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说：“真的？我根据你的小说判断，主人公凯末尔和他的母亲就住在这里。”他接着自我解嘲道：“我在无意识之中一定相信你和你母亲也搬来这里了。”

就像老年人到了某一阶段会在匆忙之间混淆任何事物，我们也会因为混淆了虚构和现实而相视一笑。我们感到，这种幻象已经控制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小说既基于想像也基于事实，而是因为小说把这种幻象赋予了读者。现在，我们也开始认为，我们喜欢读小说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为了融合虚构与真实。我们在那个时刻感到—以我在本系列讲座中提出的观念而言— 渴望同时是“天真的”和“感伤的”。读小说和写小说一样需要在这两种心态之间不断徘徊。

现在我可以引入这次讲座的实际主题：作家的“签名”—他或她表现世界的独特方式。但是，首先允许我重提我在第一讲中提过的一两件事情。我讲过在每一部小说背景中的某个地方存在一个真实的或虚构的中心，这个中心的存在使小说区别于别的细节叙述，如探险故事或史诗。小说从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观察到的、了如指掌的不起眼的细节和事件出发，将我们带入其许诺的隐秘真相，带入中心。简单地说，让我们把每一个这样的观察称作“感知体验”。当我们打开窗户，品味咖啡，攀登楼梯，混在人群之中，陷入交通拥堵，在门边挤痛了手指，丢失了眼镜，在寒气中打战，爬山，在夏季的第一天去游泳，遇见一位漂亮女人，品味一种从孩提时期之后就从未吃过的小甜饼，坐在火车里眺望窗外，嗅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花的香气，与父母闹别扭，互换吻礼，头一次看到大海，心生嫉妒，喝一杯凉水—这些感知体验具有的独特性及其与他人体验重叠的方式，构成我们理解并喜爱小说的基础。

看到安娜·卡列尼娜在暴风雪之夜前行的火车车厢里试图阅读小说，我们会回忆起我们自己也有相似的感知体验。也许，我们也曾乘坐夜行火车穿过漫天风雪。如果我们心里有别的牵挂，我们也会难以安心阅读一本小说。我们的经历也许不像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那样发生在莫斯科至圣彼得堡的火车上，但是因为我们也有过非常相似的经历，我们对主人公的心境感同身受。小说的普遍暗示性和局限取决于这种日常生活的共同层面。如果有一天没有人再会在夜行火车上读小说消遣，读者们就将难以理解安娜当时在火车上的感受；如果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细节都暗淡消逝了，读者们将难以理解《安娜·卡列尼娜》整部小说。

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车上的感受与我们自己的感受是如此相似，同时又是如此不同，这正是让我们着迷的原因。因为在意识的某个角落，我们知道这些细节、这些感知只能通过亲身体验，来自生活本身；我们知道，托尔斯泰通过安娜·卡列尼娜，向我们传达他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他自己的感知宇宙。这应当归之于福楼拜时常被引用的那句话的准确含义：“我是包法利夫人。”福楼拜当然不是女人，他从未结婚，他的生活与其小说主人公的生活丝毫不相似。但是他以她的方式（她的郁郁寡欢，她对多彩生活的渴望，19世纪法国小城的琐碎生活，中产阶级的生活现实与多彩的梦想之间令人心酸的差异），经历并见证了她的感知体验。福楼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看方式就如同包法利夫人的观看方式，其处理结果令人心悦诚服。然而尽管他使出了所有的天才和表现力—也多谢他的天才—我们有时候也会感到，所有这些栩栩如生的细节全都出自福楼拜的想像。

细节的精确、明晰和美，细节描写在我们心中激发的感觉“不错，我们有过，完全如此”，以及文本在我们想像中呈现逼真场景的、激动人心的能力—这些素质让我们敬佩作家。我们还感到，这样的作家拥有表达感知的天赋，使之如同亲身经历一般，并且能够让我们相信虽只是其想像却一定曾亲自体验过的事情。让我们把这种幻象称为小说家的力量。我愿再次强调，这种力量是一种多么美妙的东西。并且，我还愿意再次强调，尽管我们在阅读小说时也许会暂时忘记小说家的存在，我们不会总是这样，因为我们总是会拿叙述的感知细节与我们自己的生活体验作比较，并且通过这种知识在我们的意识中描述比较的结果。我们阅读小说获得的根本快乐之一—如同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车上阅读小说的感觉—就是拿我们自己的生活与别人的生活作比较。即使在读那些看起来好像完全基于想像的小说时也是如此。历史小说、幻想小说、科幻小说、哲理小说、传奇故事，以及许多兼而有之的其他作品，与所谓的现实主义小说一样，实际上都以其成书时代的日常生活观察为基础。

一旦我们开始寻找小说复杂景观的深刻意义，从主人公的感知体验中获得快乐（以世界呈现给人物的方式，表现于人物的交谈和生活小细节），完全沉浸于小说的世界，我们可以忘记作家本人。实际上，在我们意识的一部分—那是使我们显得天真的部分—我们甚至能够忘记我们捧在手中阅读的小说是由某位作家构想并创作出来的。小说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当我们完全忘记作家存在之时，正是他在文本中绝对在场的时刻。这是因为当我们忘记作家的时候，我们相信虚构世界是实际存在的，是真实的世界；而且也因为我们相信作家的“镜子”（这是一个形容小说描写或“反映”现实的老式比喻）是一个自然的、完美的镜子。完美的镜子之类的事物当然是不存在的，有的只是完美地符合我们期待的镜子。每一位决定阅读小说的读者都会根据自己的品位选择一面镜子。

当我说完美的镜子之类的事物是不存在的时候，我所指的不仅仅是风格的差异。现在，我们的话题是某种别的东西—使一切文学得以可能的东西。当我们打开窗帘放进阳光，当我们等待迟迟未到的电梯，当我们第一次进入某个房间，当我们刷牙，当我们听到雷声，当我们微笑面对我们憎恶的人，当我们在树荫下进入梦乡—我们的感知既类似又不同于他人的感知。相似之处让我们通过文学想像整个人类，也让我们设想一种世界文学— 一种世界小说。但是，每一位小说家都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去体验和描写他喝的咖啡、看的日出、自己的初恋。这些差异涵盖小说家的所有主人公。它们构成了小说家的风格与签名的基础。

“帕慕克先生，我看过所有你写的书。”在伊斯坦布尔有一次一位女士对我说。她大约是我姨妈的年纪，并且颇有一种姨妈的架势。“我对你非常了解，你不要奇怪。”我们的目光相遇了。一股罪恶感和难堪涌上我心头，我认为我理解她的意思。这位年长我一辈、见过世面的女士的话，我当时感到的难堪，她眼神的内涵，随时光流逝还留在我心里，我试图弄明白到底是什么让我心神不宁。

这位让我想起我姨妈的女士说“我知道你”，她并不是在声称她知道我的生活经历，我的家庭，我住在什么地方，我上过的学校，我写过的小说或者我承受过的政治磨难。她并不知道我的私人生活、我的个人习惯，或者我的本性和世界观，这些都是我在《伊斯坦布尔》一书中想尽力与我土生土长的城市相联系而表达的东西。这位年长的女士并没有将我的故事与我小说人物的故事混淆。她似乎在谈论某种更深刻、更密切、更隐秘的东西。我觉得我是理解她的。使得这位颇有洞见的姨妈十分熟悉我的东西就是我的感知体验，我将之无意识地纳入了我所有的书中，我所有的人物之中。我把个人体验投射到我的人物身上：当我呼吸雨水浸湿的土地的气息，当我在一家闹哄哄的饭店喝醉酒，当我在父亲死后摩挲他的假牙，当我后悔不应坠入爱河，当我因为撒了一个无伤大雅的谎言而脱身，当我在政府部门办公室前排队，手中的文件被汗水沾湿，当我看到孩子们在街上踢足球，当我理完头发，当我看到伊斯坦布尔的杂货摊上悬挂的帕夏肖像和水果，当我考驾照没能通过，当夏末所有人都离开避暑胜地我感到悲伤，当我到某人家中长谈结束之后尽管时间已晚我也不想起身离开，当我坐在医生家的客厅里关掉唠叨的电视，当我碰到一位服兵役的老友，或者当一次开心的谈话之中突然出现冷场，这些时候我的感受如何。如果我的读者认为我的小说主人公的冒险经历在我身上也发生过，我绝不会感到尴尬，因为我知道并非如此。除此之外，我还有三个世纪的小说和虚构理论的支持，可用来抵挡这些对号入座的主张，保护我自己。并且我清楚知道小说理论的存在可以保护并保持想像对现实的独立性。但是当一位聪明的读者告诉我，她在小说的细节中感到了真实生活的体验，“如同我自己的经历”，我会感到尴尬，就像某人坦白了自己灵魂中隐秘的东西，就像某人写的忏悔书被他人看到。

我实际上感到尤其尴尬，因为我是在与一位穆斯林国家的读者说话。在这里人们一般不会在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空间”里谈论个人的私生活，在这里没有人会写像卢梭《忏悔录》那样的书。我像许多小说家一样，不仅是那些在受政权控制的社会里的小说家，而且也包括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小说家，实际上愿意与读者分享有关感知体验的许多事情，并希望通过虚构的人物表达这些体验。一位小说家的全部著作就好像灿烂的星座，他或她在其中提供了数以万计的生活观察—换言之，那些基于个人感知的生活体验。这些感知的时刻涵盖从开门到追忆一位旧情人的一切事情，构成了不可缩减的满含灵感的时刻，即小说中显示创造性的个人节点。以这种方式，作家从生活体验直接提取的信息—我们称之为小说细节—融合了想像，以至于二者难分难解。

让我们记住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对卡夫卡写给马克斯·布劳德（Max Brod）的信的解释，卡夫卡在信中要求对方将自己未出版的手稿全部烧毁。据博尔赫斯的解释：当卡夫卡对布劳德传达这些要求的时候，他认为布劳德实际上并不会烧毁他的手稿。相应地，布劳德认为卡夫卡所想的也恰恰是他所想。卡夫卡想到布劳德所想到他所想……乃至无限。

小说哪些部分基于体验，哪些部分出于想像，这个问题的模糊性把读者和作者置于类似的境地。对于每一个细节，作者认为读者会认为这个细节是真实体验过的，读者认为作家写这个细节时以为读者将认为这个细节是体验过的。轮到作者，他也会认为读者认为他写这个细节时以为读者将认为这个细节是体验过的。这个镜子的游戏对于作者的想像也同样有效。当作家创作了一个句子，他以为读者将认为（无论对错）他构造了这个细节。读者也将以为如此，认为作家以为他将类似地认为这个细节是虚构的。以同样的方式，作家以为……如此等等。

因为这种镜子游戏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们阅读小说的体验已经被染色。就像我们不能一致认同小说的什么部分基于体验，什么部分又出自想像，读者和作家从来也不会对小说的虚构性达成一致。我们解释这种不一致，将之归因于文化以及读者和作家对小说理解的差异。我们抱怨，《鲁滨孙漂流记》以来近三百年间，小说家和读者之间仍然没有达成关于虚构的共同理解。但是，我们的抱怨听起来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的抱怨缺乏真实性，让我们感到是出于不可靠的信仰。因为在我们意识的某个角落，我们知道读者和作家之间这种缺乏绝对一致性的状况正是小说的驱动力。

我再举最后一个例子以说明这种模糊性有多么重要。让我们想像某位作家以第一人称单数写了一部自传，而且写作态度极为诚实，确保成千上万的生活细节都忠实于他自己的生活体验。让我们接着想像一位聪明的出版商推出了这本书，并称之为“小说”（许多聪明的出版商也许都会这么做）。一旦它被称为小说，我们就开始以不同于作者意图的方式阅读这本书。我们开始寻找一个中心，追问细节的真实性，问自己哪部分是真实的，哪部分是想像的。我们这么做，因为我们阅读小说旨在感受这种乐趣，这种追寻中心的快乐—并且也猜测细节的实际生活内容，问我们自己哪些是想像的，哪些是基于体验的。

现在，我想要说这种写作和阅读的美妙体验受到了两类读者的破坏或忽视：

1. 绝对天真的读者，他们总是把文本当做自传或乔装的生活体验编年史来看，无论你曾多少次提醒他们所阅读的是一部小说。

2. 绝对感伤—反思性的读者，他们认为一切文本都是构造和虚构，无论你曾多少次提醒他们所阅读的是你最坦诚的自传。

我必须提醒你们要避开这些人，因为他们根本体会不到阅读小说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