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从安史之乱后，唐朝的藩镇之祸愈演愈烈，形势犬牙交错，局势动荡不安。而五代十国，则是藩镇之祸的“升级换代版”，在“量”上并不比唐朝藩镇多，但在“质”上却远超过唐朝藩镇之乱给社会造成的巨大灾难，毕竟唐朝藩镇之乱有一百五十多年。而五代只有区区的五十多年，加上十国也不过八十年左右，所以混乱程度更加严重。怪不得欧阳修在著《新五代史》时不住的呜呼：“五代不仁之极矣”。

虽然五代是著名的乱世，但并非是一无可取之处，在五代前期就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期“盛世”，就是唐明宗李嗣源“长达”（相对于五代的那帮短命皇帝）八年的执政时期。虽然这个“盛世”在“量”和“质”上都无法和昭著青史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提并论，但相对混乱至极的五代历史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喘息时机，让在战乱中饱受苦难的老百姓们多了一丝对生活的企盼。

唐明宗李嗣源和唐庄宗李存勖一样，都是沙陀部人。但和李存勖不同的是，李存勖本姓朱邪，而李嗣源生下来却连姓什么都与史无考，只知道名字叫邈佶烈，李嗣源这个名字还是他被李克用收为义子后给起的。

在乱世时代，象李煜这样的书呆子是吃不开的，想不被别人吃掉，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学会吃人的本事。李嗣源就是这样，他十三岁时便能骑马射箭，而且射雁的技术尤为一绝，每发必中（估计李嗣源的外号应该“小李广”，呵呵）。他的义父李克用很宠爱他，更何况李嗣源曾经救过他一次命。而李嗣源真正轰动江湖的是在乾宁三年（公元 896年），李嗣源奉命去郓州救援被朱温围困的朱瑄，只带了三百人便杀败当时强悍的汴州军，把朱瑄从虎口中夺了回来。之次河东军被魏博军节度使罗宏信偷袭，李嗣源断后让前军撤退，李克用给他的部队命名为 “横冲都”，一时间，李横冲的大名响彻河朔诸镇。

在李存勖和朱友贞长达十年的争夺中原统治权的战争中，虽然李存勖的军事天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功劳不可能只归于一个人的账上（虽然李存勖坚持这样认为），周德威、李嗣昭、郭崇韬这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功劳最大的，无疑是李嗣源。当初李存勖在郓州全歼王彦章的时候，李嗣源就劝他偷袭汴梁，擒贼擒王。李存勖同意后，李嗣源率兵直扑汴梁城，朱友贞畏俘自杀。李存勖曾经动情的牵着李嗣源的手说：“我的天下可以说是大兄你打下来的，以后我们一起共享富贵。”，虽然没多久李存勖就把这个承诺抛到了九霄云外。

李嗣源从戎三十多年，大战小战数百起，在军中的威望极高，人称李令公，这也是李存勖渐渐对李嗣源疏远的主要原因。在乱世中，失去民心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失去军心，其实在“盛世”中何尝不是如此。

由于李存勖的昏愦糊涂，酿出魏博兵变，导致李存勖兵败身死。不能说李嗣源对此一点责任没有。事实上，李嗣源的“无责任过错”和赵匡胤的“无责任过错”都不过掩人耳目的政治表演罢了。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指责李嗣源（赵匡胤）不忠于李存勖（柴宗训），一个人的忠与不忠不在于“小我”的表现，而在于“大我”，即是否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李存勖虽然是军事天才，但在政治上远不成李嗣源成熟，所以李存勖灭梁仅仅三年便迅速腐化坠落。后唐局势岌岌可危，再次爆发大动乱的可能性非常大，而这时李嗣源站了出来，并迅速稳定住了局势。

李嗣源当上皇帝后，第一件事就是杀了在李存勖时代因“刻敛天下之财”而惹众怒的租庸使孔谦，改由任圜以宰相兼判三司。三司是指度支、户部、盐铁转运三个国家财政要害部门的总称，三司使是实际上的国家财政大总管，权力极大，当然也是个肥差使。并废止专职的盐运使、租庸官职务，而由节度使或刺史兼管。李存勖当政时期，政治腐败、贪污盛行。李嗣源为了清除积弊，杜绝后患，不惜痛下狠手。先是把同光朝祸害天下的宦官集团进行剿杀，除了留下一些做为宫中杂役外，把那些因避李嗣源起兵而躲到庙里当和尚的太监，也都给揪出来砍头。而李嗣源对那些“闲坐说玄宗”的“白发宫女”们也大发善心，多数遣归家乡，择婿而嫁（真是善举！）。

虽然李嗣源此时已经富贵至极，但因为他出身民间，所以对民间的疾苦非常关心。李嗣源知道老百姓沉重的负担其实多是由于地方官借着官府的名义横征暴敛引起的，所以李嗣源下诏，让地方的封疆大吏们除了春节等重大节日可以向内廷进奉钱物外，这也只能“千里送鹅毛”，略表孝心，其他时间不允许打着皇帝的旗号搜刮老百姓的财物。李嗣源不仅对“立国之本”的农业进行恢复性改革，还对“四民之末”的商人专下一道诏令，规定一些必要的税收，不允许地方官滥设杂税，以此保证商业的正常运转。这些诏令传到民间，老百姓和商人们欢跃异常，无不齐称万岁。李存勖夺取中原，不仅没让“四民”从朱梁的“暴政”下解脱出来，反而更加痛苦。这次李嗣源的几大举措，深得民心，而且大大的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薛居正评价李嗣源“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

二

如果五代时有居民户口本的话，那么李嗣源的户口本上文化一栏上填写的将是“文盲或半文盲”，李嗣源不认识字。当然，这并不能妨碍李嗣源“好好学习、茁壮成长”的决心，他经常让枢密使安重诲读书给他听。哪知安重诲也是个半瓶醋，识字不多，安重诲说的不知所云，李嗣源听的云山雾罩，两人大眼瞪小眼，很有意思。

不过安重诲还算是个诚实人，知道自己的那点斤两，便对李嗣源说：“陛下，臣虽然受陛下恩宠，入掌军机，大小事体能勉强处理。但臣确实没读过多少书，不能解陛下之惑。还请陛下简选几个大文豪，给陛下讲讲历史课程。”李嗣源觉得这个办法好，便让翰林学士冯道和赵凤入端明殿，时常伴从讲课。

李嗣源尝到了启用新人的甜头，便考虑黜退那些不思进取、满脑子教条的老家伙们，尤其是豆卢革这个老东西，当然不能排除李嗣源想抹去李存勖时代印迹的可能。也该豆卢革倒霉，在李嗣源厉行改革的当口，豆卢革却在皇帝面前耍起了大牌。在朝见李嗣源时，豆卢革不能严格遵守君臣礼仪，有时对李嗣源说些不恭敬的话，让李嗣源很生气。便借着豆卢革多领公务员薪水的问题发挥，把豆卢革和他的好朋友韦说贬到了荒郊野岭，不久将豆卢革赐死。

人事安排向来是中国政治活动的一个焦点，古代也不例外。李嗣源罢免了豆卢革，但却没有具体的人选，他让两大重臣安重诲和任圜荐举人才。这二位本就不没穿一条裤子，自然要利用这个机会党同伐异的，安重诲听从狗头军师孔循的建议，推荐了太子宾客郑钰和太常卿崔协，而任圜又说御史大夫李淇可堪大用，两人各持一词，互不相让。结果李嗣源却说：“朕着学士冯道不错，”冯道连升数级，进了“上书房”，同时入选的还有崔协这个安党成员。

这样的安排很不妥，打破了权力平衡的潜规则，崔协入选即让安重诲觉得皇帝偏向他，又让任圜受到了打击，这样只能加剧两人之间的斗争。在两大权臣互相制衡的政治格局中，不能让一方压倒另一方，否则胜出的一方便会得寸进尺，最高权力便会受到严重挑战。

任圜对此极为不满，虽然没敢公开指责李嗣源，但在日常的会议中，任圜的不满情绪还是不由得的流露出来。有一次他和安重诲在李嗣源面前争论公务人员出差经费的问题，任圜乱发脾气，让李嗣源很不高兴。

退回内宫后，便有宫女乘机说任圜的坏话：“奴婢从来没有见宰相议事时如此意气用事，可能是他没把皇帝放在眼里吧，不然也不敢这样。”李嗣源一听脸色立刻沉下来，没多久，便罢免了任圜。任圜也乐得清闲，回家准备颐养天年，可没想到安重诲还是没放过他，劝说李嗣源赐死任圜（任圜象极了明隆庆首辅高拱）。

安重诲对孔循很是高看，可没想到孔循却嫌安重诲这根枝头不大，想另寻高枝。正好，李嗣源想为已经成年的三子宋王李从厚娶妻，听说安重诲的女儿不错，便要与安重诲结为亲家。可孔循却劝安重诲“相公现在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没必要再结皇亲。”安重诲觉得有道理，便婉言谢绝了皇帝的好意。安重诲是个粗人，哪有老狐狸孔循的花花肠子多，孔循趁机用重金结交李嗣源的宠妃王氏（刘鄩的侍妾花见羞），希望王氏能劝说李嗣源为李从厚迎娶自己的女儿。王氏在李嗣源面前一言九鼎，果然喜讯传来，孔家女儿入选王妃。安重诲一听，差点没气死，大骂孔循是个老狐狸，大滑头。

虽然李嗣源在用人问题上举措失当引起党争，但毕竟他还是有致治太平的愿意。但有人却不希望天下太平，五代时期，战乱对百姓来说是灾难，但对某些军阀来说，战乱却是他们富贵的来源，所以太平对这些靠战争吃饭的军阀来说简直就是灾难，驻节汴州的宣武节度使朱守殷便做如是想。

天成二年（公元 927年）十月，李嗣源准备视察汴州，但却被朱守殷理解成了李嗣源要仿效汉高帝刘邦云梦故事，在汴州拿掉他，朱守殷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便起兵造反。李嗣源一听那还了得，立刻将“巡幸”变成“亲征”，让宣徽使范延光和宝贝女婿石敬瑭打头阵。李嗣源随后率大军赶到汴州，下令攻城，城中的官民纷纷逃向官军，朱守殷成了光棍，没奈何，只好聚族自杀，到阴间做皇帝梦去了。李嗣源扑灭叛乱，留下石敬瑭驻守汴州，率军回洛阳。

虽然平定了朱守殷，但想让天下太平，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天成三年（公元 928年）的四月，义武节度使王都在定州又反了，距离上次朱守殷叛乱仅有半年的时间。王都是前义武节度使王处直的义子，义武军从唐末到李嗣源时期都一直处在半独立的状态，和中央政府只维持表面的从属关系。

朱守殷造反是纯粹的军阀叛乱，而王都之所以造反主要还是因为他和李嗣源是两个完全对立的政治集团，王都的女儿嫁给了唐庄宗李存勖的儿子魏王李继岌，关系极“铁”。李嗣源夺取了本应由李继岌继承的后唐政权，王都没当上“皇帝他丈人”，当然仇恨李嗣源。

李嗣源早就想拔掉这根刺，之前由于局势不太稳定，还不便动手。现在感觉机会差不多了，便公开和王都撕破脸皮，派出宋州节度使王晏球讨伐王都。王都知道自己力量难以对抗中央军，便盛情邀请契丹出兵，契丹皇帝耶律德光（石敬瑭的未来小干爹）新立不久，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树树威望，便派酋长铁刺发兵前来。王都仗着契丹兵能打，在嘉山（今河北曲阳附近）和王晏球的中央军大打出手。可没想到中央军挺难对付，联军被狠狠修理一通，王都狼狈窜回定州。王晏球率军攻打定州，这时契丹主耶律德光不甘心他对中原的“处子战”如此收场，又派涅里衮等人前去救援。

王都又来了精神，又下战书约王晏球决战，王晏球非常高兴的接受了邀请。两军在曲阳城南大战，唐军士气很盛，联军不是对手，被唐军杀的横尸遍野，契丹军死伤大半，剩下的弟兄们见势不好，全都溜回家乡去了。王都又一次窜进定州，死守不出。一直坚守了八个多月，直到天成四年初，王晏球才在定州将校马让能的“帮助”下攻破定州，王都举族自焚，契丹酋长铁刺被俘，押到洛阳处斩。

耶律德光一听败报，气的直跺脚，没想到李嗣源这么不好惹，但他没有甘心失败，毕竟中原的富饶对于他这个游猎皇帝来说具有不可抵抗的诱惑力，他一直在寻找机会。

三

平定朱守殷和王都叛乱以后，各地藩镇都老实了一阵子，不敢在这个时候冒尖，李嗣源在军民中的威望已经超过了李存勖，想反也没机会。李嗣源好不容易迎来了相对和平的时期，开始偃武修文。

李嗣源虽然是行武出身，但骨子里他并不是一个凶狠好斗之人，“为人纯质，宽仁爱人”，这一点和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很相似。说到赵匡胤，倒想起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来，就是唐明宗李嗣源天成元年（公元 926年）的某一天晚上，焚香祭天，说：“我无才无德，让我做天下之主实在勉为其难，天下大乱已经上百年了，希望上天能怜悯苍生，早日出一个圣人，救黎庶于水火。”，果然，当天夜里，在洛阳夹马营中降生一个男婴，就是后来实现统一的宋太祖赵匡胤。这个故事来源并不太可靠，源出北宋名臣王禹偁所著的《五代史阙文》明宗条，很可能是宋朝人为了美化赵匡胤而捏造出来的。

李嗣源曾经和翰林学士赵凤谈及君臣关系，李嗣源很感慨的对赵凤说：“先帝为了褒奖功臣，曾经赐给我和郭崇韬、李继麟免死铁券，可结果郭李二人皆被灭族，朕也差一点成先帝刀下之鬼。”赵凤的回答很有道德力量：“皇帝把仁爱放在心中、行于事中就足够了，没有必要搞什么形式主义。”

赵凤不愧是个儒中君子，和那些溜须拍马顺杆子爬的犬儒们在人品上不知好多少。以前庄宗刘皇后想认张全义做干爹，赵凤就力言不可，后来任圜被赐死，也是赵凤为任圜极力争取，虽然两件事都没有成功，但至少说明赵凤是个光明磊落的人。

而同时和赵凤进入翰林院的冯道此时已经荣升宰相，一直觉得五代十国人物如过江之鲫，但真正可以称之为顶尖人物的只有三人：柴荣、李煜、冯道。柴荣雄才大略冠绝五代，李煜开宋词之先，都是毫无争议的。唯独这个冯道，后世争议极大。冯道一生共侍奉过五个朝代十一位皇帝（还不包括刘守光），而且都是位极人臣、名望隆重。象冯道这样“虎狼丛中也立身”的人物，放眼今古，绝无仅有。

虽然冯道“忍耻以偷生”的做人原则遭到了后世史家的严厉批判，但冯道之所以能数十年屹立不倒，绝不是靠諂媚得宠，那也是有真本事的。冯道的政治才能也绝不是张全义之流所能相比的，李嗣源早就听说过冯道的才华，后来登基后便把冯道找来，非常的宠信。

李嗣源渴望做一个有道明君，身边没有直言敢谏之士不行，冯道就对李嗣源说过：“现在天下无事，四海清平，但陛下不能因为形势稍好一些就贪图安逸、纵欲声色，只有兢兢业业才能有守住基业。”

李嗣源点头称是，问冯道：“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的日子过的怎么样？”冯道说：“士农工商四业中，农民活的最辛苦。遇上灾年农民就要挨饿，即使年岁丰收，农民还要为粮食价格低发愁，陛下应该多体恤民情。”冯道把唐懿宗时进士聂夷中所作的《伤田家》一诗背给李嗣源听：“‘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诗写的虽然很浅显，但道理却很深刻。”

要说李嗣源也确实是块明君的材料，要换成李存勖，早就听了不耐烦了，找戏子们耍乐去了。李嗣源听后，大为赞赏，说道“这诗写的真好！”便让侍臣抄下这首诗，经常让人念给他听，做为警句。

后来李嗣源得到了一块玉杯，上面刻着几个字：“传国宝万岁杯”，李嗣源很喜欢，并让冯道也欣赏欣赏。可冯道却说：“是宝贝，但只是有形有价的。而无形无价的宝贝却是仁义，只有实行仁政，才能无敌天下。”李嗣源更加高兴。当然这并不是冯道在拍马屁，说的确实这样，仁者无敌，古今皆然。

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公认的明君，从谏如流，用贤去恶，他和魏征近乎完美的配合是君权和相权相互制约、有机合作的典范。李世民之所以称为明君，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魏征的功劳。李嗣源也是如此，虽然他和冯道远远比不上李世民和魏征，但仅凭他们的这些才能已经可以在重武轻文的五代十国时鹤立鸡群了。

冯道的直言敢谏对李嗣源产生了很大的正面影响，李嗣源在战乱年代力所能及的恢复农业生产、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上所做的努力是值得历史肯定的。天成五年（公元 930年）二月，李嗣源把年号改为长兴元年，大郝天下，除了“十恶五逆、屠牛、放火劫舍、合造毒药”等重罪外，赦免其他罪行。牛是小农经济时代生产的头号主力，没有牛“无言的付出”，恢复生产只能是一句空谈。

农业生产仅靠耕牛是不够的，还需要农具，但当时出于战争的考虑，统治者多严禁民间私造农具，而由官府制造然后卖给农民。对于这个弊端，李嗣源也考虑到了，他下诏开放铁禁，允许农民自已打造农具和其他生产用品。

自唐懿宗以来天下大乱，战争频烦，底层人民苦难深重，一直到遇上这位小一号的“唐太宗”李嗣源。象李嗣源这样的人物，在五代中属于“稀有动物”，老百姓自然惊喜交加：可碰上好皇帝了。

虽然封建时代所谓的明君不过是地主阶级的开明派，他们的本质还是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但历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就注定了在历史渐进过程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不可能没有历史局限性。

历史的局限性并不能成为否定一个历史人物的借口，历史总是向前进的，只要历史人物的所做所为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那么就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四

自从任圜被李嗣源给罢免之后，安重诲少了一个对头，从此大权独揽。安重诲借机在政治上大搞近亲繁殖，把自己的亲属安排在军事重镇当一把手，却又不允许其他人进入决策圈，这样安重诲就可以安心的做他的二号皇帝。

少了任圜这一极，政治格局的平衡被打破，第一个感觉不对劲的就是李嗣源。面对安重诲咄咄逼人的态势，李嗣源有些后悔，但他做事比较稳当，所以还没怎么发作，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这时在民间忽然流传一个小道消息，说有术士看过安重诲的面相，说他“日后必将大贵”。并说安重诲不久就要率军讨伐淮南，要统一天下云云。有人把这事报告给了李嗣源，李嗣源一听怒不可遏，便把安重诲叫去，责问道：“听说你私建军队，要攻打淮南，这事朕怎么不知道？”

安重诲被李嗣源骂的一头雾水，醒过神来后才大声呼冤：“兴兵讨伐是国家大事，这应该由皇帝做出决定，臣哪敢如此僭越？一定是有人在中伤臣。”李嗣源“哦”了一声，又找来指挥使安从进等人，商议如何处理这件事。安从进和安重诲关系不错，拿自家老小做保安重诲必无反心，李嗣源这才作罢，但对安重诲的疑心越来越重。

安重诲在权力的分配上想吃独食，自然得罪了一大批吃不到美味的人，这些人来头并不比安重诲小，其中李嗣源的义子李从珂和安重诲最不对头。李从珂曾经酒后打过安重诲，虽然醒酒后道歉，但安重诲却记下了这个仇。安重诲对李嗣源的二儿子秦王李从荣（长子李从审死于庄宗时）和三子宋王李从厚从来都是恭敬有加，唯独对李从珂冷眼相待。李从珂自持有功，哪把安重诲放在眼里？也绝不象唐肃宗李亨对高力士这个老太监那样低三下四的喊“阿翁”，安重诲屡次陷害李从珂，甚至构陷李从珂私造兵器意图谋反。李嗣源耳根子一软，便让李从珂勒令归府，软禁起来。安重诲想斩草除根，幸亏王德妃从中周旋，李从珂方才保住性命。

长兴元年（公元 930）九月，东川节度使董璋造反；十月，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也反了。这二位在唐庄宗消灭前蜀后不久便来到任，由于山高路远，加上中原内乱，便想关起门来做大王。董璋和孟知祥各据东西川，互相“礼尚往来”，勾搭成“奸”，相约一起造反。董璋反后，李嗣源派出女婿石敬瑭前去平叛。

石敬瑭刚开始还能打，一直攻到剑州（今四川剑阁），董璋向孟知祥求救，孟知祥一听剑州没了，那还得了，不要他的命？气的大骂董璋草包，派出精锐去救东川。石敬瑭在剑门被西川兵设伏击败，石敬瑭大败，大骂干姑父孟知祥（孟知祥娶李克用长女为妻）吃饱了撑的造反，连累他跑到这里活受罪。石敬瑭给李嗣源“拍电报”称进军不利，乞求援兵。

李嗣源在中原的“小康建设”不得不放缓，把精力集中在平定西南的叛乱上。李嗣源问安重诲怎么办？安重诲说：“臣掌管军事，平叛之事属于臣份内职责，臣愿出马擒贼。”李嗣源也无人可派，只好同意。

安重诲自诩懂军事，可翻开他的简历表，却发现他除了跟李嗣源几十年混迹江湖之外，没什么独立处理军事事件的经历，能力更让人怀疑。果然，安重诲的“军事天才”充分暴露出来，他一路西进，征调民夫运粮，结果路途艰险，人畜死伤无数，还没到东川呢，各路藩镇的告状便飞到了李嗣源的桌上，说安重诲残剥百姓。李嗣源早就对安重诲不满，更加的疏远安重诲。

安重诲路过凤翔时，对他自认的死党朱弘昭说了几句对李嗣源不满的话，然后赶赴东川。可朱弘昭是个大滑头，一面上奏李嗣源说安重诲对朝廷不敬，一方面又写信给石敬瑭说小心老安对你打坏主意，夺你的兵权。石敬瑭知道安重诲是个粗人，不讲理的，就再给安重诲做了几双“小鞋”，上奏老丈人：“安重诲有不臣之心，在这里更加给女婿我添乱，还请陛下把他调回去吧。”