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行讷言，立德为先

曾国藩在今人眼中似乎是个手执羽扇、不苟言笑、

沉稳木讷的君子形象。实际上这代表了他成熟时期的

性格。早年的曾国藩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

他自己也深知“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

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好名之意，又自谓

比他人高一层”，他还说这种心理已深入隐微，“何时

能拔此根株”？

曾国藩很重视自己的德行，他把它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让我们后看看他所采用的方法……

一是戒多言。

一次，窦兰泉来切磋，曾国藩并未理解好友的意

思，便“词气虚矫，与人谈理”，本来是一件增益学业

的事，却适得其反，二人不欢而散。《日记》中说：

“彼此持论不合，反复辩诘，余内有矜气，自是特甚，

反疑别人不虚心，何以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也？”道光

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初九这一天，曾国藩四次

出外，先是到岱云家为其母拜寿，本是喜庆之事，曾

国藩出言不慎，弄得别人十分尴尬，宴席一散“宜速

归”。随即又到何子贞家。回家后读了《兑卦》，又到

岱云家吃晚饭，“席前后气浮言多”，与汤鹏讨论诗文，

“多夸诞语”。当天他的《日记》中说：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惟当往还渐

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旋之人，

不能遽变聋哑，惟当谈论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

妄之习。此**痼弊于吾心已深。前日云，除谨言静

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

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由于曾国藩好多言，自以为是，有时伤害了朋友间

的感情，他与小岑间的矛盾即由此而起。他平日引小

岑为知己，但偶有不合，就大发脾气，他说这完全是

自己平日修养不够啊。

对此，好朋友看在眼里，但知道曾国藩的性格，都

不愿相劝。只有岱云敢于揭破。点出曾国藩的三个毛

病。其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岱云言余第一要裁

‘慢’字，谓我无处不著怠慢之气，真切中膏肓也。又

言予于朋友，每个恃过深，不知量而后入，随处不留

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言我

处事不患不精明，患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此三言者

皆药石也。”

几天后，曾国藩在家为父亲祝寿，小珊也前来，席

间二人的语言碰撞，客人走后，父亲与曾国藩谈起做

人的道理，尤其讲了一大堆给人留分寸的话。曾国藩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遂亲自往小珊家中表示歉意。

当天的日记他总结自己有三大过：

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

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

谩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忿戾不顾，

几于忘身及亲若此！此事余有三大过：平日不信不敬，

相恃太深，一也；比时一语不合，忿恨无礼，二也；

龃龉之后，人之平易，我反悍然不近人情，三也。恶

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此之不知，遑问其他？

谨记于此。以为切戒。

曾国藩的父亲看到曾国藩身上确有不少毛病，回到

湖南后又立即给儿子去信二封，曾国藩的日记谈到了

来信内容：大人教以保身三要：日节欲、节劳、节饮

食。又言凡人交友，只见得友不是而我是，所以今日

管鲍，明日秦越，谓我与小珊有隙，是尽人欢竭人忠

之过，宜速改过，走小珊处，当面自认不是。又云使

气亦非保身体之遭。小子读之悚然。小子二喜一怒，

劳逸疴痒，无刻不萦于大人之怀也。若不敬身，真禽

兽矣。

岱云的话和父亲的信对曾国藩触动很大，但以后曾

国藩仍重蹈旧辙。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正月

十九日，湖广籍的举人同学在文昌馆举行团拜，曾国

藩当时主持会馆事宜，无论于公于私都应尽力招待好

昔日的同学，但他“陪客时，意不属，全无肃敬之

意”。他承认“应酬有必不可已者”，他如此怠慢同学，

“忧悔并生”。

曾国藩检讨自己的同时，又有走向另一极端的倾

向，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不常在一起，反增加

一分敬意：他又想到吕新吾的一句名言：“淡而无味，

冷而可厌，亦不足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不合群”。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

然有天性投缘与否，也由尽没尽人力所决定。但说到

底还是人能胜天，不能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

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

积诚而致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自此以后，曾国藩在处事待人方面日渐成熟，他自

以为是的毛病也大有改观。给人留面子这一点尤其成

为以后待人交友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是戒怒。

曾国藩早期的个人修养也并非像后来那样宠辱不

惊。相反，一遇不顺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

在他早年的《日记》中，这方面的事例颇多。

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正月初三日，曾国

藩的二位同学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

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歇斯底里，完全忘记自己的

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绝无忌惮。事

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过了几

天，好友冯树

堂来访云：“心中根子未尽，久必一发，发则救之无及

矣。”《日记》曰：

“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

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

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

过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

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

“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可恨可耻”。三月十

六日，他出门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饭后，等候下人，

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惩忿无功，瀛决至此”。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

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东西。

他的《日记》中载，六月初五日，写《治心经》反省

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写《治心经》一本。初十日，

文写《治心经》一册。

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五月初一日，下人

因事与曾国藩争辩，曾国藩又动气，一怒之下将两位

下人一同开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记》又说：

“尚为昨事心绪烦乱。”

曾国藩性格的完善，为人处事乏圆通，还是经历多

次磨难后。尤其是咸丰八年再次出山后，性格大变，

几乎是换了一个人。这期间，曾国藩经历了成败胜负

的多次考验。

三是戒“忮”、“求”之心。

忮是息妒，求是贪求。

曾国藩认为，人生固然需要有理想，有追求。但追

求过分，就犯了通病，即他所说的“忮”心、“求”

心。“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类、势位相近之人；

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

造福，就得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

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就得先去求心，所谓

“人能无穷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

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

曾国藩说，“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遗憾的是尚未能

扫除净尽，进而他认为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别着

一物，他说：“人必中虚，不着一物，而后能真实无

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

别着一物。心中别有私见，不敢告人，而卮造伪言以

欺人，若心中不着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