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曾国藩当力持正论，

据理驳斥，庶可折敌焰而张国维”。

国藩复奏：“中国目前之力，未便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之

法。”囚陈“时势虽极艰难，谋画必须断决。伏见道光庚子以

后办理洋务，失在朝战夕和，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

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

安，十年无事。津郡此案因愚民一旦愤激，致成大变，初非臣

僚有意挑衅，朝廷昭示大信，不开兵端，此实天下生民之福。

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

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

当时法领曾有府县议抵之说，亦即将天津府县长官惩办抵

罪，此法崇厚亦力之，曾国藩卒不从。年谱中亦载有此事：

二十一日崇厚来，言洋人将大兴波澜，有以府县官议抵之

说，公严词拒之。二十二日洋官罗叔亚复来，词气凶悍；又来

照会一件，有请将府县官及提督陈国瑞抵命之语。二十三日公

将现在查办情形，照复洋人，并驳诘之。二十五日接间人照会

一件，仍执前说。二十六日公照复洋人，仍驳诘之。

此可谓有胆有识刚柔并用的外交手段。双方坚持，形势严

重，通商大臣崇厚奏其病重，请另派大员办理，经命丁日昌、

毛昶熙赴津交涉无效，乃改命李鸿章为直督，曾国藩仍回两江

任。结果还是照他的主张，议定赔偿损失及抚恤金四十六万

两，崇厚奉旨赴法道歉，天津府县官发往黑龙江效力，捕杀凶

犯多名了事。那时若不是曾国藩对清廷和洋人能有明察是非的

强硬态度，得以适当处理，恐怕八国联军之祸要早发生三十年

了。慈禧太后后来逃往西安，路过怀来县，还欷歔地说：“假

令大学士曾国藩尚在，何至受苦至于斯也！”

然而当初曾国藩的苦衷，为此案上奏，说得非常沉痛：

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一唱百和，亦

足以荧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

不与其福，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至此，不禁痛哭流涕！

他常谓“向来办事，不执己见，亦不轻循人言，必确见利

害所在，而后舍己从之”。于此案同理，当初湘军困守南昌时，

曾国藩不听刘蓉之谏，还抽调罗泽南军入援武昌一事，均足证

其“过人之识力，在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摇”（湖广总督李

瀚章语）；当初移大营于祁门，也遇幕中人反对，坚持不改初

衷；及至后来剿办捻军，初主驻兵四镇，继设策扼守河防，人

笑其迂，虽一时无功，嗣李鸿章踵而行之，终收实效。王定安

谓：“天下之至巧，非至拙者不能胜。”（见湘军记平捻篇）。曾

氏最善守拙，亦出倔强个性的硬字功夫使然。

曾国藩同治九年（1870年6月）查办天津教案，因其

“偏袒外国”而受全国舆论谴责，其中的原因不可不谓之十分

复杂，难以述说；是非曲直，也不可一言蔽之。曾国藩一生的

转折点就是“天津教案”。他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一时被誉

为“时代功臣”、“盖世英雄”。而“天津教案”却使其名声一

落千丈，转眼间成了**贼，举国欲杀。

也许是“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的缘故。“天津

教案”总归使曾国藩遭到深重的打击，同治十一年（1872年3

月20日），他死于两江总督任上，年六十一岁。然而他在办理

“教案”过程中为国的苦心，却至终而被人所忽略。其情其理，

与李鸿章的历史角色多有相似之处。

当然，我们不能粉饰曾国藩对外

政策的高明，但我们必须看到

曾国藩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有其历

史局限性的，他不可能那样彻底地

去抵抗外辱，不过，我们也看到他所

做出的诸多努力，他所以不能完成的历史使命终就不是由他的后人完成了吗？

成功语录：吾向来为事，不执己见，亦不轻循人言，必确见利守所在，而后舍己从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