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杰米！”保罗说，“真可怜，你对经济学真是一窍不通。无论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不管它属于哪种体制，资金如何匮乏，都将以适合自身发展的速度发展着——你在听吗，维利同志？”
“在听。”
“由于政府（不管它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都面临着尽快解决许多无房居民的住房问题，它会首先考虑建造最廉价的住宅。这时候想追求十全十美是根本不行的。这一带以后肯定会出现一座座冒烟的、直插云天的厂房和一排排千篇一律的廉价住房。我说得对吗，维利同志？”
“你说得对。”
“然后呢？”
“那不是问题的关键。”
“那是我的关键。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反复强调马塔贝列人和马绍那人的单纯与野蛮的原因。事情实在太可怕，令人不敢再往下想。但这正是我们这时代——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时代的现实——维利同志，你说呢？”
维利犹豫了一会儿，说道：“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外部的相似性，但是——”他的话很快被保罗和我以及后来的杰米所爆发的笑声所打断。
玛丽罗斯对维利说：“他们不是笑你所说的话，而是笑你说话总是不出他们所料。”
“我知道这一点。”维利说。
“不，”保罗说，“你错了，玛丽罗斯。我同时也笑他所说的话，因为我十分怀疑他这些话的正确性。但愿上帝别让我变得太固执，但我确实担心这一点——将来我要经常坐飞机离开英国出来考察考察我在海外的投资，我也许会飞过这一带地区，朝下看看冒烟的工厂和住宅区，同时回忆起这美好的、和平的、田园牧歌式的日子……”一只野鸽飞来停息在对面的树林里。接着又来了一只。又是一只。保罗开了枪，一只掉了下来。他又开了枪，第二只又掉了下来。第三只从树丛中一蹿而起，飞向天空，就好像从弹弓弹出似的。杰米站了起来，走了过去，捡回那两只血淋淋的野鸽，把它们丢进猎物堆里，然后说：“七只。我的天，还不够吗？”
“够了，”保罗把枪搁过一边，说道，“让我们赶快回到酒吧里去吧。在酒吧开门以前，我们需要花点时间把血洗干净。”
“看！”杰米说。一只比最大的食蚁虫还大两倍的小甲虫穿过高高的草丛向沙坑靠近。
“不好，”保罗说，“这不是天生的牺牲品。”
“不见得。”杰米说。他用草茎把甲虫拉进那个最大的沙坑。那里出现了一阵骚乱。那亮晶晶的褐色钳子钳住了甲虫，甲虫跳了起来，拖着食蚁虫离开了沙坑。白晃晃的沙子纷纷落下，沙坑塌陷了。在这方圆一两英寸、令人窒息而悄然无声的战场上，那沙子掀起波浪，形成旋涡。
“如果我们的耳朵能听见它们的声音就好了，”保罗说，“那时，空中一定充满着尖叫声、呻吟声、咕噜声和喘息声。但如今这个沐浴着阳光的草原却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一阵翅膀的拍打声。一只野鸽停了下来。
“别打了。”玛丽罗斯睁开眼睛，用胳膊肘支撑着挺起身子，以痛苦的口吻说。但为时已晚，保罗已开了枪，那野鸽栽了下来。在它落地以前，另一只野鸽已撞入林子，停在一根树枝的末梢，微微晃动了一下身子。保罗开了枪，那野鸽也掉了下来，这一次还伴随着一声尖叫和翅膀绝望的拍打声。保罗站起身，跑过草丛，捡起那只已死的鸽子和受了重伤的鸽子。我们看见他咬着嘴唇迅速看了一眼那只受了重伤、正在极力挣扎的鸟，随即扭断了它的脖子。
他走了回来，丢下两只死鸽，说：“九只了。够了。”他脸色苍白，一片倦容，但仍然显出很得意的样子朝杰米笑了笑。
“我们走吧。”维利合上书说。
“等一等。”杰米叫了起来。那堆沙子此时没了动静。他用一根粗草茎挖了挖，先挖出那只小甲虫的尸体，然后是食蚁虫的尸体。我们看见食蚁虫的钳子插在甲虫的躯体中。食蚁虫的尸体少了头。
“事情的寓意是，”保罗说，“只要有天敌，就会有厮杀。”
“但谁知道哪个是天敌，哪个不是呢？”杰米说。
“你就不是，”保罗说，“你看看，你把自然的平衡都给破坏了。如今食蚁虫少了一只，也许数以百计本来会葬身于它的腹中的蚂蚁如今能活下去了。只可惜还白白地屠杀了一只甲虫。”
杰米小心翼翼地跨过那条遍布圆形沙坑的小沙沟，以便不去惊动陷阱里潜伏着的别的昆虫。他把衬衣套到自己那汗涔涔、红彤彤的躯体上。玛丽罗斯以她习惯的姿态——顺从、耐心、长期蒙受痛苦的姿态——站了起来，好像她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意志。我们都站在树阴底下，不愿投入暴晒和热浪之中。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只蝴蝶在炎炎的赤日下醉汉般蹒跚起舞，令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我们站在那里，刚才躺过身子的那片树林开始喧闹起来。在这里繁衍生息的蝉已在沉默中耐心地等待我们离开达两个小时之久，这时便一个接一个尖声鸣叫起来。在另一片树林里，不知不觉间又飞来了两只鸽子，此刻正栖息在树上咕咕地叫。保罗沉思着，晃了晃手中的枪。“别打了，”玛丽罗斯说，“请别打了。”
“为什么？”
“求你了，保罗。”
九只死鸽被捆住淡红色的爪子串在一起，在保罗手中晃荡着，滴着鲜血。
“这是一场可怕的屠杀，”保罗严肃地说，“但为了你，玛丽罗斯，我就克制一点吧。”
她朝他笑了笑，并非出于感激，而是出于冷峻的责备，这也是她平时经常对他表示的一种态度。他回笑了一下，眉宇间流露出欣喜之色。他俩一起走在前面，那死鸽低垂的翅膀在绿草上轻轻擦过。
我们三人跟在后面。
“真遗憾，”杰米说，“玛丽罗斯总是那么不赞成保罗。其实他俩毫无疑问是最般配的一对。”他极力装出轻蔑的样子，而且差不多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差不多，但不完全。他的语气中还含有一份对保罗的妒忌。
我们看着他俩，这最般配的一对走起路来那么轻松而优雅，阳光落在他们发亮的头发上，照亮了他们褐色的皮肤。然而，玛丽罗斯顾自走着，并不正眼看一看保罗，只是保罗睁着一对蓝眼珠子徒劳无益地在她身上打转。
返回的路上天实在太热了。经过那座受烈日蒸晒的花岗岩的小山坡时，那令人晕眩的热浪一阵阵向我们袭来，使我们不得不加快脚步。四周一片空旷旷的，静悄悄的，只有蝉和远处的一只野鸽在鸣叫。过了那座小山，我们放慢了脚步，寻找起那些蚱蜢，发现这些相互钳在一起的昆虫几乎都不见了。只有少数几只还在，这一只骑着那一只，看上去就像一个个画着圆圆的黑眼珠子的衣夹子。它们的数量确实不多了。那些蝴蝶也差不多全消失了，只剩下一两只仍拖着疲惫的身子在阳光普照的草丛上飞来飞去。
我们的头被烈日晒得发痛。鲜血的气味使我们感到有点恶心。
回到旅馆，我们几乎没有打一声招呼便各自散开。
〔黑色笔记右侧，在“钱”的标题下记载着：〕
几个月以前，我收到新西兰《石榴评论》杂志社寄来的一封信，要我为他们写个短篇小说。我回了信，告诉他们我不写短篇。他们回信说，“如果你记日记，寄一部分来也行。”我回信说，我不相信那些发表的日记都是写作者自己的。我很高兴自己在写虚构式的日记，那笔调对于殖民地或自治领的文学评论杂志倒也十分合适，因为文化中心以外的读者远比伦敦或巴黎这些地方的编辑和读者更能容忍严肃的东西（不过，我有时也会感到怀疑）。这份杂志是由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创办的，此人的生活还得靠在保险业供职的父亲的接济。他发表过三个短篇小说，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已完成了三分之一。他很会喝酒，但并没有多到他自己向别人吹嘘的程度。他也吸点大麻，但只限于有朋友从美国来拜访他的时候。他对美国国内的野蛮现象充满了蔑视。
四月十六日。卢浮宫的台阶上。想起了多拉。那女孩遇到了真正的麻烦。我不知道她如今是否已摆脱困境。一定得给父亲写封信，他上次来信中说话的口气很伤我的心。我们一定得永远隔开吗？我是个艺术家——我的天哪！
四月十七日。里昂火车站。想起了莱茜。我的天，那已是两年前的事了！我一生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呢？巴黎把我的生活给毁了……必须再读读普鲁斯特(3)的作品。
四月十八日。伦敦。骑兵卫队阅兵式。作家是世界的良心。想到了玛丽。为了献身于艺术，一个作家有责任背叛自己的妻子，国家和朋友。还有他的情人。
四月十八日。白金汉宫外。乔治·艾略特是富人眼里的吉辛(4)。必须给父亲写封信。身边只有九十美元了。我们还能有共同语言吗？
五月九日。罗马。梵蒂冈。想起了芬妮。我的天，她的大腿白白的就像天鹅的脖子。她怎么也会有麻烦？一个作家，他必须是灵魂这间厨房里的马基雅维利(5)。必须再读读托马（沃尔夫）(6)的书。
五月十一日。战争。想起了杰雷——他们杀死了他。这班猪猡！最优秀的人总是英年早逝。我不会活得太长，到了三十岁，我就自杀。想起了贝蒂。椴树的阴影落在她的脸上，看上去像具骷髅。我吻了吻她的眼眶，为的是体验那森森白骨的感觉。如果下周以前仍然收不到父亲的来信，我就把这份日记送去出版。事情全取决于他了。必须再读读托尔斯泰的作品。他对自己尚看不清的事物从来不发表意见，也许我们这时代的现实已不再具有诗意，我可以把他送进我的万神殿了。
六月二十一日。候车室。跟玛丽交谈。她很忙，但她还是抽出一个晚上的时间陪伴我。我的天，一想起这事我就热泪盈眶！当我自杀的时候，我会想起有个妓女为了爱跟我一起度过一个晚上。对我的恭维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恭维我的不是杂志编辑，而是知识界的娼妓——批评家。再读《芬妮·希尔》，打算写一篇文章，题为“性是人类的鸦片”。
六月二十二日。佛芬咖啡店。时间是一条河，我们思想的叶子就在那里被水逐渐淹没。我的父亲说我必须回家。他真的永远不能理解我吗？我正在为朱利斯创办的杂志写题为“狮子”的色情作品。稿酬是五百美元，我父亲就用不着再管我了。艺术是我们所背叛的理想的一面镜子。
七月三十日。伦敦。莱斯特广场厕所。哦，噩梦中迷失的城市！想起了爱丽丝。我在巴黎体验到的情欲与在伦敦所体验的不一样。在巴黎，人们不知道性为何物；在伦敦，性就是性。必须回到巴黎去。要不要看看博塞特(7)的作品？第三次阅读我写的作品《狮子》。好极了。作品反映的不是最优秀的自我，但也是次等优秀的自我。色情是五十年代新闻业的真谛。朱丽斯说他只肯付我三百美元。猪猡！打电报给我父亲，告诉他我写了一本书，而且被出版商接受了。他给我寄来了一千美元。《狮子》表达了对麦迪逊大街的蔑视。劳达德是穷人的司汤达(8)。有必要再读读司汤达的作品。
认识了年轻的美国作家詹姆斯·雪佛。给他看了这份日记。他很高兴。我们又编写了千把字，他负责把它寄给了美国的一份评论杂志，假托是他的某位因胆怯而不敢自己寄稿的朋友写的。这篇文字印了出来。詹姆斯带我出去吃午饭以示庆祝，并告诉我，自命不凡的批评家汉斯·P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说这部作品是堕落的。这位批评家要来伦敦。詹姆斯以前冷落过汉斯·P，因为他不喜欢他，但这一次他拍了一份阿谀奉承的电报到机场，并给旅馆送去一束鲜花。当汉斯从机场来到旅馆，他就在大厅里恭候他，随身还带了瓶苏格兰产的酒和另一束鲜花。然后他又主动作为向导带他游览了伦敦。汉斯·P受到奉承，很有点不自在。在汉斯·P在伦敦的两个星期中，詹姆斯一直不离他的左右，并洗耳恭听他的每一句话。当汉斯·P离开时，他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说：“你一定能理解，我绝对不会让个人的感情来干扰我作为批评家的天良。”詹姆斯对此回答说：“但写作是不讲道德的。”（这是他自己转述的）——“是的，是的，我看到了这一点，但伙计，你我双方交换了思想，这是重要的——是的。”两星期以后，汉斯·P又写了一篇评论，称这部作品中出现的不道德的倾向表现了一个年轻人因不满于社会现实而发的诚实的犬儒主义思想，而不是作者本人固有的生活观。詹姆斯整个下午都哈哈大笑不止。
詹姆斯有悖常理，与一般的年轻作家大不一样。他差不多一开始就表现得很天真，还有意无意地把天真当做自己的挡箭牌。但实际上他确实有点儿不讲道德。比如说，碰上一个自称要把他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并说什么“一切按照原著，只是某些地方必须修改一下”的导演时，詹姆斯会跟对方一起待上一整个下午，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嘴里呐呐地说着话，还主动提出，为了拍电影，他的作品应该作更大的、更大的修改，弄得那导演越来越坐立不安。按詹姆斯说，任何人所能提出的修改意见都没有比导演自己准备提出的意见更妙不可言，他们因此也就无法知道他是否在嘲笑他们。他离开他们时还愣头愣脑地装出感激涕零的样子，他们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冒犯，从此再也不跟他联系。如果在聚会中碰到一位趾高气扬的批评家或政府官员，詹姆斯会坐到他的身边，装出诚心诚意的样子请求对方的关照，嘴里滔滔不绝地说着奉承话。聚会一结束，他就会哈哈大笑。我告诉他，他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他回答说，这并不比“一个天生正直而诚实的艺术家”更危险。“正直，”他瞪大眼睛一边搔着大腿说，“对公牛般神气的财神爷来说是一块红布，换句话说，正直是穷人的遮羞布。”我说正直毕竟是好的品质。他说：“安娜，你对那些东拼西凑的东西是怎样看的呢？你我的观点有什么区别呢？”
我承认他的话是对的。但是，有感于我们在那位年轻的美国人所创办的杂志上所取得的成功，我们决定假托一位中年的女作者的名义再写一篇东西。我们虚构这位女作者在非洲殖民地生活过几年，情感上蒙受过痛苦。这篇东西寄给了《顶峰》杂志的编辑鲁贝特，他曾经向我约过稿，要我写点“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詹姆斯见过这位鲁贝特，并且讨厌他。鲁贝特是位嗜酒如命、整天垂头丧气、行为乖张但头脑聪明的同性恋者。
复活节周。在肯辛顿(9)二十世纪中期修建的大街上，俄国东正教教堂的大门红彤彤地敞开着。明亮的教堂内香烟缭绕，虔诚的信徒在行跪拜礼。大厅很大，显得有些空荡荡的。几位牧师正在专心致志地主持仪式。少数几位信徒正跪在坚硬的地板上，弓着身子磕头。人数确实不多，但都是真正的信徒。这就是现实。我理解了现实。然而，大多数人都置身于某一宗教，只有少数人不信教。不信教？哦，对于不信上帝的现代人来说，这个词真令人好笑！当其他的人顶礼膜拜时，我就站在一旁。我，固执而渺小的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膝盖也在弯曲，尽管我是惟一站着的人。牧师都很严肃，很和气，都是男性。还有几个无忧无虑，脸色苍白的小男孩，看上去都很虔诚，很严肃。教堂里回荡着嘹亮的俄罗斯男性的歌声。我的膝盖软弱无力……我发现自己也在下跪。我平时一贯自我标榜的渺小而独立的个性哪里去了？我并不在乎这个。我理解了更深层的东西。我发现那几位表情严肃的牧师的影子在我的泪眼中晃动着，逐渐模糊起来。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于是摇摇晃晃站了起来，逃出了那个地方。这里不属于我。这种庄严不属于我……我是不是再也不把自己当做一个无神论者，而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一想到那几位牧师的虔诚劲，我便觉得“无神论者”这个字眼是那么的贫乏无趣！“不可知论者”是否比“无神论者”多一层意思？鸡尾酒会快赶不上了。没关系，伯爵夫人不会注意到我的。我觉得作皮雷里伯爵夫人是件很不幸的事……她曾经作过四个著名男人的夫人，如今还不是在走下坡路吗？但我想，为了对付这残酷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有个小小的面具。房间里与往常一样挤满了伦敦文学界的精英。一眼就看见了我的亲爱的哈里。我非常喜欢这些身材高大、眉毛淡淡的英国男人——他们都很高贵。在鸡尾酒会那毫无意义的喧哗中，我们交谈着。他建议我根据《战争边缘》编一个剧本，这剧本不用偏袒任何一方，只要着重写出殖民地的基本悲剧和白人的悲剧就行。当然，它反映的是真实的……与白人困惑的现实相比较，那贫穷、饥饿、营养不良、无家可归、失意潦倒又都是些什么东西呢？（他说话很机敏，充满真正的理性，这是英国男子的一种说话风格，比任何女性的说话更具直觉性。）听他说话，我开始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作品。我想起了一英里以外那座俄国教堂里的那些因尊崇更深层的真理而顶礼膜拜的人们。我的真理在哪里呢？唉，没有啊！但我已决定从今往后要把自己当做一个不可知论者，而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明天我要跟我亲爱的哈里共进午餐，并讨论剧本的事。我们分手时，他十分灵巧地捏了捏我的手，那是一种富有诗意的感觉。我回到家里，平生第一次觉得自己更接近了现实。我默默地爬上那张新换了被单的床。我觉得一个人应该每天都有干净的床铺睡。哦，当你洗完澡，钻进凉爽而干净的床单，躺着等待进入睡乡时，你感官上（不是性）悄悄涌起的是一种何等愉悦的快感呀！啊，幸运的，渺小的我呀……
复活节日。
与哈里共进午餐。他的住处多舒适！他已根据自己的想法为剧本拟就了一个提纲。弗莱特先生是他的好朋友，他觉得他可以出演主角。当然，还得找一个赞助人，但这不会有困难。他建议对故事稍加修改。一个年轻的白人农庄主遇到了一个非常美貌聪慧的非洲女孩。她的家人都是粗俗的土著人，他于是想教育她，培养她，但她误会了他的意思，并爱上了他。后来，当他好心好意地向她解释自己对她的真实意图时，她大发雷霆，恶言恶语地咒骂他，奚落他。他耐着性子忍受着这一切。但女孩去了警察局，对警察说他想强奸她。他默默地忍受社会上的种种诽谤。他去了监狱，只用目光谴责她，而她则羞愧地把脸转了开去。这可以成为一部真正震憾人心的戏剧！据哈里说，它能象征性地鞭挞白人所怀有的精神优越感，这种心理状态是历史所造成的，它已将非洲拖入野蛮的深渊。事实确实如此，他的想法很感人，很新颖。敢于逆潮流而动才是大丈夫。我告别哈里步行回家，现实像长了白色翅膀的鸟撞击着我的心胸。我迈着小步行走，以便不让这美妙的精神体验白白溜走。洗过澡，干干净净地上了床，开始阅读哈里借给我的书《基督的模仿》。
我觉得，我的那份日记写得有点过分，但詹姆斯不这样看。他完全相信它的真实性。事实上詹姆斯是对的，但不幸的是，我在最后一刻变得极度的敏感，并决定保护自己的隐私。鲁贝特给我写来一封短笺，说他完全能理解。某些经验确实过于个人化，不便发表。
［黑色笔记至此用大头针别了一份复印件，那是詹姆斯·雪佛应某文学刊物之约后写的一个短篇。该文学刊物要他写一篇文章评论、十来个长篇小说。他把这篇文字寄给编辑，建议把它发表出来，以替代评论文章。那编辑回了信，热情地赞赏了这个短篇，并请求允许他把它用在他们的刊物上——“但是，你答应写的评论在哪里呢，雪佛先生？我们希望本期能读到它。”至此，詹姆斯和安娜承认他们失败了。我们这个世界肯定出了什么事，从而使讽喻文学成为不可能了。詹姆斯只得写了一篇严肃的评论文章，对十来个长篇小说逐个进行评论。文章洋洋洒洒上万言。安娜和他从此以后再没有写那种不三不四的文字。］
香蕉林中的血迹
沙沙沙，沙沙。香蕉树迎着风，对疲惫不堪的非洲的月亮鬼鬼祟祟地说。鬼祟。时间的鬼祟，我的痛苦的鬼祟。夜鹰黑色的翅膀，夜蛾白色的翅膀，截断了月光，筛滤了月光。沙沙沙，沙沙。香蕉树在诉说，苍白的月亮在摇曳不定的树叶丛中痛苦地滑行。约翰，约翰，我深肤色的女友交叉着双腿坐在小屋的屋檐下歌唱着，神秘的月光洒在她的眼睛上。那是一双我曾在夜间亲吻过的眼睛，一双缺乏人情味的充满悲剧色彩的眼睛。哦，非洲，你从此不再具有人情味！因为香蕉林将因染上深红的血迹而枯黄，红色的尘土将变得更红，比我那位黑人情人随时准备背叛自己，为白人商人的贪欲而新抹的口红还红！
“静静地睡吧，诺妮，阴毒恐怖的月亮已冒出四个角，我正在为自己的命运，为我们民族的命运而担忧。”
“约翰，约翰。”我的女友叹息着，她的声音含有某种渴求，就像被烈日晒得闪闪发亮的树叶子叹息着向月亮哀求。
“睡吧，我的诺妮。”
“但我的心里充满了不安和内疚。”
“睡吧，睡吧，我并不恨你，我的诺妮。我经常看见那位白人男子的目光直勾勾地像利箭射向你一摇一摆的臀部，我的诺妮。我已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当我看见香蕉林沐浴在月光下，看见白茫茫的雨点像一支支长矛杀戮我们这片被人野蛮掠夺的土地时，我已知道了这一切。睡吧。”
“但约翰，我的约翰，一想到我背叛了你，背叛了我的男人，我的情人，我心里便很难受。事情并非出于我的本意，我是被那白人店主强行霸占的呀。”
沙沙沙，沙沙。香蕉林在呻吟，夜鹰向灰蒙蒙的月亮哀嚎黑沉沉的屠杀。
“但约翰，我的约翰，我只买了一支小小的唇膏，一支小小的红色的唇膏。我想把饥渴的嘴唇化妆得更漂亮，那都是为了你，为了我的情人。我当时正在购物，我看见他那双蓝莹莹的眼睛火辣辣地瞪住我处女的大腿，我于是撒腿便跑，我的爱人，我于是从商店跑回到你的身边。我涂红嘴唇都是为了你，为了我的约翰，我的男人。”
“睡吧，睡吧，诺妮。别再交叉着双腿坐在地上看月光发笑了。别再为你的痛苦而哭泣了。你的痛苦其实就是我的痛苦，就是我们这民族的痛苦。他们都在为我的不幸而哭泣，为了你现在所蒙受的痛苦而哭泣，他们永远同情你，我的诺妮，我的女友。”
“但我的约翰，你对我的爱到哪里去了呢？”
啊，仇恨的红蛇在黑暗中蜿蜒而行，悄悄地爬过香蕉树的根部，在我灵魂的窗格上鼓起脖子。
“我的爱，诺妮，是属于你的，属于我们的民族的，属于那条大脖子的仇恨的红蛇的。”
“哎，哎，哎！”我的爱人，我的诺妮尖叫着，那白人的贪欲，他的占有欲，他那商人的贪婪，已刺进她神秘的子宫。
“哎，哎，哎！”茅屋中的老妇人哀嚎着，她们迎着风，在被奸污的香蕉林中听见了我果决的声音：风声啊，向自由世界呼嚎我的痛苦吧！苍茫大地上游动的蛇啊，为了我去咬世上那班无情无义的恶徒吧！
“哎，哎，我的约翰，我怀的孩子怎么办呢？它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我要把这未来的孩子交给你，我的男人，我不把它交给那个可恨的白人店主。是他在我逃避他时绊了我一脚，使我跌入夕阳中那片黑暗的果林。那一刻，全世界都已被漫漫的长夜背叛！”
“睡吧，睡吧，我的女友，我的诺妮，孩子是为这个世界而降生的，它背负着沉重的命运，血管里神秘地流动着混合的血液。它是复仇的幽灵的孩子，是我仇恨的、不断膨胀的蛇的孩子。”
“哎，哎！”诺妮尖叫着，在阴暗的屋檐下紧缩着神秘的身躯。
“哎，哎！”老妇人们尖叫着，她们听到了我果决的声音，她们是生活之河的旁观者，她们的子宫已不能生育，她们从自己的茅屋里听见生命在沉默中呼号。
“睡吧，我的诺妮。许多年以后，我会回来的，但此刻我已拿定主意。别阻拦我了。”
月光下的幽灵有蓝有绿，阴森森的一片，我的仇恨已将它们细细划分。香蕉树下那片紫色的土地上盘踞着那条猩红色的蛇。正确的答案潜伏在万千个答案中，真正的意图隐匿在千万个意图里。沙沙沙，沙沙。香蕉林在低语，我的爱人在歌唱：约翰，你要离开我上哪儿去？我永远怀着爱的渴望等着你。
我进了城，来到那白人居住的灰暗的大街上。我找到了我的兄弟，并将仇恨的红蛇交到他们手里。我们打算一起去找那好色的白人，结果他的性命，以便香蕉林从此不再结出野果，我们被蹂躏的国家从此不再哭泣，我们干涸的心灵不再为渴求春雨而哀伤。
“哎，哎！”老妇人们在尖叫。
在那月色悚然的夜晚，响起了一声尖叫，一声暗杀的尖叫。
我的诺妮弯腰爬进茅屋，又紫又绿的月光一片空，如果没有那条红蛇，空的还有我的一颗心。
乌黑发亮的闪电仇恨这片果林，蓝色的天雷摧毁了香蕉树。香甜的木瓜蒙受了紫蓝色的报复。沙沙，沙沙。香蕉林对疲惫不堪的月亮悄悄诉说。一阵阵令人神魂颠倒的震颤撕开了被摧残的树林所做的五花八门的梦。
我绝望地走着，在时间的织机中，那大地的回音含混不清。我走过那颗香蕉树，那些忠诚的仇恨的红蛇在我身后吟唱：去吧，伙计，进城复仇去吧！香蕉林上的月亮一片猩红，它匆匆地歌唱着，尖叫着，哭泣着，呻吟着。哦，红色是我的痛苦，猩红是我的痛苦，哦，红色和猩红正使仇恨所滋养的、受月光映衬的香蕉叶一片片掉落。
〔一篇关于《战争边缘》的评论文章用大头针别在此处，原文来自《苏维埃文学》，日期为一九五二年八月。〕
这是第一部在压迫者眼皮底下写出并出版的勇敢的长篇小说，它描述了发生在英国殖民地的剥削现象，从而向世人揭示了英国帝国主义的真面目，其情其景真令人触目惊心！然而，在我们钦佩这位年轻作家因社会良心的发现而义无反顾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对她对非洲阶级斗争所作的错误描述熟视无睹。故事写的是一位为了自己的国家而牺牲的年轻的飞行员。他是个真正的爱国者，在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结识了一班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一些以政治为消遣的颓废的白人居住者。由于厌倦了四海为家的社会活动，他转向当地的居民，认识了一位纯朴的黑人女孩。她把当地工人阶级的生活真相告诉了他。然而，恰恰是这方面的描写成了这部用意良好而把握不当的小说的弱点。一个代表英国上层阶级的年轻小伙子怎么可能跟一个厨师的女儿打交道呢？一个作家在其努力实现艺术的真实的艰难历程中应该去追求典型的东西，而这样一种环境不是，也不可能是典型的环境。假如这位年轻的作者敢于向真理的顶峰挑战，那她为什么不把她的男主人公写成一个年轻的白人工人，而把她的女主人公写成一个非洲的觉悟女工呢？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下，她才有可能从政治、社会和精神诸方面找到问题的答案，从而为非洲未来的自由解放的斗争指明方向。在这本书里，工人大众在哪里？那些具有阶级觉悟的斗士在哪里？他们都没有出现。但这位有才华的年轻作家也用不着丧失信心！伟大的艺术来自于伟大的精神！前进吧！为了全世界！
〔《苏维埃报》对《战争边缘》的评论，日期为一九五四年八月。〕
壮美的、未经开发的非洲！一部来自英国的长篇小说刚刚寄到我们手中，它描写了战时发生在非洲平原和丛林的心脏地带的一件事，在我们眼前展现了一幅何等瑰丽的图画！
毫无疑问，文学艺术上的典型人物就其内容而论与科学观念上的种类是不一样的，当然，就形式而论亦然。在书的开头，作者引用了一句老古话，虽然这话只是西方社会学的陈词滥调，但它毕竟含有一层深刻的哲理：“据说亚当的堕落是因为他吃了那只苹果，但我却要说，那是因为他想占有什么东西，是因为他那个主格的‘我’，所有格的‘我的’和宾格的‘我’在作怪”——我们因此对她的作品产生了一种不适当的期待。不过，既然她已开始认识到真正的艺术品应该反映革命的生活——即不仅重视艺术质量，而且重视内容，重视意识形态的深度和人文精神的弘扬，那就让我们对她已经奉献给我们的表示欢迎，并满怀希望地期待她将来有可能，实际上也一定会奉献给我们的一切吧。翻开这部小说，我们越来越觉得从这个不发达的大陆演绎出的人物形象应该是崇高的，具有真正深刻的意义的。这种期待会时刻伴随着你，并不断地召唤着你心灵的回应。因为那位年轻的飞行员，那位值得信赖的黑人女孩，尽管由于作者的非凡的创造力而令人难以忘怀，但从未来的角度看，他们的形象并不必然具有深刻的、潜在的、典型的教育意义。亲爱的作者，我们的读者会异口同声地对你说：“继续写下去吧！请记住，艺术必须始终沐浴在真理的光辉中！请记住，要想在非洲的文学中，在那些正在蓬勃兴起民族解放运动的不发达国家的文学中创造出新的、具体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样式，那将是一件非常困难、非常棘手的工作！”
［《苏维埃文学——为殖民地的自由》对《战争边缘》的评论，日期为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斗争在非洲已有了自己的荷马和杰克·伦敦。它而且还有了自己小有名气的心理分析家。在黑人群众正逐渐觉悟，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今天，我们得如何来评价这部记述了一个受过牛津大学教育的英国青年和一个黑人姑娘之间爱情的小说呢？在这本书里，她是人民的惟一代表，然而，她的性格却始终是模糊的，未充分发展的，令人不能满意的。是的，小说的作者有必要学一学我们的文学，学学这人人都能从中受益的健康的、进步的文学。这是一部消极的小说。我们发现它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它还含有某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对于小说中描写的那班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作者尝试了讽刺的手法，但做得并不高明。她的写作中存在着某种不健康的，甚至模糊不清的东西。她应该学一学那位令进步的读者感到十分亲切的幽默大师马克·吐温，看看人家是怎样引导人们去嘲笑那些垂死的、落后的、已被历史唾弃的东西的。
〔红色笔记继续：〕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据“老党员们”说，自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以后，共产党内的情况就跟以前大不一样了。在俄国，在英国，各行各业的人，包括前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都聚在一起讨论起共产党今后的发展。我应邀参加的第一次聚会共有九个党员和五个前党员（到现在我已退党一年多了）。我们几位前党员谁也用不着再为“叛徒”的骂名而苦恼。我们像社会主义者那样相互打招呼，充满了信任感。讨论慢慢展开，逐渐有了一个模糊的计划——革除党内的“僵死的官僚主义”，使共产党脱胎换骨，成为一个真正的英国政党，一个真正的民主的政党，不再死心塌地地忠于莫斯科，不再说假话谎话。我再次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充满激情、目标明确的人们中间——回到了几年前退党的人们中间。我们的计划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一、我们的党在清除了那些因说谎行骗太久而不能有自己独立见解的“老党员”以后应该发表一项声明，宣布自己从此摒弃它的过去。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二、断绝与国外共产党的一切联系，并期待它们也能获得新生，告别过去。三、把成千上万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并因厌恶它而退出的人召集起来，邀请他们加入这个新生的组织。四、……
〔至此，这红色笔记本里塞满了许多关于俄国共产党二十大的剪报和方方面面的人写来的探讨政治或商谈政治会议的日程安排的书信。这些东西已用橡皮筋扎起，用夹子夹在笔记本里。接下去又是安娜的亲笔记录：〕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一日
在我的一生中，我再次意识到自己在狂热的政治中度过了许多个日日夜夜，最后却一无所获。本来我早就应该预见到这一点。二十大召开使越来越多的人，包括党内的党外的，都盼望有一个“新的”共产党的出现。昨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会议，直到今天凌晨才结束。会议临近尾声时，一位此前一直没有开口的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发表了一番简短而幽默的演说，他的话大致如下：“我亲爱的同志们，我一直在听你们的发言，大家对人类的信心使我甚感惊讶。你们所说的无非是这样一层意思：你们知道英国共产党的领导层是由那些多年来深受斯大林主义毒害的男男女女组成的；你们还知道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自己的地位。今天晚上你们在此列举了上百个例子，由此可见，你们其实知道他们一直在隐瞒决议，欺骗选举，结党营私，造谣生事，歪曲事实。但是，至今仍没有有效的民主手段可以把他们清除出领导岗位，这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寡廉鲜耻，部分原因在于有半数党员太天真，不愿相信他们的领导人会如此奸诈阴险。但是，你们每次总是一说到这里便不再往下追究了，你们不去从自己所说的话中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而只是一味地做白日梦，说废话，好像你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呼吁那些领导人马上辞职，似乎只有他们这样做才符合党的最高利益。你们的做法很荒唐，就好比某个职业抢劫犯因善于抢劫而声名狼藉，你们就呼吁他洗手不干一样。”
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但会议仍继续下去。由于他说话不那么严肃，碰到严肃的问题大家也就不去问他了。
后来我思考过这件事。很久以前我就觉得在一个政治会议中，真理往往是通过这种谈话和议论透露出来的，只可惜这种谈话的语气与会议格格不入，这真理也就被人们忽视了。幽默、讽刺、甚至愤怒与苦涩——真理就隐含在它们当中，而那些长篇演说和宏论都是一派胡言。
我刚刚看了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写的东西，我对我们当时的天真大感惊讶。不过，我当时确实很受鼓舞，以为一个新的、诚实的共产党可能诞生。我当时确实相信事情是可能的。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
再也没有参加任何会议。有人告诉我，成立一个“真正的英国共产党”来取代现在的共产党组织的计划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人们开始担心，两个共产党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对立，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也就显而易见。双方都会花精力去攻击对方，并否定对方有权利代表共产党。真是个闹剧的好题材。再没有任何事能比通过民主的方法“清除”老卫士们并从“内部”改造共产党这个主意更荒谬了。是的，太荒谬了。然而，我却跟那些多年来一直涉足政治、智力正常的许许多多共产党人一样让自己卷入这场闹剧达数月之久。有时我曾想，人的经验中有一种经验是他永远都不能记取其教训的，那就是政治的经验。
人们伤心得纷纷退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之所以变得很伤心或某种程度上有点玩世不恭，那是因为他们先前很忠诚，很天真。像我这样不再抱有幻想的人（其实我们大家都怀有某种幻想——我就幻想过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则保持安静，准备另起炉灶。我们接受了如下事实：即英国共产党从此将逐渐走向衰落，变成一个小小的宗派组织。到处流传的一个口号是“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地位”。
今天，摩莉给我打了电话。汤姆已经跟一班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搞在一起，摩莉说他们谈话时她就坐在一旁听。她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很久以前她刚刚加入共产党时的青年时代。“安娜，事情真是不可思议！真是奇怪极了！他们在这里一会儿谈共产党，一会儿谈工党。如果他们所说的话真的很对，那我才感吃惊呢。他们只有几百人，分散在英国各地，然而，他们说起话来就好像再过十年左右英国就要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当然，事情得靠他们的努力。但是，你知道，听他们的口气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的新英国好像下星期二就要诞生，他们正准备去管理它呢。我觉得他们都疯了，要么就是我疯了……但问题的关键是，安娜，情况跟我们当年很相似，不是吗？他们甚至就用我们已经取笑了许多年的那套可怕的行话来交谈，听他们谈话的口气，这些行话好像还都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呢。”我说：“摩莉，他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而没有去谋求什么职业，你应该为此感到高兴的，是不是？”“那当然，那当然。但问题的关键是，他们总应该变得比我们更聪明一点吧，安娜？”
［黄色笔记继续］
第三者的影子
先说说小说的关键“第三者”，最初指的是保罗的妻子，然后是指年轻的爱拉的另一个自我，那是从她对保罗的妻子的幻觉中形成的；再后来是有关保罗的回忆；最后回到爱拉自己。爱拉的人格是破碎的、分裂的，她因此执着地追求一个完整的、健康的、幸福的自我。各个“第三者”之间的联系必须弄清楚：这联系意味着常态，更重要的是——常规，即与“体面的”生活相适应的人生态度或情感。但事实上，爱拉又拒绝与这种生活妥协。
爱拉搬进了新的公寓。朱丽娅对此十分怨恨。以前两人关系中不为人知的方面，现在由于朱丽娅的态度而暴露无遗了。过去朱丽娅一直支配着爱拉，爱拉对此也有思想准备，或至少看起来是这样。朱丽娅的性格本质上是宽厚的——善良、热情、慷慨，而现在她甚至向两人共同的朋友们抱怨，说爱拉占了她的便宜，利用了她。爱拉——她现在独自和儿子住在一大套又肮脏又难看、还得自己打扫粉刷的公寓里——也认为，朱丽娅的抱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的。她过去就像个自愿的囚徒，可这位囚徒的内心却秘藏着独立意识。离开朱丽娅的住处就像女儿离开母亲，或者，一想起保罗开过的颇带恶意的玩笑，说她是“嫁给了朱丽娅”，她甚至不无幽默地觉得——像是一场婚姻的破裂。
爱拉一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觉孤单了。关于和朱丽娅友谊的破裂，她想了很多。她和朱丽娅的关系比谁都密切，如果关系“密切”指的是具有共同经历又相互信任。然而，这时候友谊却全成了憎恶和怨恨。于是她不由得想起了许多个月之前离开她的保罗。保罗离开她至今已一年有余。
爱拉知道，和朱丽娅住在一起时，她一向受到保护，免遭了某种关注。如今她完全成了“一个独自生活的女人”，这和“两个女人合住一幢房子”是很不一样的，虽然以前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举例来说吧。她搬进新公寓三个星期后，韦斯特医生便打来电话，告诉她他的妻子度假去了，邀她去共进晚餐。爱拉去了。尽管他妻子不在的消息是精心斟酌仿佛无意说及的，她还是无法相信这不是一个谈正经事的晚餐。晚餐时爱拉渐渐明白了韦斯特医生是在打她的主意，她想起在保罗离去时，韦斯特医生那么仔细地对她说过的那些不中听的话。她认为也许他心中早就把她归于这种场合里可资消遣的人了。她也知道，要是她爱拉今天晚上拒绝了他，他会按一份列有三四个女人的短短名单，逐个征召。他不无恶意地说：“要知道，还有别人呢。你无法将寂寞强加于我。”
爱拉注视着办公室里的事态发展，她发现，不到一个星期，帕特里西娅·勃伦特对韦斯特医生的态度便大不一样了。这位固执、干练、内行的女人变得温柔，几乎带点孩子气了。帕特里西娅在韦斯特医生的名单上名列末位，另两位秘书他也试探过，却都失败了。爱拉观察着，心中颇感到些许恶毒的快意，因为韦斯特医生最后到手的对他来说是最差的选择。作为女人她又感到气愤，因为帕特里西娅·勃伦特显得受宠若惊，得意洋洋。她又不无后怕，因为若是接受韦斯特医生的“眷宠”，她自己的路就走到尽头了。而让人觉得又气又好笑的还有，韦斯特医生遭了她的拒绝后，老是在向她点明：你不想要我，你看，我可不在乎！
所有这些令人不快的强烈情感，源于一种与韦斯特医生毫无干系的怨恨。爱拉厌恶这种情感，并为此感到羞愧。她问自己为什么不为韦斯特医生感到遗憾，韦斯特医生人到中年，缺乏魅力，妻子虽然基本称职，却愚钝乏味，为什么他就不能寻花问柳，闹些风流韵事？但这无济于事。她总是讨厌并瞧不起他。
在一位朋友家里，爱拉遇见了朱丽娅，她们相互间十分冷淡。爱拉“碰巧”对她说起了韦斯特医生，一时间两个女人又变得友好了，就仿佛彼此从来不曾冷淡过似的。但她们此时的友谊是基于某个方面——即对男人的批评，而这一方面在她们以往的关系中，总是处于次要地位。
朱丽娅聊起了下面的事，这比爱拉说的韦斯特医生的故事更为精彩：有天晚上，朱丽娅所在的剧院的一位男演员送她回家。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那人抱怨起自己的婚姻来。朱丽娅说：“我像往常一样好言相劝，但其实听着他的反复唠叨，我实在厌烦透了，真想尖叫起来。”直挨到凌晨四点钟，朱丽娅暗示她已很困倦，他应该回家了。“不过，亲爱的，你会认为我这样做是大大侮辱他了。我看得出来，那一夜要是他不把我弄到手，他的自尊心可就大受伤害了，于是，我就和他上了床。”可这家伙不中用，朱丽娅倒是和和气气的。“到了早上，他说，能不能晚上让他再来一次。他说这是我所能做的最起码的事，再给他一次机会，以便将功补过。他倒至少还有点儿幽默感。”于是第二天晚上这人和朱丽娅又同床共枕了。结果又是老样子。“自然，他四点钟离去，以便家中的小妇人相信他是在加班工作。就在分手的时候，他转身对我说：‘你是个让人勃不起来的女人，乍一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这样认为。’”
“真是岂有此理，”爱拉说。
“就是嘛！”朱丽娅激动地说，“古怪的是，他是个很不错的男人。我的意思是说，我根本没想到他会说出那种话来。”
“你不该和他上床。”
“可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在那种时刻要是你拒绝，男人就会觉得他男子汉的尊严受到了伤害。我可受不了这一点，我得让他振作起来。”
“是的，但事后他们只知道狠狠地将我们一脚踢开。因此，我们又何苦呢？”
“就是，可我似乎老是学不乖。”
几个星期之后，爱拉又见到朱丽娅，告诉她：“有四个男人，我以前跟他们从来没有眉来眼去过，打电话对我说他们的妻子不在，每一次他们的声音里总有点欢欢喜喜却又忸忸怩怩的味道。这真是令人奇怪——一个人认识一些男士，共事了多年，于是，就凭这一点，他们的妻子就该离开，以便让他们说话都变个腔调，似乎觉得你就该自己躺下来与他们上床。你猜他们脑瓜里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最好不要去想那些。”
爱拉一时冲动，很想安抚并取悦朱丽娅（她说话时意识到，这正如她必须取悦安抚男人一样），因此对她说：“唔，至少当我住在你家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事。这种事很怪，是不是？”
朱丽娅脸上闪过一丝得意的神色，似乎她想说：噢，我还是有好的地方啊，那么……
随之是一阵尴尬，爱拉由于怯懦，没抓住这个机会数落朱丽娅在她搬家一事上的恶劣表现，“把窝在心头的话说个明白”。在这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她心里想的是，既然说到“这种事很怪，是不是？”自然会冒出这样的念头：他们会不会把我们当成了同性恋者？
爱拉以前曾饶有兴味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她现在认为不会。假如他们认为我们是同性恋者，那他们一定很感兴趣，一定会蜂拥般围上来了。我所认识的每个男人都曾公然或在不知不觉中兴致勃勃地谈论起女同性恋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令人难以置信的自负：他们把自己看成了这些堕落女性的救星。
爱拉倾听着自己心头闪过的这些刻薄的话，这些话使她心烦意乱。回到家里，她想分析一下这份紧紧攥住她的怨恨。她觉得自己真的受到了这种情绪的感染。
她觉得在自己的一生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那些已婚的男人，妻子一时不在身边就想方设法和她来点风流韵事，等等等等，十年之前她甚至都不会留意或谈论这样的事。她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作为“自由女性”所必然遭遇的危险或机遇。但她也意识到，她的某些感受十年之前是无从体验的。那是一种获得满足的激情，一份让男人的妻子们相形见绌的痛快，因为她，自由女性爱拉，比起那些被拴在家庭中的乏味女人，其韵味不知要浓多少倍。现在回顾并承认这份激情，爱拉不禁为之羞愧。
她同时觉得，她和朱丽娅说话的口气就像个为人刻薄的老处女。男子。敌人。他们。她决定再也不向朱丽娅吐露心头的秘密，或者至少说话时口气不再那么尖酸刻薄。
不久之后，发生了下面的事。办公室的一位助理编辑和爱拉合作撰写一组系列文章，准备对读者来信中涉及最多的感情问题提供一些意见。爱拉和这人一起在办公室熬了几夜。文章共六篇，每篇文章都有两个标题，一个是正式的，另一个则是爱拉和同事开玩笑用的。例如，《你有时候对家庭感到厌烦吗？》这一篇，对爱拉和杰克来说就成了《救命！我快要发疯了》。另一篇《不顾家的丈夫》，成了《我的丈夫到处睡女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爱拉和杰克常常开怀大笑，拿文章过于简单的风格说些笑话，然而他们却不厌其烦，写得很是认真仔细。他们知道这些笑话是由那大量涌来的充满悲愁失意的来信引起的，他们并不相信自己的文章能起到什么排忧解难的作用。
在他们合作的最后一个夜晚，杰克开车送爱拉回家。杰克大约三十岁，已婚，有三个孩子。爱拉很喜欢他。她给他喝过饮料，然后一起上了楼。她知道用不了多久，他就会邀她上床做爱。她这样想，我可不是被他吸引住了——不过也有可能，要是我能摆脱保罗的影响的话。但一旦上了床，我怎么知道不会被他吸引住？毕竟，当年我也不是一下子被保罗吸引住的。这最后的想法让她感到吃惊。当年轻的杰克为取悦她侃侃而谈，她却坐在那儿边听边想：保罗以前总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谈起，说我一开始并不爱他。现在是我自己这么说了。但我觉得这不是事实。也许只是因为保罗说过这话，我才这样说的……但假如我一直在想着保罗，自然对别的男人就无法感兴趣了。
爱拉和杰克上了床，她把他归于那类颇有床上功夫的情人。“此人并不是淫荡好色，他是从书上学到的枕席功夫，也许那书名就叫《如何让你的妻子满意》。”他的愉悦快感来自和一个女人上了床，而不是单纯源于性。
两个人欢欢喜喜，亲亲热热，仍如在办公室一起工作时那样亲密融洽。然而，爱拉却在竭力抑制自己，以免哭出声来。她已经熟悉了这种不期而至的沮丧，对此她是这样加以克服的：这根本不是我的沮丧；这是过失，但不是我的过失；这是过去造成的，它和我一向拒绝接受的双重标准(10)有关。
杰克宣称他必须回家了，便由此说起自己的妻子。“她是个很好的女孩子。”他说。爱拉听出他的话音中充满屈尊降贵的优越感，不禁惊呆了。“在我行为失检出轨的时候，得绝对保证不让她产生怀疑。当然，她是厌烦透了，被孩子们缠住，他们可真有点儿难管，但她对付得了。”他坐在爱拉的床上，一边说着一边系领带穿鞋子。他显得很快活，那张男孩般的脸显得光洁而又单纯。“有这么一位太太，我真是幸运。”他继续说着，但现在他的话中含了些许针对他太太的怨恨。爱拉知道这一回他和她上床的事，将被他巧妙地利用来作为贬低他太太的手段。他兴高采烈，心满意足，并不是因为爱的喜悦，对于爱他所知不多，而是因为他已向自己证明了某些东西。他向爱拉告别，一边说：“唉，又得回去受折磨了。我的太太虽是世界上最好的，跟她谈话却让人一点也兴奋不起来。”爱拉忍住自己，没有把下面的话说出来：一个女人照管着三个孩子，守在位于郊区的家中，只有一台电视机为伴，能有什么让人兴奋的东西可谈呢？她竟那样的愤愤不平，连自己都有些惊讶了。她知道，只要他一进卧室，那位远在伦敦郊外等他归来的太太从他洋洋得意的神色中，便会知道他一定和别的女人睡过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