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总是说“是的，罗德先生”，一边傻笑着，胆怯地在他的床沿坐下，点着烟抽起来。那模样简直就像个女学生！我记得保罗曾经这样对维利说过：“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了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便把一个老妇人改造成傻瓜，这样做正当吗？”“我帮她赚了很多钱。”“我是说性。”保罗说。维利说：“我不懂你的意思。”他确实不懂。用这样的方式谈论性，男子远没有女子敏感；但他们的诚实度也远比不上女子。
这样，庚斯博罗旅馆就成了我们左派俱乐部和党小组的活动场所。对我们来说，它是跟我们勤勉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第一次住进马雪比旅馆完全凭一时的冲动。事情是保罗一人促成的。他驾驶的飞机在那一带飞行，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不得不迫降。他跟他的教官一起乘车返回驻地，中途在马雪比旅馆用中餐。那天晚上他兴高采烈地回到庚斯博罗，喜气洋洋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你们绝对不会相信——就在那片灌木丛中，那四周小山环绕、到处长满野花野草和一些稀奇古怪的植物的地方有一个马雪比旅馆。那里的酒吧店有现成的飞镖靶和打硬币游戏(4)用的台板，热气腾腾的牛排和腰子馅饼保持在九十度。除了这一切，还有布斯比夫妇——他们跟盖茨比夫妇一模一样——还记得吧，我是说在埃尔兹伯里(5)开酒吧的两口子？布斯比夫妇过去也许从来没有离开过英格兰一步。我敢担保他以前当过准尉副官。这一点不会有错。”
“那她以前一定是个酒吧女招待，”杰米说，“他们有一个待嫁的漂亮女儿。还记得吗，保罗，在埃尔兹伯里时那个可怜巴巴的女孩子老是拿眼睛盯住你？”
“你们这些殖民地居民自然无法理解这种极端不协调的现象。”泰德说。这样的玩笑实际上暗示我和维利是殖民地居民。
“这个国家里有一半旅馆和酒吧都是那些先前从未离开过英格兰的退役准尉副官开办的。”我说，“只要你们舍得离开庚斯博罗一步，就能发现这一事实。”
我的玩笑是说泰德·杰米和保罗太不把这个殖民地放在眼里，以致对它一无所知。但是，事实上他们对它了如指掌。
时间大约晚上七点，庚斯博罗旅馆马上要开饭。又是煎南瓜、炖牛肉、炖水果。
“让我们过去看看这个地方吧。”泰德说，“我们还可以在那里喝上一杯。然后乘公共汽车返回营地。”他以他惯常的热情建议，似乎马雪比旅馆毫无疑问是生活中最美好的地方。
我们都朝维利看。那天晚上本来有个会，由正走下坡路的左派俱乐部召集。我们本打算都去参加。我们先前还从来没有逃避过自己的责任。但维利同意了，他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像事情在他看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完全可以照办。今天晚上詹姆斯太太的南瓜就让别人去吃吧。”
维利有一辆转了五次手的廉价车。我们五人都坐上了这辆车，朝大约六十英里远的马雪比旅馆进发。我记得这是一个晴朗而又令人烦闷的夜晚——密密麻麻的星星挂在低空，不断逼近的雷声伴随着阴沉沉的闪电。我们的车子穿行在山丘之间，道路两旁是成堆的花岗岩石子，这也是这一带的一大特色。花岗岩里积蓄着热量和电能，因此，当我们的车子经过那一座座小山时，那一阵阵热风就像人的拳头轻轻地击打着我们的脸颊。
八点三十分左右，我们到达了马雪比旅馆，发现酒吧店里灯火辉煌，挤满了当地的农民。那地方不大，但亮堂堂的，木板墙擦得很光洁，黑色的水泥地板也熠熠生辉。正如保罗所说，酒吧里确实有用旧了的镖靶和打硬币游戏用的台板。布斯比先生就站在柜台后面，六英尺高，胖乎乎的，肚子向外凸出，背部厚厚的像一堵墙，沉甸甸的脸庞上布满因喝酒过度而暴出的青筋，一双冷静、敏锐、鼓鼓囊囊的眼珠子主宰着脸部的一切。他仍记得保罗，并问他飞机修理得怎么样。飞机并没有损坏，但保罗却开始大谈特谈机翼如何被雷电击中，他如何跳伞挂在树梢上，他的教官又如何过来把他抱住——显然全都是假话，但布斯比先生却始终显得很焦虑。保罗把事情说得那么煞有介事，那么令人肃然起敬，临末了还抹一把英雄泪补充说：“我的职责不是问为什么，而只是去飞，去死。”说得布斯比先生终于勉强地发出一声低沉的讪笑，并问他要不要喝一杯。保罗想进店里喝——可以说，那是对一个英雄的礼遇。但布斯比伸出手要他先付钱，一双眼睛紧紧眯起，长时间地盯住他，那意思好像是说，“是的，我知道这不是个玩笑。如果我会上你的当，那你真该把我当傻瓜了。”保罗付了钱，摆出十分潇洒的样子继续跟他交谈。一会儿以后，他嬉笑着过来对我们说：布斯比先生曾经在伯明翰轻武器公司担任过中士警官，在英格兰休假时娶了妻子，她现在就在柜台后面的店堂里做事。他们有一个十八岁的女儿，他们开办这家旅馆已整整十一年。“这真太让人羡慕了，我可以这样说，”我们听见保罗口中这样说，“今天中午这顿饭吃得真让人开心。”
“但这会儿已九点钟了，”保罗说，“餐厅马上要关门，店主不肯接待我们。我已经无计可施了。我们得挨饿了。请原谅我没把事情办好。”
“我去看看是不是还能想点办法。”维利说。他走过去见布斯比先生，要了杯威士忌，过了五分钟，他已设法让店主专门为我们开放餐厅。我至今不知道他当时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一开始，在这个挤满穿褪色卡其布的农民和他们邋遢的妻子的酒吧里，他显得特别古怪，自他进来以后，所有的人的眼睛都频频朝他看。他身上穿一套别致的山东绸米色西装，头发在眩目的灯光下更显得乌黑油亮，脸色有些苍白，但神态温文尔雅。他说的一口英语过于正确，使人一听便知是个德国人。他说他和他的朋友专程从城里来到马雪比，为的是品尝这里颇有口碑的饭菜，想必布斯比先生不会使他失望。他说话的口气与刚才保罗吹嘘自己如何跳伞的口气一模一样，也是那样简慢而隐含残忍。布斯比先生一声不响站在那里，冷冷地看着他，一双大手撑在柜台上一动不动。维利然后沉着地掏出钱包，拿出一张一英镑的票子。我揣摩这许多年以来没有人敢如此堂而皇之地塞小费给布斯比先生。布斯比先生没有即刻回答。他故意把头扭过一边，把目光落在站在一旁、手中一律捧着一个大酒杯的保罗、泰德和杰米身上，并盘算起他可能获得的收益。这时，他那双眼睛凸得更厉害了。他说：“我得看看我的妻子能做点什么。”然后便走开了；维利的那张票子依然放在柜台上。维利本打算把它收回，但最后还是让它在原处放着，走到我们跟前。“不会有问题了。”他宣布。
保罗已在忙着留意一位农家姑娘。她大约十六岁，长得很漂亮，矮矮胖胖的，穿一件镶荷叶边的花布衣服。保罗站在她面前，一只手高高地举着酒杯，以一种轻浮而愉快的口吻说着话：“我一走进这个酒吧就想告诉你，你这套装束三年前我在阿斯科特(6)时见过一次，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那女孩被他说得有点不知所措，她的脸红了起来。但我想，过一会儿她就会知道他是何等的轻慢无礼。维利这时用手拉住保罗的手臂，说：“嘿，伙计，这一套还是过一会儿再说吧。”
我们走到外面，来到一条长廊上。马路对面有几棵花紫树，树叶子在月光下闪闪烁烁。一列火车停在一旁，嘶嘶地冒着蒸气，向铁轨上滴水珠。
泰德以充满热情的口吻悄悄对保罗说：“保罗，我懂了，为了摆脱你的命运，你确实有充分的理由向整个上层阶级开火。”我马上表示赞同。这种情况已决非首次出现。大约一个星期以前，保罗的傲慢无礼使泰德大为光火，他虎着苍白的脸走开去，说从此以后再也不跟保罗说话了。“维利和你是一丘之貉。”当时我和玛丽罗斯花了好几个小时好言相劝才使泰德回心转意。然而，这时候保罗却轻慢地说：“她从来没听说过阿斯科特，当她弄懂了我的意思，她会感到受宠若惊的。”泰德愣了好一会才说：“不，她不会的，不会的。”又沉默了一会儿，我们都在看微微晃动着的银白色的树叶子，他补充了一句：“真见鬼！我的话你这一辈子也理解不了，你们两人都理解不了。我不在乎了。”他说最后一句话的语气是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听到过的，简直有点轻浮。他笑了起来。那种笑也是我从没有从他那里听到过的。我感到很难过，很困惑——因为在这场争论中泰德和我一直是盟友，但他现在把我抛弃了。
旅馆的主楼就坐落在马路边，它包括一间酒吧，一间餐厅和楼背后的厨房。临马路有一条由木头柱子搭建而成的走廊，上面攀附着一些植物。我们在长凳上坐下，打着哈欠，突然感到极度的疲惫和饥饿。不一会，布斯比太太在她丈夫的召唤下走出了她的房间，招呼我们进餐厅，并关上了大门，以便再不让别的旅行者进来吃饭。这条马路是这个殖民地的交通要道之一，常常挤满了车辆。布斯比太太是个身材魁梧的胖女人，显得很朴素，长着一张黑黑的脸，花白的头发紧紧卷着。她穿一件紧身胸衣，臀部向外凸出，胸部高高的就像搭着一个架子。她和蔼可亲，乐于助人，但又显得庄重沉稳。她向我们道歉说，由于我们来得太迟，她无法做出一顿丰盛的晚餐，但她会尽力而为。然后她便点了点头，说了一声再见，把我们留给侍者照管。那侍者因规定的工作时间已经过去很久还得接着留下来给我们服务而显得郁郁不乐。我们吃着一盘盘可口的烧牛肉、烤土豆和胡萝卜。随后上来的是苹果馅饼、奶油和当地的干酪。都是些英式酒吧的传统食品，烹调得很出色。整个餐厅静悄悄的，所有的桌子都擦得很干净，为第二天早餐做好准备。门窗上挂着厚厚的印花亚麻布帘子。马路上驶过的汽车的前灯照亮了帘子，使上面的印花图案隐去，沿着马路朝城市方向扫射而过的车灯那么刺眼，使帘子上那有红有绿的花卉图案闪耀出一团红通通的光芒。我们大家都有些困，谁也不想多说话。但过了一会，我的感觉好多了。与往常一样，保罗和维利把侍者当自己的仆役，把他支使来支使去，向他发号施令；而泰德则很快恢复了自制力，开始以平等的口吻跟他交谈——甚至显得比往常更热情。我看得出，他对自己刚才在走廊上的态度很感惭愧。当泰德询问侍者有关他的家庭、工作和生活，并主动向对方介绍自己的情况时，保罗和维利和往常一样只顾吃。他们早就认定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你有没有想过，泰德，你对用人如此亲切，你是不是存心要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呢？”“是的。”泰德回答。“那我就帮不上你的忙了，”维利说，一边耸了耸肩膀，那意思是说泰德已无可救药。杰米要求再上饮料。他已经喝醉了；据我所知，他比任何人都容易喝醉酒。布斯比先生很快走了过来，说我们作为旅行者可以喝酒——一开始允许我们这么迟进来用餐时就已经明确了这一点，但他要求我们别喝烈酒。我们于是要了葡萄酒；他便给我们上了经过冷藏、出产于好望角的白兰地。这是一种名酒。我们并不想喝布斯比先生同时拿过来的纯正的好望角白兰地，但还是品尝了一点，然后便更多地喝白葡萄酒。维利这时宣布我们大家下周周末再到这里来，并问布斯比先生能否接待我们。布斯比先生说这绝对没有问题——一边递过一份账单，大家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钱凑齐结清这份账。
维利并没有问大家是否有空来马雪比度下周的周末，但这显然是个好主意。我们驱车行驶在阴冷的月光下，弥漫在山谷中的雾凉飕飕的，白茫茫的一片。夜已很深，我们都有些醉了。杰米已辨不清东南西北。当我们回到城里时，时间已经实在太晚，三位飞行员已无法返回营地。他们因此就在庚斯博罗旅馆我的那间房子里住下，而我则到维利的房里去睡。那些日子里，他们通常很早就得起床。四点左右，他们就步行到城外等待搭车返回营地；他们三人都得在六点钟左右驾机起飞，那时太阳才刚刚升起。
第二周周末，我们全都去了马雪比：维利和我，玛丽罗斯，泰德，保罗和杰米。那是星期五的晚上，天色已晚，因为我们党组织举行了一次有关“路线”问题的讨论。与往常一样，问题围绕着如何促使非洲劳动大众进行武装斗争。由于意见分歧，讨论进行得很激烈——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作为一个团体参加这次特殊的晚宴。全部有二十来个人，讨论的结果是：尽管我们一致认为现在的“路线”是“正确的”，但也同时觉得我们自己已无所适从。
当我们提着箱子或旅行包坐进车子时，大家都保持着沉默。在车子开出市郊以前，我们一路上一直不说话。然后，关于“路线”问题的争论又在保罗和维利之间展开。他们所说的话在会上都已详尽地陈述过，但我们还是认真地听着，希望他们能说出什么新的见解来，以便使我们摆脱迷津。“路线”问题既简单又令人肃然起敬。在一个黑人作为主导的社会里，社会主义者的责任显然是反对种族主义。因此，它的“行动方针”必然需要通过白人中的先进分子和黑人的先锋的联合来实现。谁是命中注定的白人先锋呢？显然是工会。谁是黑人的先锋呢？显然是黑人的工会。但当时还没有黑人工会，因为工会组织还没有合法化，黑人劳动大众还没有行动起来为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斗争。而白人工会则心怀妒忌，不愿意让他们享有特权，因此，他们对待非洲黑人的态度反而比其他白人更具敌意。就这样，本来应该发生的一切——实际上也是必须发生的一切（因为无产阶级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为自由而鸣锣开道），在现实中却并没有发生。然而，这条基本原则也实在太神圣了，使人无从质疑。黑人的民族主义在我们的圈子里被视为一种右倾的错误（这也是南非共产党的现状），需要我们对它进行斗争。但这条发轫于人道主义的核心思想的基本原则毕竟在道德上、情感上使我们获得了一种莫大的满足。
我看我的腔调不知不觉地又带有一种自我惩罚、怀疑人生的意味了。然而，这腔调就像敷于伤口的药膏，多么令人快慰啊！那的确是一个伤口——我和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在回忆起自己“在党组织内”或“靠近党组织”时的经历时，不能不感到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这种痛苦就像那种危险的怀乡病，就像死了最亲近的一些亲人一般。现在我尚能坦诚地写出这一切，就让我再继续写下去吧，但那样的腔调是要不得了。
我记得，当时是玛丽罗斯开了口才平息了这场争论：“你们这会儿所说的全都是刚才说过的。”就这一句话就阻止了这场争论。她经常这样做，她有能力使我们大家都安静下来。尽管男人们觉得她毫无政治头脑，但他们都得照顾她的面子。她不会，或者说不愿意，使用政治术语，但她能很快抓住事情的要害，用简单的语言把它表述清楚。这是一种思维方式，跟维利一样，这种人只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时才能真正接受各种观点。
此时她说：“肯定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要不然，我们也就用不着花那么多时间讨论它。”她说得很自信。但男人们没有回答她，她感到了他们对她的容忍，于是显得很不安，恳求说：“我并没有说我说得对，但你们知道，我的意思是……”由于她的恳求，男人们重新振作起来，维利和颜悦色地对她说：“当然，你说得很对。像你这样漂亮的人是不会说错话的。”
她就坐在我身边。黑暗中她转过头来冲着我笑了笑。我们经常交换那样的微笑。“我想睡觉了。”她说，随即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像一只小猫似的睡了过去。
我们都感到疲劳了。我想，那些没有参加过左派运动的人们是无法理解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社会主义者是如何没日没夜、没年没月地工作的。我们毕竟都得为生计而奔波，那几位来自兵营的人至少还得从事训练，没一个不是处在连续不断的紧张状态。我们每天晚上都开会、讨论、辩论。我们阅读大量的书籍。我们经常一忙就忙到凌晨四五点钟。此外，我们还都是灵魂的医生。只要什么人有困难，我们便为他排忧解难，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责任。在这方面，泰德做得比谁都认真。我们的责任之一是向任何一个具有一定的生命价值的人解释：人生是一次充满荣耀的历险。回顾过去，我可以这样说：在我们所做过的一切艰苦工作中，我们惟一取得成功的地方也就是某个人的思想改造。我怀疑，那些曾经被我们做过思想工作的人是否会把我们关于人生充满荣耀这一套忠言诤语忘得一干二净，因为，我们那一套观点如果不是凭天性感悟所得，也是根据原则掌握的。各种各样的往事历历在目——比如有一回，有位妇女因丈夫对她不忠诚而感悲伤，维利一直想帮助她，反复思考了几天以后，他决定送给她一本《金枝》(7)，因为“当一个人遭遇不幸时，正确的办法是让他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事物”。她把书还了回来，抱歉说这书她看不懂，但不管怎么说，她还是要与她的丈夫分手，因为她觉得他的行为太不应该，早已让她厌烦透了。在她离开这座城市以后，她还经常给维利写信，话说得彬彬有礼，很动情，很感激维利。我至今仍记得其中有这样令人心惊肉跳的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那么好，那么感兴趣。”（不过，当时我并不怎么在意。）
我们就这样生活了两年多——我想，由于极度的疲惫，我们有可能有点神志失常了。
为了使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泰德开始唱歌。保罗则以一种与平常跟维利进行讨论时所采用的口吻完全不同的腔调说话，他胡思乱想着将来非洲人发动暴乱，想像白人居住的殖民地将发生何种何样的事。（仅仅过了十年左右，肯尼亚就发生了茅茅运动(8)。）保罗绘声绘色地描述“两个半政治家”（维利反对他提及陀思妥耶夫斯基(9)；在他看来，此人为反动作家）如何辛勤工作了二十年，终于使当地的野人认识到自己的先锋地位。但一个在伦敦经济学院混过半年的半文盲民众领袖突然一夜之间发动了一个群众运动，提出“赶走白人”的口号。那“两个半”担负要职的政治家为此大感震惊，但为时已晚——那位民众领袖宣布他们已被白人收买。惊恐不安的白人于是逮捕了那位民众领袖，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两个半政治家也关进了监狱。黑人民众于是变得群龙无首，被迫进入丛林，成了游击战士。“随着黑人军队逐渐被白人军队打败，几十个像我们这样头脑清醒，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终于打老远从英格兰来到这里维护法律和秩序。他们逐渐取缔了妖术和巫师。巫术是一种龌龊的异教邪说，它使头脑正常的人忘记了黑人自己的事业。像我们这样保持着清醒头脑的人们出于义愤，狠狠地痛打了这些巫师，让他们受苦刑，把他们送上绞刑架。法律和秩序胜利了。白人们把那‘两个半’放出监狱，并绞死了那位民众领袖。黑人平民百姓得到了最起码的民主权利，而那‘两个半’则……如此等等等等。”
我们谁也没有对他的这种胡思乱想发表意见。我们决不会有这样的先见之明。而且，我们还对他说话的语气大为震惊。（当然，我现在懂得了，那是一种失意的理想主义——当我这会儿写下这个词，并把它跟保罗联系在一起时，我甚至感到惊讶。这是我第一次相信他也会怀有那样的理想。）他继续说下去：“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如果黑人的军队打胜了，那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对于一位有头脑的民族主义领导人来说，他惟一所能做的事是加强民族主义感情，并发展工业。同志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作为进步人士，我们有责任支持民族主义国家，但这样的国家所谋求发展的还不就是我们深恶痛绝的资本主义那套所谓人人平等的理论？大家想过没有？我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是的，我用我的水晶球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我们还不得不去支持这一切。哦，是的，是的，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你需要喝点什么了。”维利这时插话说。
路边的酒吧这时都打烊了。保罗于是去睡了。玛丽罗斯也睡着了。杰米也睡着了。泰德继续坐在前排维利身边的一个座位上，用口哨吹起一首抒情曲。我知道，他并没有把保罗的话听进去——每当他吹起口哨或唱起歌，那通常是一个不赞成的信号。
很久以后，我仍记得在我们没完没了地从事对时局的分析及研究的岁月里，只有一次接近了真理（真理本来就离我们十分遥远），那就是保罗愤愤地嘲讽那一套言论的那一次。
当我们到达旅馆时，天已经很黑了。一位睡眼惺忪的侍者等在走廊上，把我们领进我们所住的房间。住客楼建在后面离餐厅和酒吧楼一二百码远的一座小山坡上。那里共有二十间平房，背靠背分成两边，每边都有一条长廊，一列排下十个房间。尽管房与房之间没有通风设备，但每个房间仍显得凉爽宜人。房间里有电扇和宽敞的窗户。指定给我们住的共有四个房间。杰米和泰德合住一间，我跟维利住一间，玛丽罗斯和保罗各住一间。这种安排后来被认可了，或者说，既然布斯比夫妇对此没有异议，维利和我在马雪比旅馆就可以经常同住一个房间了。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睡懒觉。酒吧开张营业，我们喝了点酒，常常一言不发。中饭到了，也几乎无人开口，要说的也只是一遍又一遍重复一个话题：我们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变得如此疲惫呢？旅馆里供应的午餐总是很丰盛：冷肉、色拉和水果，应有尽有。用过午餐，大家都回去睡觉。当维利和我醒过来并把其他人叫醒时，太阳已经下山。晚饭后过了半小时，我们又躺回床上去。第二天是星期天，过得与前几天一样糟糕。实际上，第一个周末已是我们曾经度过的最愉快的日子了。我们全都处在极度疲惫的那种宁静中。我们很少喝酒，布斯比先生对此很失望。维利尤其沉默。我想，正是从那个周末开始，他决定退出政治，或者至少尽可能这样去做。他打算把精力转移到学习上。至于保罗，他表现得很率真，跟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尤其讨布斯比太太的欢心。
星期天，我们很迟才开车回城，因为我们舍不得离开马雪比旅馆。离开以前，我们坐在走廊上喝啤酒，身后的旅馆已隐入夜色之中。月光很明亮，将由牛车的轮子抛洒在沥青马路上的白色沙砾照得一闪一闪的，颗颗清晰可辨。那沉甸甸下垂的、尖尖的橡胶树叶像长矛那样闪闪发光。我记得泰德说过这样的话：“你们看，我们大家全坐在这里，一句话也不说。马雪比真是个危险的地方。我们每逢周末都上这里来，冬眠在啤酒、月光和美食之中。这一切何时才能有个了结呢，我问你们？”
我们有一个月没有再去那里。我们都知道自己已何等的疲惫。我想，如果我们让这种令人疲惫的紧张感突然消失，会为可能发生的一切都感到惊恐不安的。这是一个工作极其繁忙的月份。保罗、杰米和泰德的训练行将结束，天天得驾机上天。天气一直很好。外围的政治活动很频繁，如讲座，学习班、调查组什么的；但“党内”只碰头过一次。另外那个党小组已少了五个成员。有趣的是，在这一个月当中，有一次，我们全体聚集在一起，激烈争论到凌晨，但其余时间我们又经常相互见面，双方很友好，并一起讨论我们所负责的一些外围活动的细节。我们这小组依然在庚斯博罗聚首。我们拿马雪比旅馆开玩笑，谈论它那危险的，消磨人的斗志的影响力。我们把它当做一种奢侈的、堕落的、意志薄弱的象征。曾经去过那里，认为它不过是个普通的路边旅馆的朋友们说我们简直疯了。过了一个月，我们有了一个更长的周末，从星期四开始一直休息到下星期三——在这殖民地，人们对节假日是很认真的。我们又凑合到一块上那里去。这次除了原先的六人外，还有泰德的受助对象，即来自曼彻斯特的斯丹雷·莱特，泰德后来就是为了他的缘故才在飞行员考核中败下阵来的。此外还有斯丹雷的朋友约翰，一个爵士乐钢琴师。我们还预先约好让豪斯娄在那里与我们会合。星期四晚上，我们分别乘汽车、火车到达那里，当时酒吧已经关门。这次周末显然与上次大不一样。
这一次，旅馆里挤满了度长周末的人。布斯比先生特意增开了十多间房子。旅馆里还举办了两个舞会，一个公共的，一个私人的，其气氛喜气洋洋，与日常生活大相径庭。当我们这一班人坐下来用餐时，时间已很晚，一个侍者正在给餐厅四周装饰彩纸和成串的电灯泡。我们享受特殊的待遇，预先品尝为第二天晚上准备的冰布丁。布斯比太太派人来问：几位“空军小伙子”明天是否愿意帮她布置大厅。问询者即朱恩·布斯比，显然，她是受好奇心驱使过来看看这几位小伙子的，也许是她母亲曾经在她面前提到过他们。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她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感。许多本地女孩子只要对来自英格兰的男孩看上一眼，便从此将他们当做胆小鬼、笨蛋或软弱无能者而抛在一边。朱恩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那天晚上，她只待了很短一会儿，仅仅来得及传达她的口信，在保罗“代表空军”以过分礼貌的口吻愉快地接受她母亲的邀请后就随即走开了。保罗和维利就这位已到婚配年龄的女孩子说了几句玩笑话，但他们戏谑的主要对象还是“那位酒吧老板和他的妻子”。在整个休假期间，包括以后的几个周末，他们再没有提到她。他们显然觉得她太平凡，只是出于怜悯，或者说出于骑士精神——尽管他们两人基本上并不存在这种精神——才忍着不去说她。她是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女孩，双手双腿红彤彤的显得很笨拙。她的脸很黑，像她的母亲。她的头发暗淡无趣，披散在神态呆滞的脸蛋两侧。她身上没有任何富有魅力的特征。但她具有一种虽然呆板但极其旺盛的精力，因为她正处在许多女孩势必经历的一个阶段——即对性的困惑，那是一种类似神志恍惚的心理状态。当我十五岁那年，我跟父亲一起住在贝克街，有几个月我也是在那种状态下度过的，因此，如今将心比心，不能不怀着半是开心半是困惑的心情回忆起这种情感状态，它是那么刻骨铭心，足以使随之泛起的一切，如人行道、房子、商店的橱窗等等，全都带着有关它的记忆。关于朱恩有趣的一点是，老天爷本来应该事先把一切安排妥当，使得她所遇见的男人一见便知她在为何事苦恼；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第一个晚上，玛丽罗斯和我就无意间交换了一下眼色，差点因看出朱恩的心思和由此引发的有趣的同情心而笑出声来。我们终于忍住了笑，那是因为我们同时懂得：如此显而易见的一个事实对男人却并非显而易见，因此，我们有意要保护她，免得她遭男人们的嘲笑。这里的女人全都认识朱恩。我记得有天上午，我跟长着一头漂亮的红头发的莱蒂莫尔太太坐在走廊上，她正忙于跟年轻的斯丹雷·莱特调情，这时，我们看见朱恩在铁轨边上的一棵花紫树下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那情景就像见到了一个梦游者。只见她朝前走了几步，凝视着山谷对面重重叠叠的青山，把双手举到头顶，使那紧裹在鲜红的外衣里的身躯显得轮廓分明，每一根紧绷着的曲线和腋窝下那两片可爱的黑色区域都暴露无遗——然后她放下手臂，把紧握成拳头的手搁在腰间。她时而呆呆地站着，时而向前走几步，停一停，好像正做着什么梦，有时还抬起穿着雪白的便鞋的脚，用脚尖踢一踢路面上的矿渣，动作始终慢慢悠悠的，直到她走到被阳光照得闪闪烁烁的花紫树的那一头，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莱蒂莫尔太太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善解人意地轻轻一笑，说：“我的天，即使给我一百万英镑，我也不愿重温做小姑娘时的一切了。不，一千万英镑也不。”玛丽罗斯和我也有同感。然而，即使这个女孩的一举一动显得如此烦躁不安，男人们仍觉察不出。我们也特别留意不去说穿她。这是一种女性的骑士精神，女人对女人负责的精神，它与其他人所表示的忠诚一样坚定不渝。也许这也是因为我们并不想澄清男人们缺乏想像力这一事实。
朱恩大部分时间都在布斯比旅馆那条离大楼一侧约一两百码的长廊上度过。长廊的地面离壁角柱足有十英尺，那里显得既幽深又凉爽，廊柱粉刷得白白的，到处长着葡萄植物和各种花草。阳光明媚宜人，朱恩就在那里的一张罩有印花布套的旧沙发上躺下，一边没完没了地听她的手提式留声机，一边在内心虚构着一位能被她接受、并愿意将她从梦游中解救出来的男子。几星期以后，这个人物形象已趋明朗，呼之欲出。玛丽罗斯和我当时就坐在旅馆的长廊上，这时，一辆向东方向行驶的货车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一位虎背熊腰的乡下小伙子，一双大腿黑里透红，古铜色的手臂足有牛腱子粗细。朱恩从她父亲的酒吧里走出，悄悄地来到石子路上，一边用尖尖的鞋尖踢着砾石。当他朝酒吧走来时，一颗圆石子正好落在他的脚边。他停了下来，朝她看着。随后他又一次次扭过头去，进店时双眼分明流露出茫然而近乎痴迷的神情。朱恩跟了进去。布斯比先生正在给杰米和保罗拿兑了奎宁水的杜松子酒，并跟他们谈论着英格兰，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女儿；她坐在酒吧的一角陷入沉思，目光梦幻般地越过玛丽罗斯和我，落在冒着热气的远景和早晨的阳光中。那小伙子要了杯啤酒，在离她一码远的一张凳子上坐下。半个小时以后，当他回到车上时，朱恩又跟了出去。玛丽罗斯和我突然间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一阵无法抑制的大笑，直到保罗和杰米从酒吧里探出头来探询究竟出了什么事，我们才把这笑声收住。一个月以后，朱恩和那位小伙子正式订了婚，直到这时所有的人才意识到她是个沉默、可爱、敏感的女孩子。那种近乎呆滞的神态完全从她身上消失了。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布斯比太太原先对她的女儿何等恼火，如今却让女儿在店里帮她干活，言词间总流露出喜不自胜、无比欣慰的感情。母女俩又重归于好，并商量起婚礼的安排。她简直为自己曾经恼恨过她而深感内疚。也许这一长期的恼恨也是导致她后来忍不住性子，做事不那么讲理的原因之一。
那一天晚上，朱恩离开我们不久，布斯比太太就进来了。维利邀请她跟我们一起坐一会儿。保罗赶紧过来凑热闹。他们两人说的话在我们看来显得有点夸夸其谈，礼貌中隐含着某种冒犯。但到了这次周末的最后一天，我们都感到有些累了，布斯比太太又来到保罗身边。这一次他显得很单纯，没有丝毫傲慢的表示，还跟她谈起了他的父亲，母亲和他的“祖国”。当然，他的祖国英格兰和她的祖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
我们大家都开玩笑说布斯比太太喜欢上了保罗。但这一点没有人信以为真；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它，我们就不会开那样的玩笑了——或者说我非常希望我们不会开那样的玩笑。因为在最初那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很喜欢她。然而，布斯比太太真的迷上了保罗；而且，她还迷上了维利。我们之所以不相信，严格地说是因为他们两人都具有我们所厌恶的品质——即隐含在他们那冷漠的好脾气后面的那种粗鲁和傲慢。
维利对我说过这样一个道理：许多女人都喜欢男人强暴她。说来真让人丢脸，我过去曾跟他争论过，不认为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样的例子也确实司空见惯。碰到某个大家一致认为很难相处的女人，我们总是设法迁就她，体谅她，而维利却说：“你们什么也不懂，她只是需要狠狠地挨一顿棍子。”（“挨一顿棍子”是殖民地里的白人常说的一句话：“那个卡菲尔女人所需的是挨一顿棍子”——但维利在此采用的是它的一般的含义(10)。）我记得，玛丽罗斯的母亲是个专爱扼杀她女儿的青春活力的专横而神经过敏的女人，四十来岁上下，疯疯癫癫的活像只老母鸡。看在玛丽罗斯的面上，每当她风风火火地追赶她的女儿来到庚斯博罗时，我们总彬彬有礼地对待她。她一来，玛丽罗斯便显得没精打采，心怀恼恨，精神上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她知道自己应该跟母亲争一争，但道义上又缺乏勇气。我们对这个女人早已有心理准备，存心挨她的骚扰，迁就她的蛮横。然而，维利却用不了几句话就把她给镇住了。一天晚上，她来到庚斯博罗旅馆，发现我们全都坐在业已收拾干净的餐厅里谈话。她大声说：“你们又在搞这一套了。你们应该上床睡觉才对。”她正打算坐下来参加我们，维利这时开口了。他并没有抬高嗓音，只是透过闪闪发亮的眼镜片盯住她：“福勒太太？”“嗯，维利吗？又是你在这里吗？”“福勒太太，您为什么要追着玛丽罗斯，让自己变得那么令人讨厌呢？”她喘着气，脸红了起来，但依然站在她打算坐下去的那张椅子边，凝视着他。“是的，”维利平静地说，“您是令人讨厌的人。如果愿意，您可以坐下，但必须保持安静，不要胡言乱语。”玛丽罗斯惊恐万状，很替自己的母亲难过，她的脸一下子变白了。但福勒太太愣了一会儿以后，发出一声短促而慌乱的笑，然后便坐了下来，再没有出声。从那以后，每当她再次来到庚斯博罗，一见到维利便变得规规矩矩，简直像个站在严厉的父亲面前颇有教养的小女孩。这种情况其实并不仅仅出现在福勒太太和庚斯博罗旅馆的老板娘身上。
现在再来说布斯比太太，她并不是甘愿受制于一个比自己更霸道的霸道者。对于他人的冒犯，她也并非麻木不仁。一旦凭直觉（如果不是凭理智——她不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意识到自己受到了他人的恐吓，她会反复地回击。她不会像福勒太太那样“挨了一顿棍子”以后便俯首帖耳，心满意足；也不会像庚斯博罗旅馆的詹姆斯太太那样变得羞羞答答，充满女孩子气。她会耐心地听下去，然后予以反驳，就言语中的表面意义进行争辩，而忽视字里行间所隐含的侮慢与无礼。她这样做有时反而使维利和保罗深感惭愧，从而回到礼貌待人的态度上来。但我相信，在背后她偶尔也会因受屈辱而脸红，会紧握起她的拳头嘟哝着说：“是的，我真想揍他们一顿。是的，当他说这话时我应该揍他。”
那天晚上，保罗几乎一开始就玩起他所热衷的鬼把戏——有意模仿殖民地人的陈词滥调，让人一听就知道自己已受奚落和嘲弄。维利也凑了上来。
“你那位厨师一定跟你们一起生活了许多年——你来支烟吗？”
“谢谢你，亲爱的，我不吸烟。是的，他是个好用人，我必须为他说句公道话，他对我们一直很忠诚。”
“我想，他简直就像你们家庭中的一员吧？”
“是的，我是这样看待他的。他很喜欢我们，这我可以肯定。我们待他一直很好。”
“也许不像对待朋友或孩子那样吧？”（这是维利的插话。）“因为他们一个个都是大孩子了。(11)
“是的，说得不错。当你真正了解他们时，你会觉得他们真的就是孩子。他们喜欢人们把他们当做孩子来对待——既信任又公正。布斯比先生和我都觉得应该公正地对待黑人。只有这样做才是对的。”
“但从另一方面看，你一定不可以让他们利用你。”保罗说，“如果你被利用了，那他们就不尊重你了。”
“听你说出这样的话我很高兴，保罗，绝大多数像你这样的英国人都对卡菲尔人怀有这样那样的奇怪想法。但这是对的。他们必须懂得，白人和黑人之间存在着一条界线，那是他们绝对不可以跨过去的。”诸如此类的话她还说了许多。
保罗终于打断她——他一直以他习惯的姿势坐在那里，手中稳稳地拿着个大酒杯，一双可爱的蓝眼睛紧紧地盯住她的眼睛：“当然，我们和他们都经历了无数个世纪的进化。不过，他们确实都是些狒狒。”这话说得她脸红了，扭过头去看别处。在殖民地，“狒狒”一词显得很粗鲁，尽管五年前这样说人们还能接受，甚至报纸上也这样用。（就像“卡菲尔”(12)一词一样，再过十年时间，它就显得太粗鲁了。）布斯比太太不敢相信一个来自英国名牌大学很有教养的青年竟然会说出这个话。但当她再次看保罗时，她那张诚实的脸便因受了委屈而变红了。他坐在那里，脸上露出天使般的微笑，那惹人喜爱的神态与一个月前她初次见到他时一模一样，当时的他简直就像个思念家乡、渴望得到母亲关怀的小男孩。她急促地叹了口气，站了起来，很有礼貌地说：“如果你们不介意，我得去给老头子弄晚饭了。布斯比先生喜欢很迟才吃饭——他从来都不会按时吃饭，整个晚上都在酒吧里忙。”她祝他们晚安，并以诚挚而委屈的目光轮番长时间地看了看保罗和维利，然后才离开我们。
保罗把头往后一仰，哈哈大笑着说：“他们这些人真不可思议，他们是些怪人，都是不诚实的。”
“土著居民。”维利笑着说。“土著居民”这个词是他用来指殖民地的白人的。
玛丽罗斯低声说：“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说，保罗。你们简直是在愚弄人。”
“亲爱的玛丽罗斯。亲爱的、漂亮的玛丽罗斯！”保罗喝了口啤酒，才使自己止住笑。
玛丽罗斯确实长得漂亮。她是个身材苗条的女孩，金色的头发呈波浪状，一双褐色的眼睛大大的。她的肖像曾经多次出现在好望角的杂志封面上，有一阵子还做过时装模特。她没有半点儿虚荣心。她宽容地笑着，继续用她慢条斯理的好性子说话：“是的，保罗。我毕竟也是在这里长大的。我了解布斯比太太。在像你这样的人向我指出我的错误以前，我也是那样子。你取笑她，但并不能改变她。你只会伤了她的感情。”
保罗再次哈哈大笑起来，并坚持说：“玛丽罗斯，玛丽罗斯，你太善良了，因此也是不诚实的。”
但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她成功地使他出了一次洋相。
乔治·豪斯娄是个养路工，与妻子、三个孩子和年迈的父母、岳父母住在沿这条公路大约一百英里远的一个小镇上。他正乘坐他的货车半夜时到这家旅馆来。还说要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度周末的夜晚，白天则照常从事他的修路工作。我们走出餐厅，来到铁路边上一排排花紫树旁坐下等待乔治。花紫树下有一张粗陋的桌子和几张凳子。布斯比派人送来十来瓶好望角出产的白酒。我们当时友好地挤在一起。旅馆已湮没在夜色之中。不一会儿，布斯比旅馆的灯熄灭了。车站里还有一处亮着微弱的灯光，几百码以外那山坡上的一排宿舍也还亮着灯。我们就坐在花紫树下，清冷的月光从树枝的缝隙里筛下，落在我们身上。夜晚的风把我们脚边的尘土扬起，同时又把别处的尘土带到我们这里。我们就好像处在非洲大草原的中心。马雪比旅馆早已融入一幅由花岗岩小山丘、树木和月光编织而成的风景画当中。远处，公路跨过一座山坡，在黑的树枝之间划出一条白茫茫的细带子。花紫树散发出一阵阵生油味，泥土的气息令人不快，再加上冷冷的酒味，这一切无不增添了我们的麻木感。
杰米靠在保罗身上睡着了，保罗则用手把他揽住。我也有点困了，于是把头靠在维利肩膀上。斯丹雷·莱特和钢琴师约翰并肩坐在一起，以充满善意和好奇的目光看着我们大家。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现在或任何时候，我们（而不是他们自己）都是一些可以被容忍的人。这话说白了就是，他们是工人阶级，而工人阶级是讲容忍的；而且由于战争正朝着令人满意的方向发展着，他们不妨首先观察观察这一群知识分子的表现。“工人阶级”这个词是斯丹雷说的，并一直拒绝放弃使用它。钢琴师约翰从来不说话。他从来不开口，却总是坐在斯丹雷身边，默默地跟他结成联盟。
泰德已经开始因斯丹雷这只“石块下压着的蝴蝶”而深感不安，而斯丹雷自己则不认为自己需要别人来挽救他。为了安慰自己，泰德坐到玛丽罗斯身边，用手搂住她的腰。玛丽罗斯善意地笑着，听便他继续搂着，但那神态又似乎对任何人都无动于衷。古往今来就有这么一些漂亮动人的女孩子，她们慷慨地允许别人碰她们，吻她们，抱她们，好像这样做只是为天生丽质而不得不向上帝偿还一笔债。在允许男人的手搂住她们时，她们总会宽容地笑起来，那微笑充其量与打哈欠或耐心的叹息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玛丽罗斯身上，其中的含义并不仅限于此。
“玛丽罗斯，”泰德低头看着依偎在他的肩膀上的那颗迷人的小脑袋，故意虎着脸问，“你为什么不愿意爱我们呢？为什么不让我们当中某个人爱上你呢？”
玛丽罗斯只是笑，即使在这被树叶子分隔得支离破碎的月光下，她那双褐色的眼睛仍显得大大的，闪射出柔和的光。
“玛丽罗斯曾经伤透过心。”维利在我们头顶发表他的意见。
“所谓伤透了心云云，都是过时的小说所描写的，”保罗说，“它与我们生活的时代格格不入。”
“事情正好相反，”泰德说，“现在伤透了心的人比过去多，其原因正在于我们所生存的这个时代。实际上，我们所接触的任何人的心都有可能受过伤害，受过刺激，受过分裂，早已变得像一个烂疮疤一样。”
玛丽罗斯抬头朝泰德羞怯地笑了笑，但显得很感激，十分严肃地说了句：“是的，这话确实不错。”
玛丽罗斯有一个她深爱的兄弟。他们的性情很相似，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相互支持，共同反对他们那位令人无法忍受，专横霸道，让人难堪的母亲，他们极其亲密地结成同盟。但这位兄弟前年在北非阵亡了。事故发生时玛丽罗斯正好在好望角从事模特的工作。当然，一看她当时的气色，你就知道她很需要得到安慰。这时出现了一位长得很像她兄弟的年轻人。我们曾经见过她兄弟的照片——一个身材瘦长、蓄着一部小胡子、神态咄咄逼人的小伙子。她于是即刻爱上了他。她对我们说——我记得当时我们对她这种超乎寻常的坦诚和随便很有点惊讶，而她给人留下这种印象也决非首次了：“是的，我知道我爱上了他，因为他长得像我的兄弟，但这有什么错呢？”她经常提这样的问题，或公开宣称：“这有什么错呢？”我们无法对此作出回答。但那位很像她兄弟的年轻人只是外表相似，在他跟玛丽罗斯开心地相处的日子里，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娶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