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现在提起刑罚，提起担负这种有趣职责的各式各样执刑人，是因为我住在医院里时，才对这些事情有了眼见为实的概念。在此之前，我听到的都只是传闻。我们城市和全区的所有军营、牢房和其他部队受了笞刑的罪犯都被送到我们这两间病房里。我初来乍到，对身边发生的一切有着强烈贪婪的好奇心。那些奇特的规矩和那些刚受了笞刑的，或者是正要接受笞刑的人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很兴奋、困惑，但也很害怕。

我记得，当时我突然非常渴望深入了解所有的细节和新的发展，听取其他犯人对这件事的故事和谈话，向他们提一些问题寻求答案。我希望知道各种等级的判决和行刑情况、这些行刑之间的差别和囚犯们自己的看法，我努力去想象受刑人的心理状态。行刑前很少有人是冷静的，甚至那些多次受刑的人也一样。一般而言会发现，他们有一种强烈的恐惧，这种纯粹生理上的恐惧，会不由自主地，不可抗拒地压倒人类一切道德本性。

我在监狱这些年里，不知不觉地注意到那些受了一半刑罚，卧在医院的床上，医治他们的背伤，出院的第二天再被处以另一半刑罚的罪犯。这种分成两次的行刑总是由行刑时在场的医生来判断决定。如果根据犯的罪行被判定的笞刑数量很大，囚犯一次无法承受，那么就要把总数分成两部分或者三部分来执行，这要根据医生的判断来决定。[4]那就是说，要看受刑人能否继续通过行刑的士兵队列，继续下去会不会对他的生命造成危险。一般五百杖、一千杖，甚至一千五百杖都是一次执行完的，但如果是两千或三千杖，总是会被分为两半，甚至三部分。

那些被执行了前半、背部痊愈后的罪犯，在出院前夕，面对接受余下刑罚的前一天，总是心情烦躁、忧郁、沉默寡言、反应迟钝，注意力出现某种不自然的涣散。他们不再和人交谈，变得更加沉默。有趣的是，其他囚犯也从来不主动和他们说话，或者努力不去提起那件在等待着他们的事。没有多余的话，也没有安慰，甚至尽量不去注意他们。这样对于他们来说，当然是更好的。但也有例外，例如，那个我已经提过的奥尔洛夫，在刚刚受了前半部刑罚以后，他就很恼火。他的背部没能愈合，不能早日出院，不能接受刑罚的剩余部分，这样他就没法尽早在被送往指定发配地方的途中逃跑。除了这个唯一的目的以外，只有上帝才知道他的脑海里还在想些什么。他是一个充满激情和顽强的人，这种激情使他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件事情上。

他是一个狡猾的无赖，进医院时看起来很高兴，虽然他努力想抑制自己的感情，但他是处在高度亢奋的状态中。他在接受第一部分刑罚前，就认为他不可能承受这样的酷刑，一定会死在棍棒下。他还在羁押待审时，就听说了有关当局的各种传闻，准备一死。然而，在接受上半部分刑罚后，他又有了勇气。他来医院时已被打个半死，我都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严重的创伤，但他的心里却很快乐，他仍然活着，有了活下去的希望，那些传言都是假的，他已从棍棒下存活下来，所以经过长时间的拘押，他已经开始梦想逃跑、自由、田野和森林……

出院两天后，他在同一家医院里的同一张旧床上去世了，他终究无法承受下半部分的刑罚。

然而，那些在受刑前已经度过了艰难的日日夜夜的囚犯们都能勇敢地面对刑罚，甚至连最胆小的人也不例外。我很少听到他们的呻吟声，即使是在他们入院的第一晚，就算是被打得非常厉害的那些人，所有的人都能够忍受。

我经常问许多人有关受刑的痛苦。我想知道那刑罚究竟有多大的痛苦，想给它下一个定义。它可以进行比较吗？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在寻找这个答案。但是请记住，不要以为这是我无所事事的好奇心。我重申一次，对于这件事，我是非常激动和震惊的。不过无论问谁，我都无法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

“像被火在灼烧。”——这是我所能找到的唯一答案。

刚开始我和M-斯基靠得很近，想从他那里得到答案。

“像火一样在烧吗？”我问他。

“好痛，”他回答说，“非常痛，感觉像火在灼烧，热度很高，像烤肉一样。”总之，他们都是这么说。不过，我记得，有一天我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这个结论可能成立，也可能不成立，但囚犯们自己都强烈支持它：那就是，量大的鞭笞是最严重的惩罚。这听来似乎荒谬，也是不可能的。但是，五百鞭，甚至四百鞭可以把人打死，而且超过五百鞭，几乎可以肯定会把人打死。一个最强壮的人也无法一次忍受一千鞭。但是如果用棍棒打，五百棍之后人还可以活动，没有任何生命危险。一个普通人可以承受一千棍而不用担心他的生命。甚至两千棍也不会把一个中等强壮的健康人打死。所有的囚犯都说，鞭笞更厉害。

“鞭子打，伤得更重，恢复更慢，”他们说，“更痛苦。”

鞭子自然一定更痛苦，因为它们对神经系统的刺激更为严重，使神经系统兴奋得超越限度，震荡得超出可能承受的范围。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这样的人存在，但就在不久前，有些先生还以鞭打寻乐，使人记起萨德侯爵和布兰维利耶侯爵夫人[5]在瓜分他们猎物时候的那种样子。我认为在这种快感中一定也包含了一种恐怖，这些女士和先生们一定同时经历了快感和痛苦的。

有些人像老虎一样渴望着舐血。凡是那些曾经对上帝创造的，和自己相同的人的血肉灵魂使用了这种无限权力的人，凡是用极端高压来凌辱压迫具有上帝形象的另一个造物的人，他会无法拒绝对那种刺激的渴望。暴政一开始只是个习惯，但如果任其发展，最后就会成为疾病。我认为，最好的人可以因为这种习惯而变得像野兽一样粗暴、迟钝。血和权力会使人醇醉中毒，发展成为无情和放荡，他的心灵和感官会变得能够接受最变态的残暴，并且认为是一种乐趣。一旦人和公民被暴政吞噬，想回复人的尊严、忏悔和道德复兴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容否认，这样的自我意志行为是有可能传染到全社会的。这种权力具有诱惑性。一个对这种现象冷漠看待的社会已经被感染到它的骨髓里了。总而言之，对他人的肉体施行暴力的权力是我们社会的毒疮之一，是尝试湮灭民主的最强暴手段。是社会必将无可救药地腐败下去的根源。

社会是不屑于刽子手的，但对于绅士模样的刽子手却不尽然。只在最近才出现了仅仅在书本上发表过抽象的反面意见。即使是那些表达这些意见的人士，也还没有来得及在自己心里破除对这种专制暴政的需要。甚至每个制造商，每个工头一定会有一种满足感，因为他们的雇员及其家庭都依靠着他们。我敢肯定，人不会这么快就从遗传在他身上的一切中解脱出来，人不会那样快就把母乳传输在他血液里的一切放弃掉的。草率的改革不可能如此迅速完成。仅仅意识到内疚和忏悔罪恶是不够的，那种作用是非常非常小的。必须把一切都遗忘。但这并非能在短时间内做得到的。

我谈到了刽子手。几乎每一个现代人在他体内都有这种刽子手属性的胚胎。但是这种兽性在每个人身上的发展是不均等的。如果它在某人身上发展得压倒所有其他人性的时候，这样的人，势必会变得非常可怕和丑陋。

刽子手有两种：一种是自愿选择的，另一种是由于他们的职业责任被勉强的。前者更加卑鄙恶劣，但是人们对后者更加厌恶。在各个方面痛恨他、躲避他，出自一种躲避恐怖、厌恶屠夫的本能。这种恐惧几乎达到神秘的、近乎迷信的程度。而对前者，人们却表现出一种冷漠，甚至几乎到了一种放纵的地步？

我这里有几个非常奇怪的例子。我认识几个善良、诚实，甚至受到社会尊重的人士。但是如果受刑人在棍棒下不喊叫、不求饶，他们却不能轻易地放过他。受刑人必须尖叫求饶。这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而且这被认为是体面和必要的。如果有一天，受刑人不愿意叫喊，行刑人反而会将之视作一种侮辱。我知道，这种行刑人也许在其他方面是个善良的人，他起初只想轻轻地惩罚一下，但是因为没有听到通常那种“大人，亲爱的父亲，饶了我吧，让我为你向上帝祈祷，……”等等的话，竟然因此被激怒了，给了罪犯额外五十棍，希望听到尖叫声和请求声，最终他确实听到了。“简直难以相信，先生，这个人太粗鲁了。”他会很认真地回应你。

至于官方的刽子手，那种被强迫担负职业责任的刽子手，我们知道，他们都是些判处监禁或流放的罪犯，被留下来当了刽子手。他们起初向其他刽子手学习，学成后就永远留在监狱里，住在特殊的房间里，甚至还有自己的农场。但他们总是在卫兵的监护之下。虽然刽子手有他们的职责，但他们也是人而不是机器，有时也会情绪激动。鞭打会给他们带来一点乐趣，但是他们和受刑人之间几乎从来没有个人仇恨。他们渴望向他们的朋友炫耀快速鞭打的艺术，公开显露自己的骄傲技艺。他正在为了这种艺术而努力。此外，他很清楚，他是个被大家唾弃的人，那种迷信的恐惧无处不在地跟随着他。你无法断定，这会不会已经影响了他，这会不会引起他的愤怒，这会不会增强了他那野兽的倾向。甚至连孩子们都会说，刽子手是“没有父母的”。这真是奇怪！

所有我见过的刽子手都是很聪明但又非常自负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的自负是不是因为大家对他们的蔑视而产生的，是不是因为他们给予大家的恐惧感，以及他们对受刑者的掌控而加剧的。也许甚至是他们在刑场上出现在公众面前时，那种形象和戏剧性的情况助长了他们身上的傲慢。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里，我有机会经常见到并近距离地观察一个普通的刽子手。此人中等身材，肌肉发达，约四十岁。有一张愉快、睿智的脸和卷曲的头发。外表总是非常庄重平静，像位绅士一样。回答问题总是简短、理智，甚至亲切，但不知何故，温柔中带着一种傲慢，仿佛在我面前夸耀一般。警卫人员往往当着我的面和他说话，有的警卫似乎对他很尊重。他是知道这点的，因此在长官面前表现得很有礼貌和自信。

他的上司对他越和蔼，他就越是刻意装得有礼貌。但我敢肯定，就在那一刻，他以为自己是远远高于他的上司的。我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出来。有时候，在非常炎热的夏天，他在卫兵的监护下被派到城里去，用一根细长的竹竿去打野狗。这座城市里有很多狗，它们不属于任何人，而且繁殖得特别快。在暑期里，他们变得很危险，因此当局命令派一个刽子手去扑灭它们。这种屈辱的工作显然并没有羞辱他。你应该已经看到了他有什么样的尊严。他在疲惫的卫兵伴随下走过大街小巷，仅仅是他脸上的烙印就使迎面走过的妇女和儿童惊恐不已，他却平静地，甚至傲慢地看着所有遇到的人。

刽子手的生活是自由的。他们有的是钱，吃喝也都很好。钱是由其他人贿赂他们而来。平民被告由法院判决后，总是要拿出一些东西，哪怕是最后仅有的，送给刽子手。但对于另一些有钱的被告，他们会估计被告的资产定出一个索取数，有索取三十卢布的，也有索取更多的。对于非常有钱的，他们甚至讨价还价进行交易。刽子手当然不能把刑罚处理得太随便，他是要用自己的背来负责的。但是，在得到一定的贿赂后，他会承诺设法不对受刑者造成真正的伤害。罪犯几乎总是同意他提出的价钱，如果不同意，他真的会执行得非常残酷，这完全是他的权力。有时候，他会对一个非常贫穷的被告强行索取一笔很大的数目，被告的亲戚会跑来和他谈价钱，向他鞠躬，如果不能使他满意的话，会遇到很大麻烦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向罪犯暗示的那种迷信的恐惧大大地帮助了他。

我听过许多有关刽子手神奇的事情！囚犯非常肯定地告诉我，刽子手可以一击就把人打死。但首先，有谁尝试过吗？也许事实真是如此，只是大家谈论得太武断了。刽子手自己也非常确定地对我说，他是能够做到的。囚犯还告诉我，刽子手还有一种打法，挥鞭下去，罪犯不会感到任何疼痛，而且连最小的疤痕都不会在背上留下。然而，刽子手所有的这些技巧人们都讲得太多了。即使刽子手收受贿赂答应惩罚得轻些，但第一下他还是会用尽全力打下去的。实际上，这已经成了习惯做法。随后他会打得轻一些，特别是如果他们事先已经收了钱。但不管你付钱与否，第一下是属于他的。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难道是要让受刑者先感觉到最强烈的疼痛，所以对随后而来较轻的鞭笞会感到好受点呢？或者只是想给受刑者一个下马威，使其感到恐怖，让他明白站在他面前的是什么人？其实，在任何情况下，刽子手自己在行刑前会处于极其亢奋的状态，似乎感受到他拥有的力量和权力。他在那一刻已经成了一个演员，在被他吓坏的观众面前表演着并不是令人感到很不愉快的奇迹，他在第一下打下去之前，呼喊着他的受刑者，“支持住，我会烧了你！”这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常能听见的致命宣言。

真是很难想象，人性怎么可能会扭曲成这样。

住院初期，我非常无聊地倾听着这些囚犯的故事。每天的生活几乎一模一样！上午医生来查诊还有些趣味。他们走后不久就开始用饭。饭菜虽然单调，但也给了我们一些乐趣。根据病人的病情，饭菜是不同的。有的人只有一份汤，汤里放了些谷物，有些人只领到一些面糊，还有些人领到的是粥，这是很多人喜欢吃的。囚犯由于久卧身体虚弱，希望能有点美味佳肴，那些几乎恢复健康的病人会领到一块水煮牛肉。最好的菜是给那些坏血病患者的，有洋葱、姜片炒牛肉等，有时还加上一杯伏特加酒。面包也视病情而定，黑的、半白的、烤得很有味，精确的定量分配令人发噱。

有些病人什么都不吃。有些病人食欲好，就想吃他们要吃的东西。有些人互相交换饭菜，分配给某种病人的饭菜会转给完全不同的病人。有些需要控制饮食的病人得到的食品较少，他们就从坏血病人那里买牛肉，喝医院自己酿造的啤酒。他们从那些按照规定可以得到他们想吃的食品的人手里购买。有些人甚至吃了两份。这些食品可以用现金买。牛肉的价钱相当高，值五个戈比。如果我们的病房里买不到，可以由守卫监护着到另一间病房去买，如果还是买不到，就到士兵的病房，在我们这里称作“自由病房”里去买。在那里总是有人肯出让，他们自己只留下面包，而用其他食物换钱。

多数病人没钱。那些有钱的，打点别人去市场上买面包，甚至还买回些美味的食物。狱警替病人做这些事不收费用。饭后是最无聊的时候，有些人因为无事可做而睡觉，其他人不是争吵就是大声讲些什么故事。没有新病人入院时就更无聊了。新病人的到来几乎总是会给病人们带来一些兴奋，尤其是当无人知晓新病人的任何情况时。大家会询问他的过去，他是做什么的？从哪里来的？是为了什么来的？……等等那些事情。

特别使大家感兴趣的是那些被发配充军的人，那些人总是会告诉我们一些事。他们不谈自己的私事，因此，如果那人自己不说，从来没有人会去问他。问的只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和谁一起去？走哪条道？等等。有些人听到一个新的故事，会讲起自己看过和做过的一些事。话题主要是：充军的队伍、带队人、行刑人等等。

大约就在快接近黄昏的时候，挨了笞刑的那些人被送了进来。他们的出现总会引起一种强烈的刺激。但不是每天都会有这些人出现的。哪天如果没有新人入院，这一天大家都会显得有些萎靡不振，看着熟识的脸，彼此似乎感觉异常讨厌、无聊，甚至会吵架。

当有“疯子”被送进来做医学鉴定时，囚犯们会兴奋到甚至疯狂。那些被判了笞刑的人为了避免受刑，有时偶尔会装疯卖傻。但是他们很快就会被揭穿，或者不如说是他们自己决定改变自己的状态。他们闹了两、三天以后，会突然无缘无故地变得聪明，心情也渐渐平静下来，阴沉地要求出院。囚犯和医生都不会责备他们，也不会羞辱他们，更不会去戳破他近前的那种疯态，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出院，默默地为他送行。过了两、三天，他被处以笞刑后，又回到了我们的病房。这种情况是罕见的。但是，如果送进来鉴定的是个真疯子，那可是上帝对整个病房的惩罚。有些疯子好玩、活泼、尖叫、跳舞、唱歌。一开始囚犯们几乎都被逗得很开心。

“真有趣！”他们看着一个新进来的疯子说。但是我看见他，却感到非常难过和压抑，我从来无法冷静地去看待一个疯子。

不过，疯子那无休止的、令人不安的滑稽动作和笑声显露出那种绝对的疯狂，很快使我们感到无聊、厌烦，不到两天就失去所有的耐心。其中一个疯子在我们病房里待了三个星期，弄得我们简直想从病房里逃走。更糟的是，当时又来了一个疯子。他给了我很深的特殊印象。这件事发生在我入狱的第三年。

在第一年里，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我入监的最初几个月里，春天时分，我随一些筑炉工到两俄里外的一家砖厂里去当搬运工。为夏季生产用的砖窑做必要的维修工作。当天上午在工厂里，M-斯基和Б-斯基给我介绍认识了住在那里的监工，军士奥斯特洛兹斯基。他是个波兰人，六十岁左右，高高瘦瘦的，打扮很得体、庄重。他长期在西伯利亚服务，出身平民，在军队里待了三十年了。M-斯基和Б-斯基都很喜欢他、尊敬他。他一直在读天主教圣经。我跟他谈话时，他说起话来是那么的温和理性。他看我也是一个和蔼诚实的人，就告诉我许多有趣的事情。自那以后，我有两年时间没有见过他，只听说他为了某个案件而接受调查。现在他突然作为疯子被送进病房里来。他进来的时候，笑着、尖叫着，用卡玛林斯基那种最下流的姿势在病房里跳舞。囚犯们激动不已，但我却很伤心……三天以后，我们不知道怎样应付他了。他争吵、打架、尖叫、唱歌，甚至在夜间也唱，每一刻都做出那种令人恶心的滑稽动作。

他不惧怕任何人。他们给他穿上精神病人的约束服，但是情况更加糟糕。他继续不断地和人争吵，碰到每个人几乎都要动手打人。在这三个星期里，整间病房的人都要求主治医生把这个疯子转到另一间犯人病房去。但转过去两天后，那间病房又要求将他转回到我们这里。因为我们这里有两个疯子，都是不安静和恶斗型的，于是只能在两间病房之间互相轮流交换。但事实证明，这两个疯子情况都变得更糟。最后，他们终于被送到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去了，大家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我还记得另一类奇怪的疯子。一个夏天，送进来一个被判了刑的人，他看起来很健康，强壮有力，年约四十五岁。因为患了天花，脸变得很丑。非常郁闷、严峻，有着两只浮肿的红眼睛。他的床就在我的床旁边。他很矮小，叫斯米尔诺夫。他不和人说话，坐在床上，像是一直在思考什么。

天已经黑了，他突然对我说话。直截了当、事不容迟似的，仿佛急于要告诉我什么极大的秘密。他告诉我，有一天他会受到两千笞刑，但现在不会了，因为Г上校的女儿在为他采取行动。我疑惑地看着他，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依我看来，上校的女儿是无能为力的。我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们不是把他作为一个疯子，而是作为一个普通患者送进来的。我问他，他患的是什么病？他告诉我，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被送到这里来，但是，他完全是健康的，上校的女儿爱上了他，她在两个星期前坐着马车经过警卫室，他那时正好从小铁窗往外张望。她一看见她，立刻就爱上他了。从那时起，她用不同的藉口已经到警卫室里来过三次，第一次随着她父亲来看正在监狱里值班的哥哥，第二次是和她的母亲一起来发放施舍，在走近他的时候低声对他说，她爱他，并会想办法救他出去。奇怪的是，他把这个荒谬的故事讲得那么细微详尽，而这些情节当然是全部在他那个被搅乱了的可怜脑袋里臆造出来的。但他却坚信他会被免去刑罚。他冷静地讲述着那位女士对他充满激情的爱情。从一个脸上带着悲伤痛苦表情的五十岁丑陋男人嘴里听到，一个女孩如此狂热地爱上他，听到这样一个浪漫荒诞的故事是非常离奇的。但令人真正感到奇怪的是，恐怖的刑罚对一个胆怯的灵魂造成了何种影响。也许，他真的看到了窗外的某人。于是他心中每时每刻增强着的狂妄和恐惧突然一下子找到了形式和出口。

这名可怜的士兵可能在他的生活中从来没有想过年轻女子，突然虚构了这则崭新的浪漫故事，本能地抓住这根救命稻草。我默默地听着，并把这件事告诉其他犯人。但是，当别人开始对他表示好奇的时候，他竟清醒地沉默了。第二天，医生问了他很久，因为他告诉医生他没有生病，并且诊断的结果也是如此。然后医生把他列在出院的名单上。当我们得知他的病情单上写的是“Sanat.est”[6]时已经太晚了。我们是在医生离开病房以后才知道的，所以无法告诉他们其中的内情。是的，我们自己当时也完全不知道什么才是他的主要病因。

整件事情的错误源于送他到医院里来的长官，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要送他来。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疏忽。也许送他来的人只是猜测，并不相信他真的疯了，他听到一些传闻之后就采取行动，把他送来做鉴定。那个不幸的人在两天后被带出去受了刑罚。这似乎让他非常吃惊，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不相信他会受罚。他们领着他穿过队列时，他大声地喊叫着：“救命啊！救命啊！”刑后他又被送进医院，因为我们病房里病床不够，他就住在另一间病房里。但我打听过他，得知他在住院的整整八天内没有对人说过任何一个字，他很困惑，也很伤心……当他的背部痊愈，他被送到某处。我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至于一般的治疗和药物，据我所能观察到的，轻症病人几乎不遵医嘱、不服药。只有真正生病的重症病患会认真对待，服用医生开给他的药水和药粉。但最重要的是，那些盲目相信的外部治疗方法，比如玻璃吸毒器、药膏和放血等等，在医院里得到了优先的考虑。这是我们喜欢并会欣然接受的。使我感到兴趣的还有一件怪事。那些病人能够一声不吭地忍受棍棒鞭子的抽打，但在他们身上使用吸毒器时，竟然会常常抱怨，做出鬼脸，甚至不停地呻吟。是他们的身体变虚弱还是他们装出来的？我无法知晓。

我们医院里用的吸毒器是一种特殊的吸器。这种机器能同时在皮肤上切开十二个小口，但是这个设备被医务人员丢失或损坏了，或者是自然耗损坏了，所以医生不得不用手术刀来做切口。每个吸器必须有十二个切口。用机器切口，因为十二把刀瞬间同时快速切刺，病人不会感觉疼痛。但用手术刀切口是另一回事。手术刀切口速度相对缓慢，疼痛是感觉得到的，而且如果需要放十个吸毒器的话，那就是一百二十个切口，当然，这会是非常敏感的。我经历过这种治疗，即使感觉到疼痛，毕竟还是跟笞刑不一样的，我也没有到忍受不住想要呻吟的地步。

有时看到一个大男人折腾着身体，并沙哑着嗓子喊痛时，是很有趣的。好比一个人，在处理一些重大事项时表现得坚定和冷静，但回到家里没事做的时候却很忧郁，常常发脾气，端上饭来也不想吃。嘴里还说脏话，骂个不停，觉得一切都不自在，好像大家都在烦他，都对他粗鲁，都在折磨他——总之，“是舒适得发疯了。”有时人们会这样批评这种人。然而，这种人在普通百姓中很多，在我们监狱里大家相互挤在一起生活时，经常也会发现这样的人。有时候，大家会戏弄这样的人，骂他，让他闭嘴。那时他就会沉默了，等候大家对他的诅咒。

乌兹杨切夫特别不喜欢这类人，他从来不放弃和他们吵架的机会。他是不肯把这种机会让给别人的。这是他的乐趣、他的需要，当然，这也是因为他的疾病。但部分也是因为愚昧无知。他先认真专注地看你一眼，然后莫名其妙地用平静、有力的声音开始鼓吹他的方法，好像他是来监督我们的秩序或者管理大家的道德的。

“他什么都要管的。”囚犯们笑着说。大家都很可怜他，避免和他争论，只是偶尔笑笑罢了。

“看，你说了这么多！三辆马车都拉不完。”

“说了些什么呀？在傻瓜面前是不用脱帽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为什么为了手术刀大喊大叫？要有耐心。”

“这和你有什么相干？”

“不，我的朋友，”我们狱中的一名囚犯插话说，“用吸角一点不痛，我试过的。最痛的是他们揪起你的耳朵不放。”

他们都笑了起来。

“有人揪过你耳朵吗？”

“你以为没有吗？当然揪过的。”

“怪不得你的耳朵向外突出得那么厉害。”

这个囚犯沙布金的耳朵真的很长，而且向两侧突出。他是个无业游民，年纪还轻，理智、恬静，说话时总是带着一些严肃而隐喻的幽默，使他讲的故事增添了不少趣味。

“我怎么会想到有人揪你的耳朵呢？我怎么会想到呢，你这个笨蛋？”乌兹杨切夫介入了对话，愤怒地转向沙布金。但是，沙布金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是谁揪你的耳朵的？”有人问。

“谁？你明明知道是谁。就是那个警长。当时我们在流浪。后来，我们来到了K城。我们一行两个人，我和另一个流浪汉叶菲姆。他没有昵称。在路上，我们在托尔明村的一个农民家里住了一晚。有这样一个村，托尔明。嗯，是的，我们走进去看了一下，可以在这里住一阵子再赶路。大家都知道，四周田野里的空气要比城里的好多了。好吧，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客栈。看看周围，我们显得有点孤单。这时有个人走到我们跟前，他像是被火烧过一样晒得黑黑的，穿着德国礼服，肘部都撕裂了。他说：

‘请问，你们有文件[7]吗？’

‘没有，’我们说，‘我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