆之战发

生，才增加1万多人，约3万人左右。同治元年围攻南京的

时候，连新招募的、新投诚的一起计算，最高的估计，不会

超过6万人。

裁去多少？曾国藩不是傻瓜，不会一次裁光。最高的估

计，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约3万人左右，剩下来未裁的还有

3万人。这3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光绪十三年，我

们还可见曾国荃有关湘军的奏议。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

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帅。其他中下级干部，转入淮

军去了。

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国藩的

手下有的是兵，要蛮干，大家蛮干，要曾国藩做年羹尧，他

是不干的。

但是，军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国藩在领兵作战时，一

再请求回家为父母服丧终制，而战事终了后，何以从不提及

此事，这点仍和他的忧畏有关。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

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

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

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

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能不

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

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

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

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以曾国藩之辞

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

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

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

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