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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望安,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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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歌</h2>
那时的望安都快成荒岛了,不愿继承捕鱼祖业的年轻人,前仆后继地前往台湾市区发展。社会经济起飞,各行各业人力需求孔急,离乡背井的子弟很快就能在新的土地上立足、扎根,岛上人气因而愈来愈薄,海风四窜,更显孤寂。
为了录制电视节目,我们在澎湖马公租了艘小渔船,风强浪高,一路颠晃,颇能体会出门在外的望安人为何鲜少返乡。来接我们的是望安乡公所的民政课办事员,开着一辆锈渍斑斑、快要报废的老公务车。把沉重的装备与行李往上一摆,底盘就快贴地了。
“我先把行李载去住的地方,回头再来接你们。”那位老实憨厚的公务员皮肤晒得黝黑,脸庞粗粝得像渔民。我们好奇旅馆在哪儿,他的回答是:“望安没旅馆,我们把乡公所办公室的二楼清出来了,你们四人可以挤一挤。”
乡公所的窗户很小,可望出去的景却无边无际,大得令人吃惊。岛上风悍,几乎长不出树,任何稍微高一点的物体,比如一根电线杆、一头牛或是一个人,都能成为视觉焦点。天地间的所有垂直线仿佛都是坚毅、永恒、不可忽视的存在。
刚迷上拍照的工作助理,从码头来此的路上早被烤得全身是汗,打着赤膊,拿起相机就冲出户外,四处找画面。这一景我其实已凝视良久,不知如何框取,他的加入刚好填补了构图所欠缺的元素。从四四方方的观景窗望去,我无言以对,心中的感动已是一首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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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官长和他的狼狗</h2>
那年头没任何旅游指南,我在台湾本岛旅行就靠着一本全省客运车路线图,来到离岛马公,就连这个起码的资料也没有。会临时从公交车上跳下来,是因为看到站牌旁有个杂货铺。沿路荒凉,唯一有望解决午餐的就是此处了。
店家好心帮我泡了碗方便面,让我在候车凳上充饥,东张西望,才明白此站叫风柜。名字好特别啊,当下决定在附近消磨,可日正当中,逛不了多久就头昏脑涨。愈走愈近海,找不到任何树荫可躲,只能倚在墙边,靠着那三十厘米不到的阴影回回神。
远远从杂货铺那头走来一位老士官,右手指扣着两瓶米酒,抬头挺胸、轻松自在地迈着军人才有的步伐,丝毫不受炎阳威胁。三只大狼狗亦步亦趋,就像是他的部下。曾在海军服役的我,特别能体会老兵随国民党来台,与大陆亲人永隔的心中苦楚。经常借酒消愁的他们,偶尔会躲在角落里偷偷饮泣,以为无人发现。
台湾戒严时期,所有海岸线每隔不远就会有海防部队设的岗哨,大的点驻军成群,专门缉拿走私,小的点甚至仅有一二人。风柜属于后者,养狼狗既是防卫也能做伴。
以为老兵会质问我为何在警戒区出没,没想到他视若无睹,就连狼狗也一声没叫,岗哨里肯定有锅肉在等着他们。机会难得,我赶紧拿起哈苏相机,管它快门声有多大,先把民家高晒的那串咸鱼一起框进画面再说。
过了六年,侯孝贤拍了部著名的电影《风柜来的人》,可是我没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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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湖风柜,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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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途中</h2>
到都市谋生的兰阳子弟,如今即使回老家,也没有返乡的感觉了。雪山隧道开通后,台北到宜兰开车不过四十五分钟,比在城里上下班堵车的时间还短,而搭公交车也每十五分钟就有一班。以前翻山越岭才能抵达的地方,如今仿如城市的后花园,方便是方便,可时间与距离骤然缩减,许多生活情调也没了。
最早返乡是搭火车,学会开车后,绕的是山谷里有九弯十八拐之称的北宜公路。滨海公路开通后,一边是山,一边是海,视野开阔,我就从这儿回家了。鼻头角是滨海公路的中途休息站,旅客路过此地,总会停下来上上洗手间,买罐饮料,或是来份魩仔鱼羹、紫菜汤、四破鱼、炸小虾、石花冻。虽已茹素多年,那些小吃依旧深植脑海,因为那是返乡途中的味道。
吸引我的,还有乡亲们的神色。有的兴奋难耐,有的如释重负,有的若有所思,张张脸孔都像镜子般映出我与家乡的关系:想回去又怕回去,终于回去了又想逃离。高中毕业之后我就很少回家了,过年也是待个两三天就迫不及待地赶回台北工作。父母亲虽然从不说什么,表情却写满了期盼。要是那些年多陪陪他们就好了……
那天风大、浪大,鼻头角的防波堤外浪涛拍岸,阴沉的海平面与堤岸平行,仿佛也是一块伸脚就能走上的土地。几个中年汉子吹着海风,看得出他们世面见过了,沧桑也有了,近乡却依然情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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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头角,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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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的时光</h2>
家乡头城的大里是个小渔村,距离龟山岛最近,岛民捕得渔获,通常都会从这儿上岸。临海的天公庙香火鼎盛,几经翻修,如今已是楼阁云起、金碧辉煌的“兰阳第一胜”,很难想象近两百年前,讨海人从福州请来的玉皇大帝,受供奉之处只是一座简陋的小舍。
我很小就陪母亲来过天公庙,当时交通不便,海边道路崎岖难行,一小段路也得搭火车。对童年的我来说,这座庙就像是家乡的边界,多跨一步,就会面临不可预测的危险。最后一次来是服兵役前夕,母亲提着香篮,带我走遍镇上的大小庙宇,最后来到天公庙,见我满脸不耐烦,还特别叮咛:“不要不信,诚心祈求,菩萨就会保佑你平安回家!”
那天返乡,远远看到一位年纪、身材、神态都极像母亲的老妇,脱了鞋在海边撑伞休息,左腿垂在堤防下,右腿伸直舒筋骨,身上洋装是乡下妇女最喜欢的花色。我完全明白:她走了一大段路来天公庙上香,腿酸了,脚痛了。
从小,只要母亲穿起她最好的衣服,套上唯一的皮鞋,我就知道她要去庙里上香了。平时穿惯木屐的她,唯一的那双黑色矮跟包头鞋,由于一年就穿几回,永远像新的一样不合脚,走一走脚指头就疼。终年从早到晚、从里到外绕着家务、农事忙,到庙里烧香是她唯一的休闲。
拍这位老妇人时,我几乎觉得相机对着的就是母亲。正午时分炎阳当头,独坐海边的她却怡然自得,因为这难得的时光完全属于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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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兰头城,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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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山好水好埔里</h2>
那个年代,埔里人相当自豪,总说他们那儿虽然偏僻,但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山峦青翠、水质甜美,女人家皮肤特别好。台湾台风多,可无论从东边、西边上岸,来到埔里也就被四周环绕的山林挡掉了。“我们这儿是宝地,不可能有天灾!”当地人喜欢这么说。然而,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让山村倒塌了四百多栋房屋,往生超过一百八十人,人们终于惊觉,要敬天畏地啊!
在地震发生后的三年间,南投、埔里一带是我最常造访之地,每个月总有好几趟。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在灾区援建了五十所学校,我将每所学校从坍塌拍到有学生从新学校毕业。也因为这个缘分,我皈依证严法师,成为慈济的一分子。
从拍这张照片到现在的三十几年间,埔里真是变化太大了。当时,说到埔里的景点,人人几乎只提一处,那就是位于虎头山麓的台湾地理中心碑。没来前我还在想,光拍个碑有什么意思,但来了才知道此地有多美。
中心碑的园区后方,只要再走个几分钟,就可一览无遗地鸟瞰整个埔里盆地。薄雾像轻纱般遮着四周山峦,刚插过秧的田亩映出一方方蔚蓝的天色,本省质量最好的甘蔗、茭白笋与各色蔬菜穿插其间。田间小径曲折蜿蜒,毫不费力地就破解了那一格格直线的单调。
那时,整个大地还没有到处乱盖的建筑。山村如今变成了繁荣市镇,就跟台湾其他的俗气小镇没什么两样。这样的好山好水好埔里啊,只有在我的照片里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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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埔里,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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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美浓的早晨</h2>
美浓东门外的小溪,一大早已经十分热络了。婆媳姑嫂们各自蹲在几代人用过的溪石前洗衣,年纪大的仍穿着数百年不变的客家传统大襟。上工女子戴好了斗笠,扎好了头巾,穿着塑胶靴走在老竹搭成的便桥上;对岸的草丛边,几个背着书包的中学生还在磨蹭着不想上学。镇民的日常生活已开始了好一阵,太阳才从竹林后冒头。
堤防边的小路通往伯公坛,背着、牵着小孩的男人们正聚在树荫下聊天。女人做工,男人喝茶,在这儿一点也不奇怪。客家妇女自古以来就是勤俭朴实、坚毅贤德的代名词。男人出门求学经商,女人留守照顾老小,耕田砍柴,上山下海,什么也难不了她们。若说“男主外”,那么客家妇女就是“主四面八方”。闽南人称呼另一半为“牵手”,客家人却称妻子为“辅娘”,可见期许有别。
这个画面,我先用135相机拍了一张,可觉得2:3的长方形比例不够开阔,于是小心翼翼地换上刚买的120瑞典哈苏相机,在同一个位置耐心等候,于溪面清晰映出上工女子的倒影时按下快门。
走过许多乡镇,我不曾于其他地方看过如此安详平和又温馨的一日之始。一个美浓的早晨,让我体悟到什么叫作天生自然。山、水、大地因缘合和,人们依着这样的环境生活,成为与天地融合之人。
但照片是三十多年前拍的,此情此景早已不再;美丽的小溪后来被填平成为联外道路,小镇大力发展观光旅游。山被滥垦,水被污染,地被毒化,人又如何能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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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美浓,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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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坪林,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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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林茶农</h2>
滨海公路尚未开通前,订不到火车票的兰阳子弟只能一路颠簸、头昏脑涨地由北宜公路搭公交车或开车返家。早年道路窄小,迂回惊险,有“九弯十八拐”之称,由于经常发生事故,不少驾驶者都会在入山口买冥纸沿途抛撒。
这条路的中继站坪林四面环山,气候温暖潮湿,特别适合茶树生长,所生产的文山包种茶,在台湾茶界有“南乌龙、北包种”之誉。这儿也是水源保护区,流经境内的北势溪清澈无比,映着两岸的苍翠山峦,让旅客心旷神怡,路过此地,必定会停下来买几包茶叶、尝尝溪虾。
公路两旁当年几乎都是茶庄与小吃店,茶香扑鼻,隔没多远的老街,却仿佛依然停留在两百年前的开拓之初。闽式风格的老石板屋均为就地取材,得自邻近的北势溪,可惜如今已多改建为西式楼房。
我站在尾桥眺望溪谷景色,只见一位茶农扛着一大摞茶叶簸箩缓慢地走过来。看来已经走很久了,物件体积那么大、那么重,瘦长的身子却平衡得很好,每一步都跨得很有技巧,以至于气定神闲、姿态优雅,一点也不像是在从事粗重的劳作。
来年滨海公路通车,行经坪林的车辆少了一大半,等到2006年雪山隧道启用,坪林更显清冷落寞。台北到宜兰的距离大幅缩短,旅客根本就不需要停下来休息。为了振兴经济,近年来当地既办包种茶节,又推动环保露营家庭日、茶乡铁马行等新的旅游项目。希望管用。
无论如何,我印象中的坪林永远停留在这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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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意外的世界</h2>
这张照片,我也是先用135小相机拍了一幅长方形构图,再拿出120相机拍正方形的。换工具的确会影响摄影者的创作心态,小相机方便捕捉瞬间的微妙,中片幅相机却会让人调整观察重点,不会只顾快门机会,而是定下心来,从四四方方的观景窗内感受整个场景的氛围。
由于相机是捧在胸口,手腕会感觉到心跳,使整个拍摄过程格外慎重,仿佛碰到重大情景时不由自主地捂着胸口。有时,我甚至会觉得自己的呼吸吐纳、血液循环都跟眼前的光线、物体、事件、人物有关,期待在一切都达到和谐时按下快门。那样的拍照方式,不但不是在抢时间,而像是让一件封存已久的东西缓缓释放时间的轨迹。
车城是洋葱之乡,这座仓库的下层挑高宽敞,堆满了网篓打包的成熟果实,上层就只有这么一个三角形的狭小空间。老妪专注地蹲在地板上挑拣明年播种要用的种子,动作不慌不忙不迟疑,笃定地把她认为好的种子一颗颗放在畚箕里,堆到一定数量再结成一串,倒吊在天花板上。若是有人告诉我,她从少女时代就天天这么拣着洋葱仔,我也不会惊讶或意外。
拍照时我生怕打扰她,拍完才发现她是聋人,根本听不到相机快门声。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有着寻常人所无的定力:重复千遍万遍的动作,对她来说并不代表沉闷或单调。我比手画脚,试着与她沟通,她却只是淡淡地微笑,始终不发一言,仿佛在她的世界里,也没有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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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东车城,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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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三峡,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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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的画像铺</h2>
回想拍这张照片的情景,整个三峡老街冷清到令人难受,所有商店几乎都歇业了,唯独这家画像铺大门敞开,每次经过都可看到师傅全神贯注地在作画。他的主要工作是画告别式遗像。早年放大技术稀罕,照片都是用底片直接压样,大尺寸肖像得照着小印样一笔一笔临摹。
这行业多半是街角小摊位,这么大的店铺还真少见。画师功夫不错,对自己的杰作也颇为得意。墙上挂满的画框里除了孙中山、肯尼迪,还有那年代堪称新潮大胆的裸女图,每一帧都反映着时代背景。
每回看这张照片,我都会审视良久。市况萧条若此,师傅却将店面开得这么大。画像生意再旺也有限,人家好,他不怎么样;人家不好,他也依然守着铺子。笔下人物个个五官清晰、栩栩如生,他自己却背对着镜头,看不到脸。
为了写这张照片的故事,我特地到三峡打听。长仅二百米的老街如今成了重点观光区,每逢假日游客如过江之鲫。向好几家店铺打听都一问三不知,一位坐轮椅的残疾人在这一带卖彩券,建议我去找一位老三峡人试试看。
那家古董店专卖民国以来的工艺品,除了照相机、老钟、碗柜、家具,连台湾早年的交通号志牌都有。老板非常客气,说他虽是这条街上的人,可当年整个地方没落到没人想待,他也离乡背井去打拼,直到十多年前老街重建,才又回来开店。照片中的画像铺,他毫无印象。
叫人怎能不感慨!不过是三十七年前的事,问了半天却没人知道,仿佛这画像铺从来就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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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头城的海边</h2>
童年对农事心怀愤懑,镇上角落、郊外田园都会勾起我不愉快的回忆,但海边却是完完全全地充满了欢乐。那是一个明知禁忌,却想尽办法去犯规的乐园。父母严禁小孩在没有大人的陪同之下来到海边,可他们一年到头都在忙,哪有时间带我们来!犯完规,临回家前还得在沙滩上打滚,把海水泡干净的身体弄得愈脏愈好,以免父母起疑。
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是安全时段,父母忙得顾不着我们,可沙滩却烫得能焖蛋。在我们小时候,那条沙滩是非常宽的,从马路边到海域,打赤脚走不到三分之一就会被烫得受不了,只有深呼吸、用力跑。“好烫、好烫”的声音此起彼落,大伙儿拼命往前冲,在碰到冰冷海水的那一刻,真是痛快到能把所有的郁闷之气一扫而空。有阵子我还练就了在脸上罩顶斗笠,浮仰海面睡觉的功夫。此外,这儿还是打群架的理想所在,头城海边的沙又细又软,被打趴下了也没那么疼。
然后,我们一天天长大,沙滩一天比一天脏,到处都是塑料瓶、保利龙餐盒。乌石港开辟后,潮汐流向改变,整个沙滩变得愈来愈窄,直到完全消失。孩子们从此少掉了追逐嬉戏的天堂。
拍这张照片是我最后一次回到头城海边,回忆往事,酸甜参半。时值秋末,两个小兄弟骑着脚踏车过来,在水泥路面停下,也没想要碰海水,只是望了望海面就走了。那冲过沙滩、冲进海里的欢畅,他们能体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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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兰头城,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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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南鲲鯓,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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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劝世歌》的盲妇</h2>
在《正方形的乡愁》摄影集中,我将一组以肖像为主的单元取名“乡亲”,并写下:会用相机镜头去看一个人,已是用情了;会拍下一张照片,已是有亲了。对摄影家而言,被他拍下来的陌生人,在某个意义下,都成了乡亲。
这位在树下捧着月琴自弹自唱的盲妇,天生有副好嗓子,人们管她叫乞食婆,可在我看来,她比有些红透半边天的艺人还强,只可惜生不逢时,若是晚个五六十年,说不定会变成如今流行的选秀节目巨星。
那年头,乡下人口中有群乞丐帮,平时见不着人,可每当何处有庙会,他们就成群结队地出现,仿佛有组织似的。人们总是远远地躲着那些脏兮兮、缠着人不放的小孩,或是瘫坐在路边、不知是真是假的残疾人。庙方则是一见他们便立刻驱赶。
这位盲歌手却显得十分有尊严,经常会得到人们的掌声。我在不同的庙会见过她好几次,每回都忍不住驻足聆听,然后把身上的零钱全掏出来,轻轻放入翻转在地面上的斗笠中——里面的赏金总是只有一点点。
“我来念歌啰——呼恁听噫——不免却钱啊免着惊呀——劝恁做人着端正——虎死留皮啊人留名唉——讲甲当今啰的世间哩——鸟为食亡啊人为财死啊——想真做人搁着嗨嗨——死从何去生何来咿——”这首《劝世歌》台湾人耳熟能详,她却能唱得让人静下来抚心自问,是否仍记得老祖宗的教训?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想起盲妇那尾音细腻、余韵缭绕的独特嗓音,仿佛是在借着歌声,与她不曾见过的世界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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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淡水,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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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的典型</h2>
老人只是一位小镇居民,却是我拍过的最优雅的人之一。他并不是要去赴约或办什么大事,只不过是从家里走出来,坐在淡水码头晒一会儿太阳。堤防边的人不少,多半都是能靠就靠、能撑就撑,身体不是歪的就是斜的,唯独他坐得端端正正,老远就吸引了我。
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头发虽然稀少,却理得服服帖帖。那件不知已穿了多少年的西装外套,袖口已开始翻毛,却洗得干干净净,烫得笔挺,保养得很好。白衬衫领口有些磨损,但整件衣服都浆过、烫过,每颗扣子都扣得规规矩矩。他并不是读书人,但因自重自爱,再加上生活习惯良好,举手投足间便自然流露出谦逊与涵养,就像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
这样的人让我敬畏。我很想拍,却不敢贸然行动,也不愿用平时擅长的抓拍——在他全然不会察觉的情况下捕捉我所要的画面。我走过去,鞠个躬,仿佛他是老师,而我是正要交作业的学生,恭谨地征询是否可以让我拍张照片。
老人点头微笑,把稍微后仰的帽子往前调一点,虽只是个小动作,却展现了对我的尊重。就在这一瞬间,我按下快门,捕捉了他对陌生人的接纳,也捕捉了一个时代的典型。
老一辈的台湾人,受的教育或许不多,干的也多半是劳力活儿,却能从生活中汲取智能,学习道理。那种发自内心的和善、信任与礼貌,让人觉得处处有情、处处亲。我不知这位老人的姓名,彼此也没有任何交谈,可这张照片让我永远记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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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人的北埔老太太</h2>
我一向会在办展览时出版摄影集,《北埔》是我的首次个展,也是第一本摄影集,拍摄年代是1980年到1985年。全部八十张作品都是用135相机拍的长方形构图,而这张用120相机拍的正方形照片,则是在1988年路过时的即兴之作。
忘了那天的目的地是哪里,依稀记得开车经过北埔外围时,虽然时间有点赶,还是决定绕进去看看。在街上走了一会儿,明显感觉到这个客家村正在微妙地改变,居民和善多了,不再排斥外人。
首次造访,我被小孩丢过石头,被警察拉扯询问,被所有村民斜眼注目。来过许多回后,终于被接纳,但我仍感觉北埔是全台湾民风最封闭、保守的地方。
那天,长廊下有群妇女坐在小板凳上,就着茶簸箩剔茶梗,好让当地闻名的“膨风茶”品相较佳。这位老妇人大概家境比较好,悠闲地靠在藤椅里跟大家聊天。虽只是在自家门口,却收拾得整齐洁净,旧皮鞋擦得光亮,贴着膏药的小腿还套着肉色丝袜。
见我取出相机,老太太自动调整姿势,将上衣拨平、衣角拉直,双手一下放在腿上,一下合在小腹上,见我迟迟不按快门,又将双手扶在椅把上。每个动作都反映了她的细腻心思,也显示出她想展现自己最好的形象。
构图时,我将空藤椅也纳为重点,因为它说明了刚刚还有人坐在她的身旁,亲近到椅脚交叠。拣茶的妇人们七嘴八舌地讲着客家话,我虽听不懂,却能意会她们在逗老太太,说你好漂亮啊!
就这样,我的底片印上了一位迷人的北埔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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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北埔,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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