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中华之难，中华当之

西方的中国通有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和日本都是在十九世纪

五、六十年代遭遇西方列强侵略的，但由于日本大约只用了几

年时间就认识到了“三千年未有的变局”，而中国却用了二十

余年。因此到甲午****时，日本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实际上，从魏源、龚自珍开始，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世界大

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再不能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了。魏源

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也是较早的事。

近代中国的官僚士大夫，他们的居世，他们所面临的外部

环境完全变了，因此，不能一讲“和”就是“**”。所谓

“处世**”，当然包括如何与外国人相处。如何与外国人、比

中国强大得多的外国人打交道。

晚清江山确实摇摇欲坠了。连中国内部的问题也需要借助

外国人来解决。1**0年10月，恭亲王奕讠斤正式向咸丰帝提出

“借兵助剿”，即联合“洋兵”镇压太平天国。咸丰帝将奕诉的

奏折发交两江总督等密商。

在曾国藩看来，中华之难，应中华当之。第二次鸦片战争

的惨痛教训，依然历历在目，它促使曾国藩等人对肆无忌惮践

踏中国主权的侵略者怀有极大的戒备心理。他们认为：“目前

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解决困境的办法在于徐图自

强，最好的办法应是借助先进技术来尽快镇压农民起义，抵御

外晦，“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可以剿

发捻，可以勤远略”。而不是“借兵助剿”，引狼入室。对于奕

诉等人所提出的助剿问题，曾国藩出于为宦不得罪巨室的处世

观，不好断然反对。同时，也因为安庆大战正酣，湘军主力全

部倾注于此，他无力抽兵挥师东向。但在奏折中他也委婉表示

了“借兵助剿”的不可取。他反复强调的是中国“足以自立”，

并指出：“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曾

国藩的意见，刺痛了咸丰皇帝的隐忧。有鉴于此，奕诉也感

觉，“借夷剿贼，流弊滋多，就现有兵力设法攻剿，不可贪目

前小利而贻无穷之患。”“借兵助剿”之论遂被暂时搁置。

1**2年1月，李秀成率其精锐十万余人，分五路水陆齐

进，向上海发起进攻，手足无措的上海官绅一方面去安庆向曾

国藩乞师，另一方面则再次向朝廷提出“借兵助剿”。

此时，曾国藩正全力举兵去实现克复金陵的计划。对于上

海官绅的求援和朝廷一日四次严涂救援，他感到进退两难。攻

克安庆以后，曾国藩所面临的是更为艰难的攻坚战，兵力不

足，是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虽决定由李鸿章组建淮军东援，

但仍需要一段时问的准备，方能成军，这不能解上海的燃眉之

急。与此同时，以慈禧太后、奕讠斤为首的统治集团，已有明显

倾向，命令总理各**务衙门与住京的英、法使节进行磋商，

并告之江苏巡抚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

于剿贼有俾，朕必不为遥制。”上海官绅更是急不可待，在没

有得到朝廷批准之前，便已付诸行动，成立了中外会防局，并

草拟了《筹论借师助剿章程》八条，中心是会同英法联军助守

上海，并将助剿苏州等地。对于这种先声夺人的作法，凭曾国

藩之力是无法阻挡的，但他对于各西方国家的戒备心理，并没

有减弱。为此，他只好争取退而求其次方针，同意已确定的

“借兵助剿”的决定，但提出应只限于通商口岸不得深入内地，

“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

共守之。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

笑，胜则后患不测。……臣之愚见，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

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

可。”对于西方列强同意“借兵”他主张应采取慎重态度，尽

可能地去笼络，以借用其坚船利炮，丽不能听之任之，留下遗

患。为表明心迹，以引起朝廷上下的高度重视，曾国藩一连三

奏，并写信给恭亲王奕讠斤，在《筹论借洋兵剿贼折》中，他再

次强调：臣当细思事中之曲折。既从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

兵“会剿”为大耻。

为了促使朝廷能重

视并采纳他的意见，他最后坦露其志，

请朝廷放心，曾国藩不依靠助剿，也能收复江南。

中国之寇盗，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自足

平中国之小丑。姑无论本年春夏连克二十余城，长江上下

肃清三千余里，发逆无能久之理，吴、越有可复之机。即

使事机未顺，贼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

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

职，岂轻借兵而诒讥于后世。

曾国藩的这番苦心，朝廷也自然能理解，引起清政府对西

方列强的猜忌与提防，便打消了借师收复苏、常的念头。此后

的借兵助剿基本上限于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宁波二处。

曾国藩说，要制洋人，不该在取税的多少，礼节的恭谦或

傲慢上着眼。内地民众处处取媚洋人而鄙视华人，借洋人而压

华人，确实可恨、可恶！但远见之人还不宜在此着眼。我们的

着眼处，还应比这更远一些。洋人进京，不伤毁宗庙社稷，眼

下在上海、宁波等地，帮我们攻剿发匪，两处都对我们有恩

德，我们中国不该忘掉大处而怨其小过失。要追求自强之道，

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枪炮、学造轮船等为人手

之处。只要把他们的长处让我们都有，和顺时报他们的恩德，

有器具；相逆时要报怨，也有武器战具。如果我们没有可以凭

恃的武器战具，那么曲是罪，直也是罪，怨他们是罪过，以德

对他们也是罪过。

曾国藩的意思是讲“弱国无外交”，只有真正强大起来，

处国人才不致欺侮中国。“中国之难，中华当之”，颇有令外国

人不得干涉中国内政之意味。难怪他死后，左宗棠评价他“谋

国之忠”了。

由于曾国藩的地位，他的处世，不可能只限于常人之间及

日常生活的小事，更会涉及到国家外交等方面的大事。

曾国藩提出了在对外交涉中须“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

主张。强调指出：“凡与洋人交际，小事可许者，宜示以大平

恕，大事不可许者，宜始终坚执力争。若小事处处争竞，则大

事或反有放松之时，不分大小，朝夕争辩，徒为彼族所轻视

也。”总体说来，中国正“渐图自强”，为了赢得时问，应当在

“坚守条约”的前提下予以力争。他说：“与洋人交际，丰裁不

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

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这就说明，曾

国藩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思想运用于外交事务之

中，就形成

了他有时在有关问题上抵拒抗争的一面，同时又因

为总体方针是坚守条约，故又带有极大妥协性。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国内农民起义尚未镇压下去，

“中外和好”的局面开始形成。曾国藩积极主张“攘外必先安

内”，即全力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之后，必须考虑“御侮”

的问题。其基本设想是：“苟欲捍御外侮，徐图自强，非持以

一二十年之久，未易收效。然因事端艰巨，畏缩不为，俟诸后

人，则永无一自强之日。”为了争得十年或二十年时间的和平

环境，在总结前段经验教训之后，他强调维持和遵守不平等条

约的重要性，明确指出：“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

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惟赖

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围绕着以

遵守不平等条约为基本准绳而进行的“大事苦争，小事放松”

这个中心，我们可以就曾国藩在处理对外交涉中一些具体事例

作些分析考察。

关于“华洋会剿”的问题，曾国藩先是表示反对，继则认

为条约所未规定开放的口岸不需外人相助收复，再则既已借

助，就得以礼相待，不能再生枝节。

在用中国之钱购买外国船只，由英国人组织舰队的问题

上，曾国藩也表示了“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基本立场。

1**1年8月，曾国藩曾向清廷上了一个关于购置外国船

炮的奏疏，主张用实力武装水师，以清军将领主办其事。他在

给友人信函中指出：必须“操纵自如，指挥由我”，每船只

“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习枪习火”。然而，代办购置船炮事务

的

英国人李泰国妄图以英国海军大尉阿思本为舰队司令，舰上

全用英国人，阴谋使这支中国购买的舰队成为外国人所控制的

侵华工具。曾国藩认为，这是喧宾夺主，“前则大掠资财，割

剥遗黎，口后则百端要挟，损我国威。”他明确指出：“洋人本

有欺陵之心，而更授以可陵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

处可怯之地。”这种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的引狼人室的作

法万万使不得。曾国藩坚持民族大义，维护国家主权，经过深

恩熟虑，提出了妥善解决此事的两条对策。下策是于所购七船

中“酌拨数船，与阿思本统带，配用洋兵。拨数船与蔡国祥

（按：蔡氏时为湘军将领）统带，配用华兵”；上策是给洋兵

“赶即拨给薪工经费，责成阿思本迅速押带回国，并将狡狯异

常之李泰国趁势革退，不准再干预中**务”。至于所费一百

多万两银子，要尽数索回。“即使全不能收回，亦属无关紧

要。”应以维护主权为重。在曾国藩等人的“苦争”和坚决反

对之下，“李泰国先生失掉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之肥缺，阿思

本舰长没有当成一名满清的水师提督。”

在关于西方列强利用通商条约掠夺中国资财，扩大经济侵

略特权的问题上，曾国藩表现了既在总体上“坚守条约”的一

面，又体现了他即使条约已定，在有关问题上也应“苦争”和

抗拒的一面。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俄等国逼签的

有关条约中的通商条款公布以后，曾国藩对外国商品倾销中国

市场的危害性予以特别关注。他主张改变以大臣“统辖江、

楚、苏、渐、闽、粤六省数千里之远”，以至形成“鞭长莫及”

的状况，强化地**权以应付“自轮船入鄂以来，洋人踪迹，

几遍沿江郡县，或传教于僻壤，采茶于深山”的局面。对于洋

人以条约为凭恣意扩大条约以外如在中国建造铁路、私运盐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